>>>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１９２１年３月１８日苏俄与波兰签订的里加条约及其历史意义，我们过去研究得很不够。实际上，里加条约的历史重要性要超过１９１８年苏俄与德国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里加条约不仅为苏联的发展赢得了２０年的和平边界和国际环境，而且暂时结束了极其有害的“世界革命”的第一次失败的尝试，意义深远。
　　　　一、“世界革命”的内涵
　　“世界革命”思想和实践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固定含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行动的现象，这就是：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只能是多国的共同历史进程，特别是要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革命的保证；二，一国可以而且应该向别国输出革命；三，输出方式一般是暴力的，或者至少是以暴力为后盾的政治行动；四，最重要的一点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体制必须服从于暴力输出革命。
　　“世界革命”不是一般地指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为了阶级利益而采取的联合行动或建立的联合组织，而是特指直接以暴力或武装实力为后盾向别国输出一国社会主义模式的政治行为。
　　“世界革命”思想及实践，不是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从来没有肯定地说，无产阶级革命必然采取唯一的暴力途径或形式。他们至多只是认为，这种革命采取什么途径要看一国的具体条件。马克思肯定过巴黎公社起义，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的延续，在１８７２年他又说过：“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象美国、英国……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１）Ａ］１８９５年，恩格斯对１８４８年欧洲革命高潮进行了反思，认为，１８４８年以后资本主义这个基础“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他向各国工人阶级提出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的问题，“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１８４８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性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２）Ａ］
　　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发展是它传入了世界的东方，首先是传入俄国并同该国实际相结合。普列汉诺夫本来是第一个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人，但是他把握不住俄国的具体国情，因此他只能停留在空谈的水平上。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的崛起，标志着俄国乃至东方无产阶级革命具有两个全新的特点：一，要想推翻半封建的专制制度，只能实行暴力革命；二，领导这一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只能是“秘密的”“革命家的组织”，而不可能是议会党。列宁在１９０２年写的《怎么办？》和一系列其他着作里反复论述过这一切。与此同时，直到１９１４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还一贯扞卫俄国革命的另一个显着特点，那就是，这一革命第一阶段的性质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点在他１９０５年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１９１３年起草的党的决议里，都有详尽的论证。但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以及西方一些左派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开始出现变化。当时的客观现实是，进入垄断阶段的世界资本主义遇到了空前的危机，大战就是这一危机的总表现。对此，列宁在１９１６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里作了科学的分析。大战极大地激化了参战国无产阶级及劳动群众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事实。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１９１７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后，列宁把“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上升为“已经开始的世界工人革命万岁”和“正在兴起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万岁”。［（１）Ｂ］同年，十月革命的胜利，无疑是加强了列宁的这一思想。在起义获胜第二天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列宁是以“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的口号结束自己的报告的。［（２）Ｂ］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这里谈的还仅仅是“思想”而已。因为，列宁在关注“世界革命”的同时，实际上一直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保卫和发展俄国革命的胜利成果上。１９１８年３月，当大战正酣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世界性的阶级矛盾毫未缓解的时候，正是列宁而不是别人，不怕孤立，顶住压力，艰苦地、逐个地争取俄共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反对派即“左派”共产主义者及“不战不和”派，终于获得较多票数（７：４，另有４票弃权），通过了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决定，这才使新生的苏俄政权得以保存下来。
