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辽代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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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辽代散文的数量和分类
  辽代的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不是大国,但作为一代文学,不可至今无论。
  辽代的散文,《全辽文》编为13卷,末有3附录,分别为类目索引、作者索引及事迹考、图 版(出土的辽代契丹语志石、哀册、记等18则)。类目索引分为诗、谣谚、诏谕、敕制、哀册 、 册、官告、表奏疏、碑铭、颂、偈、记、塔记、幢记、题记、祭文、墓志、杂着等27类。按 照通行的分法,诗和谣谚(包括青词等)在文的范畴之外,而敕文、判文(法律文书)、契约、 铭文(包括砖石等金石文字)应单独列项,不宜以杂着二字相概。与其他朝代不同的是,辽 代的实录分为两种,一是人们熟知的帝王实录,再为如实记录事物性质的纪实文字,如《全 辽文》卷8的《涿州超化寺诵法华经沙门法慈修建实录》,卷10的《范阳丰山章庆禅院实录 》,相当于碑记。另外,伴宋使者的一些言谈记录文字,应单列为语或谈。还有,辽代尚有 赋和小说,赋虽屡见提到,但没有文本,不过小说在河北《水平府志》中还有《染庄社记》 一篇,写养蛇之事,与《太平广记》所录其它朝代的养蛇故事差不多,《全辽文》失收,但 是辽代文本不可或缺的一类。如是,《全辽文》应改为35类。1998年4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 版了向南《辽代石刻文存》,全书55.5万字,但是大部分是过去已经收录过的,作者又进行 了重新整理,也有少量的石刻文字为过去所未见。所以其功亦不可没。至于有关报刊上登录 的辽代散文就数量了了了。
  《全辽文》只有45万字,再加上有关补充的内容也不到60万字,又主要是金石文字,没有 完整的作家文集。根据《辽史》、《全辽文》、《契丹国志》及《辽海丛书》、《续辽海丛 书》中有关辽代材料考证,辽代至少有辽道宗的《清宁集》、《御制诗赋》、耶律隆先的《 阆苑集》、耶律良的《庆会集》、耶律资忠的《西亭集》、耶律庶成的《耶律庶成诗文集》 、耶律孟简的《耶律孟简集》、耶律谷欲的《耶律谷欲集》、刘京的《刘京集》、萧韩家奴 的《六义集》12卷、萧孝穆的《宝老集》、萧柳的《岁寒集》(千篇)、杨洁的《登瀛集》10 卷。《重熙小集》10卷、耶律观音奴的《耶律观音奴集》、王棠的《王棠集》、李浣的《丁 年集》10卷、《应历小集》10卷、秦晋国妃萧氏的《见志集》、《北朝马氏集》、沙门了洙 的《僧了洙文集》、僧非浊的《往生集》20卷、沙门郎思孝的《海山集》等几十种与文有关 的文本,但无一能够流传下来,无疑连集名和作者皆不见的亦不会是少数,由此我们推测辽 代200多年的文坛并不寂寞,也不乏辉煌之处。
      二、辽代散文的历史建构
  文本的产生和世界、作家、印刷传播、读者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理顺明了一代文学和 方方面面的关系以及辽代散文的产生途径和要求,那么,一代散文的艺术发生和历史建构情 况就大致可见了。
