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印刷文化与电视文化的逻辑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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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02)02-077-04
　　所谓印刷文化主要是以文字印刷物为载体的文化。它们见诸报刊、杂志、书籍等，着作、文章是其基本存在方式，文字的写(印)读是其基本的信息过程。而电视文化，则是以电视为载体的文化，它们主要见诸各类电视节目，影视剧场、电视新闻、现场直播、事件特摄等是其基本存在形式，声、光、影、图因素的特定组合以及语言与形象的综合运用，是其信息生成、传输和接受的基本过程。
　　自上世纪末叶以来，电视以更加迅猛的趋势进入亿万家庭，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方式，改变了印刷文化过去的垄断地位。这引起了人们对两种文化方式的多重比较研究。本文认为，印刷文化与电视文化互有许多不同的思想特质，它们对人们的认知方式、思维活动发生着异相作用。其中，尤以印刷文化与电视文化因语符载体、媒介环境、传送方式不同所造成的逻辑异构值得关注。笔者试就印刷文化与电视文化的不同逻辑图式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
　　印刷文化的基本信息符号是文字，因而以文字所标示的语词、语句、语句系统串联起来的文本，便成为印刷文化的逻辑载体。印刷文化的文本形式，使其逻辑的构型既受制于语言、字符的规定，又受制于文本的规定，因而，它既是文本的逻辑，又是逻辑的文本。
　　所谓文本的逻辑，就是印刷文化多方面地被文本及其语言文字的规律所占有，受到它们的规范。首先，文字作为语言的符号，它是在语言比较发达、比较成熟的基础上产生和运用的。而成熟的语言，具备了超越感性与理性、个体与类群、言语意义与意象意义之差异的“能指”条件。这不仅是因为有丰富的语词，更为重要的，是有发达的语法、语义逻辑。其逻辑要义，是辩证地处理了词语词义能指的一般与所指的个别的关系，即语义的一般内涵与具体的外延的关系，并且，在字词意义即所指意义——概念的运动中，即在判断、推理的思维形式中，也有了辩证地处理一般与个别关系的能力；能够在概念、判断、推理相互隶属、递进的关系中思考和陈述事物。正是依靠这种逻辑的变换，文本的词语更加精练，语义更加复杂，表达力量更加强大。当语词语义的内在逻辑获得了“成法”的文化品质时，它们必定赋予作为语言之符号的文字以逻辑的定律，使文字的运用，在排列组合变换之间，显示为一种思想的逻辑运动。故文本，因为文字运作、词句建构所产生的对语义逻辑的移用而成为逻辑的。
　　其次，文字作为语言的符号，在心理经验上，其本质已如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说的与语言一样，是“直接靠近作为逻各斯思想之内的，与意义联系的本质，并且产生它，接受它，谈论它，‘构造’它”。人们在调动和组织文字、标点、语段和章句时，必须按照语言的内在逻辑及其所规范的词、语之间可能发生的上下文关系去进行逻辑的运思。同时，当语言、文字被人们给以运用时，它们不仅反映着主、客体运动的逻辑，而且产生着新的逻辑，即不仅给反映对象作出逻辑的谈论和建构，而且还谈论和建构着逻辑。这是属于语义的、主观世界的即文本自身的逻辑。
　　第三，文本并非文字的简单排列，它是按照一定语义、语法、文体规则、规律编织起来的。文本的生成，在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等方面，均有其建构的秩序和成法，有其内在逻辑的遵循。这种逻辑，虽然更多地表现为语文形式或思维形式的，但它无疑属于文本生成中的逻辑，是文本的逻辑。
