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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自宋代兴起收藏热后，人们对古物持考证或玩味的态度，由此形成的金石研究的风范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今人把商代看作为中国历史的童年，把商代青铜器归属于物质文化史或工艺美术研究的范围。然而，新近考古学的研究证明，新石器时代要向前推进几十万年，那么，文字普及前的器物文化史就不应被视为人类童年涂鸦之作而排斥在人类思想文化研究之外，各自独立的传统学科对青铜器的研究，不可能形成文化哲学比较研究的视野。列维·斯特劳斯把神话看作是野蛮人思维的宝贵“文本”，用神话和礼仪来描述人类文化。同理，根据青铜器来把握青铜文化是最为直接的了，依据甲骨文和历史文献认识青铜文化毕竟是间接的。笔者认为，把青铜器置于人类文化整个系统之中，通过对物质文化发展的考察来发现人类精神文化的演变，这样才能把青铜器与青铜时代的人关联起来，“身体直接感觉”就是笔者对青铜时代人的身心感受能力的概括，对商代青铜文化特质的认识必须是跨学科的。
　　　　　　一、青铜文化同技术、艺术及书画的关系
　　用器物表达思想情感是感性直观的，文字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人的理性思辨能力。器物的制造者始终是被统治者，对文字的使用最初是少数人的专利。器具发展史是人类生活方式变迁的历史，即使是青铜器也关联着各阶层的人们。文字历史与器物历史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它是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居主导地位的历史。青铜时代结束以后，文字文化独霸历史舞台，这样的历史及其研究是有严重缺陷的。中国历史进入周代以后，青铜文化逐步让位于礼乐文化，青铜器变成了纯粹的象征物或艺术品，礼乐崩坏后带来了思想空前活跃的百家争鸣，但人们在器物造型艺术上的能力急剧减退，书画艺术却大大发展了。
　　需要指出的是，从造型艺术演变过程来看，这其中有一个技术与艺术的分离过程。在人类社会早期，技术与艺术是圆满合一的，陶器既是日常生活用具又是艺术品，是实用与审美的天然结合。商代青铜文化时期，青铜器的制作有了许多专门的作坊，但技术与艺术还没分离，按钱穆的说法是“工业与美术的结合”，青铜器还没有成为仅供玩味欣赏的艺术品，仍与礼仪、饮食等实际用途紧密相联。书画艺术问世后，创作和欣赏均为少数人的雅事，原始技术与艺术彻底分离了，在书画艺术中很难见到青铜器特有的那种“野气”。后来的石窟壁画类宗教艺术，已与远古的技术与艺术合一有所不同。
　　上述讲法并不意味着青铜艺术与书画艺术只有对立和分离，恰恰相反，商代青铜艺术与后来的书画艺术具有源流关系。宗白华认为，中国书画的渊源基础就在于商周青铜艺术，“中国艺术有三个方向和境界：第一个是礼教的、伦理的方向。三代钟鼎和玉器都联系于礼教，而它的图案画发展为具有教育及道德意义的汉代壁画”（注：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8页。）；第二是山水花鸟画；第三是石窟壁画类宗教艺术。值得注意的是，宗白华明确指出了青铜器礼教伦理方向，并没把青铜器归入宗教艺术，这就抓住了青铜艺术的特殊本质，以此有别于其他两个方向和境界。商代青铜艺术以线性纹饰来弥补青铜器的单纯体块特质，而用线纹表现物象的骨气和生命运动则是中国造型艺术共有的特征。
　　　　　　二、青铜文化同身体直接感觉的关系
　　柏拉图早就发现书写文字是一种有严重缺陷的外在符号；卢梭认为文字的发明使人失去原始时代人与人之间真切自然的关系；列维·斯特劳斯进一步指出书写文字造福于人类的同时，也从人类身上夺走了某种基本的东西，也就是潜伏在所有人身上、并非原始人独有的类比思维能力，卡西尔称之为“隐喻思维”。我认为，青铜文化衰落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书面文字语言的普及，文字文化取代青铜文化付出的深重代价之一，就是使人的身体直接感觉枯萎了。
　　文字语言广泛使用以前，人们是靠器物来沟通心灵、传递思想情感的，当然这里不排除口语、手势语、体态语的作用。青铜时代人的心灵结构是以器物符号的意义构成记忆痕，以活跃敏感的身体直接感觉领悟青铜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方式锻铸了人的不同的身体。身体直接感觉是源于自然的原始生命的形式感受力，这种心理情感能力“在低于人类的动物中都处于一种萌芽状态。”（注：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3页。）人的身体直接感觉与动物心理感受能力有联系，可又有人自身的特点。人的身体直接感觉是社会性的、人化的，是有长久历史经验准备的身心全面感受，它不同于柏格森主张的没有经验准备的直觉。