  (一)辽代散文与辽代帝王。虽然早期的辽代帝王对契丹百姓施行不文之策,但帝王后妃等 贵族阶层却皆习文,且不乏以文见长者,现存《全辽文》中存有相当份量的辽代帝王诏谕, 敕制和诗歌。辽道宗是辽代文坛的一代盟主,嗜学好文,卓有成就。风气所及,上行下效, 礼文之气甚浓,文学也不再是一般意义的文学,而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封建皇帝为文往往 有其政治目的。辽道宗即位次年即“御制《放鹰赋》赐群臣,谕任臣之意。”(《辽史》 卷21)示隆文治之心。天祚时耶律劭的《安德州碑铭》亦称:“我国家右文敷治,偃革济时 。”(卷10)因此臣僚中表达其思想主张时亦往往是写文示意。咸雍时耶律常哥即写有《述时 政文》,谈强国之道,治教之本。臣僚士子间亦不免以文相夸显荣。《王泽墓志铭》说:“ 或政事系宾筵之画,或辞笔骋翰苑之荣。”一时因为作文得官者也不乏其人,如《辽史》卷 76《张砺传》说“后太宗见砺刚直,有文彩,擢翰林学士,“唐彀收贤,当选儒宗,以付文 柄。”(卷7)世家子弟,官僚家庭皆注重子女家庭成员为文之修养,有的几岁就能写出一手 好文章,如虞仲文,有的好文不辍,愿成大器。
  (二)辽代散文的地位与要求。《契丹国志》卷18说:“帝以隆运辅翼功前后少比,乃赐铁 券誓文,躬自亲书,斋戒焚香,于北斗星下读之,宣示番汉诸臣。又以隆运一族附籍横帐 ,列于景宗庙位。契丹横帐,犹宋朝玉牒所也。”皇帝亲书的铁皮文要斋戒焚香,读于北斗 星 下,颇具宗教虔诚,当然与其政治功用有关。文章有文章的规矩,辽代往往延习中原有关文 法规矩,但也不全是生搬硬套。《起居注》,例不许帝王看,辽代亦然。辽道宗大康2年11 月,上欲观《起居注》,两位修注郎不进,各杖二百,罢之(参见《辽史》卷23)。随着文学 地位的提高,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也就更加密切,不免有力文难之叹,也有用文写意而招 祸者。如萧观音《十香词》案,因诗中嵌有其相好赵惟一的名字而致殃。《耶律仁先墓志》 亦有记云:“副部署耶律良奏得宗元父子诗知章等反状。”写诗反政,辽亦有之,可见对于 文学的运用已经十分熟练,文学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见卷8)。文章地位提高,对作文便有 许多要求,轻发文字便是一种罪过了。(见《闻耶律淳卒诏》卷3)
  (三)辽代散文与历史学。辽代君臣都非常重视史书的鉴戒作用,不仅设有史馆,还有专门 的起居、实录文吏,并注意古今重点是唐代的成败得失,为治世之鉴。重熙十二年,辽兴宗 下诏说:“礼书未作,无以示后世,卿可与庶成酌古准今,制为礼典。多或有疑,与北南院 同议。”萧韩家奴便翻译了《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等不谬于古者,辽人修史 ,十分强调史笔,为防止重蹈史家不测之命运,所以十分谨慎,耶律孟简对编修官们说过这 样的话:“史笔天下之大信,一言当否,百世从之。苟无明识,好恶徇情,则祸不测。故左 氏、司马迁、班固、范晔俱罹殃祸,可不慎与?”耶律孟简这段话主要强调史笔的信当和史 识之明,害怕招祸,但无形中强化了文学或文章的实在性和质地的高尚性。辽人对史笔,即 文学性也很重视,《耿延毅墓志铭》说:“乃征铭于陇西氏,万元非史才,久废文章,承郡 王之教,难以固辞。”(卷6)文章的典雅化导致了文学的高品位。直书,亦是辽人写史中广 泛采用的表达方式。《焚椒录序》说:“触景兴怀,旧感来集,乃直书其事,用俟后之良史 。”由上述我们看出,辽人不仅重视资政垂史的史的功能,在写作上更注意修史人员的任用 ,史才文笔、史识与直书的修养与方式。
