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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1999）05—0131—05
　　　　　　一
　　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回顾近十年来的小说创作时，有一种现象令我们鼓舞、感动并且浮想联翩，那就是极为浓郁的人间关怀的倾向。
　　它体现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进入九十年代，越来越多的小说创作贴近现实、贴近生活，对社会和人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诚和关注，形成一股蔚为壮观的“人间关怀”的浪潮。诚然，针贬社会时弊，反映百姓疾苦一直是我们文学创作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作家，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其反映现实的文学创作达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深度和高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传统在以后的岁月中一再受到戕害和损伤，文学作品中人间关怀的探索不能说完全停滞，起码是趋缓了，某些时候甚至发生了严重的倒退。或者依然高举这面旗帜，但创作出来的作品已与实际生活相差甚远，某些美化现实、莺歌燕舞类的创作概属此类；或者干脆放弃这面旗帜，号称远离生活，沉入自我，下笔千言，云谲波诡，某些极端化的作品甚至到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不仅内容与百姓生活无关，就是阅读似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一切，到了本世纪最后一段时间，却发生了某些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最近十余年来，这种变化尤其明显。不仅装腔作势、虚假粉饰的一类作品迅速遭到唾弃，无论怎样改头换面也难有市场，就是那些沸沸扬扬、红极一时的种种“新潮”创作也往往“各领风骚三五天”，热闹一阵后便纷纷烟消云散了。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小说又一次成为文学创作的重镇，一批批风格各异的作品不动声色地展现在世人面前，静悄悄却强有力。特别是那些扎根生活、寓意深远、思想敏锐、饱含深情的作品更是显示出某种难得的气度和力量，它们不但生动逼真地再现了现实生活的万千景象，而且通过这种再现深刻表达出作者极具思想意味的审视和思考。在我们的文学史上，人间关怀始终是一个悠久而浓郁的文化情结，但像九十年代小说创作中这样集中、这样广泛、这样深切、这样强烈的展现却实在不多见。
　　它体现在作家的孜孜追求上。翻读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我们强烈的感受之一，是蕴含在众多作品中的那种异乎寻常的审视的目光、敏感的神经和那种热切、浓郁的期望。这一切与时代背景、生存环境息息相关，同时也极为深刻地折射出作家们独具特色的理想和追求。与以往的作家相同，他们深情地关注着脚下的这片土地，关注着这片土地的发展变化，关注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但他们的关注无疑蕴含着独特的内容，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他们的关注中融入了更多的反思、疑问、探讨和期望。他们不仅用自己的小说展现出当今时代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而且更为注重蕴含在现实生活之中的历史走向和文化背景，注重现实生活在百姓心中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潜移默化的作用。他们的关怀中渗透着更多的理性思考，有着更多的主体参与意识，充分体现出精神的价值和思想的魅力。以“乡村干部系列”闻名小说界的青年作家张继的一段话颇有意味：
　　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我的家乡鲁南正经历多年未遇的春旱，整整四个月未下雨了啊。许多村民都挑着空水桶在刚刚泛绿的麦田里走来走去。村长告诉我说：抗旱呢。我说：没有水源怎么抗旱。村长说：上面要来检查呢，做做样子也得做，不做不行。
　　我再一次无话可说。
　　我觉得文学呼风唤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我们总能做一片云吧。那么，就让我化作一片云彩（注：张继：《化作一片云彩》，《中篇小说选刊》1996年第3期。）。
