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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芒德尔的奠基性贡献
　　瑞典皇家科学院将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授予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着名经济学家罗伯特·芒德尔(Robert A.Mundell)，芒德尔教授也因此成为了20世纪最后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芒德尔教授的研究成果甚丰，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内外平衡中的运用，固定和浮动汇率体制下的资本流动性及稳定政策，以及对不同汇率体制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及最优货币区域等方面的分析，一直被公认为是相关领域的经典，至今仍为许多学者在研究现实经济问题时所广泛引用。
　　早在1957年，芒德尔就提出了他着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芒德尔从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两国家、两要素和两产品的分析框架出发，假定：(1)X国是资本要素丰富的国家，Y国是劳动力要素丰富的国家；(2)在国际贸易中，两国以各自的比较优势生产相应的产品，X国将集中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a，Y国将集中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b；(3)X、Y两国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
　　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在两国间自由流动。X国将出口a产品，从Y国进口b产品；Y国则出口b产品，并从X国进口a产品。在实现了贸易平衡的状态下，X、Y两国的资本和劳动力的要素报酬率是相等的，因此不存在资本跨国流动的必要。
　　然而，当两国之间存在着关税壁垒、产业壁垒等可阻止自由贸易的障碍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假定Y国现在对来自于X国的进口商品a征收高关税，这势必提高X国的a商品在Y国的价格，并刺激Y国a商品生产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伴随而来的必然是生产a商品所需的、原来在Y国就相对稀缺的资本要素的国内需求量的上升，进而推动了Y国的资本要素价格的上涨，从而提高了Y国的资本要素报酬率。在Y国资本要素高利润回报的吸引下，X国的资本势必通过直接投资或间接投资等各种方式流入Y国，从而进一步扩大了Y国a商品的生产规模。从整体上看，资本要素的流动并没有增加a商品的总产量，只不过是以Y国进口商品a的国内产量的增加，替代了X国出口商品a产量的减少。在Y国对a商品的需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Y国从X国进口的a商品的数量自然就下降了。也就是说，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果最终取代了国际贸易。
　　由此，芒德尔得出的结论是：在存在国际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如果直接投资厂商始终沿着特定的轨迹（即所谓的Rybczynski线）实施跨国直接投资，那么这种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在相对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产要素转换成本基础上，实现对商品贸易的完全替代。
　　二、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的补充、改进和实证检验
　　芒德尔教授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的理论框架非常完美，论证推理严密，但是它却是必须在满足一系列的严格假设的理论前提下才得以成立的。在现实经济中，尽管这种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替代现象确实存在，然而其替代的程度却跟芒德尔模型相距甚远；事实上，由于投资壁垒的存在、资本流动所导致的市场结构效应以及要素配置格局的变化等相关因素的影响，这种替代不会是完全的替代。
　　首先对芒德尔教授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提出挑战的是日本一桥大学的小岛清(K.Koyimo)教授。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小岛清发表了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方面的大量论着，小岛清强调了国际分工原则的重要作用，认为国际分工既能解释国际贸易，也能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可以统一在国际分工原则的基础上。与芒德尔不同，小岛清把传统模型中的劳动和资本要素用劳动和经营资源来替代，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已不再是简单的资本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经营管理和人力资本的总体转移。
　　在此基础上，结合日本的实践经验，小岛清认为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相应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越小，技术就越容易为东道国所吸收和普及，进而就可以把东道国潜在的比较优势挖掘出来；同时投资国可以集中精力创造和开发出新的技术和比较优势，从而使两国间的比较成本差距扩大，为更大规模的贸易创造条件。由此可见，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互补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也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
　　无论是芒德尔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还是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这既有统计数据残缺不全的限制，也有统计方法与工具上的瓶颈。
　　20世纪80年代以来，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研究结果表明，战后的资本流动，尤其是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并没有影响到国际贸易的发展；相反，为数不少的经验统计显示，贸易与直接投资是互相促进、互相补充的。