　　列宁力主不惜一切代价签订对德和约，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就在同年１１月，随着德国投降，条约也就被宣布作废了。可是“世界革命”派及其思潮却并未因此而消失。１９１８年３月，他们在最后表决布列斯特和约方案时，投赞成票（例如，季诺维也夫）或弃权票（例如，托洛茨基、克列斯廷斯基、捷尔任斯基），只是出于不得已，别无选择罢了。当时，前帝俄军队已经完全瘫痪，毫无战斗力，而新的工农红军尚未组建，所以才有身居要职的托洛茨基（外交人民委员、俄共中央执行局－－“四人小组”成员之一、在布列斯特主持谈判的第一把手）擅自在对德谈判中坚持“不战不和”怪诞现象。不战，因为实际上已无力再战，不和，则是因为他们一直还把希望寄托在欧洲，特别是德国很快爆发革命上，他们认为，那样一来，德国就会不战自溃。［（３）Ｂ］至于当时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们不惜牺牲苏维埃政府，只求一搏，以唤醒欧洲革命，就更是无意义的冒险了。
　　真正使“世界革命”派遭受到第一次挫折并对俄共路线产生重大影响的，是１９２０年红军进攻波兰及随之而来的１９２１年苏波里加条约的签订。从布列斯特和约到红军攻打华沙，发生了两件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事：一是１９１８年协约国（已不包括苏俄）对德奥同盟大获全胜以及１９１９年６月凡尔赛和约格局的确立；二是１９２０年的苏俄已是今非昔比，红军已经从最初的非正规化的几十万人壮大到５００多万人，连续战胜了外国干涉军和国内白卫军。具体些说，尽管美、英、法等战胜国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以国际联盟为代表的世界利益新格局已经开始形成，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以共产国际为代表的“世界革命”的势力也在成长，中心当然是在苏俄。这一时期，苏俄国内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体制，实际上已经变成了统一的“兵营”。这既是为了自卫，也为“输出革命”创造了条件。俄共党内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为首的“世界革命”派别更加壮大了。这一派别更由于在１９１８年讨论布列斯特和约时摇摆不定的斯大林［（１）Ｃ］的加入，而大大地强化了。１９２０年，正是斯大林声望日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局领导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向华沙进军的前线主力部队指挥者之一－－西南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时候。所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体制的主要特点有四：一，在至关重要的农民问题上，以１９１８年２月发布的《关于土地社会化》法令取代了十月革命后通过《土地法令》，鼓励成立大型的国营农场和农业公社，实行余粮收集制，从而使中农和个体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发生动摇；二，加速实行大、中、小企业国有化，禁止私人交易；三，从１９２０年春开始实行全民劳动军事化；四，一切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均须服从于战争需要。对历史上这种体制第一个称之为“战时共产主义”的人，正是托洛茨基，这是完全符合他这一派人的主张的。应该说，这一时期，在局部的国际形势中，“世界革命”的思想似乎也得到了证实。１９１９年，匈牙利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但仅存在了１３３天，斯洛伐克也出现了三个星期的苏维埃政权，德国的巴伐利亚苏维埃政权存在了两个星期。１９１９年以前，芬兰、爱沙尼亚、波兰都曾出现过按照十月革命模式的起义，但都在国际反革命势力的参与下，被扼杀了。苏俄工农红军一直忙于国内战争，无暇对外。但是到了１９２０年春，情况就大不一样了。１９２０年１月，协约国不得不解除对苏俄的封锁，其最高会议承认了必须准许同苏俄交换商品。但是就在同年，波兰和乌克兰彼特留拉民族主义军队结盟，联军席卷乌克兰，占领了首都基辅。６月，俄军开始反攻，７月底，俄军推进到原波兰国界。按说，红军应该到此为止，因为多年的战乱已使苏俄经济陷入了极端的困境。可是，在俄共当时的指导思想下，这是不可能的。十月革命前，列宁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即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取得胜利，但是，社会主义建设能否在象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取得成功，答案还是否定的。１９１９年，俄共八大通过的新党纲，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仍然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挡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向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前进”。