　　读着这段话，笔者总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动。这段话极具代表性地反映出一批作家的思想、心态和追求，他们立足于真实的土地上，他们深知文学的局限和自己的局限，然而，他们依然愿意做一片云，尽自己微薄的力量，为这片干旱的土地做点什么。他们对现实的认识是冷静而深刻的，他们对生活的投入是真诚而执着的，他们对自身的要求则是认真、严格而且极具理想意义的。知其难为而为之，拚将全力追求之，这一切汇总到一起，形成了当代作家人间关怀颇为动人的主旋律。
　　九十年代小说创作中的人间关怀是一个极为醒目的存在。然而，当我们当做一个课题来审视、研究这一存在时，却必须选择一个较高的立足点，必须采用一种全新的视觉，特别是必须突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各种观念束缚。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人间关怀没有固定的模式，也决不局限于某个流派，它只是一种追求，一种情怀，一种可以用不同的手段、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文化意向；人间关怀没有统一的标准，也没有固定的尺度，它因人而异，因事而异，观点不同，理解不同，侧重点和表现程度也就有所不同，决不能武断地予以拒绝和否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全面地把握这一现象，更深刻地领会其深层意蕴，更有力地开掘其内在价值。以先锋小说为例。先锋小说是以反传统，非理性，崇尚文体实验而闻名于世的，其艺术精神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对人自身的探索，在于对人的丰富而复杂的主观世界的挖掘。这种以自我为主、以精神为中心的小说创作中有没有人间关怀的因素呢？我们回答是肯定的。这不仅因为对人主观世界的揭示本身也是人间关怀的一个领域，也不仅因为先锋小说为我们提供了现实社会新的文化景观和生存景观。更值得重视的是，在先锋小说的后期创作中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变化倾向——转向人间，转向朴实，转向当代性精神探索。在格非、余华、北村、残雪、林白的近作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从文风到内容的悄然改变，感觉到人间气、平民味和尘世感的日益浓郁，感觉到某种向现实、向大地、向普通人心灵贴近的创作倾向。先锋文学的人间转向以及当代文坛文学创作人间关怀浪潮的形成是一个极具意味的信号，它隐含着一批作家心灵深处的价值重筑，标志着作家与社会、现实关系的某种调整，象征着文学作品人间关怀艺术范围的扩大和思想内容的深化，同时，也预示着一个更加注重生活，更加靠近人生的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二
　　九十年代小说创作中的人间关怀无疑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但笔者以为，其主要特点概括起来大致有三个方面：复杂，深邃和细腻。
　　走向复杂，是近期小说创作最为鲜明的特色之一。复杂本来是现实生活最基本的表现形态，也是文学描写最重要的任务，但恰恰是这一点成了我们文学创作长期以来难以克服的痼疾，公式化、概念化、简单化像一片片挥之难去的乌云，旧的尚未未除去，新的又在形成，似乎总是变换着方式笼罩在许多作品的头上。没有复杂，就没有丰富和多样性，艺术创作自然就缺少蓬勃的生命力。当然，这不只是一个创作方法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九十年代我们思想领域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就是对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和现实社会的复杂性有了更加清醒和充分的认识。复杂，是当代小说家把握现实的重要前提，是他们再现生活的关键契入点，是他们提升作品质量的有效手段，也是他们抒发人间关怀的重要载体。以乡村小说为例，九十年代的乡村小说最让人赏心悦目、拍手称道的地方是真实而艺术地描绘出了变革时期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生活图景。它告诉人们，中国农村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期是曲折的、漫长的、痛苦的，但也是深远的、壮阔的、伟大的。这场变革，决不仅仅是经济形态的转型，更是政治、思想、道德、文化诸多领域的一场深刻而伟大的革命，它无疑将激起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并且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掀起层层波澜。