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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初，班固着《汉书》，始立《西域传》。他给“西域”下的地理定义是：“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è＠①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表明所指为今新疆南疆地区。但《汉书·西域传》所述，却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而包括了天山以北的乌孙和葱岭以西的许多国家。自此以后，历代正史皆立西域传，所记录的范围随时代不同而有变化。而“西域”一词，也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西域，一般即指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葱岭以东，玉门以西的地域；广义的西域，则指当时中原王朝西部边界以西的所有地域，除包含狭义的西域外，还包括南亚、西亚，甚至北非和欧洲地区。
　　依现代地理概念来看，狭义的西域是中亚的核心部分，而广义的西域所指，大多数也在中亚的地理范围内。所以，中国学术界往往就把“西域”和“中亚”等同起来，把“西域史”等同于国际学科划分中的“中亚史”。严格说来，这样做是不科学的，但我国从事中亚史的学者，主要的研究对象是狭义的西域，所以也就约定俗成地把中亚叫作西域；而我国的中亚史研究，也主要是狭义的西域史研究。本文所述，即以狭义的西域史研究为主，兼及整个中亚史研究的范围。
　　近代以来，狭义的西域成为清朝的一个省份，而国家之间的界线也日益分明，古代的“西域”概念渐渐消失。我们这里所谈的西域史，按一般的历史分期断在1840年为止。
　　　　　　一
　　从现代意义的历史学来说，我国西域史研究的起步，应当追溯到清朝中后期的西北舆地之学。
　　从乾隆年间清朝征服占领天山南北的准噶尔部和回部，到光绪十年（1884）建新疆省，有关新疆地区的山川地貌、行政建置、民族宗教等方面的情况，渐次记录到清朝的官书和地图中，使内地的学人初步掌握了有关的知识。另一方面，鸦片战争前后，欧洲殖民主义者东来，对清朝构成威胁，中国的边疆问题日益严重。一些知识分子开始特别注意了解外国的情况，探讨边疆问题。乾嘉朴学考据的方法和西洋制图学的传入，为边疆史地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而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由于种种原因亲身到了新疆，为西北舆地之学在此时产生一批重要着述提供了机遇。这些着作可举以下为代表作：祁韵士（1751—1815）的《皇朝藩部要略》、张穆（1805—1849）的《蒙古游牧记》、 徐松（1781 —1848）的《西域水道记》、何秋涛（1824—1862）的《朔方备乘》、陶保廉的《辛卯侍行记》。
　　祁韵士1805—1809年间被流放到伊犁，参加《西陲总统事略》的编纂，在此基础上，着《藩部要略》十八卷及《表》四卷，对内外蒙古、厄鲁特蒙古、西藏、回部历史加以系年，记述各部的分合演变。祁韵士还着有《西域释地》二卷、《万里行程记》一卷；编《伊犁总统事略》十二卷，后精简为《西陲事略》；又参与编纂《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
　　张穆曾复校《藩部要略》，其重点研究蒙古史地。他有感于《元史》错误较多，于是参考清朝官书及地方史志，写成《蒙古游牧记》十六卷，记述了内外蒙古、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蒙古各部的山川城堡、沿革事迹等。此外，张穆还撰有《元裔表》、《外藩碑目》等。
　　徐松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因科场案流放伊犁，继续《西陲总统事略》的编纂。他又把祁韵士编《伊犁总统事略》加以增删修定，编成《新疆识略》十二卷。在新疆期间，徐松有机会遍访天山南北各地，做实地考察。他于道光元年（1821年），仿《水经注》的体例，撰成《西域水道记》五卷，以哈喇淖尔、罗布淖尔等十一大湖为纲，记述嘉峪关以西和新疆境内的水系湖泊，释文中参考史籍和亲历考察的结果，详记沿河的城邑、村庄、军台、卡伦、厂矿、交通、古迹、民族、史事等，对当地留存的碑志材料，也做了辑录。此外，徐松还撰有《新疆赋》二卷，用韵文体记述了新疆的山川形势和民族物产等情况。他还着有《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不仅比勘史料，多所订正，而且结合实地考察，指出今地所在，较前人高出一筹。
　　何秋涛先有《北徼汇编》六卷，后大加增补，把古籍中有关北方地理的史料和他本人的考证抄在一起，辑成一部大书，文宗（咸丰）赐名为《朔方备乘》。此书记汉至清道光间东北、蒙古、新疆乃至中亚、俄罗斯、东欧的历史、地理，尤详于蒙元时期的北方边疆和中西交通，是当时西北舆地之学的集大成之作。
　　陶保廉在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年）随父赴新疆任官，一路从山东、天津、北京，经陕西、甘肃，入新疆，由哈密，经吐鲁番，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所着《辛卯侍行记》对沿途城镇沿革、山川道路、古迹名胜、人物风俗均有记述，特别是对古今地名的比定，为今人所重。
　　清朝各级官府组织学者编纂的一些地理志书，也反映了当时西北舆地之学的盛行。这类书主要有：《皇舆西域图志》五十二卷，乾隆二十一年至四十七年（1756—1782年）修成；《新疆图志》一百六十卷，王树ｎáｎ＠②、袁大化编，宣统元年至宣统三年（1909—1911年）修成。两书都是既参考了历史文献，又有实地考察成果的大型地方通志，为西域史特别是清代新疆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以上述成果为代表的清朝西北舆地之学，开创了西域史研究的新天地。虽然大多数学者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蒙古史，并由此带动了重修元史的热潮，而且多数学者的着作仍是以记述为主。但是，像徐松这样的学者，除了史籍的严密考订外，还亲身做了实地调查，而且注意到了当地保存的碑志材料，代表了新史学的方向。
　　在同时代的欧洲，也正在成长起一批区别于传教士和殖民主义者的汉学家。他们研究的一个重点，即有关西域的史料。以法国为例，雷慕沙（J.　P. A. Remusat 1788—1832）着有《于阗城史》（Paris 1820），利用《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整理了于阗的历史资料。他还翻译了法显的《佛国记》（Paris　1836）。雷氏的弟子儒莲（S. Julien1797—1873），也翻译了玄奘的《大唐西域记》（Paris 1857—1858）和慧立、彦＠③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Paris 1853）。1893年，沙畹（Ed. Chavannes 1865—1918）继任法兰西学院教授职位，他研究的重点更偏重于西域史。他译出一些不同时代的重要史料，并附以注释或研究，如《魏略西戎传笺注》、《宋云行记笺注》等，其中尤以《西突厥史料》（St. Petersburg 1903）一书最为世所重。 此书译出有关西突厥的大量汉文史料，证以西文史料，对隋唐时期占领西域广大领土的西突厥汗国及其在东西交往史上的作用，做了详细的考述。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对于西域史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西北地区考古时代的到来。在西域的历史上，由于民族的迁徙、战争、同化较为频繁，本地留存的史料不多，上述东西方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依赖于周边较大的文明所遗留下来的文字材料，如汉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希腊拉丁文史料。