  (四)辽代散文的书写工具。中原地区历来有纸墨笔砚为文房四宝的提法,就是说作文的书 写具器。前边提到了铁券誓书,这种用铁皮做成的誓书用什么工具书写尚不可知,但以铁皮 当纸,显然显示了契丹人的智慧。据近年来辽墓的发掘和应县木塔发现的文物,我们知道 契丹人还有用金水或银水写经,还有羊皮书,体现了契丹人书写工具的多样化。至于中原地 区广泛使用的纸和绢,契丹地区也广泛使用。《契丹国志》卷2云:“恐有遗忘,愿记之纸 墨。”可见契丹不乏墨纸。契丹也用砚。《辽史》卷29云:“笔砚只候察刺降金。”有时也 用绢。《全辽文》卷4《奏阴事》云:“其绢文印押,了未封被。”可能辽代还有简书。《 为法编造真言幢记》云:“堂纸素竹帛上”。竹当指竹简,也可能是借用,泛指一般的纸张 (卷10)。又《安德州寺铭》云:“语乏黄绢之句”(卷10)类此。根据上面的索缀我们看出, 辽代也以纸墨笔砚为书写工具,但讲究些的则用绢,金、银为墨。还有铁皮书、羊皮书或竹 简书,如羊皮书者,中原地区就比较少见。
  (五)辽代散文与避讳。我国古代历来有为长亲者讳,为尊者讳的传统,如缺笔、改字等等 ,以表敬畏之情。辽人也盛行此道,以示风雅。反映在文字中的主要是为唐讳、宋讳和先祖 讳,为唐讳也不是具有普遍性的自讳,而是选择他们尊敬的封建帝王如唐太宗、唐玄宗,即 为尊者讳,不仅讳名,也讳庙号,构成契丹特殊的避讳形态。
      三、辽代的散文和佛教
  辽代文化长期处于徘徊重复和原始积累状态,直到中期以后文学之事始为隆盛。在辽代文 学发展过程中,散文和佛道儒三教以及经学密切相关。大致的关系是儒教为用,道教为辅, 佛教为主,就是说佛教在辽代人的宗教信仰中具有主流性,对于文学发生和发展发挥了重要 作用。(详见黄震云《论辽代的宗教文化》刊《民族研究》1996年2~3期)
  (一)佛教和社会。为了取得生存的空间和地位,佛教徒总是把佛教与人的生命和帝王、政 治联系起来,和老百姓的生活前途联系起来,以致于辽代帝王称和尚为师,授以国师、三公 爵衔,滥尼亦得赐紫。佛教徒的数量急剧增加,一次度僧尼20万的事也有过。佛教的迅速人 浸改变了辽人原先的文化方式。一批批新剃度的沙弥便成为契丹民族某些宗系的第一个文化 人,所以辽代文坛不少“作家”便是这些和尚尼姑们。地道的辽代的作家亦大部分好佛,佛 教的典实、语汇、精神也丰富了他们的写作。从现存的文本看,最长的诗是寺公和尚的《 醉义歌》,最大的诗君群是玉石观音唱和诗碑,最大的诗人是好佛的辽道宗皇后萧观音,散 文作品数量最多的也是有关佛教的文字。
  (二)佛教生活的文学反映。遍布全国各地的上百万佛教徒占有着大量的庄园财产,享受着 俗人的供奉和“施舍”。他们的主要活动是文化活动,反映这种活动的重要方式就是文。今 存《全辽文》中,大部分文字皆是沙门所撰,内容有寺碑、经幢,还有墓志以及有关佛经体 会的文字。由于沙门为争取更高的地位而注意习文(习文是佛事的基础),加上后来一些知识 分子进入禅门,还有寺院往往建构在风景优美的山林,成为美丽的庄园建筑,因此自然成为 文章写作的对象。