　　至于逻辑的文本，则是形成文本的活动以及文本自身，总是这种或那种意义上的逻辑操作和逻辑格局。因此，文本便成为逻辑思维的凝结。同时，词语、文字作为认识发展的语符记录，其各自含义及其上下文关系的构成还受到认识发展状况的制约。作者对文本的建构，实际上是他的认识水平、思想水平的逻辑纪录。再有，字词的语义关系因其多样性而具有复杂的可选择性，写作者究竟把何种语义关系变成现实，还取决于主客体在思想活动中的关系，以及主体的认知意向、知识结构、阐释路径和话语习惯、写作风格等。这些，都是存在于主体内心深处的思想、文化的隐结构。平时，它们作为一种文化的隐性构成，悄悄地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思考，当主体充当文本的作者，隐性的思想、文化构成便以逻辑的方式显性地展示在文本之中。这些，都是使文本成为逻辑的文本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文本的逻辑，作为文本生成过程的逻各斯和作用于认识与阐释外间事物的中介秩序，它制约着文本的解读和接受。而逻辑的文本，则多方面地体现了认识主体、文本作者的认知水平、话语习惯、写作风格等方面的主观秩序，它构成了活的认知逻辑。文本的逻辑作为普同的思想、文化规则，制约着文本作者的写作活动。而逻辑的文本作为文本作者认知、思想活动内隐的逻辑个性，则更多地制约着文本的思想品格及其内容的解读。印刷文化的逻辑载体，应当说是文本逻辑与逻辑文本交互作用的产物，它以字词、语段、章句之结构与演绎的方式，经过一系列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操作，而使印刷文化的逻辑图式展现出来。也正因如此，印刷文化的逻辑构造是严密的、高度有序的。印刷文化之逻辑的文本性，使得文本的解读，成为读者对于作者之自我意识、之本来意义反复理解、反复再认乃至于解密和再创造的过程。这需要在语义逻辑、思维方式和旨趣意义上对文本实行“顺应”与“同化”。它要求读者在被文本“占有”的同时还“占有”文本，以克服印刷文化的抽象性、与生活的隔离性而形成的同读者心理的“ 远化”现象或距离阻隔。这表达了印刷文化的逻辑展示方式对人们思想认识方式的一种隐在的制约。同时，它也折射出媒体方式对人们的理性生活具有直接与间接的多种作用，以致于我们不得不在存在决定思维的意义上，也把文化的媒体环境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去对待，将它作为一种生活的现实基础，去解释思维的文化特质。
　　二
　　现在，我们来分析电视文化的逻辑图式及其对理性活动的影响。如果说，印刷文化是一种文本文化，其逻辑以文本方式呈示出来，那么，电视文化则是一种非文本或超文本文化，其逻辑是以非文本的方式呈示出来的。电视文化的逻辑构型与呈示方式是高度生活化、情境性和图像性的，以致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生活的、情境的与图像的逻辑，同时也是一种逻辑的生活情境与图像世界。
　　所谓电视文化之生活的、情境的、图像的逻辑，是指这种文化作品的思想情致之来源、之底蕴、之取象是生活的、情境的、图像的。电视文化，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作为以致乐致娱为主要功能的文化，作为一种提供视听而非提供阅读的文化，它只能听从生活、遵循情境、用图像说话。
　　首先，电视文化的逻辑基底是社会生活，其思理情致直接受到生活的规定。
　　大量电视节目，作为生活的直击或者现场纪录，其思想旨趣、理性内涵，多取决于生活事件的自然样态。它与生活的内在联系及其呈示方式直接同构，乃至生活的节奏、样式、规范、趋势本身就是电视文化的逻辑。
　　其次，电视文化的逻辑内涵是情境的，其思想理致为人的活动情境所规范。