自从1890年英军中尉鲍威尔（H. Bower）在库车获得梵文写本后，英、俄外交人员开始在新疆攫取古物。随后，西欧各国争先恐后地派考察队前往新疆、甘肃、蒙古、西藏等地，发掘古代城堡、寺院、石窟、墓葬，其中以英国斯坦因（A. Stein 1862—1943 ）所率三次中亚考察队，德国格伦威德尔（A. Grünwedel 1856—1935）和勒寇克（A. von Le Coq 1860—1930）所率四次吐鲁番考察队，日本大谷光瑞（1876 — 1948　）所派三次中亚探险队， 法国伯希和（ P. Pelliot 1878—1945　）所率中亚考察队， 俄国科兹洛夫（ P.　 K. Kozlov）和奥登堡（S. F. Oldenburg 1863—1934 ）所率中亚考察队的收获最大。新疆和田、楼兰、库车、焉耆、吐鲁番出土的艺术品，揭示了该地区伊斯兰化以前的文化面貌，各处遗址特别是敦煌藏经洞和吐鲁番石窟与墓葬出土的各种语言的文献材料，为西域历史、语言、宗教、民族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第一手材料。
　　在西方列强到来之前，当地的一些学者已经看到过这类材料。祁韵士《西陲竹枝词》中题为《龟兹》的一首有这样的诗句：“轮回经写唐人笔，佛洞穷宠石壁奇。”说的就是库车出土的唐人写经。但这些写经当时只是作为书法作品而被士大夫们赏玩，没有人留意它们的学术价值。在各国考察队纷纷来挖宝的清末民初，有不少清朝官人手中都有多少不等的出土文献材料，但只有王树ｎáｎ＠②（1851—1936）曾把自己所见所藏，从金石学的角度辑为《新疆访古录》二卷。当时的中国，考古学还没有起步，因此更难有人认清这些古物特别是古写本在学术研究上的分量。
　　　　　　二
　　国力衰落，王朝腐朽，学术必受影响。清朝末年，大量的古代西域文献和文物流失国外，是必然的历史悲剧。文物的流失，使得中国的学术失去的不仅仅是文物，而是20世纪相当长时间里西域研究的竞争力。1915年《浙江图书馆丛书》收录丁谦对先秦至明清有关西域地理文献的考证文字，因为没有参考出土文献和实地考察报告，所取得的成果就显得十分有限。
　　而此时早已形成组织的西方学术界，一下子获得了数以万计的新资料，马上全力以赴。现在看来，几乎所有有成就的东方学家当时都投身于西域出土资料的研究工作。斯坦因写出了一册比一册厚重的考古报告：《古代和田》二则（Oxford 1907）、 《西域考古记》四册（Oxford 1921）、《亚洲腹地考古记》五册（Oxford 1928）。除了详尽的考古调查记录外，还有大量的考证和分析研究，远远超出了一直为西人所重视的徐松《西域水道记》的水平。在这三部考古报告的最后，都附录有各科专家对斯坦因收集品的分类研究，也体现了欧洲学术的集体力量。当时欧洲最有成就的东方学家，很快就投入到这些新材料的解读工作中。其中与西域史关系较为密切的方面有：沙畹、马伯乐（H.Maspero　1883—1945）对汉文，吕德新（H. Lüders 1869—1943）对梵文，西格（E. Sieg）、西格林（W. Siegling）、列维（S. Lévi 1863 —1935）对吐火罗文，缪勒（F. W. K. Müller 1863—1930）对回鹘文、 粟特文，柯诺夫（S. Konow 1867—1948）对于阗文等新疆、 敦煌出土文书的研究，阐明了西域历史上的许多问题，成为今天研究西域史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
　　对于硕果累累的西方中亚史研究成果，一些中国学者也没有等闲视之。1909年罗振玉（1866—1940）等人在北京见到伯希和带来的部分敦煌写本后，立刻抄写影印。罗振玉陆续编撰了《敦煌石室遗书》（1909）、 《鸣沙石室佚书》（1913）等， 刊布并考释了一些有关西域的重要敦煌文书，如《沙州图经》、《西州图经》、《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景教三威蒙度赞》和摩尼教残经。蒋斧编《沙州文录》（1909），专门抄录有关敦煌史地的官私文书，其所抄碑文，多为徐松《水道记》所录原碑之缺。他还撰有《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敦煌石室遗书》），是第一篇讨论这个问题的专文。
　　王国维（1877—1927）可以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当1909年罗振玉编《敦煌石室遗书》时，他就译出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记》。以后，他又翻译了伯希和《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之发明与其结论》（《观堂译稿》，1919），特别推崇后者所论敦煌迄于阗古代通行伊兰语的观点。他和罗振玉在接到沙畹寄送的《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中发现的汉文文书》稿本后，即着手考释这些敦煌、罗布泊、尼雅等地出土的汉晋简牍，最后辑成《流沙坠简》（1914；增订本，1934）。他还根据日人狩野直喜所录伦敦藏敦煌写本，撰有一系列跋文（1919）；并且在沙畹和伯希和关于摩尼教长文的启发下，撰《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亚洲学术杂志》11，1921），于前人论说有所补正。由这些新史料出发，王国维利用他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写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西域史论文，如《西胡考》（1919）、《西域井渠考》（1919）、《高昌宁朔将军麴斌造寺碑跋》（1919）、《书虞道园高昌王世勋碑後》（1919）、《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1925）、《鞑靼考》（1925）、《辽金时代蒙古考》（1925），并着《古行记校注》（1925）、《蒙古史料校注四种》（1926，以上均见《王国维全集》）。从两汉到元明，西域史上许多重要问题王国维都接触到了。王国维的西域史研究，既直接继承了清朝以来西北舆地之学的传统，又吸收了西人在新疆、甘肃等地的考古学成绩，因此较徐松为代表的清朝学者更高一筹。他的成果不仅为国人奉为经典，而且也受到伯希和这样的海外中亚学者的重视。
　　另一位开风气的学者是陈寅恪（1890—1969）。他早年长期游学欧美，除通晓西方现代语言外，又遍读与中国相关的各种东方语言，加上他对中国古籍的深厚功底，使他在回国后的1926—1930年一段时间里，也为西域史研究做出了贡献。在此期间，陈寅恪发表的有关文章如下：《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1927）、《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1927）、 《童受〈喻ｍáｎ＠④论〉梵文残本跋》（1927）、 《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1928）、《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1928）、《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1929）、 《元代汉人译名考》（1929）、《大乘义章书后》（1930）、 《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1930）、《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1930）、《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1930）、《敦煌本唐梵翻对字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1930，以上均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及《二编》）。