　　李普西和韦斯(Lipsey and Weiss,1981)依据美国70年代的统计数据，研究了美国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所设立的子公司的生产和出口行为。他们选取了一系列样本商品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这些子公司的相应产品的年产量，与美国同年向这些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同一商品的出口总量呈显着正相关。
　　李普西等人(Lipsey et al,1984)的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这种正相关或至少不相关广泛存在于美国近80%的产业部门中。也就是说，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地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影响。
　　胡弗鲍尔等人(Hufbauer et al,1994)重点研究了美国80年代以来的情况，他们将美国1980、1985和1990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与出口总量作比较，结果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格拉汉姆(Gramham,1996)更近期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关于日本、德国以及瑞典等国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三、贸易与投资新型关系的理论新进展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差异、行业差别、东道国政策、出口商品结构和工业结构、技术创新以及其他动态因素的相互作用，贸易与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替代已不再是两者关系的必然；事实上，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正日趋明显。近年来，这种贸易与投资的新型关系也逐渐得到了理论界的关注，许多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有益探索，使贸易与投资新型关系的理论研究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一）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差异
　　美国经济学家帕特瑞(P.Patrie,1994)的研究表明，由于激发直接投资的动机不同，贸易与投资的关系也不同。帕特瑞根据投资的不同动机，将国际直接投资划分为三大类：
　　(1)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Market-Oriented FDI)，是指跨国企业为了逃避东道国严厉的贸易保护壁垒，或者出于占领当地市场的需要，通过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在当地生产，当地销售。
　　(2)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Production-Oriented FDI)，是指跨国企业受到低成本生产区位的吸引，出于降低生产成本的需要而进行的直接投资。
　　(3)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Trade-Faciliting FDI)，是指跨国企业出于更好地配合本身的出口贸易活动，为企业的出口提供各种服务而进行的直接投资。
　　大量的数据表明，在这些源于不同投资动机的直接投资形式中，只有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容易成为贸易的替代，而生产导向型和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则一般可以增加投资国和受资国之间的国际贸易。由此，帕特瑞得出的结论是，由于激发直接投资的动机不同，贸易与投资的关系也不同；替代贸易的投资仅是直接投资中的部分现象。
　　（二）东道国的政策差异
　　东道国的政策可以从很多方面影响直接投资。世界贸易组织(WTO,1997)近期对不同开放程度国家投资状况的研究中指出，相对于奉行保守政策的、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的拉丁美洲国家来说，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亚洲国家，可以吸引更多的能够扩大投资国和受资国之间的国际贸易总量的直接投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那些拉丁美洲国家中，替代国际贸易的直接投资的比重之高却达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
　　世界银行(World Bank,1995)对日本制造业位于海外不同地区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的出口倾向差别作比较研究，结果发现，位于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亚洲地区的日本子公司，出口比例高达45%；而在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的拉丁美洲地区，相应的比例只有23%，相距近一倍之遥。
　　实践经验表明，低水平的进口保护，对以贸易出口为导向的直接投资来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相反，高水平的保护壁垒，则极有可能导致以逃避关税或占领本地市场为目标的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
　　因此，东道国严厉的贸易保护主义威胁、高关税壁垒以及金融税收等方面的保护政策，最终只会助长直接投资替代贸易的经济活动。许多国家的经济实践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相比较而言，东道国更应该实行自由的投资和贸易政策，以促进直接投资，同时努力加强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积极关系。
　　（三）国际直接投资的行业差异
　　近年来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经验表明，不同行业一般会沿着不同的发展轨迹使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发生联系。世界贸易组织(WTO,1996)指出，一些行业的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具有某种线性的、按部就班的国际化特征，要么是国际贸易导致直接投资，要么是直接投资导致国际贸易。
