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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观念上看，８０年代以来的中国电影有三种形态比较引人注目：以陈凯歌和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电影；由王朔作品改编的或仿王朔作品的调侃电影；完全商业化的电影。第五代电影的总体特点是关心政治，负有某种超越意识形态的使命感，执着于政治、文化批判和价值批判，商业电影着重于电影的商品属性，以票房为主要制约因素。调侃电影是一种新的电影形态。调侃电影以不对任何价值系统承诺为标榜，以严肃正经为笑料，以庸俗肤浅为己任，对主流文化意识不时加以调笑、戏弄，把调侃变成审美和艺术手法。调侃电影一度成为中国电影的一种重要形态和突出现象。是当代中国文化潮流中一种带有倾向性的现象。
　　尽管人们批评王朔的作品，以一种调侃甚至欣赏的态度来描写流氓生活；写一些百无聊赖的人的百无聊赖的事，以此来满足那些百无聊赖者的空虚的心灵，把当今社会和人生都涂上了一层浓重的世纪末色彩，但是王朔现在已有了１００部集以上的电影和电视剧作品。其中，比较重要的影视作品有：
　　《大喘气》（１９８８，叶大鹰导演）
　　《顽主》（１９８８，米家山导演）
　　《轮回》（１９８８，据《浮出海面》改编，黄建新导演）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１９８９，夏钢导演）
　　《渴望》（１９９０，参与策划，５０集电视剧）
　　《编辑部的故事》（领衔编剧）
　　《青春无悔》（１９９２，王朔编剧，周晓文导演）
　　《无人喝彩》（１９９３，王朔编剧之一，夏钢导演）
　　《过把瘾》（１９９３，据《过把瘾就死》等３篇小说改编，冯宝刚导演）
　　《阳光灿烂的日子》（１９９３，据《动物凶猛》改编，姜文导演）
　　《请拨３１５》（１９９４，参与编剧，张国利导演）
　　王朔电影引起了广泛的批评和争论。人们用各种语汇来评价它：消费主义电影，青年心态电影，痞子电影，诅咒生活的电影。一些评论家认为，王朔式的调侃表明，人文主义的价值在沦落，作家的灵魂在失去；但王蒙却认为，王朔的作品还是有认真的东西。其宣言比行动走得更远。这种现象还是对文学的反叛。虽然王朔自称是玩文学的，但是，并不等于没有“玩着玩着就流露出一些玩不动的沉重的东西”的可能性。他希望：“玩着玩着会不会玩出点儿真格的来呢？”但同时他也担心：“如果说崇高会成为一种面具，洒脱和痞子状会不会呢？”还有一些青年评论者则把王朔的小说和电影看成是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体现，表现了人与现代社会的分离。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出现了一些不是由王朔小说改编但在形态上接近王朔电影的作品。这就意味着，王朔电影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文艺现象，而且不是一种孤立文化的现象。现在可以看到的类似于王朔电影的作品有：
　　《离婚大战》（１９９１，马军骧编剧，陈国星导演）
　　《大撒把》（１９９１，冯小刚、郑万隆编剧，夏钢导演）
　　《站直了，别趴下》（１９９２，黄欣编剧，黄建新导演）
　　《上一当》（１９９２，章小龙编剧，何群导演）
　　《脸对脸，背靠背》（黄建新导演）
　　可以把由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和类似于王朔电影的电影作品统称为调侃电影。因为构成这些电影作品独特形态的东西基本上来源于王朔小说。它的主要特点大体上有三个方面：