　　在王国维和陈寅恪的史学研究中，西域史研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他们综合中外史料、胡汉文献以及考古材料的研究方法，给以后的西域史研究以强烈的影响。
　　二三十年代是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高潮阶段，西域史研究也同样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成果。陈垣（1880—1971）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特别是外来宗教的讨论，澄清了许多外来宗教在西域的流行以及西域人来华等问题。他的主要论着有《元也里可温教考》《东方杂志》 15 ，1918）、《火祆教入中国考》（《国学季刊》1∶1，1923 ）、 《摩尼教入中国考》（《国学季刊》1∶2，1923）、《元西域人华化考》（《国学季刊》1∶4，1923；《燕京学报》2，1927）、 《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东方杂志》29∶1，1928）。 另一位中西交通史专家张星ｌǎｎｇ＠⑤（1888—1951），分类汇辑了中外史籍中的有关材料，编成六册《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辅仁大学图书馆，1930），其中中亚一册，实为西域史料的一次系统整理。冯承钧（1887—1946）除在翻译法人西域史研究论着中附加大量自己的考证外，还写有《楼兰鄯善问题》（《辅仁学志》8∶1， 1932）、《鄯善事辑》（《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2∶10，1943）、《高昌城镇与唐代蒲昌》（《中央亚细亚》1 ∶ 1　，1942）、《高昌事辑》（《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2∶9，1943）、《辽金北边部族考》（《辅仁学志》8∶1，1939）等论文，为鄯善和高昌国史的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向达（1900—1966）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燕京学报》专号，1933），系统探讨了西域文明对中原文化的影响。他还着有《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北平图书馆馆刊》4∶6，1930），实为其后来整理西域史书的先声。此外，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有正书局，1931），考释了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敦煌和尼雅等地的简牍文书。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1936）〔1〕，则从中原王朝的角度，全面考察了西域史， 但重在近现代史。还值得一提的是，40年代，邵循正（1909—1973）据布洛舍（E. Blochet）刊剌失德丁波斯文《集史》，译出若干篇，兼做考释（后收入《邵循正历史论文集》，北京大学，1985），惜未能继续。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的研究取得不少成绩，但不少有分量的论着主要的着眼点是中西交通史，西域的史事只是连带论及。对某些汉籍做了专题整理，但于出土文献利用不多。由于其时研究者专业还没有严格的确定，所以对西域史的研究尚不系统全面，但其突出的一个成就是把中文史料做了许多分类整理。
　　值得一提的是，1927—1935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成员黄文弼（1893—1966），在此期间曾先后三次前往新疆做考古调查和发掘，足迹遍及塔里木盆地周边重要的遗址，而重点发掘了罗布泊地区、吐鲁番盆地，以及库车、和田的墓葬、城址、寺院、石窟等。在野外考古工作结束后，黄文弼先后出版了考古报告《高昌》（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西北科学考查团，1931）、《罗布淖尔考古记》（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1948）；但对于西域史研究更为重要的发现，则由于种种原因而迟至解放后才整理出版，即《吐鲁番考古记》（中国科学院，1954）、《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1958）。因此，除高昌外，他的考古学成果没能很快反映在同时代的西域史研究中。黄文弼还根据考察所得，撰写过一些专题研究论文，尤其重在一些考古遗址和古籍记录的对证上。这些文章已汇辑为《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1981）和《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1989）。
　　在20世纪前半叶的西域史研究中，翻译西方和日本西域史研究的优秀着作占有很大的比重。比较重要的译着有：冯承钧译烈维《大孔雀经药叉名录舆地考》（商务，1931），又译沙畹与伯希和合着《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商务，1931）、沙畹《西突厥史料》（商务，1934）、格鲁赛《蒙古史略》（商务， 1934　）、 多桑《多桑蒙古史》（商务， 1935）、沙海昂《马可波罗行纪》（商务，1935）， 钱稻孙译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自刊，1931），陈捷与陈清泉合译箭内亘《蒙古史研究》（商务，1932），贺昌群译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商务， 1933），向达译帕克《匈奴史》（商务，1934）、 又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1936），郑宝善译勒库克《新疆之文化宝库》（蒙藏委员会，1934），郑元芳译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商务，1934），梁园东译布莱资须纳德《西辽史》（商务，1934），杨炼译藤田丰八《西域研究》（商务，1935），傅勤家译白鸟库吉《康居粟特考》（商务，1936），向达与黄静渊合译巴克尔《鞑靼千年史》（商务，　1937），何健民编译桑原骘藏《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中华，1939），王古鲁译白鸟库吉《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一、二辑（长沙商务，1939—1940）。在众多的翻译者中，尤以冯承钧的贡献最多，除了上举专书外，他所译的散篇论文，曾汇辑为《史地丛考》（商务，1931）、《史地丛考续编》（商务，1933）、《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共九编（中华，1934—1962）、《吐火罗语考》（中华，1957）。西域史的翻译着作，如《西突厥史料》、《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等，对以后的中国西域史研究产生极大的影响。而且有不少译着包含了译者的许多订补，甚至较原着更具参考价值。我国学者翻译外国同行西域史着作的传统迄今仍存，但像冯承钧那样精心选择、校订原着，间加己见者，实不多见。