青铜文化作为器物文化发展的高峰，不仅生产出了精美的青铜器，也造就出具有强烈身体直接感觉的审美主体。青铜文化介于原始巫术文化与文字文化之间，身体直接感觉是原始生命与人类文明的融合。商代人就是凭着这种敏锐的身体直接感觉，在使用青铜器过程中与神及祖先沟通心灵、贴近天地的。青铜器表面纹样从来就不是无意义的纯形式，而是约定俗成、抽象化的符号，是青铜文化的基本代码，它仿佛赋有魔术般的或物理的力量，只有身体直接感觉十分旺盛的人才能感悟到这种无声的天意语言。青铜器纹样是青铜器的魂，离开了身体直接感觉，青铜器纹样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青铜器是为了那些具有强烈的身体直接感觉的人们而存在的，没有身体直接感觉也就没有青铜文化。青铜文化与身体直接感觉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往对青铜文化的研究，常忽略了对青铜文化的主体心理感受能力的研究，更没有探讨青铜时代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过分依赖于考古发现和文献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对青铜文化的探讨和思考，这是笔者认为有必要注意的一点。
　　青铜文化的发展是与以触觉感觉为主的身体直接感觉相适应的，文字文化总是与以视觉为主的反思教养相联系。青铜器是一种触觉艺术，能够给人以强烈的触觉感受。赫伯特·里德指出，艺术类型上区分触觉型和视觉型对认识艺术发展史有重大意义，“触觉型的艺术家主要注重自己感觉和感情的内在世界，而不是外界的实体。……当视觉的重要性减小时，触觉成为感觉和概念媒介，其重要性遂增加。”（注：赫伯特·里德：《通过艺术的教育》，湖南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中国人的性格较为内向，从心理类型上属于内向感情型，一般都重视自己身体的各种感觉。在青铜时代，中国人把自己的身心感觉外化到青铜器上，在现实世界之外又再造了青铜世界。制作青铜器要调动人的所有筋肉和感官能力，这是体力与脑力统一谐调的感性实践活动，传统的制陶技艺完全应用于青铜的制范上，人们对陶器的手感已转换为对青铜器的身体直接感觉。当时商代人的身体直接感觉还未受到书写文字及理性逻辑思辨的干扰和束缚，他们把对天地神灵和祖先的崇拜在内心升成为心理意象，这种心理意象无法也无需用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表达出来，于是就把这些心理意象用雕塑语言铸成可触觉的青铜器，以实现人与神灵祖先沟通的目的。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的造型艺术能力同走路、说话一样是人的天性。无论是器物文化还是文字文化都离不开造型艺术，青铜器的制作和使用是激发人的造型艺术天性的最佳途径。沙赫尔特认为，以感觉为主的儿童经验大都在语言发生之前，社会语言传统教育窒息了儿童与生俱来大胆的好奇心。笔者认为，以身体直接感觉为主的人类早期经验同样发生在文字语言普及之前，人们交换各自制造的器物如盛器、工具或武器实现交往的目的。尤其是在青铜时代，青铜器主要用于礼仪场合，所以对青铜器的造型艺术上要求就比制作其它器物要求高得多，结果青铜礼器个个都成为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人的身体直接感觉也更加丰富。当代脑科学研究证明：“受过刺激的大脑与未受过刺激的大脑，在神经生理化学方面截然不同。在人类付出努力的每一个领域里，从数学到音乐，以至到科学和体育，那些大脑受过训练、受过刺激得到开发并收到效果的人，他们出类拔萃的表现令人难以置信。因此可以断言，他们的大脑在质量和组织结构上都与众不同。”（注：杰拉尔丁·施瓦茨：《致科学家、教育工作和家长》，载蒙娜·布鲁克丝着：《同儿童一起画画》，（澳）安格斯、罗伯逊出版社1987年版。）在器物文化发展的高峰——青铜时代，人的身心状态必定与其他时代有所不同，尤其是造型艺术的成就和身体直接感觉能力是其他时代无法比拟的。尽管商代人信奉神灵祖先，可毕竟还有集体的精神生活，青铜艺术空前绝后地占据历史舞台，后来雕塑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始终处于附庸地位，雕塑艺术成了地位低贱的工匠的手艺。资本主义文明传播开来后，社会生活被简化为生产和消费，信仰和集体精神生活变得微不足道，货币统治着艺术生产和人的身心感受。比较起来看，商代是人的身体直接感觉最为发达的时代。
　　脑神经科学研究结果证实，受过造型艺术训练、得到这方面刺激的大脑，学习新知识和其它学科更富有成效。因此，人类造型艺术能力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中国商代青铜文化作为造型艺术的高峰直接为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奠定了基础。古希腊也是一样，没有造型艺术的辉煌成就也就没有思想解放的学术繁荣。由艺术时代转入哲学时代以后，人的身体直接感觉在以语言文字为代表的理性思辨冲击下减弱。