  (三)佛教徒的文化素养。佛教虽然不提倡习文,但进入空门以后一般皆须习字能文,至少 能背诵理解一定程度的佛教经典,因此,佛教徒必须有文化修养。受戒居士王鼎在咸雍八年 写作的《蓟州神山云泉寺记》中说:“今海内塔庙相望,如睹史之化成。”佛寺虽是佛教生 活之所,但也包含了社会的文化力量,“智者献其谋,巧者输其艺”,一个个佛教徒就是一 个个文化的点线,而一座座佛寺就是一个个文化单位,它们勾织出带有社会意义的佛教文化 。 对于佛教徒的文化修养,《妙行大师行状碑》中提出了怎样当和尚的21条。从服装、行为举 止 、人际关系、文化学习、生活方式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其中诵经是怎样当和尚的关键,没有 诵经便没有佛教,诵经是直接关于文的活动。佛教徒的文化修养对于文的发展无疑起到了传 播、推进和提升的作用。
  (四)佛心和文心。佛教强调修行悟道,把佛寺作为清静之所。和尚们讲究心的纯洁,注重 领悟和感受,还往往借助想象的力量,在有无之间达到精神上的满足。文学的深层审美结构 就是思与境谐的神韵境界,天人合一是最高的审美理想,往往通过外部环境的描述,意象的 构建,体现心灵之趣和自由之情,感受是文学的审美主体的重要活动,因此,诗文之心和佛 徒之意往往会产生共振和切合。《全金诗》录有张通古在辽时所作的《灵壁寺》诗说:“万 壑 千岩里,林开一径深……花散满天雨,灯传古佛心。”这种虚中有实,思由境出的空灵玄妙 境界也是文章追求的审美奥区。二者都是象外有象,思与境谐,物我两忘的超然境象的表现 。萧观音《应制诗》说:“文章通蠡谷,声教薄鸡林。”这种通蠡谷薄鸡林之意表现出的广 阔的时空也就似古佛之心。《全辽文》卷6《创建无垢净光法舍利塔记》说:“实谓理而 文彬彬,玄奥贯于群宗。”把文与理与佛相提并论可以说是一种高明的提示和认指。至于佛 教的玄理怪意要广为宣扬或者流传亦必须以文的形式表达出来。文彬彬,不是儒家的文化观 念,而是文学批评术语。在佛教徒中,一些干政的佛教徒实际上只是一些有很深文化修养的 陪侍文士。现存的辽代散文近半都是关于佛教的文字,可见佛教对辽代散文的影响。
      四、辽代散文的艺术风格
  《全辽文》虽然只有几十万字,但毕竟是纵横几千里,历时几百年,有着自己的文学价值 ,辽代散文基本风格与走向比较清晰,可是与中原地区还是具有明显的区别。
  (一)由简直到繁复的文学风尚。辽太祖、太宗、穆宗三代文坛散文是原始性的简约直率的 诏谕类应用文字。辽太祖《征渤海诏》云:“所谓两事,一事已毕,惟渤海世仇未雪,岂宜 安驻。”所谓两事,据《辽史·耶律铎臻传》,指东征渤海,西讨西夏。西夏已被征服,所 以说一事已毕;要征讨渤海,却声称世仇未雪。没有繁文缛节,未必就想到统一北方,也没 有春秋时代“请与君之戏”式的幽默,表现出一种打就是打的简约率通,充满粗放刚劲之气 。这种好公斗而文理不张的诏文就是辽初文坛的代表作。太宗穆宗时代,略有实质性的进展 。从圣宗或景宗时渐向繁复化、规范化发展,辽文亦藉此分为前后两期。虽然这其中有些长 制,但从书写款式文辞看乃由南方的汉人捉刀之作,非真正辽文。总之,辽初的文章没有称 呼,没有体式,随意为之,简约而率直,充满霸气。随着辽的汉化,三教的影响以及自身诸 条件的变化,便显得斯文起来。同是向汉人逼讨财宝,前后写法显然不同。辽太宗《与晋帝 诏》说:“所进国宝,验来非真传国宝,其真宝速进来。”毫无掩饰,胜利就意味获得了全 部;没有款式,拿来就是拿来。写于1004年的澶渊之盟的《契丹圣宗誓书》则一变面孔,文 乎起来。圣宗以后,辽文日渐繁富,成为宋文之敌国。