　　由于受日本侵华和内战的影响，30年代后半期到40年代，我国西域史研究一度沉寂下来。但欧美、日本仍然有相当有分量的成果出版，如巴托尔德（W. Barthold）《中亚突厥史十二讲》（1935）、 米诺尔斯基（V.　Minorsky）译注《世界境域志》（1937 ）、 恒宁（ W.　 B. Henning）译释的吐鲁番伊朗语文书、托玛斯（F. W. Thomas　）整理的敦煌新疆出土古藏文文书，以及桑原骘藏、藤田丰八、羽田亨等人的着作。
　　　　　　三
　　从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革”开始，特别是50 年代后半期到60年代前半期。西域史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一些对西域史研究有过贡献的学者，出版了他们的研究专集，如冯承钧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着汇辑》（中华，1957）及其《译丛》，向达的论文集《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1957），黄文弼出版了他的考古报告。 岑仲勉（1886—1961）汇集已有的研究成果， 编成《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1958），补充了沙畹《西突厥史料》所辑资料之不足，并就某些专题做了考证。他还编着《突厥集史》二册（中华，1958），专门辑录东突厥史料，汉文之外，还利用西人的译本转译了古突厥碑铭。马长寿撰写了《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1957）、《论突厥人和突厥汗国的社会变革》（科学，1958）、《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1962）、《北狄与匈奴》（三联，1962）等，对西域史上一些重要的北方民族做了系统的考证研究。这些着作，代表了西域史研究的水平，而分散在学术刊物上的许多文章，也表明研究的范围正在扩大。
　　因为受时代思潮影响，50年代的研究成果中，有不少中原与西域或中国与中亚诸国的关系史研究，如周一良《中国与亚洲各国和平友好的历史》（上海人民，1955）、贺昌群（1903—1973）《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湖北人民，1956）、《史学》双月刊编《中国与亚洲各国友好关系史论丛》（三联，1957）、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人民，1957）、陈竺同《两汉与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上海人民，1957）、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山东人民，1959）等等。它们也是西域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翻译仍在继续，但成果不多。有章巽译麦高文《中亚古国史》（中华，1958）。
　　相对而言，50年代的研究成果并不算多，这一方面是由于解放前的战乱，使得整体的研究积累不够；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五六十年代的各种政治运动，牵扯了许多学者的精力。1957年有些学者被错划为“右派”，更丧失了学术研究的自由。这些都影响了西域史研究的发展。
　　然而，解放后西北交通的进步，使得学者们到新疆地区考察变得较从前方便多了。特别是建国初期，为弄清全国各民族的分布状况，国家组织大批专家学者赴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综合调查，并在此基础上编纂各民族简史和简志，其成果大多数是“文革”以后才得以出版的。然而，在民族调查研究的热潮鼓舞下，50年代已经产生了一些初步成果。冯家升（1904—1970）、程溯洛（1913—1992）、穆广文合编《维吾尔族史料简编》尽管只出版了上册（民族，1958），但对此后的维吾尔族历史研究起了推动作用。此外，还有翦伯赞等编《历代各民族传记汇编》（中华，1958—1959）、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料编纂组编《柔然资料辑录》（中华，1962）等。
　　除了民族调查外，解放后新疆地区随着基本建设而进行的考古发掘，也为“文革”后的研究准备了素材。在众多的考古发掘中，尼雅特别是吐鲁番墓葬的发掘陆续刊布了考古简报，有些精美的图版刊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文物，1972）、《丝绸之路——汉唐织物》（文物，1973）、《新疆出土文物》（文物，1975）等上，但除了郭沫若（1892—1978）《出土文物二三事》、夏鼐（1910—1985）《新疆吐鲁番墓最近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1966：4）、 马雍（1931 —1985）《略谈有关高昌史的几件新出土文书》（《考古》1972：4）、孟池（马雍）《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文物》1975：7）等少数文章讨论考古资料外， “文革”期间的西域史研究几近停顿。
　　如果说在40年代，东西方学者同样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那么，当50年代西方和日本学术重新进步，而六七十年代突飞猛进的时候， 中国的西域史研究却停滞不前。 在欧美， 有葛玛丽（ A.　 von Gabain）的突厥回鹘研究，贝利（H. W. Bailey）的于阗文解读， 乌瑞（G. Uray）的古藏文考释，普里察克（O. Pritsak ）对黑韩王朝的研究等；在日本，致力于此的学者有江上波夫、护雅夫、山田信夫、＠⑥崎昌、＠⑦一雄、山口瑞凤等。“文革”以后，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时，中国的西域史研究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和日本。
　　　　　　四
　　“文革”以后，西域史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经过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复苏后，从80年代中期以来，进入迅猛发展的阶段，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是此前所不能比拟的，而且专业化越来越强。这一方面因为是高等院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培养出一大批专业人材，另一方面是由于与西域史相关的各断代史、专题史，特别是中西交通史、敦煌吐鲁番研究、考古学等学科的发展，发掘出不少新资料。而改革开放使得许多研究者得以亲身到欧美、日本，或则收集资料，或则与外国同行切磋。此外，80年代初以来，成立了中亚文化研究协会、敦煌吐鲁番学会等学术团体，有关西域史、敦煌吐鲁番学、丝绸之路、中外关系史等方面的学术会议，几乎每年都在不同地方召开；并出版了一些学术刊物，如《中亚学刊》、《新疆社会科学》、《西域研究》、《新疆文物》、《敦煌学辑刊》、《敦煌研究》、《西北史地》、《西北民族研究》、《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等，还陆续出版了一些西域史的论文集，如《新疆历史论文集》（新疆人民，1978）、《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新疆人民，1982）、《西域史论丛》1—3辑（新疆人民，1985—1990）、《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1986）等等。这些极大地推动了西域史研究。以下略按时代，分专题对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做一初步总结。