刘醒龙引起轰动的小说《分享艰难》高妙之处就在于写活了种种矛盾纠葛，这里有书记与镇长之间的貌合神离、钩心斗角，有乡镇政府、公安部门以及企业家之间的相互依存与不断摩擦，有经济危机的阴影，有自然灾害的熬煎，有随时可能发生的“民变”的重重压力等等，一个小小的村镇成了九十年代中国农村变革的一个缩影。综观我们的文学史，还从来没有作家从这样众多的角度来俯瞰农村生活，也很少有作品能将农村矛盾写得如此尖锐与复杂。对人的描写亦是如此。九十年代小说创作与以往相比，最大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对人的理解与展现上存在着本质的不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文学作品对人的描写经历了几次重大变化，从写泾渭分明的好人和坏人，到写有缺点的好人和有优点的坏人，直到今日，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很难评价是好人还是坏人。无所谓好坏人很容易被误解为丧失了价值判断，其实任何文学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是非标准，只是今天的小说写人，已不像过去那样只是一味地给人做个简单武断的结论而已，它已经进入一个相对模糊、相对淡化，然而却更为真实、更为深刻也更为复杂的新阶段。如对乡村干部的描写，众多的乡村小说在这方面显示出惊人的相似，它们笔下的乡村干部无一不是复杂的、多面的、沉甸甸的。他们既有自私、狭隘、狡黠甚至是霸道的一面，也有质朴、宽厚、坚韧、奉献的一面。作家以全新的笔触来描绘这些人物，他们既写出了人物的种种复杂动机，更写出了动机背后更为复杂的原因和背景，尤为可贵的是，作家决不是根据动机来判断一个人的善恶美丑，而是把人物放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较为全面的衡量、分析、认识。小说告诉人们，正是这些复杂的人物置身乡村矛盾的漩涡中，焦头烂额，忍辱负重，艰难地支撑和参与着中国农村所有变革。笔者认为，对复杂性的认识和展现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认识复杂需要思维的深度，展现复杂则需要高超的艺术功力。缺少前者，是肤浅散漫的罗列；缺少后者，则是空泛乏味的说教。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九十年代众多小说对复杂性的探索是成功和可贵的。小说对当前社会现实的复杂描写体现出作者对现实社会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同样，复杂的小说则使作品的人间关怀更加生动，更加真实，从而更易打动人心。
　　走向深邃。深邃在很大的程度上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它是创作主体综合素质的一种自然显现，它深含着文化的建构，浓缩着历史的积淀，反映着作家以及作品的整体水平和精神向度。审视九十年代小说创作，另一个让人振奋之处是其人间关怀的深邃性。如果说人间关怀的复杂性是对未知世界的热切嘹望，人间关怀的深邃性则是对已知事物的苦苦探寻；复杂为读者开辟了一个更为辽阔广大的阅读视野，深邃则使我们领略到许多司空见惯的表象背后的万千意味和无限风光。近十年小说创作一个显着的成就是其深度的增强和立体感、丰厚性的提升。它首先突破许多的禁区，展现出一个个过去鲜为人知的生活存在，随后在更多的领域内向纵深开掘，极大地丰富了读者的认识世界。在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官场小说，从九十年代初期刘震云的《官人》系列到近期走红文坛的湖南作家王跃文的官场系列，官场小说数目之多，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挖掘之深，实为文学史上之罕见。人们之所以如此关注官场小说，除了这一题材的敏感特殊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小说创作深入细致地展现给人们一个闻所未闻的奇妙世界。这些小说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写官场的固定模式，极大地超越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写干部经典样板，彻底否定了不是暴露就是歌颂（以至神话）的写作套路。这些小说不再仅仅局限于惩恶扬善的道德批判，而是将各类官员放在市场经济的当代背景下，以平民意识从文化角度把握和展现形形色色的官员生活及其重重包装之中的内心世界。谋取升官机关算尽，官场争斗刀光剑影，小公务员生存多艰、酸甜苦辣，当权者色厉内荏、一人千面，这一切在小说中往往描绘的活灵活现，入木三分。更为独到的是，作者们似乎并不热衷于揭露批判这一切，他们更为关注产生这些东西的基础、环境和土壤。作家们匠心独运地把官场当成一种文化一种民俗一个客体来研究和描绘，其目的并不在于，或者说主要不在于渲染官场的不好，而是试图探寻这种不好的普遍性和生命力，也就是说，极力追寻深潜于种种弊端之中的历史原因和文化因素，这就使小说具有了极深刻的认识意义。