　　本文无意过分美化商代青铜文化，也不想夸大器物文化及身体直接感觉的功能，更不是把器物文化及身体直接感觉与后来的文字文化及理性思辨绝对对立起来。维柯的偏激之处就在于他把想象力与推理力的对立绝对化，但维柯对原始文明的认识给笔者启发很大。朱光潜指出：维柯的《新科学》是“探讨人类社会文化起源和发展的一种大胆的尝试”，它有助于扩大美学家的视野，“使他们体会到文艺与一般文化的密切联系”（注：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27、347页。）。维柯最早发现并指出了无声的身体动作语言是人类早期的自然语言，那时人们只有强烈的感觉和一种难以被文明人理解的想象力而无推理能力，按其本性他们就是诗人（艺术家）。中国的商朝时期大致相当于维柯所说的“英雄时代”，生活和制度被象征化。周朝以后人的意识增强，逐步过渡到维柯所说的“人的时代”，这时艺术慢慢地蜕变为生活的点缀和优雅的消遣。维柯高明之处在于，他不像卢梭和赫尔德那样把原始自然状态看成人的自由状态，他赞扬原始人凭借强烈的想象力创造出比任何文明社会更加严厉残暴的巫术程式和制度，因为“原始人设想的目标不是自由，恰好相反是建立固定的界限，以免受外界混乱对精神和物质的侵害。”（注：埃利希·奥尔巴赫：《维柯与美学历史主义》，载《文学理论和历史》第九卷第194页，（英）曼切斯特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商代墓葬人殉现象相当普遍，可见其习惯和制度极其残忍，然而充满“诗意”的青铜文化就是建立在对成千上万奴隶的残酷统治基础上的。商代人作为我们中国人的祖先，他们所创造的青铜文化以及身体直接感觉，始终潜藏在我们中国人的精神深处，至今它还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因而我们通过整体综合的研究和再现，商代青铜文化及身体直接感觉能够被后人理解。许多人把商代青铜文化称之为神秘主义，其原因在于他们不理解商代青铜文化是重身体直接感受的生命文化，这恰好是东方文化有别于西方那种文字书本理性分析的物质科学文化的显要之处。
　　身体直接感受作为人的心灵功能结构，在人类社会早期地位作用是相当显着的，但这并不是说身体直接感觉与后来的理性思维分割独立。列维·布留尔晚年思想转变为，承认原始心灵的前逻辑思维与现代人逻辑思维是共存的，而不是互不相关的。马克思也提出：“人不仅在思维中，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9页。）商代人就是以身体直接感觉在青铜世界中肯定自己，身体直接感觉随历史的发展发生了断裂，可它仍在历史中延续。近代社会以来，身体和思想逐渐分离，人们把身体看成是可以用自然科学精确研究的肉体。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是身体与思想分离的原因，福柯则揭示了启蒙理性的“历史毁灭身体的过程”。笔者认为，现代社会中只有儿童和真正的艺术家仍具有强烈的身体直接感觉，这样的艺术家被视为精神不正常，许多人的身体直接感觉已简化为占有感，即马尔库塞的“单面人”。赫伯特·里德曾感叹：“当我们不再是儿童时，我们就变成一些死人。”现代生活中，文化成为产业，艺术成为消费品，人的精神情感局限于面目，如伦勃朗的肖像画。由于现代人对器物形式的身体直接感受力日趋下降，人们如同阅读小说那样阅读青铜器，各种文化形态均被简缩为视觉文化或影像文化，并用这些取代了人的现场身体真实感受。席勒和马克思都把人的解放看做美学的本质问题，前者通过游戏，后者通过消灭私有制异化劳动。我理解“人的解放”其中就包括了身体和思想的重新合一，主客体统一于实践离不开身体直接感觉这个中介，身体直接感觉与理性思维只能在感性直观的实践中实现互相渗透，艺术的、宗教的掌握世界的方式主要是以身体直接感觉为通道。由于商代统治者和巫觋常常通过醉酒达到迷幻状态，以使自己更接近于神灵祖先，商代后期人的身体直接感觉片面发展为感官刺激，结果青铜器品类最多的是酒器，妇好墓中的青铜器酒器占74%，与周代相比在青铜器排列组合上，商代是“重酒的组合”，纵欲主义葬送了商王朝。
　　重新评价青铜文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身体直接感觉，有利于对文化的整体研究，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
求是学刊哈尔滨100～103J7造型艺术研究张子中19991999张子中　作者系中国煤炭经济学院副编审 作者：求是学刊哈尔滨100～103J7造型艺术研究张子中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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