　　对于史前时期的西域，全疆各地已经发现了许多分别属于旧石器、中石器、新石器、铜石并用、青铜、铁器时代的遗址，但对其年代和性质的判断，各位研究者之间尚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和论着有：王炳华《新疆细石器遗存研究》（《干旱地区新疆第四纪研究论文集》，新疆人民，1985）、《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试析》（《新疆社会科学》1985∶4）， 安志敏《中国西部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报》1987∶2）， 陈戈《关于新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新认识》（《考古》1987∶4）、 《关于新疆地区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考古》1990∶4）， 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国学研究》1，1993）等， 这些根据众多考古资料而做出的初步总结，代表了目前从考古材料所能认识的史前西域史。
　　西域自古以来是多民族的聚居地，种族十分复杂。西域人种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对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的解释。韩康信研研究了新疆出土的大部分人骨材料，论述了古代西域的各人种分布情况，他的研究成果已汇集为《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新疆人民，1993）。目前，使用DNA等科学手段来研究古尸的方法已经提出， 徐文堪《新疆古尸的新发现和吐火罗人起源研究》（《学术集林》5，1995）， 提示了这一研究方法在判断西域史学界争论已久的“吐火罗人”问题上的价值。
　　利用考古材料来研究史籍中所记载的古代民族，取得了一些成果，如马雍、王炳华《公元前七至二世纪的中国新疆地区》（《中亚学刊》3，1990）、王明哲、王炳华的《乌孙研究》（新疆人民，1983）、 王炳华《古代新疆塞人历史钩沉》（《新疆社会科学》1985：1， 又收入作者《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1993）、王明哲《伊犁河流域塞人文化初探》（《新疆社会科学》1985：1）。 张广达与荣新江《上古于阗的塞种居民》（《西北民族研究》1989：1）， 结合考古和语言学资料来考察于阗等地的塞种。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2），则是利用东西方文献来全面讨论塞种人的着作，内容涉及贵霜兴起前的中亚各主要民族。
　　对公元前后西域史上的重要民族月氏及其所建立的贵霜王朝的研究，主要有黄靖《大月氏的西迁及其影响》（《新疆大学学报》1985 ：2）、《贵霜帝国的年代体系》（《中亚学刊》2，1987 ）和余太山《第一贵霜考》（《中亚学刊》4，1995）。 至于塔里木盆地及其以东地区汉以后的月氏人记录，荣新江《小月氏考》（《中亚学刊》3，1990 ）和林梅村《贵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国考》（《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1990），对此有不同的解说。
　　匈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普统治过西域，匈奴的制度和文化都对西域绿洲王国产生过影响。林干着《匈奴史》（内蒙古人民，1979）、《匈奴通史》（人民，1986），并编《匈奴历史年表》（中华，1984），对匈奴及其对西域的统治做了全面的叙述。他编有二册《匈奴史料汇编》（中华，1988）。广辑汉文文献中的匈奴资料，极便学人；又把前人研究匈奴的主要论着辑为《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中华，1983）。
　　从汉武帝时始，中原王朝或短或长地统治过西域诸绿洲王国，更增强了双方的联系。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5），上编重新检讨关系史，下编研究相关的一些问题，如张骞、甘英的出使以及地理、职官、年代等问题。80年代以来敦煌地区出土的汉简，对两汉魏晋的西域与中原交往史，有一定的补充，其中马圈湾出土者，有吴ｒéｎｇ＠⑧骧《新获敦煌马圈湾汉简中的西域资料》（《西北史地》1991∶1 ）和胡平生《敦煌马圈湾简中关于西域史料的辩证》（《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25，1992；《尽心集——张政ｌǎｎｇ＠⑤先生八十庆寿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1996）。包含西域史料更多的悬泉至出土汉简，目前尚未整理出版。
　　从本世纪初叶以来，尼雅和楼兰两地出土了大批汉文和ｑū＠⑨卢文简牍，为研究公元2世纪到4世纪的楼兰鄯善王国提供了中原汉文史籍之外的当地材料，已经产生了一批中外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5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新疆考古工作者又在尼雅和楼兰两地有新收获，这些材料推动了人们对楼兰、鄯善的研究。其中侯灿对考古资料和新出汉文简牍做了整理，并讨论了一些相关问题，他的文章已汇入《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1990）。林海村重新翻译了国外出版的部分ｑū＠⑨卢文简牍，编为《沙海古卷——中国所出ｑū＠⑨卢文书初集》（文物，1988），并解读了几件新出ｑū＠⑨卢文书，利用这些新旧资料，重新考订了鄯善王国的世系（其相关论文收入《西域文明》，东方，1995）。孟凡人先后出版了《楼兰新史》（光明日报，1990）和《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新疆人民，1995），提出许多与上述两位学者不同的观点。其他零散发表的重要论文，多收入穆舜英与张平合编《楼兰文化研究论集》（新疆人民，1995）。
　　公元4至6世纪，中原分裂为南北朝，势力不强，西域北部或西部的游牧民族异常活跃。其中＠⑩哒是我国前辈学者很少涉及的领域，余太山在一系列研究论文基础上汇成专着《＠⑩哒史研究》（齐鲁，1986），填补了我国西域史研究的一项空白。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1983），概述了这两个曾经入主西域的北方游牧民族。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上海人民，1988），通盘叙述了这三个北方游牧民族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1994），则利用新出吐鲁番文书，比较全面地阐述了麴氏高昌与东西突厥以及铁勒的关系。
　　从北朝到隋唐，以青海为根据地的吐谷浑，也把势力扩大到西域南道。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1985），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吐谷浑的着作。另外，他还就吐谷浑人的墓志、文物和藏文材料中的吐谷浑记事发表了专题研究（已收入作者《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州古籍，1994），并编成《吐谷浑资料辑录》（青海人民，1992）。周伟洲还着有《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西北大学，1992），主要是探讨北朝隋唐时期西北各民族间的关系问题。