　　现实中的“生活”，既表现为一系列相互联系的事件、人物、活动、过程和结局，更表现为这些因素前后相继、彼此关联、相互作用的物境、际遇、场景、语境等因素出场和在场的情境。情境是生活构成因素作用机制的依托、孕育和显现，是生成生活规律的 “场”，又是生活规律生成的“场”。同样的生活因素，在不同的场合，在不同的情境下，其作用方式、矢量方向、力度大小、意义内蕴以及存在根据、发展趋势具有重大差异。从特定角度看，生活的真实，不在于生活因素真实的出现，而在于它们出现的真实，“在场性”的真实，亦即情境的真实、意义的真实。因为这情境、意义的“真实”，不仅显示了各类生活因素相互关系的适应性以及出场、在场的相宜性、意义的合理性，而且间接地展示了生活中“在场”与“不在场”因素的内在关系，具有一种属于生活自身的“逻各斯”。电视反映生活、表达生活，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强调直观和逼真。因此，它的编导、摄制、剪辑、演绎、播放，最直接的是要遵循生活情境的逻辑，即生活“ 场”中之自然、社会、文化因素的内在运行机理，否则它就会因为失真而失败。这样一种情况，也就决定了电视文化的意义世界和逻辑结构的演绎是高度情境性的，以遵循生活的情境为作品的依据与指归，并通过情境的陈述，而彰显电视的思想与逻辑的话语体系。
　　第三，电视文化的逻辑语符是形象(即图像)的，其内在的生命与活力是形象的真实、鲜活与感人。
　　所谓形象的感染力，是丰富多彩的图像演示过程包涵了典型的美学力量、价值的同化力量、意义的膺服力量、语用的表达力量和行为的规范力量，它们可以广义地综合为图像文化的逻辑引导与实证力量。生活情境中的形象，自然包括物象、人象、人与物结合的事象，以及由这三者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境象，即生存环境、生活情境的状貌。其中，人象和物象是生活形象的基本出发点。物象作为人的活动的对象，它原初地规定人及其活动，而在社会生活中，它则受到人及其活动的深刻规定，它们是人的对象化存在。生活的事件之象，作为人与物相互作用的过程，是人象与物象的特定统一。而生活的情境之象，则是人象、物象、事象的现象“场”。由此观之，生活中的“四象”，最为核心的因素是人及其生命活动现象，其他现象，皆为属人的存在样式或人为的存在样式，直接或间接地作为人的生命活动样式而存在，展示其社会文化的意义。
　　上述电视文化逻辑的三大特征表明，现实生活中人与外界事物具象化的逻辑联系，使得以具象方式来反映、陈述和阐释生活的电视文化，不得不在基本的方面把生活中的诸种形象作为逻辑的语符加以运用。电视文化中的生活形象，便如印刷文化中的字符、词汇、概念、范畴、范式一样，以其特定的排列组合和演绎变换的规则，表达着这一文化的意义与逻辑。因而，在电视文化意识中，编导、摄制、剪辑、播放的逻辑，要服从生活及其形象的意涵与指谓，要按照形象及其相互联系，去营构电视的话语和意义体系。也就是说，电视作品的创作与摄制，在构思、编剧方面，在调动光、影、图、形、声等形象手段的过程中，在摇动摄象机摄取人、物、事象的时候，在剪辑加工移动画面的过程中，都要考虑形象及其语义要求，要服从形象的语义逻辑规范。在特定意义上讲，电视作品的视界，包括对社会生活认识、理解的广度与深度，直接受到具象语符的制约。在电视文化中，人们对生活的认识、理解和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形象的把握和运用，取决于对各种具象语符的释义和组织。事实证明，一部电视作品的中心意义及主要形象的确立，是通过一系列具象语符的意义赋予、意义解释、意义编配，才顺利实现的。若中心形象与次要形象之间、各具象语符之间在语义组织方面发生逻辑矛盾，不是人们的认识发生了障碍，就是词不达意，以形害义。因此，如果说印刷文化的逻辑是抽象的文本逻辑，那么电视文化的逻辑则是具象的图像逻辑、情境逻辑。形象尤其是典型形象、主要形象的塑造与确认，也制约着人们的电视思维及内容表达，制约着人们在电视文化创作中的视域及认知与阐释方式。形象语言力量的保证，便成为电视作品的生命所在。
　　但是，也正像印刷文化中的文本逻辑一样，电视作品中的图像逻辑同样受到创作理念的深刻影响。具象语符是在一定逻辑秩序、思想意向的指引下、推动下，按特定理念被组织成作品的。人们常常说到塑造典型、调动形象、组织画面等逻辑、思想支配具象语符的话语，也就表明了具象语符的意谓不是天然的、刻板的、一成不变的，它们内含的语义，多多少少都有一个被赋予、被编配、被解释的问题。随着电视作品的题旨改变，随着环境、情境、语境的转换，形象符号的意旨是会发生变化的。它们必须服从作品的整体逻辑，服从创作者的中心理念，同时也服从播放与受众的交流机理，这样才能有效地发挥各自的表征功能和能指效应。