　　叙事者的定位：自我贬损。小说叙事者的定位，可以有诸多选择：先知先觉的指导者，具有先锋意识的殉道者，温柔的叙述者，平和的见证者，优雅的观赏者等等，总之，或者是要显示出自己的导师派头、精英派头、绅士派头；或者是为了显示平易近人，采取一种自我贬损的叙事策略。但是，在各种定位中，把叙事者降低到几乎等于流氓和痞子的地步，却是王朔小说的基本特点。王朔小说大部分采取第一人称写法。“我”基本上都是“三个饱两个倒吊膀子搓麻将”的顽主痞子之类。这样的主人公是绝不“装孙子”（陈建功语）的。当然他也要求人们：“千万别把我当人”。叙事者把自己的位置放到低得不能再低，人物语言也是京味十足的痞子调侃语言。在时兴庸俗的时候，这或许是叙事策略的一种最佳选择。他的人物说得好：“我是流氓我怕谁”。
　　虚拟设置。这是一种引起人们高度关注的手法。王朔小说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虚拟设置。虚拟就是不怕暴露虚假性，反而要通过虚拟来产生戏剧性。比如在《顽主》中，三个无业青年经营的三替公司的各项业务在现实生活中都不能存在：召开颁奖大会、代丈夫受妻子骂、代陪女友等等。《顽主》续篇《一点正经都没有》写三替公司的原班人马转到作家行业，成立非驴非马四不象的“海马创作中心”，流氓作家宝康认为这抢了他的饭碗，告了他们，法庭竟然审理了这个“案子”，其中的断案过程也明显是虚拟的。《顽主》第三篇《你不是俗人》写原三替公司人马又开办新的吹捧业务，更是虚拟。小说《我是你爸爸》中父亲与儿子的“平等”以及影片《上一当》中男主人公当中学教员都是虚拟。《大撒把》的故事很象《留守女士》，都表现了留守者的精神空虚问题。但后者却不能说是调侃电影。在《大撒把》中，男女主人公在一起象一家人（夫妻）一样过年的五天同样是虚拟。虚拟手法在美学上象电影中的平行手法一样具有间离性，而间离性的作用是消解认同，因为，认同具有某种欺骗的味道。二是融超越性、优越感和反叛意识于其中。虚拟带有某种幽默感，而幽默感表明优越。
　　对知识分子的嘲弄。调侃电影的第三个特点是拿知识分子开涮。《顽主》中出现的三个知识分子都是讽刺对象。一个是抛弃了女友的肛门外科医生，这里，对知识分子的嘲讽是明显的。北京的医院只有肛肠科，但影片中却一定要把肛门突出出来。另一个是全国有名的德育教授赵尧舜。这个人物满口都是大而无当、假装亲切、连自己都未必相信的空话；他以青年人的导师自居，为了制造讲演效果不惜编造谎言；而且，竟然会轻易相信几个青年对他的戏弄，可见其渴望堕落的心情之急切，可见其生活的虚伪性。还有一个看样子是科技人员，一个穷酸知识分子的形象，但其行为简直就象一个无赖小市民。在《我是你爸爸》中，中学教员全都愚不可及，一个女政治课教员读错了字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学生指出后不仅不认错，反而加罪于学生。可悲的是这种情况过去和现在都是一样的。
　　王朔的小说津津乐道于让他的人物来编排作家。他一定要把神圣的光圈从作家头上摘下去。他在小说中写道，什么都干不了又不甘心混同于一般老百姓的人，既没偷的胆又没作生意的手腕还阳萎的人，脸皮厚而无形，心黑而无色的人，就是天生的作家坯子。他让他的主人公说，当作家是“逼良为娼”，“谁让咱小时候没好好念书呢，现在当作家也是活该！”“我爸要活着，知道我当了作家，非打死我。”他的人物在回答什么是小说的问题时说：“小说就是名家可以天马行空，新人必须遵循规则的一种文字游戏。”文学是一种蒙人的事，“蒙谁不是蒙”。“欺负中国人的事认得三千字就干了，看那么多洋书也是瞎耽误功夫。”一个作家的职责就是“光自个日子好过了不算本事，让政府的日子好过了那才是好样的。譬如吧，政府揭不开锅了你一天三顿赞助出来一顿行不行？街上有坏人政府的警察管不过来你舍身取义成不成？得跟人们讲清楚，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让政府把日子过下去。”作家的作用就是，把那些政府”一说就炸一说就翻脸的话拐弯抹角柔声细语地对人民呢喃着”。