　　由于吐鲁番出土了大量属于高昌郡和高昌国时期的文书，使人们对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昌的认识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唐长孺对高昌郡军政制度的研究（收入作者《山居丛稿》，中华，1989），陈仲安、吴霞、陈国灿、朱雷、卢开万、王素、孟宪实等对麴氏高昌政治经济制度、政治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深入研究［论文主要发表于《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及《二编》（武汉大学，1983，1990）、《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文物》、《出土文献研究》及《续集》、《新疆文物》等处］，已经展现了麴氏高昌国史的许多真相。王素已经完成《高昌国史稿》第一卷的撰写，相信此书将填补西域史研究的又一项空白。
　　魏晋以降，中亚粟特地区的昭武九姓粟特人大批东来，从事商业贸易外，也把西亚的文化传入西域和中原。蔡鸿生《〈隋书〉康国传探微》（《文史》26，1986）、《唐代九姓胡贡品分析》（《文史》31，1988），对《隋书》所记昭武九姓中之最大的康国以及唐朝与粟特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马小鹤《七一二年的粟特》（《新疆大学学报》1986 ：1）、《米国钵息德城考》（《中亚学刊》2，1987）、《公元7世纪初年的粟特——若干穆格山文书的研究》（《中亚学刊》3，1990），是对唐朝时期粟特本土的深入探讨。姜伯勤利用新出吐鲁番文书，研究了粟特人在高昌王国的情形（上引《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考》（《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1994），则揭示了粟特人在塔里木盆地绿洲王国的广泛存在。
　　北朝隋唐与西域关系更为密切的北方游牧民族是突厥。林干《突厥史》（内蒙古人民，1988），所述比较简略，但后附耿世民对古突厥语碑铭的重新翻译，却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比较全面的突厥碑铭资料。芮传明《后突厥碑铭注释和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1990），参考耿译和西方学者的成果，也做过翻译，并加注释，他还专题探讨了东突厥进兵西域的几次重要事件，可惜除个别专论外，他的论文全文迄未出版。至于汉文史料，虽然已有《突厥集史》，但仍有不少工作要做，杨圣敏《资治通鉴突厥回纥史料校注》（天津古籍，1992），即是方便学人的工作之一。在突厥史的研究方面，薛宗正有《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1992），比较全面论述了东西突厥的历史。吴玉贵《西突厥新考》（《西北民族研究》1988：1）、 《贞观年间西突厥历史述考》（《中亚学刊》4，1995）等，特别对西突厥史做了探讨， 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吴景山《突厥社会性质研究》（中央民族大学，1994），则重点分析东西突厥的社会性质。　林干还编有两册《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1919—1981》（中华，1987），选录了比较重要的论文，　对一些未能选入的论文作了提要。
　　唐朝是中原王朝直接控制西域大片领土的又一个重要时期，前人的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多。吴玉贵《唐代安西都护府史略》（《中亚学刊》2，1987），重新分析史籍中的记载， 对唐朝安西都护府的史事做了系统的描述。这一阶段唐代西域史研究的进步，主要得力于唐长儒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十册，文物，1981—1992）公布的新史料。张广达《唐灭高昌后的西州形势》（《东洋文化》68，1988；收入作者《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1995），大量利用吐鲁番出土文书，系统研究了唐朝在西域地区所设西州的各项军政设施，从此后西域的紧张形势，来说明西州人力的不足以及它在唐朝经营西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利用文书材料而取得的较为重要的专题研究成果，还有唐长孺《敦煌吐鲁番史料中有关伊西北庭节度使留后问题》（《中国史研究》1980∶3）、《唐西州差兵文书跋》（《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1983）、 黄惠贤《从西州高昌县征镇名籍看垂拱年间西域政局之变化》（同上）、姜伯勤《吐鲁番文书所见的“波斯军”》（《中国史研究》1986∶1 ）、荣新江《吐鲁番文书〈唐某人自书历官状〉所记西域史事钩沉》（《西北史地》1987∶4）、 《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西域史事二题》（《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5，1990）、 陈国灿《安史乱后的唐二庭四镇》（《唐研究》2，1996）。新出墓志也是唐代西域史的重要史源， 陈国灿《跋〈武周张怀寂墓志〉》（《文物》1981∶1）、 郭平梁《阿史那忠在西域》（《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新疆人民，1982）、鲁才全《跋武周〈袁公瑜墓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8，1986）、 《武周〈匹娄焕德墓志〉跋》（同上9—10，1988）、 吴震《唐〈高耀墓志〉补考》（《新疆社会科学》1988：4）， 都利用墓志材料来补证西域史事。王小甫《唐吐鲁番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1992），在森安考夫、白桂思（C. I. Beckwith）等人近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讨论了唐朝与吐蕃、大食对中亚的争夺，特别是系统地把藏文史料引入到唐代西域史的研究中。在吐蕃入西域的道路、唐朝与大食关系的非对抗性、西域的突厥化进程三个问题上，提出的新的看法。他的《七八世纪之交吐蕃入西域之路》（《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1997），是对上书的补充。
　　对安西四镇的个案研究，也是这一阶段的进展。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于中苏论战和对李白出生地的追寻，碎叶镇及其与焉耆镇的交替问题，一时间成为热门话题。关于碎叶的地理位置，已由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北京大学学报》1979∶5）彻底解决。 而比较合理的碎叶、焉耆交替说，见王小甫《论安西四镇焉耆与碎叶的交替》（《北京大学学报》1991∶6）。 近代以来和田地区出土了一些唐朝时期的官私文书，张广达与荣新江合撰《关于和田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东洋学报》69∶1.2，1982）、 《〈唐大历三年三月典成铣牒〉跋》（《新疆社会科学》1988∶1）、 荣新江《于阗在唐朝安西四镇中的地位》（《西域研究》1992∶3）、 《关于唐宋时期中原文化对于阗影响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国学研究》1，1993）、 殷晴《唐代于阗的社会经济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9∶6）， 都是结合史籍和文书，对唐代于阗史的深入研究。刘锡淦与陈良伟《龟兹古国史》（新疆大学，1992）和苏北海《丝绸之路与龟兹历史文化》（新疆人民，1996），都有一定篇幅叙述唐朝安西镇。吴平凡与朱英荣《龟兹史料》（新疆大学，1987），则辑录了史籍中的龟兹资料。王炳华《唐安西柘厥关故址并有关问题研究》（《西北史地》1987∶3）， 是利用库车出土文书研究安西镇的成果。