  (二)鲜明的黑土气息。太祖开国五年,皇弟剌葛、迭刺、寅底石、安端谋反,历三次二年 ,至煮马驹采野菜以食,孳畜道毙者十之七八,物价十倍,但太祖三次不忍诛,而望其自新 。 最后无奈之下只好干戈相见。太祖八年《刑逆党后宣谕》云:“此曹恣行不道,残害忠良 ,涂炭生民,剽掠财产,民间昔有万马,今皆徒步。有国以来,所未尝有,实不得已而为之 。”此曹、不道、忠良,皆汉语中久已成形的文化单位,辽太祖精晓汉语,所以无意识中实 现了“接受”,可以看到汉文化的背影,但“昔有万马,今皆徒步”的语汇方式则完全是辽 代的文化景象。中原作家无数次地表达过乱世之悲:白骨、饥妇、猿啼、醉吟、悲歌,本来 大多就是徒步,所以绝没有用无马代步来形容国家衰败之举。因此,文又是辽式的,是黑土 地气息,只是汉文化的成份比例较大,痕迹明显。又《慧峰寺供塔记》云(卷8)说,德不孤 而邻者自孚,唱弥高而和之亦广。如风偃草,如蚁慕膻。文章从佑唐寺的地理环境着笔,然 后用工整优美的对句写其优美的生存环境和战略地位。“如风偃草,如蚁慕膻”,只是眼前 景物,随手捡来,就象江南的桃红柳绿。用词色彩鲜艳,气象萧森磅礴,是典型的辽海风貌 。这篇写佛寺的文竟然由河岳联想到战争,反映了契丹人尚武的心理与习俗。从出土的辽代 文物来看,很多菩萨都着军装。游牧民族往往采取军事、游牧相统一的双重生存结构,实用 是其本质。辽文是辽人用来纪事抒情的精神方式,记录了契丹的自然地理景物心性及其行为 ,如《佑唐寺创建讲堂碑》。后期思想心理的精神方式虽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黑土地气息 不但没有变化,反而更为丰富成熟。
  从语言形态上,契丹文也显示出黑土地气息。辽汉语相杂,辽代语汇的形成和使用,是辽 文鲜明的个性。
  (三)质实丰瞻,因时事造文。辽代文学中致用经世的内容主要表现在诗、赋的体式使 用上。粉饰太平,讽谏述志,盛世写真,皆表现出赋家之体,诗人之心。但辽赋不传,详情 已无 从查考,只能从现存赋题上得到一点信息。辽代的文皆根据需要写作,除了一些诗序之类以 外,皆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诸生活的活动工具,因此,辽文从实用出发,注重真善、直 质,虽然也提出尽善尽美,道真文懿的主张,但在实践上,仍尚前者,文质兼美的文章不多 。现存的辽文诏谕、敕制、哀册、书状、碟、碑铭等皆是应用性文体。如数量最多的墓志铭 , 写作时力求准确、真实。凡涉及世系,皆要考诸史书和家牒,不构荒词;引述经典,争取准 确无误。对于一些无奈之事,虽不讳言,但亦不予虚构。
  辽代的文章也注重修改润色。《全辽文》中收有天祚的《降金表》二种,其中见于《北盟 会编》(卷21)的十分简略,但见于《大金吊伐录》(卷4)却在原来的基础上加进了许多内容 ,显然前者可看作是初稿,后者是修改稿。尽管文字经过润色,但具体的事实没有减少和变 化,二者皆体现了辽人重质实,因时事造文的特点,又追求文学的兴味。辽文倡导乃质乃文 ,尽善尽美的同时,也注意文章的察时作用,卷6《张俭墓志铭》即称“洞象纬以察时,炳 文章而华国”,把文学的位置放在察时华国的位置上,重申或者说提升了文学的功能作用。
  (四)优美生动的意象描述。辽文在意象的塑造上往往用朴质的语言,白描的写法,以叙述 为主的语言方式塑造摹画出一系列生动传神的人物、景物、意境和事件,赋予特定的文化含 义。如《耿延毅墓志铭》写耿延毅的相貌说:“为人姿貌魁梧,面紫黑,蚪髭,赫怒之时, 鬓毛如猬,善骑射,聪敏绝伦,晓北方语。”了了30个字写出了魁梧的身姿,紫黑的面庞, 如猬的鬓毛,不力自武,不怒而威,写出了契丹人勇武的形象。清刚朗劲风格十分明显。对 于女性形象,辽文中表现也很出色。如辽道宗皇后萧观音。耶律乙辛《奏懿德皇后私伶官疏 》 说:“着紫金百凤衫,杏黄金缕裙,上戴百花髻,下穿红凤花靴。”珠光宝气,凤鸣花放, 可谓浓艳绝伦,不亚贵妃之华,但绝不涉及淫秽浅薄。在写到侍婢偷听萧观音和朱顶鹤私通 时性爱文字的描述,神态毕现,显示了极高的表现技巧,可谓绝妙好词。《王悦墓志铭》同 时写两位女子,又各有千秋说:
  长女兰芳惠茂,仪静体闲,将贞顺以成风,拟河洲而叶咏。
  次女妲哥,玉肌珠胫,——首蛾眉,以礼自持,其仪不忒。
  墓志铭写王悦的两个女儿,对长女重在表现成熟之美,兰慧之操,宛顺之性;而次女则重 在仪态之美,丽质之貌,教养之好,传文雅家风,美潇湘风仪。可以说各具风韵,可见辽文 在表现性情、刻画人物方面已经具有很高的艺术技巧。
  辽文在物象的表现上,往往通过审美活动赋予对象以文化精神。《尊胜陀罗尼幢记》(卷12 )说:“其幢也,上圆像乾覆之功,下方拟坤之普载,行分则犹贯华之妙,彩镂银字,若文 星之点碧空。讽咏者,无善而下臻;瞻仰者,无殃累而下剪。其功也颇算,其利也难量。” 写了幢的形态是上圆下方,幢上刻有行行彩镂银字,具有教化作用。但同时又写出了幢形, 书写的由来和文化内涵,再由幢的内容引申其未来功利。在结构上互相照应又层层推进,在 时空上表现出心游万仞的审美理想,在文化上具有多元特征。不题撰人的《造长明灯记》( 卷10)是辽文中非常出色的一篇,把长明灯说成是至高无上的能够主宰人类、自然的无上之 灯:“照日月未照之所,明天地未明之时,唯我长明灯乎?”以实写虚,虚中见实,既写出 了人类文明、进步产物的自然之灯的形象、结构、功能,又赋予佛的精神。从逻辑上,层层 推衍,互相映照。在表达上,运用明暗效果,采用时空交织的方式,虚实结合。在审美上, 调动审美主体的生活体验和精神需求,意象直观而飘逸,用日月衬托人类的文化创造:长明 灯,表现的似外物,寄托的内在的心灵之光。虽然有佛教的欺诈,但从文学上看,意蕴笔长 ,犹如空谷传音,达到了一种超乎自然的无迹可寻的极致,达到现代心理学的理解层次。
  辽代文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还注意修辞手法的运用。除了比喻、象征、夸张、对偶、对比 等习见方式以外,还有状字、顶真、叠字等。如:《范阳丰山章庆禅院实录》(卷10)。又如 《郑之恪墓志铭》(卷9)说:“不为儿女喜喜之行,抑有大丈夫望望之志也。”喜喜、望望 汉语中很少这种用法,辽人用此叠字,加重表达分量,可谓别出心裁。总之,辽代的散文继 承了唐代散文的优秀传统,以写实为整体风格,以北方风物和文化精神作为价值取向,和中 原文化、佛教文化有机融合,表现出清刚、旷健、朗劲的黑土地气息。
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23~127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黄震云20022002元明清文学徐州师范大学 作者: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23~127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黄震云20022002元明清文学

网载 2013-09-10 21:4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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