［（２）］同年７月，在红军全力向华沙进军的时候，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告世界无产者书－－《苏波战争》，谈到了这次进军的目的：“如果在红军的打击下，白卫波兰垮台，波兰工人夺取政权，那么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法国的工人就会更容易地摆脱剥削者而获得解放，英国和美国的工人也就会紧随其后。”［（３）］当时，更大的希望是寄托在凡尔赛和约的最大受害者－－战败国德国的革命上。《共产国际二大宣言》中说：同苏维埃俄国结为一体的苏维埃德国将会比全部的资本主义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强大！……在苏俄没有成为全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联邦一环之前，国际无产阶级是不会刀枪入库的。”［（１）Ｄ］１９２０年６月，进军波兰的主力部队－－西线司令图哈切夫斯基签署的作战命令中说：“我们将用刺刀把幸福与和平带给人类劳动者。前进，向着西方！”［（２）Ｄ］托洛茨基时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是这次武装输出革命的军事总负责人。他向俄共中央保证：８月１６日他不仅能够拿下华沙，而且能够拿下格但斯克，以便切断协约国对毕尔苏斯基军队的武器供应。他还说华沙城下的红军后方不在苏俄，而在前面，在德国。［（３）Ｄ］正是在这种气氛的笼罩下，参加共产国际二大的代表们都激动地期待着红军会一路打到柏林、维也纳、罗马、巴黎……［（４）］
　　“世界革命”思潮这时为什么会如此强劲？除了有理论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之外，对欧洲革命形势估计过高，也是重要的原因。原先以为，只要红军打过去，武装起义就会到处“开花”，群众将起而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为此，１９２０年夏在波兰成立了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革命委员会，另对加里西亚的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给予大力支持，［（５）Ｄ］这都是在为夺取波兰政权作好准备。
　　　　二、兵败华沙和第九次党代会
　　但是就在华沙城下，红军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顽强抵抗，溃败１００多公里。波兰军队于８月中旬开始反攻，冬季决战迫在眉睫。同年９月２２－２５日，俄共召开第九次代表会议，讨论俄波战争及签订和约一事。
　　不能低估这次党代会对俄共转变指导思想及内外政策的巨大影响。
　　会上辩论十分激烈。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加米涅夫、库恩·贝拉（１９１９年曾任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１９２０年任苏俄南方战线军事委员会成员）、布哈林等人为代表的多数派，坚持认为红军在波兰的失败仅仅是战术问题，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相互指责和推卸责任，就很典型。在这一派人中，最活跃的要数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了。托洛茨基主张，在打败仍盘踞在克里米亚的弗兰格尔白卫军之后使红军“完全放开手脚，使之成为一支国际行动力量”，至于同波兰媾和问题，他主张“让外交人员到里加去，让红军到华沙去”，［（６）Ｄ］实际上是他１９１８年不战不和政策的翻版。加米涅夫则提出“再出击一次”，说：“第一次没有成功，下一次就会成功”。［（７）Ｄ］斯大林的立场非常矛盾，一方面，他反复强调俄共中央决定进军华沙是“绝对正确的”；［（８）Ｄ］另一方面，他又承认，波兰居民并不支持红军，波兰革命委员会组建的地方民警，却变成了游击队，并掉转枪口反对红军；波兰炮兵战斗到最后一发炮弹；波兰游击队炸毁道路和桥梁。［（１）］
　　以拉狄克（中央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书记）、波鲁扬（西线集团军委员）、尤烈涅夫（西线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进军参加者）、霍多罗夫斯基（西伯利亚局书记）等人为代表的少数派，则发表了完全相反的意见和建议。霍多罗夫斯基坚决反对再次进军，他详细地列举了苏俄已经疲惫不堪，民不聊生，对俄共的不满正日益增长，对进军波兰尤为反感，农村面临饥饿，城市面临罢工……总之，他主张“尽快媾和。”［（２）Ｅ］最为激烈的是拉狄克。他回顾了俄共中央在决定是否向华沙进军时，是犹豫不决的，只是在托洛茨基做出保证以后，才最后下了决心，但拉狄克明确地说，“决定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中欧的关系没有成熟到发动革命的程度”。［（３）Ｅ］接着，拉狄克说，既然布哈林说不能期待德、法革命，那么为什么还要蛮干！？［（４）Ｅ］波鲁扬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受到波兰无产阶级积极有效地支持，我们没有看到波兰工业无产阶级……我声明，波兰军队（指毕尔苏斯基军队）的绝大多数是工人。因此，波兰工人浸透着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并且在这支军队中起着巨大作用。”［（５）Ｅ］尤烈涅夫则批评托洛茨基执行的是冒险主义政策。［（６）Ｅ］　
　　其实，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列宁的态度。在这次会议上他极少发言，但他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两派的辩论。可以说，红军在华沙城下的溃败，使他已经开始的思想转变，更快地趋于成熟。