　　在制造业，企业在从事直接投资以前，一般从国内的生产和销售开始，然后通过出口、签发许可证和其他合同安排以及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等方式，实现业务的国际化。由于这种从贸易到直接投资的线性先后顺序，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往往被认为是对国际贸易的替代。
　　在自然资源部门，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的相互关系主要也是线性的。它或者从进口贸易开始，然后是进口国在纵向的国际整合过程中对原料出口国进行直接投资，促使东道国更多地出口；或者是先从直接投资开始，进而促进东道国出口。因此，在自然资源部门，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一般是相互促进的。
　　另外的一些行业的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则并不具备这种线性关系。如在服务业，企业向海外所提供的许多服务都无法用国际贸易来替代；如果企业要满足海外市场的这种需求，它就必须到当地去直接“生产”这种服务。一般来说，服务行业在海外建立附属公司，在母国有关服务的出口所产生的冲击不会太大；然而近些年来，由于通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服务的可传输性，以及服务可贸易性的技术进步，使服务行业的直接投资和服务贸易的形式开始发生变化。
　　（四）经济结构变迁、技术创新及其他
　　东道国和母国的出口商品构成、工业经济结构和技术创新等动态因素的变动，也会对贸易与投资的相互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对此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1.出口商品构成的变化
　　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母国对东道国的出口构成将逐步从最终产品转向服务、无形贸易、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由于两国出口构成的变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就会表现得多样化了。
　　2.技术创新和工业经济结构的变化
　　贸易与投资相互关系的研究还必须考虑到东道国和母国的技术创新和工业结构的动态变化。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一国的比较优势将主要取决于生产技术的差异；然而在母国的新技术不断出现，同时旧技术逐渐向东道国转移的条件下，两国之间的比较优势将发生动态变化，并进而使两国的工业经济结构发生相应的改变。经验表明，这种源于技术创新的变化，不仅优化了国际贸易格局，更进一步促进了贸易与投资的相互补充和发展。
　　3.贸易扩大效应和投资扩大效应
　　在跨国企业向海外子公司销售新的服务、无形资产以及机器和中间产品的同时，母国同一行业或是不同行业的其他企业对该子公司的相关商品的出口也可能增加，这就是贸易扩大效应；同样地，企业直接投资的增加也会导致相关投资的增加，从而产生投资扩大效应。
　　由于存在着较为广泛的贸易扩大效应和投资扩大效应，因此，尽管跟随国际贸易而来的这种直接投资可能在单一产品方面取代贸易，但在产业层次和全局层次来看，则不大可能。它对东道国和母国的进出口贸易构成和贸易量的总影响，也要依据其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综合效应来确定。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贸易与投资的相互影响往往是跨部门的。因此无论就单独一个企业的经营活动而言，还是就贸易与投资的直接或间接效应而言，各经济部门的界限是交叉的。这种跨部门的交叉运作使贸易与投资的相互关系更为复杂。
　　四、总结
　　芒德尔教授的替代模型为贸易与投资相互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奠基性的理论基础。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差别、行业差别、东道国政策、出口商品结构和工业结构、技术创新以及其他动态因素的相互作用，贸易与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替代已不再是两者关系的必然。事实上，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正日趋明显。理论研究的最新发展表明，如果在原有的理论框架上考虑进这些新的影响因素，贸易与投资的新型关系就能够在一个动态的一体化框架内重新得到有效的解释。
《经济评论》武汉113～115F52外贸经济、国际贸易梁志成20012001本文从芒德尔教授着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出发，在原有的理论框架内，通过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差异、行业差别、东道国政策、出口商品结构和工业结构、技术创新等动态因素的引入和分析，探讨了经济全球化中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型关系。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替代规模作者感谢目前正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进行经济学研究工作的许罗丹教授的悉心指导，感谢作者的好朋友Willy Wang的大力支持。当然，本文的所有错漏将由作者全部负责。梁志成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广州 510275 作者：《经济评论》武汉113～115F52外贸经济、国际贸易梁志成20012001本文从芒德尔教授着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出发，在原有的理论框架内，通过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差异、行业差别、东道国政策、出口商品结构和工业结构、技术创新等动态因素的引入和分析，探讨了经济全球化中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型关系。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替代规模作者感谢目前正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进行经济学研究工作的许罗丹教授的悉心指导，感谢作者的好朋友Willy Wang的大力支持。当然，本文的所有错漏将由作者全部负责。

网载 2013-09-10 21:4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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