　　为此，电视文化的意义有一个寻求适合表达方式的问题，有一个选择和建构具象的话语体系、解释系统的问题。电视制作中，人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技术路线或方法范式，具体展现在以下必须认真对待的四个逻辑关系中。
　　其一，人身“态式”与社会文化“向式”之间的逻辑关系。
　　以人物形象的体态身势和表情，去表达和阐释特定的角色、事件和情境中的生活意义，既要关注“态式”对社会文化逻辑“向式”的表征，更要考虑社会文化逻辑“向式” 对人身“态式”的规范。其中，要特别关注人身“态式”与社会文化“向式”之间非单一对应的关系，一个“态式”可能受到多重“向式”的规定，一个“向式”也可能以多种“态式”去表达。例如“害羞”，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的“向式”，它可以表现为少女的红脸、不好意思地低头、手足无措地折着衣角、双手捂着脸、扭头跑开等等行为 “态式”。这多样式的行为，都可以在电视中作为“害羞”之意的人身语符被运用。这些非对应关系所蕴含的“态式”与“向式”关系的多种可选择性，使得电视文化的逻辑具有多义性、模糊性和非缜密性。因而，要特别关注人物形象“态式”与其他辅助表现手段、表意语符的配合，在多因素的相互确证、相互表征中，去提高电视文化的思想感染力和逻辑明晰性，以有效地贯彻电视作品的中心观念。
　　其二，具象语符与抽象语义的关系。
　　除了人物形象“态式”之外，电视文化中的具象语符还有事件状态、场景，以及由光、影、声、色、图等可视可听因素构成的感性形象成分。这些非严格语言意义的语符，其强大的表征力量、阐释功能，源于其中含蕴的抽象语义。它们属于象征语言体系。象征物和被象征物，是语符与语义的关系，又是喻体与本体的关系。这里，不存在单向赋予现象。语义生成语符，语符亦生成语义；本体塑型喻体，喻体亦诉求本体。比如，色彩语符中的红色，是太阳、火、鲜血的本色，它在传统文化中，演绎为夏季、南方、炎热、喜悦、欢笑、节庆的意义符号；而在现代文化中，则进一步引申为欲望、热情、积极、激烈、血性、生命力、竞赛、战斗、革命、进取、向上、胜利、喜庆、吉祥、色情、危险等意义的符号。于是，在众多影视作品中，有新婚场面的红盖头、红被面、红喜字；有年节景象的红窗花、红对联、红灯笼；有生命力高扬的红辣椒、红高粱、红腰鼓；有革命与胜利气氛下的红袖章、红五星、大红旗；也有《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隐喻着性专制的红灯笼之明灭与取挂，等等。这种复杂色彩语言的运用，当是有一定逻辑规则的。电视文化及其图像设计中，红色之所以有如此丰富的语义，重要原因之一，是社会文化的意义世界对符号象征功能的逻辑延伸。电视文化逻辑力量的增强，也就往往体现为其形象语符的丰富和表征功能的更新与扩大。电视之图像逻辑正涵蕴在逻辑语义对于形象化的逻辑语符的生成、组织与有效发挥之中。
　　其三，主题形象与从属形象在表征语义中的互规定关系。
　　电视作品中的主题形象是作品中心理念的集中表达者。它不但要求其他非主题形象的逻辑所指在意义方面向自身靠拢，而且，它像一束普照的光，使其他事物的形象及其意谓都染上它的色调，从而，使电视作品的图像意谓形成一种逻辑的“综合”，主题的意义得以突现出来。但电视命意这种主从关系的处理，不是随机实现的。电视图式中，图像的能指因素，与其指谓的事实成分具有多义性，中心命题因素与一般命题因素的依属关系具有间接性和隐曲性，它们需要创作者实行理性与艺术的组织，才能彼此模合、相得益彰。因此，电视文化逻辑的形象化表达，不能不在主题形象上大费功夫。为了把主要形象塑造好，贯彻作品的中心理念，电视创作者往往要动用各种形象化手段，烘云托月，使主要形象立起来。而这一烘托的艺术手法，从文化的语义逻辑来讲，则是要处理好图像符号一般的能指与具体的所指，主要形象能指、所指之宏旨与次要形象能指、所指之含意，图像因素之属概念与种概念、概念之同属与种差、内涵与外延等方面的复杂关系，实现作品主题思想的形象化综合。这样，才能使各个形象表征的意义，向主要形象的语义、内涵集中，以建构作品的主导形象和生动画面，形象鲜明地表现作品的主要思想。