　　早在１９２０年春的４－５月间，列宁就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这部着作有两个重要思想是我们过去重视不够的。一是，列宁认为，各国革命必须从各国实际出发，不可照搬苏俄模式；二是，对凡尔赛和约必须采取“妥协”的态度。［（７）Ｅ］在党代会上，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他都有发展。关于第一个问题，他引用波兰小资产阶级、富裕农民（其实也包括工人阶级的多数和波兰农民）的话说：“挽救华沙和波兰的不是协约国而是爱国主义热潮”；［（８）Ｅ］关于第二个问题，列宁论证说：“我军逼近华沙这件事无可争辩地证明，以凡尔赛和约为基础的帝国主义整个体系的中心就在华沙一带。”［（９）Ｅ］现在，不知为什么、列宁关于这场辩论的总结发言以及列宁作过重大修改的苏俄宣言，［（１０）Ｅ］后来一直没有收入《列宁全集》。除了向会议宣读苏俄和平宣言草案以外，列宁在发言中还批评了托洛茨基、斯大林、布哈林等人，强调说，“明确地估计力量对比、认真地检验正反两方面的事实，都是必要的。”［（１１）Ｅ］
　　宣言草案实际上是满足了波兰的全部领土要求。对此，反对派竟没有再说什么，这说明，尽管他们口头上说得天花乱坠，满嘴革命词藻，“你左我比你还左”，但心里也是清清楚楚的：再打下去，必败无疑。果然，方案一经提出，当天，即９月２２日便获通过，次日，获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２４日，由苏俄谈判代表团在里加向波方宣布，１０月，签订停战协定。１９２１年３月１８日正式签订里加条约。按照条约规定，白俄罗斯约一半领土及４００万居民、整个西乌克兰及１０００万居民均划归波兰，苏俄西部边界距明斯克仅３０公里。
　　当然，关于里加条约签订的前前后后，档案材料还有待于进一步披露和发掘。例如，除了第九次党代会上的辩论情况已有案可查之外，我们对列宁如何说服俄共中央多数成员，并不十分清楚，但据蔡特金回忆录可知，说服工作是很艰难的，列宁就对她说过：“您知道吗？跟签订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和约时一模一样，同波兰媾和一开始就碰到了很大的阻力。我经历了一场最残酷的战斗，因为我是赞成接受媾和条件的，毫无疑问，这些条件对波兰十分有利，而对我们则是很沉重的。”　
　　　　三、条约的签订和苏俄内外政策的变化
　　里加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世界革命”思想和实践已经告一段落。它孕育着苏俄内外政策的一系列深刻变化。
　　在国内政策方面，苏俄必须放弃服务于国内战争，特别是“世界革命”目的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即放弃军事化体制，使国内生活彻底转轨到和平建设上来。同波兰的战事终止后，红军就有了可能立刻解决国内最后一支反革命武装－－割据克里米亚的弗兰格尔白卫军。接到胜利战报的第二天，列宁就提出：“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开采更多的煤炭……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２）Ｆ］任务是明确地提出来了，但是当时还不清楚通过什么途径完成这一任务。此后，列宁开始了紧张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不断地找人谈话，频繁地接见各地的代表，特别是农民代表，广泛地听取意见。１９２１年２月，他向政治局提出了废除余粮收集制，代之以粮食税，允许农民完税后自由出售产品的建议。３月，俄共十大上，新经济政策正式出台。又经过了一年的实际探索，到了１９２２年俄共十一大时，列宁就充满信心地强调说，新经济政策是苏俄“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和“唯一方法”。［（３）Ｆ］这期间，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在俄共党内论战中，列宁坚决反对托洛茨基“拧紧螺丝钉”的理论。这标志着，在理论和实践上列宁已经初步解决了符合俄国特殊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
　　对外政策开始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国际共运路线的变化，二是外交路线的变化。关于国际共运路线，最突出的问题是，要不要与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它的左派寻求有原则的妥协？早在进军华沙之前，列宁在１９１８年参加布列斯特和约辩论时，接着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就提出过这一想法，在１９２０年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又有所发展。但从共产国际二大（１９２０年７－８月，正是进军华沙的高潮时期）的《宣言》看，寻求妥协的思想完全没有受到重视。１９２１年夏，共产国际三大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路线，但是已经出现了某些积极迹象。早在１９２０年俄共第九次党代会上，列宁就说：“对波兰的战争，确切地说７－８月的战局，使国际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１）Ｇ］但国际三大设想改变的还只是策略而已。列宁在大会上明确地说，由于“运动并没有象我们期望的那样直线地进展”，结论是：“我们必须利用这一短暂的喘息时机，使我们的策略同历史的这种曲折发展相适应。”［（２）Ｇ］会上，列宁反对库恩·贝拉等人的“进攻理论”，态度更坚决、更明朗了。而在三大以后，列宁多次提出并亲自指导了与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３）Ｇ］１９２２年１１－１２月，共产国际四大曾经迈出过重大的一步。大会确认了统一战线的必要性，直至承认社会民主党主张的“工人政府”是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形式，大会还向其他两个国际及海牙和平大会发出公开信，建议采取一致行动，实际上，统一战线问题已经从个别策略上升为战略路线了。