　　与安西具有同样作用的北庭，是唐朝经营西域北部的基地，前人措意不多。孟凡人《北庭史地研究》（新疆人民，1985），主要是对唐朝时期北庭史事的研究，涉及交通、地理、职官、年代、史料解说等。孟氏此书之作，当与他参与发掘北庭故城外佛寺遗址有关。此寺规模壮观，是西州回鹘王家曾经供奉之寺，因之可以说这一新发现是吐鲁番盆地所存西州回鹘王国之外的最重要的遗迹了，现已出版了孙秉根、孟凡人、陈戈合撰的考古报告《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辽宁美术，1991），惟尚未引起史学界的广泛注意。
　　7世纪上半叶兴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 一直与唐朝争夺西域，甚至在8世纪末到9世纪中，唐朝受安史之乱的影响而无力据守西域时，占领了西域广大地区。汉文史料对吐蕃之经营西域的记载，散见于大部头的汉文史籍中，收罗不易。苏晋仁与肖练子《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正》（四川人民，1981）、苏晋仁《通鉴吐蕃史料》（西域人民，1982）、范学宗等《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西藏人民，1988）、陈乃文与陈燮章《藏族编年史料集》（民族，1989—1990）、陈燮章等《藏族史料集》一、二（四川民族，1982—1983），极便学人检索。王尧与陈践《吐蕃简牍综录》（文物，1986），译释了斯坦因所获及解放后新出土的于阗、鄯善藏文简牍文书。杨铭《唐代吐蕃统治鄯善的若干问题》（《新疆历史研究》1986∶2）、 《唐代吐蕃统治于阗的若干问题》（《西北师院学报》1986年增刊）、《和田出土有关于阗王的藏文写卷研究》（《西域研究》1993∶4）、荣新江《通颊考》（《文史》33， 1990）、张云《唐代吐蕃统治西域的各项制度》（《新疆大学学报》1992∶4）、 殷晴《古代于阗和吐蕃的交通及其友邻关系》（《民族研究》1994∶5），利用了前人译出的藏文文书， 初步研究了吐蕃统治西域的情况。
　　回纥（后改称回鹘）与吐蕃南北相对，自唐中叶以后成为制约西域北道的强大势力。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破灭后，部众西迁， 在天山东部建立西州回鹘王国，元代称作畏兀儿王国。有关回鹘的研究前人已做了不少工作，有较好的基础。冯家升、程溯洛、穆广文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增订出版（民族，1981），冯氏还刊布了一些新发现的回鹘文材料（收入《冯家升论着辑粹》，中华，1987）。程氏则主要利用汉文史料，研讨了西州回鹘的世系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等问题（其论文均收入《唐宋回鹘史论集》，人民，1993）。杨圣敏在编纂上述《资治通鉴突厥回纥史料校注》的基础上，撰写了以回纥汗国为中心的通史《回纥史》（吉林教育，1991）。与此书同名的林干与高自厚《回纥史》（内蒙人民，1994），却与维吾尔族简史编写组《维吾尔族简史》（新疆人民，1991）相似，是古代维吾尔民族通史，从回纥汗国到清朝维吾尔，均在叙述范围。编年体的则有冯志文与吴平凡《回鹘史编年》（新疆大学，　1992 ）。 刘美崧《两唐书回纥回鹘传疏证》（中央民族学院， 1988），对有关回鹘的汉文史料做了精细的注疏。 陈高华《元代维吾尔哈剌鲁资料辑录》（新疆人民，1991），把散在史籍中的资料按编年、记传和散存分别辑录出来，是兼通元史和西域史的专家所编的极便学人的资料集。张广达与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北京大学学报》1989∶2）， 用敦煌文书中保存的一篇西州回鹘讲经文，全面地补充了10世纪时西州回鹘官制、僧官制、宗教信仰和所统部族的情况。荣新江《张氏归义军与西州回鹘的关系》（《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1995）、《公元十世纪沙州归义军与西州回鹘的文化交往》（《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汉学研究中心，1991）两文，系统勾勒出9、10 世纪西州回鹘与沙州归义军的争战与交往，均为史籍所缺。有关西州回鹘的更重要的材料，是本世纪初以来大量出土的回鹘人自身的回鹘文文献。耿世民《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新疆人民，1983），对此有概说。他还发表了许多新发现的回鹘文文献的译释，其中与西州回鹘史关系密切的文章有：《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考古学报》1978∶4；《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1983）、《回鹘文亦都护高昌世勋碑研究》（《考古学报》1980∶4）， 为西州回鹘或畏兀儿王国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本民族资料。前者是研究西州回鹘摩尼教所不可或缺的史料，林悟殊据以撰写了《从考古发现看摩尼教在高昌回鹘的封建化》（《西北史地》1984∶4）； 而后者是复原西州回鹘可汗世系表时所必须参考的，刘迎胜与卡哈尔·巴拉提合撰《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回鹘文碑文之校勘与研究》（《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8，1984）， 重新做了整理研究。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人民， 1996）、《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大学，1996）、 杨富学与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甘肃文化，1995），是对西方学者翻译的吐鲁番、敦煌两地出土回鹘文世俗文书的汉译和研究。这些社会经济类文书是研究元代畏兀儿社会的主要材料，已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张承志《元代畏兀尔人内部状况》（《民族研究》1983∶5 ）、尚衍斌《元代畏兀儿地区社会经济生活探究》（《民大史学》1，1996）；刘迎胜《蒙元时代中亚社会经济研究》（《中亚学刊》4，1995），所讨论的不仅是畏兀儿地区，还包括河中和塔里木盆地等地区。
　　回鹘西迁有着深远的影响，华涛在其博士论文（南京大学，1989）的基础上，发表《回鹘西迁及东部天山地区的政治局势》（《西北民族研究》1990∶1）、 《回鹘西迁前后西部天山地区的突厥语诸部》（《民族研究》1991∶5）、 《高昌回鹘与阿萨兰回鹘——兼论其与辽宋的关系》（《吐鲁番学研究专辑》，1990）、《穆斯林文献中的托古兹古思》（《西域研究》1991∶2）、 《十世纪中叶前后高昌回鹘的西部疆界》（《历史地理》10，1991）、《萨图克布格拉汗与天山地区伊斯兰化的开始》（《世界宗教研究》1991∶3）等， 大量利用阿拉伯文材料与中文资料相印证，论述回鹘西迁引起的西域地区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变化，包括西州回鹘疆域等问题。 荣新江《龙家考》（《中亚学刊》4，1995），则是利用敦煌史料，来说明回鹘西迁引起的焉耆地区民族的再迁徙。