再如心灵描写，也是近十年小说创作走向深邃的一个突出例证。以朱苏进的《醉太平》为例，这是描写军人生活极为难得的一部佳作，说他难得是因为它以具有穿透力的目光审视当代军人的生活天地与精神世界，笔锋之利，洞穿之深，令人难以忘怀。太平盛世，歌舞升平，军区大院的生活看上去既有声有色又风平浪静。然而，在这温馨平静的外表之下却掩盖着复杂激烈的、惊心动魄的争斗，在权势与情欲的驱动和诱惑之下，一群风华正茂的军官们在不动声色地进行着较量，这一切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心理描述来完成的。深入的心理刻画，不仅极为有效地展现出小说人物的灵魂深度，展现出多种社会关系纠缠下灵魂的复杂性；同时，也展现出一个由这些灵魂组成的极具吸引力的深邃世界。多姿多彩的心灵天地映射出一个纷纭复杂的现实世界，深入的心理描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故事的内涵和韵味，而且极为有效地增加了文学作品人间关怀的思想照耀和情感投入。
　　走向细腻。细腻与复杂、深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细腻不仅与复杂、深邃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而且是实现后者的重要手段。走向细腻、提升质量是九十年代小说创作一个共同的追求，无论那种流派，不管什么风格，作家们都力图使自己的作品更精致、更巧妙、更耐人寻味一些，因而细腻就成为大家高度重视的一个领域。尤其是以新写实着称的一批作家，他们力图以客观全息摄影式的方式来反映平民的生存状态，其冷色调的叙述语流混合着细腻、繁复的叙述态度成为他们突出的创作标志，这以刘震云和池莉的小说最为明显。在《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单位》、《一地鸡毛》等新写实代表作中，逼真的生活背景和细致的叙述方式构成当代社会生动鲜活的生活“原生态”，而对细节、细部的刻意追求、渲染和铺陈则极大地提高了小说的真实感和可读性。在他们的作品面前，读者很容易被吸引、被融化、被触动并由此领略到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在这个方面，我们还应当特别指出新潮小说的贡献。事实上，尽管人们对新潮小说褒贬不一，但对他们在形式方面的诸多探索及其成就还是普遍认同的。综观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我们发现各种流派的文学作品在叙述层面和言语方式上都不同程度地吸纳了新潮小说的文本“技术”，这一切，无疑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整体叙事水平的提高。当然，进而言之，细腻水平的整体提高，决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手法问题，它还包含着深厚的认识内容。以高校题材小说为例，近十年来一批描写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作品的确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王蒙的《春桥六题》、杨沐的《千条线一根针》、阿宁的《坚硬的柔软》等尤为引人注目。这些作品的突出之处不仅在于活灵活现地描绘了当代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文化群体所独有的缤纷天地，更为重要的是深刻细腻地揭示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矛盾冲突、情感结构、文化积淀和精神走向。《坚硬的柔软》中对青年教师许宾的描写充满了辛酸与同情，令人叹为观止。一个苦苦挣扎的青年知识分子，其处境之难，命运之艰，用心之苦，精神之累，真让我们感慨万千，为之三叹。坚硬是某种形态的脆弱，柔软是另种形式的坚强，最为有力的是坚硬的柔软，像一根竹子在风雨中的弯曲是为了风雨后的挺拔，小说以细腻的笔触道尽其中辩证关系。文学作品细腻化的过程无疑是其整体质量综合提升的过程，走向细腻就是走向更高的思维层次和艺术境界；走向细腻，亦是当代作品人间关怀的更高的体现和更深的表达。
　　　　　　三
　　评论近十年来的小说创作，人们最为不满的是精神追求方面的弱化，也就是所谓的“精神缺失”。许多批评家认为近期的文学作品过于追求写实，忽视典型的塑造，影响了理性的犀利与强烈，知识分子最为可贵的人文精神在减弱、消退乃至泯灭；人们批评当代作家过于渲染、夸张生存的黑暗，在许多作品中，人性的罪恶、生命的脆弱、灾难的可怕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几乎吞没世间的一切，而那些崇高、神圣的精神话语却被无情地放逐了；人们批评许多小说对现实中的负面过于妥协、退让，对生活中的丑恶现象缺少分析、批判，某些时候甚至表现出某种认同乃至欣赏的态度，最终导致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双重缺失。说到底，人们认为近期的小说创作缺少理想的照耀，缺少执着的追求，总之，缺少一种精神的力量。果真如此吗？笔者认为，不能如此绝对，尤其不能如此武断。