　　王朔的作品不断地表现一种作家流氓论。王朔自己说，过去的作家中有许多都是流氓，现在的流氓中大部分都是作家。《顽主》中的宝康就是一个由流氓变成作家的人物形象，这个人很有无赖的特点，是一个讽刺的对象。顽主于观是影片肯定的一个人物，但他却是一个不屑于与知识分子为伍的人，他甚至连念一个电大都不肯。《顽主》续篇《一点正经都没有》通过看自行车老太婆之口说：北京的流氓都转业当了作家。而且，这篇小说写的也是“流氓”如何变成文人的故事。
　　王朔的作品对于知识分子的蔑视和嘲弄是毫不掩饰。在《顽主》中，杨重和刘美萍一本正经地谈着知识分子的拿手活；打个喷嚏就能写成论文当博士；并一本正经地给喷嚏下了一个定义：鼻粘膜受刺激而引起的喷气现象。他在小说《我是你爸爸》中写道：“讲理，如果是两个懂理的人，无异于两个娘们儿同扯一块被单各执一端，无论你用多大劲，最多把一块被单一撕两半。”“没有谁是被说理说垮的”。王朔在一次访谈中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是现在最找不着自己位置的一群人。商品大潮兴起后危机感最强的就是他们，比任何社会阶层都失落”。
　　调侃在目前是一种比较突出的带倾向性的文化现象，它既是一种处事哲学和人生态度，又是一种审美倾向、审美形态。调侃，调是不认真的意思，侃则是理直气壮的意思。侃，刚直貌，《论语》中有“侃侃如也”的话。调侃就是不严肃不认真、明显虚假但听起来却理直气壮夸夸其谈象是那么回事的话。鲁迅曾经说过，为什么中国人爱看《三国演义》？因为中国有三国气。现在我们可以说中国有调侃气。葛优是调侃的典型，他的形象和神态都是调侃的，再配以调侃家创造的调侃语言，调侃故事，调侃处理，就造就了调侃电影中的出类拔粹的调侃明星。今年５月北京电视２台今夜星光专栏播出了葛优专辑，许多导演都对葛优大加称赞。更有意思的是，专辑的题目也体现了调侃精神：我知道我傻。《顽主》是一部很典型的影片，全片充满了调侃。随便一段对话，几乎就是侃。有人说，从传统的观点来看王朔小说，就人物而言顶多算三流作品。但从语言游戏观点看，却堪称上乘，其主要特点就是敢砍敢抡，抡圆了砍，除了反革命煽动或严重刑事犯罪的教唆，什么话都敢砍：“什么是人民币，人民币是王八蛋”，“本党的宗旨是，你是党员把你开除出去，你不是党员，把你发展进来”等等。
　　侃的形成既有其本身的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就前者而言，侃包含着假定性因素。艺术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假定性。而侃的假定性却是游戏性的假定性。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以往的许多看法越来越暴露出其不合理性的时候。这就是调侃电影产生的社会基础。我们已经习惯于生活在一个已经变得虚假的价格系统之中了。这就造成了我们的“明知其假，但愿闻其详”的特殊认同心理。
　　而且，一方面它与知识分子的痞子化和世俗化倾向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它对知识分子和知识的态度反映了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知识分子面前沿着惯性就可以银幕亮相，成绩斐然，一时世称“五代”，名声大噪。而由于分配的影响和种种原因，夏钢却蹉跎数年，无钱、无房、无工作，也无用武之地。问他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他笑笑说：生活过来的。
　　他在生活，他在为生存而挣扎，同时也在积累，在寻找。困境是难以想象的，却并没有把他压倒，他依旧乐观，依旧不温不火、不急不躁，不牢骚，不抱怨，依旧坦然地面对现实，面对一切。
　　其实其间也有过几次拍片的机会，甚至有两次班子都已组好，资金也到了位，但夏钢对剧本的挑剔近乎苛刻，他只是认真地告诉你：这不是我想要拍的剧本。朋友们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夏钢不懂得机会难得去不复来？难道学了四年真的成了屠龙之技？就不想在机会中显显身手？难道清贫到如此地步的夏钢真的和钱有仇？