　　其四，形象语符的运用与语境经营的关系。
　　语境，是语言活动的环境，它由言说活动的背景和处所、言说者的角色关系、言说的上下文联结、言说者交流的内容以及言说的社会、文化氛围等因素构成。在语义逻辑关系中，语境制约着语词的采用、色调、意谓，制约着人们的言语方式和对言说内容的理解。一个词的意思，会因为它从不同的人口中说出，以不同声调说出，在不同的环境中或在不同的上下文关系中出现，而有不同的意谓。词的每一个意谓仅仅是特定语境中意义区的具体划界。电视文化是一种高语境交流活动，语境是各类图像因素的基底，对于人物、事件、场景等形象的面貌和意谓的展示，以及受众对它们的理解，意义极大。把电视“文本”的逻辑语义变成视听形象，首先要特别关注语境即情境的塑造及其对形象语符之选用与编配的要求，要在特定语境下，以特定的方式赋予各类人物、事物之形象以特定内涵及其语义联系，才能使电视图画及其推移成为一个有序的系统、可理解的系统。如果说，每一形象或每一形象的动作是电视思维中的一个“概念”，那么，依照电视语境对形象的塑造、组织和安排，则意味着它们是逻辑思维中的“判断”和“推理” 。“判断”由概念亦即由众多形象或形象的运动构成，它们成为电视语境的有机构成和具体体现。而“推理”，作为形象群的运动或形象关系的动态呈现，则如同逻辑思维中 “判断”的运动，它形成完整的观念和思想，从而构成整个语境的意谓或某种意谓的完整语境。由此可见，在电视文化的图像逻辑中，形象与意境、言说与语境具有一种互生成、互规定的关系。乃至可以说，每一图像的创造和转换，既是言说又是语境，在言说中造成语境，在语境中进行言说。如果不能让人们在电视的收看中，通过视听刺激产生亲临其境、感同身受的体验，那电视的图像及其语义，则是根本无法理解的。此为电视文化的逻辑之所以是情境逻辑的语义学根据。因此，电视这种语符简要、符码多样、语义隐曲的文化，特别要求人们在对图像进行意匠经营的同时，还要经营和控制好每一言说的语境，以增强作品命意的丰富性、准确性和可接受性。
　　
　　
　　
求索LL长沙77～80G0文化研究胡潇20022002作者认为印刷文化与电视文化分别以语言和图像对事物进行“逻辑”模写，但它们的逻辑图式不同。印刷文化贯彻的是文本的逻辑，它以字词、语段、章句之结构与演绎的方式，经过一系列的概念、判断、推理活动去实现逻辑的操作与表达，其认知构建是严密的、高度有序而抽象的。电视文化的逻辑则是生活情境的图像化逻辑，其逻辑基底是日常生活，其逻辑内涵是活动情境，其逻辑语符是真实形象。它通过恰当地处理人的活动的“态式”与“向式”关系、情境的具体语符与抽象语义的关系，以及主题形象与从属形象的关系，实现能指与所指的逻辑统一。由于两种文化的逻辑图式不同，它们在负载文化、传达信息、媒介认知的过程中各有不同的特点与意韵，构成对人们的思想认识之不同的制约。这是研究文化认识论值得深深关注的哲学问题。印刷文化/电视文化/逻辑图式作者：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湖南，长沙，410081 作者：求索LL长沙77～80G0文化研究胡潇20022002作者认为印刷文化与电视文化分别以语言和图像对事物进行“逻辑”模写，但它们的逻辑图式不同。印刷文化贯彻的是文本的逻辑，它以字词、语段、章句之结构与演绎的方式，经过一系列的概念、判断、推理活动去实现逻辑的操作与表达，其认知构建是严密的、高度有序而抽象的。电视文化的逻辑则是生活情境的图像化逻辑，其逻辑基底是日常生活，其逻辑内涵是活动情境，其逻辑语符是真实形象。它通过恰当地处理人的活动的“态式”与“向式”关系、情境的具体语符与抽象语义的关系，以及主题形象与从属形象的关系，实现能指与所指的逻辑统一。由于两种文化的逻辑图式不同，它们在负载文化、传达信息、媒介认知的过程中各有不同的特点与意韵，构成对人们的思想认识之不同的制约。这是研究文化认识论值得深深关注的哲学问题。印刷文化/电视文化/逻辑图式

网载 2013-09-10 21:4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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