　　我始终认为，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都蕴含着某种强有力的精神基础。但是，今天对精神、理想等概念的看法，决不能拘于传统的观点，尤其不能用长期以来形成的那种固定模式去对待今天的情况。我们必须极其清醒地认识“假大空”之类虚假文化对我国文学造成的毁灭性打击，以及由此在民众心中产生的长久难以平息的创痛。我们应当深深明悉，无论作家还是读者都对过去那种空中楼阁式的理想宣传存在一种近乎本能的厌恶。所以今天的作品即使在描写光明、崇高，颂扬英雄人物、理想精神时，往往也会尽量保持一种适度的距离，尽量采用一种含蓄而有分寸的笔调，决不愿过分张扬，过分美化，尤其不愿意将心目中美好的东西拔高到过去那种神乎其神的荒唐地步。在经历了多年“理想万能”的摧折之后，人们的“理想观”已发生了极为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关键之处在于人们不是没有理想，而是使自己的理想趋于现实化、多样化。所谓现实化，就是讲究世俗性、功利性，人们把理想更多地寄寓在若干实干之中，寄寓在振兴中华、强盛国家的建设之中，理想因素与现实生活几乎融为一体；所谓多样化，就是人们不仅关注政治的社会的理想，关注群体，而是更多地关注个体的存在与未来，关注人生理想。我们在评价当前小说创作的时候，决不能把理想与实际割裂开来，不能把个体关怀与群体关怀，把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对立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一个正确的稳固的立足点，才能拥有更准确敏锐的目光，才能真正寻找到九十年代文学创作中浸透着人间情怀的理想追求和精神所在。
　　那么，九十年代小说创作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呢？我以为，概括起来，最突出的方面应有两点：其一，执着的生活信念；其二，不断走向深入的人生追求。
　　作为人类精神的“润滑剂”与重塑人类灵魂的重要工具，文学对于人类生存价值的探寻，始终肩负着神圣而沉重的使命。正因为如此，本世纪涌现的文学名着无不或隐或现地表达着对生存意义的强烈关注。在当代中国，这种关注更加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它体现着一种思想的进步和精神的提升，体现着在改革开放时代人们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提高；另一方面它也鲜明地表达出在社会转型期，确切地说，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之后，人们面临的困境、迷惑和抉择。活下去，顽强地活下去，这是众多小说直面现实的主题所在，也是众多作家深层思想的集中体现。正如作家池莉所说的，她的小说是在写当代的一种不屈不挠的活，她给自己的一篇小说起名《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就十分明晰地表达了这层意思。在平民人生系列作品中，她极为出色地描绘出普通人这种不屈不挠的活法。外部世界把那么多的与生存联系在一起的痛苦和烦恼抛在印家厚们面前，他们只是默默地承担着，不仅顽强，而且乐观。他们深知生活的不如意、不容易，但为了实现让老婆孩子吃上一顿西餐这样的小愿望，却始终满怀期望、竭尽全力去努力。这是非英雄的不屈不挠，是小人物的不屈不挠，这样的不屈不挠体现出的精神或许不那么崇高，但却是真实、生动和感人的。作家余华在谈到自己的名篇《活着》时曾十分感慨地说：“我觉得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活着。《活着》里面的富贵是最尊重生命的人，他比任何人都有理由死去，但他却那么珍重生命，认真而坚韧地活着。”（注：张向阳：《活着：一个作家笔下的人生》，《齐鲁晚报》1999年3月28日。）展示生活之难， 展示生存之苦，但更重要的是展示在这艰难困苦之中的顽强人生，要有信心地活着，要有勇气地活着，这是近期小说十分突出的主题，是贯穿许多创作的一条主线，也是我们了解许多作品深层意蕴的一把钥匙。细读九十年代的许多小说创作，无论作者写什么时代、以什么为背景、落笔于什么人物，我们都能从它的故事之中体味到一种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对现实人生的强烈关照和对生命意志真诚赞颂。它常常使我们想到鲁迅先生振聋发聩的一段话：“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程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密制膏丹，全都踏倒它！”（注：《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版，第45页。）鲁迅一生中曾多次讲过类似的话，这是先生最重要的思想之一，是他一生中不断思索、不断强化的一种信念。我们深切地感到具有浓郁人间关怀倾向的当代小说与鲁迅的思想之间似乎有某种相通的东西，鲁迅的论述是对当代小说某种精神追求最精炼、最准确的概括。要生存，要温饱，要发展，什么也不能动摇它，什么也不能改变它，这是对生活的一种独特理解，是对人生的一种坚定态度，我们觉得这是当代小说最为深刻之处，也是其最为可贵之处。