　　也就是在这个月份里，以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为团长（原定团长为列宁本人）的庞大的苏俄政府代表团，参加了战后一次大型的国际会谈－－热那亚会议，会议襄括了２９个欧洲国家、英国５个自治领，美国派了观察员。苏俄参加会议本身就是有历史意义的事，特别是会议期间苏俄与德国单独签订了拉帕洛条约，取得了突破资本主义经济封锁的决定性的巨大胜利。这是苏俄决定接受凡尔赛格局，转入和平外交后的关键的一步。用拉帕洛条约打开了苏俄与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开展正常交往的道路。
　　这一时期列宁的病情已是日渐严重，但他并没有停止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１９２２－１９２３年，列宁在哥尔克养病期间，同他谈话最多的俄共领导人是布哈林。［（４）Ｇ］后者在１９２９年发表的《列宁的政治遗嘱》中转述了这些谈话的主要内容：一，德国没有象原来想象的那样被战胜国不断地“啄食”下去，而是在美国的“金雨”下站起来了，尽管它还有很大的困难；二，战胜国法、英、美、日以“让步”（８小时工作制、带薪休假、病残劳保、妇女参选、扩大工会权利、增加战争抚恤金等）取得了某种“社会和平”；三，东方（中国、印度等）革命运动日臻成熟，占了世界人口的多数；四，东西方渐趋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矛盾在增长；五，帝国主义同民族革命运动的矛盾在成熟；六，帝国主义同苏俄的矛盾也在成熟。此外，列宁还讲了一个重要思想：下一次革命高潮必然是同大战联系在一起的。［（５）Ｇ］所有这一切汇集到一点，那就是，苏俄必须努力把自己的经济建设搞好，列宁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性竞赛已经转为社会经济、劳动生产率的竞赛，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见《论合作社》）建设的竞赛了。可以说，列宁全部的“最后的书信和文章”，都贯穿着这一思想。他曾私下对克拉拉·蔡特金气愤地说过：“关于世界革命的议论，已经够了……”［（６）Ｇ］列宁在１９２２年４月俄共十一大上论战说，新经济政策“不管是马克思还是哪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未预见到这一点。所以不应该向后看。”［（１）Ｈ］这里，列宁说的都是一个意思。
　　　　四、列宁病危和逝世以后
　　１９２３年，趁列宁病危的时候，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在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斯大林的默许下，决定再次向国外输送“世界革命”，这一次是向德国，因为据说那里时机已经成熟。他们甚至确定了起义胜利日期－－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９日。为此，在苏俄大规模动员了德族居民和讲德语的其他族人，有组织地潜入德国。为了给这些人购买武器，花掉了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两年积攒的全部黄金储备。以皮达可夫、克列斯廷斯基（苏俄驻柏林全权代表）等人组成的共产国际革命委员会，本想使起义遍地开花，但结果德国工人的表现令人大失所望。除了汉堡一地之外，各地均无动静。在汉堡，台尔曼领导的突击队也仅仅占领了几个区段，坚持了３天而已。［（２）Ｈ］
　　这次行动失败之后，季诺维也夫立刻（１２月份）写了《德国事件的教训和统一战线的策略》一文，他不仅肆无忌惮地为“世界革命”派的左倾冒险行为进行辩护，而且开始修改共产国际四大确定的正确路线。他说：“最近几个月来，在德国发生的事件同样清楚地表明，与实行统一战线策略有关的危险　性又是多么巨大”，“现时‘左派’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要比谢德曼和艾伯特（按，二人均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在政权中任要职）之流更危险。在现时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中最危险的敌人就是所谓的‘左派’社会民主党。”［（３）Ｈ］１９２４年１月，列宁逝世。４月，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宣布：“世界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主要打击方向是孤立第二国际各党，这些党是和帝国主义妥协这一政策的基本支柱。”［（４）Ｈ］同年９月，他在《论国际形势》一文中说，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的，它们不是死对头，而是双生子。”［（５）Ｈ］１９２９年７月，共产国际在斯大林的直接影响下再次认定，社会民主党就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一直到１９３５年七大时，这一错误路线才得到局部纠正，重新承认有必要与社会民主党左翼建立统一战线，但为时已晚了－－德国法西斯已经羽翼丰满。到１９３９年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在国际上，不仅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战线无从谈起，而且连共产党也有些自己乱了自己的阵脚。至于苏联的国内政策路线，到二十年代末也重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列宁倡导的新经济政策也随之被抛弃。这一切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历史教训。
　　　　 〔本文作者姜长斌，现为中央党校教授。〕