　　回鹘的西迁，使得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周边也渐渐进入突厥化的过程，但位于盆地西南边的于阗，在9 世纪中叶吐蕃统治结束之后和1006年灭于黑韩王朝之前，曾独立兴盛了100多年。 张广达与荣新江《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1982）、《关于敦煌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1989），整理了敦煌文书中所存的有关于阗的史料，并探讨了于阗王家世系和于阗人在敦煌的活动。荣新江《九、十世纪于阗族属考辨》（《新疆社会科学》1987∶4）和《于阗王国与瓜沙曹氏》（《敦煌研究》1994∶2），也是以敦煌材料来说明其所讨论的主题的。敦煌文书中还保存有一封关于10世纪末于阗与黑韩王朝争战的于阗王信函原件，黄盛璋《和田文〈于阗王尉迟徐拉与沙州大王曹元忠书〉与西北史地问题》（《历史地理》3，1983）、 《再论于阗王尉迟徐拉与沙州大王曹元忠书》（《新疆社会科学》1990∶1），对此有所解说发挥。另外， 他还撰有《于阗文〈使河西记〉的历史地理研究》（《敦煌学辑刊》1986∶2，1987∶1），对这篇重要文书有详考。
　　以喀什噶尔为首都的黑韩王朝，由于在公元10世纪第一个接受了伊斯兰教而开创了西域史的新时代。张广达《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2），介绍了这位黑韩王朝的学者及其着作中有关西域的记载， 特别是关于黑韩王朝的记载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从而引起了研究喀什噶里及其着作的一阵热潮。魏良＠①①在一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完成了我国第一部《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1986）。王小甫《从回鹘西迁到黑汗王朝》（《西北民族文丛》1984∶2 ）和华涛《喀喇汗朝王室族属问题研究》（《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2—13，1989—1990），都对族属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蒋其祥《新疆黑汗朝钱币》（新疆人民，1990），以新疆新发现的大量钱币资料，对黑韩王朝史做了订补。
　　中亚萨曼王朝（874—999）与西域史关系密切，马雍《萨曼王朝与中国的交往》（《学习与思考》1983∶5 ），所论主要是萨曼与于阗的关系。 许序雅《突厥人在萨曼王朝中的地位和作用》（《中亚学刊》4，1995），是少有的研究萨曼王朝的文章。
　　辽朝与西北民族关系密切，陈得芝《辽代的西北路招讨使》（《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2，1978）、 黄时鉴《辽与“大食”》（《新史学》3∶1，1992），对此有所论述。辽朝之季，王朝耶律大石率众西行，最终在巴拉沙衮建都立国，史称西辽，或称喀喇契丹。赵俪生《西辽史新证》（《社会科学战线》1978∶4）， 对耶律大石西行路线及西辽疆域有所讨论。周良霄《关于西辽史的几个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1∶3）、陈得芝《耶律大石北行史地杂考》（《历史地理》2，1982），解决了大石西行中的一些历史地理问题。王治来《关于“后西辽”》（《新疆社会科学》1983∶1）、 余大钧《耶律大石创建西辽帝国过程及纪年新探》（《辽金史论集》，1987），也是对西辽史的贡献。魏良＠①①《西辽史研究》（宁夏人民，1987），对西辽的政治、疆域、民族、社会经济、宗教文化、纪年等，做了全面的研究；他又有《西辽史纲》（人民，1991），在前书的基础上，阐述西辽历史发展进程及社会经济文化的总体面貌。纪宗安《西辽史论·耶律大石研究》（新疆人民，1996），主要论述了耶律大石的事迹和历史地位。姚大力《曲出律败亡地点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5，1981）， 则研究了西辽灭亡过程。
　　蒙古的兴起及其西征，对西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除畏兀尔王国在蒙元时期一度保存其独立国家外，大多数西域王国为蒙古所灭，而分由察合台、窝阔台汗国或元朝直接统治，其中察合台汗国占据的中亚领地最多。另外，各汗国间对西域之地的争夺，也构成蒙元西域史的重要篇章。陈高华《元代新疆和中原汉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交往》（《新疆历史论文集》，1979）、《元代新疆史事杂考》（《新疆历史论文续集》，1982）、《元代的哈剌鲁人》（《西北民族研究》1988∶1）， 在辑录史料的同时，对畏兀儿、哈密里、哈剌鲁等西域王国的史事及与中原的关系做了研究。杨志玖《元史三论》（人民，1985）及一些文章，讨论了元代西域的一些民族。刘迎胜发表《阿里不哥与察合台汗国的发展》（《新疆大学学报》1984∶2）、 《早期的察合台汗国》（《新疆社会科学》1984∶2）、 《至元初年的察合台汗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9，1985）、 《元代蒙古诸汗国的约和及窝阔台汗国的灭亡》（《新疆大学学报》1985∶2）、 《察合台汗国的分裂》（《新疆社会科学》1985∶5）、 《元初朝廷与西北诸王关系考略》（《中国民族史研究》，北京，1985）、《元朝与察合台汗国的关系》（《元史论丛》3，1986）、 《都哇家族汗位继承权的确立——元武宗时代察合台汗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4）、 《元末的察合台汗国》（《西北民族研究》1986∶2）、 《都哇家族对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西域史论丛》3，1990）、《皇庆、 至治年间元朝与察合台汗国和战始末》（《元史论丛》5，1993）、 《元宪宗朝的察合台兀鲁思》（《西北民族研究》1995∶1 ）等一系列文章和《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南京大学，1994）专着，对察合台汗国统治西域及其与元朝、窝阔台汗国的关系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明代与西域的交往相对要少，但明代史料却汗牛充栋。陈高华《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新疆人民，1984），汇辑了传记、编年及其他史籍共35种中的有关哈密和吐鲁番两地的史料，极便学人。他还撰有《关于明代土鲁番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1983∶2）， 讨论吐鲁番地面的土地和人口、速檀的世系、与明朝的关系。1514年，东察合台汗国秃黑鲁帖木儿汗后裔萨亦德汗创建叶尔羌汗国，都叶尔羌（莎车），领有西域大部分地区，1680年并入准噶尔汗国。由于史料较缺，过去人们对此研究不多。魏良＠①①《叶尔羌汗国史纲》（黑龙江教育，1994），首次系统地论述了汗国的创建、发展、昌盛、衰落和覆亡的历史，并分析概括了汗国内部体制、官制以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他还有《明代及清初土鲁番统治者世系——兼述东察合台汗国之变迁》（《历史研究》1986∶6）、 《东察合台汗国与叶尔羌汗国统治世系和年表》（《新疆大学学报》1988∶2）等，就某些问题做了专论。 苏北海与黄建华《哈密吐鲁番维吾尔王历史》（新疆大学，1993），叙述了从清朝到民国的历史。
历史研究京132～148K1历史学荣新江19981998荣新江，1960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作者：历史研究京132～148K1历史学荣新江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1:4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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