　　当代小说的另一突出的精神意象表现在人生意义的不断探索、寻找和追求上。当代小说的一个主要特征在于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但这种直面的精神基础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吸收扬弃、充实提高。从这种变化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轨迹，看出九十年代小说创作的精神提高和升华。如果说前期小说主要是审“丑”，即表现普通民众的苦痛和物质精神的烦恼，揭露生活中的丑陋、畸形、堕落、变态等无价值、无意义的东西；后期小说更多的则是审“美”，即在沉重的现实生活中开掘真、善、美，开拓一切有价值、有生命力的东西。前期小说描写的小人物在困境中是麻木迷惑，是醉生梦死，是得过且过、随波逐流；后期小说中描写的小人物尽管也有违心的妥协，有无奈的挣扎，但却大多是清醒和痛苦的。这种生存的痛苦也是一种批判，一种自我否定，因而也是一种新的意义上的觉悟。前期小说带给读者的多是在困境中苦苦徘徊甚至被生活压垮的小人物；而后期小说着力刻画的多是顽强不屈、努力站起来的小人物。同是写下岗女工，发表于九六年的《学习微笑》和发表于九九年的《乡徙》就有很大的不同。《学习微笑》中的刘小水给人总的感觉是辛酸、屈辱和无奈，而《乡徙》中的黄秀芳更多的则是思索、愤怒和抗争；刘小水总是在被动的适应，在适应中一步步走向自强自立，黄秀芳则表现出一种主动的选择，在选择中重新认识自己的价值；正如小说名字所写的那样，刘小水是在学习微笑，而黄秀芳则是在迁徙，在寻找，试图以崭新的姿态开创一种新的生活。小说主题的这种变化是醒目的，深刻的，意味深长的。它不仅表现出作家们对生活认识的深化，同时折射出他们精神世界的不断寻找、充实和提升。这一点同样表现在对未来世界的探索和追寻上。九十年代的小说紧紧扣着时代的脉搏，始终追踪现实生活，它一方面努力展现现在，另一方面也在试图描绘未来。女作家张欣的作品被誉为未来小说的雏形，她的作品透过城市这面镜子极为深刻地显现出现代人精神天地的别样景致，《爱又如何》、《掘金时代》、《岁月无敌》等小说，一方面淋漓尽致地揭示出商业社会人际关系的奥妙，另一方面又以极为浓厚的兴趣畅想新的文化语境中的精神家园和灵魂安顿，她的小说温情脉脉地拓展开都市文学的新生面，把当今文学中城市感觉和城市生活艺术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张欣等人的小说创作告诉人们：在社会转型的巨变中，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受文化失范和价值晕眩的困扰，都不可避免地要陷入精神失落和重建的困境之中。因而，寻求不断更新的生活意义和目标，寻求超越物质世界的精神家园，就变得愈加必要、关键和迫切。静而思之，意味万千，这无疑是文学创作新的使命所在，是作家对未来生活独具特色的思考和理解，同时，是否也是文学创作人间关怀更深层次上的集中体现呢？
　　收稿日期：1999—06—03
东岳论丛济南131～135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郑春20002000极为浓郁的人间关怀倾向是九十年代小说创作中值得高度重视的一种现象。其特点是：走向复杂，充分把握和展现复杂的现实生活；走向深邃，努力开掘形形色色表象背后的深层意蕴；走向细腻，巧妙运用细腻的创作手法达到较高的思想层次和艺术境界。而执着的生活信念和不断深化的人生追求则是其最重要的精神基础。九十年代小说/人间关怀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郑春（1963—　），男，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作者：东岳论丛济南131～135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郑春20002000极为浓郁的人间关怀倾向是九十年代小说创作中值得高度重视的一种现象。其特点是：走向复杂，充分把握和展现复杂的现实生活；走向深邃，努力开掘形形色色表象背后的深层意蕴；走向细腻，巧妙运用细腻的创作手法达到较高的思想层次和艺术境界。而执着的生活信念和不断深化的人生追求则是其最重要的精神基础。九十年代小说/人间关怀

网载 2013-09-10 21:4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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