　　［（１）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下简称《马恩全集》），第１８卷，第１７９页。
　　［（２）Ａ］　《马恩全集》，第２２卷，第５９７－５９８、６０１、６０３页。
　　［（１）Ｂ］　《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２９卷，第７０、９２页。
　　［（２）Ｂ］　《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３３卷，第３页。
　　［（３）Ｂ］　《苏联共产党历史》（истрн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Ηаротной Советсково союза），第３卷第１分册，莫斯科１９６７年版，第５２６页。
　　［（１）Ｃ］　参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３３卷，第３８０－３８１页。
　　［（２）Ｃ］　《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３６卷，第１１８页。
　　［（３）Ｃ］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速记记录》（Вневятое коференция рки(Б),Πротсколий），莫斯科１９７２年版，第３６３页。
　　［（１）Ｄ］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速记记录》，第３５４页。
　　［（２）Ｄ］　《档案披露的秘密》（Архмы раскрывают таны…），莫斯科１９９１年版，第５２页。　　
　　［（３）Ｄ］　《档案披露的秘密》，第５６、５７页。
　　［（４）Ｄ］　《档案披露的秘密》，第５２页。
　　［（５）Ｄ］　《档案披露的秘密》，第５４页。
　　［（６）Ｄ］　《档案披露的秘密》第５３、５６页。
　　［（７）Ｄ］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速记记录》，第７５页。
　　［（８）Ｄ］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速记记录》，第６１页。
　　［（１）Ｅ］　《档案披露的秘密》，第５５页。
　　［（２）Ｅ］　详见《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速记记录》，第５５－５６页。
　　［（３）Ｅ］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速记记录》，第３５页。
　　［（４）Ｅ］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速记记录》，第５１页。
　　［（５）Ｅ］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速记记录》，第４５页。
　　［（６）Ｅ］　《档案披露的秘密》，第５６页。
　　［（７）Ｅ］　《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３９卷，第１、５５页。
　　［（８）Ｅ］　《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３９卷，第２７９页。
　　［（９）Ｅ］　《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３９卷，第２７７、２７９页。
　　［（１０）Ｅ］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速记记录》，第７９－８１、２７３－２７５、２８８－２９０页。
　　［（１１）Ｅ］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速记记录》，第３７２－３７３页。
　　［（１）Ｆ］　《回忆列宁》（ноеноминания о ленине），莫斯科１９６９年版，第５卷，第１９页。
　　［（２）Ｆ］　《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３９卷，第４０７页。
　　［（３）Ｆ］　《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４３卷，第７３页。
　　［（１）Ｇ］　《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３９卷，第２７６页。４０３、４３４－４３５页；第４３卷，第４０－４１、４８－４９、１３５－１３９、１４０－１４１、１４４、１４４－１４６页。
　　［（２）Ｇ］　《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４２卷，第４０、４１页。
　　［（３）Ｇ］　《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４２卷，第２９４、３０５、４０２页。
　　［（４）Ｇ］　《档案披露的秘密》，第７１页。
　　［（５）Ｇ］　以上见《布哈林选集》（Е·Бухарин·Изорминыс Πротсведение），莫斯科１９８８年版，第４２４页。
　　［（６）Ｇ］　《档案披露的秘密》，第７１页。
　　［（１）Ｈ］　《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４３卷，第１１４页。
　　［（２）Ｈ］　《档案披露的秘密》，第６４－６５页。
　　［（３）Ｈ］　季诺维也夫：《论共产国际》，北京１９８８年版，第３０５、３１１页。
　　［（４）Ｈ］　［（５）Ｈ］　《斯大林全集》第６卷，北京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３４、２４６页。
　　
　　
　　
世界历史京025-032K5世界史姜长斌19951995 作者：世界历史京025-032K5世界史姜长斌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50:06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