　　夏钢依旧我行我素，在后来的《无人喝彩》的导演阐述中，夏钢透露了自己坚定不移地信奉的准则。
　　“艺术是什么？艺术是人类最美好的、最崇高的追求，艺术的美好在于艺术本身，而不在于艺术所能带来的名誉、地位和金钱。”
　　“虽然我们身处商业化的社会，一切艺术品都将同时具有商品的属性，但是艺术作品的创作者一旦以自己的名利为其创作的出发点，其作品的艺术品味必然受到影响……”
　　“而淡泊功名，耐得清贫才是艺术家应有的人生态度。”
　　夏钢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艺术实践为自己作了最好的证明。
　　　　爱情至上论者
　　夏钢的作品以温情和理想主义为其显着标志。在他的电影中，友情、爱情、亲情是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因素，以其感情的错位产生出喜剧的效果，以其感情的失落形成其悲剧的力量。在夏钢的作品中，爱情的结局都是不圆满的，令人遗憾的，以其残缺的美取得震撼人心的效果。而在现实生活中，夏钢却恰恰拥有一份最称心的爱，除此之外一无所有。
　　８１年的初春，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夏钢与一群青年踏青来到圆明园旧址，一位衣着朴素气质非凡的女性吸引了她的注意，“你好，你从哪儿来？”他问。“安徽省歌舞团。”“歌舞团？跳舞的？”“烧饭的。”她平静地回答。
　　“太好了！我是烧水的，咱俩在一起就有吃有喝了。”姑娘笑了，“得了，我知道你是电影学院的。”夏钢对答从容：“是啊，电影学院也有锅炉房啊。”
　　夏钢和孟朱由此相识相爱，终成眷属。
　　孟朱来自上海，六十年代插队在黑龙江边，后考入安徽省歌舞团作歌唱演员，由爱好而学习写作，后来为夏钢写出了《我心依旧》、《无人喝彩》、《与往事干杯》和《琴声如诉》等一系列的电影剧本，成为夏钢生活的伴侣，事业的搭档，传为影坛一段佳话。
　　孟朱嫁给夏钢时，夏钢只是个上无片瓦，下无立锥，身无分文的大学毕业生，但两人相依为命，相濡以沫。他们打游击般地借住各种朋友提供的临时住所，走遍北京的东西南北城。在游击战中，跟随他们的只有两辆自行车，和捆在车后架上的越来越多的书，越来越多的稿子。
　　在“打游击”中，１９８６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生活更加艰难，可又多了许多欢乐。
　　早在电影学院时期，夏钢就曾公开宣称自己是“爱情至上”论者：事业的成功可以通过努力去获得，爱情却需要两个人心灵的碰撞，可遇而不可求。
　　现在，夏钢获得了成功，人们都说孟朱独具慧眼，夏钢却说：在我最落魄、沮丧的时候，是她给了我鼓舞、信心和最有效的帮助。
　　直至今天，他们夫妇仍然借住在办公室中，一切都是临时。由于没有住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已经八岁的女儿只好寄居上海的外婆家读书，夏钢夫妇每年拍片之余将所有的时间和金钱花在铁路线上，在北京和上海之间不停地奔波往返，为的是尽可能给不在身边的女儿多付出一点爱。他们的生活仍是清贫的，但他们的精神却很富有。
　　的确，如果不是在生活中有着丰富的感情收获，夏钢怎么会在作品中表现出那么多的美好？那么多的乐观？那么由衷的对于爱的赞颂？
　　文如其人，影片也如其人。从夏钢的影片中，你能看到一种内在的力量，一种坚定的信念，一种人道的精神；你会相信，夏钢的成功绝非偶然。
　　
　　
　　
电影创作京057-058,062J8电影、电视艺术研究王志敏19951995 作者：电影创作京057-058,062J8电影、电视艺术研究王志敏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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