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中图分类号 B1 D0
　　人类和人类社会自产生以来，始终遭遇两大矛盾，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如何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美国着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以下简称福斯特)直面当代社会中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严酷性，着力分析了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存在的根源，并就如何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提出了自己富有个性化的见解。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解决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启迪意义。
　　一
　　福斯特认为，在如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传统的经济学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尽力回避而不是严肃地对待生态环境问题，“发展经济所造成的生态资源匮乏和不可逆转的生态环境恶化(在人类生存的时限内)则不在正统经济学的考虑范围”；① 二是过分迷信市场的魔力，认为生态环境问题完全可以通过环境成本核算和市场激励的手段加以解决；三是没有认识到“在有限的环境中实现无限扩张本身就是一个矛盾”。② 福斯特首先从经济学的思维范式和基本理念的变革方面分析并探讨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经济学路径，这种经济学的路径又具体表现为“环境资源的商品化”和“自然资本化”。
　　所谓“环境资源商品化”就是赋予自然以经济价值，并将环境纳入市场体系之中，将环境转化成像其他商品那样也可以进行分析的商品。只要在经济决策中赋予环境适当的价值，环境就能得到更好的保护。这种观点认为，各种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正是由于资源环境没有被视为“商品”，没有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易而造成的。由于环境资源没有通过合理的价格结构完全融入市场体系之中，市场不可能引导企业高效地利用环境资产。因此，“环境经济学家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将生态资产转化成可以销售的商品”。③
　　所谓“自然资本化”，就是将整个自然界及其各个组成部分视为“自然资本”，将地球纳入资产负债表。这种观点认为，环境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灵，不如说是我们的会计系统的失效。“真正的资本主义，与我们迄今为止所了解的资本主义不同，它将考虑到自然资本并以此来拯救环境”。④ 如果说“环境资源商品化”是立足于社会管理层面的宏观构想的话，那么“自然资本化”则主要侧重于企业成本核算的微观思考。
　　如何实现在市场体系中内化环境呢？新古典环境经济学家们认为，首先将环境分解为某些特定的物品和服务，并使之从生物圈甚至生态系统中分离出来，以便在某种程度上使其转化为商品。然后通过制定供求曲线设定这些物品和服务的评估价格，以有助于经济学家们确定环保的最佳水平。最后，为实现理想的环保水平设置各种市场机制和政策工具，以改变现有的市场价格或建立新的市场。⑤
　　那么，“环境资源商品化”和“自然资本化”是否可以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并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呢？
　　福斯特的回答是否定的。虽然把自然资源作为商品纳入到市场体系，在短期内有可能缓解生态环境问题，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扩张的本性，致使它不可能自始至终地按照生态原则来对待自然和组织生产。福斯特把这种“环境资源商品化”和“自然资本化”的做法斥之为荒诞的“简化主义”手段。以简化主义手段对待自然，按照市场—商品原则来构建社会，构建人与自然的关系，把自然蜕变成一套基于市场和迎合个体私利的公共产品，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降格为纯粹的个体占有关系，将导致如下三重问题：
　　一是导致将人类与从前的历史彻底割裂开来，并不能说明人类需求和适应自然能力的充分发展，只能是发展一种与世界的单方面的、利己主义的关系，最终导致自然从社会中异化出去，进一步加剧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而不是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
　　二是应用于自然的经济简化论将导致人们价值观念的混乱与疑惑，挤压理想主义层面的价值观的有限存在空间，使市场价值支配一切的拜金主义价值观更为盛行。
　　三是应用于环境的经济简化论不仅会造成具有道德性质的恶果，而且会造成物质性的恶果。虽然在经济活动中以内化环境的方式解决生态环境的问题，在短时期内可使问题得到缓解，但最终只会进一步加剧所有的矛盾，既破坏生活条件，也破坏生产条件。
　　针对通过建立市场来解决污染和环境恶化问题的构想，福斯特进行了细致的剖析：一方面，自然不可能分割为碎片被纳入有关的价格体系中。环境不可能完全纳入市场经济的循环之中，自然的内在价值不可能简化成市场价值，也不可能用于成本效益分析；另一方面，问题不在于作为环境资源的大部分自然尚未纳入经济，而在于没有按照更多和更广泛的生态原则来对待自然。也就是说，生态系统面临威胁，造成这种最终结果的原因不是由于其未能成功地纳入市场体系，而是由于商品体系本身的“自然”运行及其目标的极端狭隘。环境问题的存在不能归结为市场失灵或市场工作机制的不完善，而是我们生活的基本社会经济体制出了问题。
　　因此，福斯特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论描述自然资本的修辞如何动听，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却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也不能期望它改变。把自然和地球描绘成资本，其目的主要是掩盖为了实现商品交换而对自然极尽掠夺的现实。此外，把自然资本融入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体系——即使已经真的这样做了——其主要结果也只是使自然进一步从属于商品交换的需要。”⑥
　　在资本主义业已酿成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的今天，仍然不乏为之辩护的理论，一种被称之为“弱势的可持续性假设”认为，人类资本价值的增加可以充分补偿任何自然资本的损失。福斯特援引“强势的可持续性假设”予以反驳，依据“强势的可持续性假设”，由于存在着临界自然资本，亦即维持生物圈所必需的自然资本，人造资本并不能完全替代自然资本。⑦
　　“自然资本化”的观点是一种市场乌托邦观点，它一方面无视在保持生命多样性的问题上市场作用的极端低效；另一方面则忽视了资本主义是一个无休止的自我扩张的价值体系。经济剩余价值的积累由于植根于掠夺性的开发和竞争法则赋予的力量，必然要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进行。资本主义经济本质上不接受自身以外的任何阻碍，只一味追求扩大它的影响而不考虑对生物圈的负面作用。
　　通过“自然资本化”的路径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困境和现实困境在于：一方面，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无法估价如此规模的自然，要在私有市场结构中将社会和环境成本全部内化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在维护生态平衡和维护资本主义所代表的快速与无限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冲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论是通过成本外化还是自然内化于经济，都是为了资本的无限增长。这就是说，资本主义不可能以牺牲经济增长来换取生态平衡，资本主义往往把任何危机的原因都归咎于影响资本扩张的障碍，而不是资本扩张本身。
　　二
　　既然经济学的路径无法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那么技术学的路径是否有助于问题的解决？福斯特分析和探讨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流行的“非物质化神话”和“技术崇拜”现象。
　　所谓“非物质化的神话”，是指资本主义经济“非物质化”的自然发展趋势将成为所有环境问题的最主要的解决方案。这种观点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通过能源效率的提高和新经济的增长，将与破坏环境的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脱钩”，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的技术创新和市场奇迹正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因而不需要也没必要采取什么措施来减少经济增长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充其量只需要制定公共政策来加速非物质形态化的进程，并确保环境融入“更具知识驱动力和创新力的经济之中”。
　　所谓“技术崇拜”，就是把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全部希望寄托于技术，认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在于技术的进步以及引导技术向良性方向发展，把技术的改进作为摆脱环境问题的主要途径。
　　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分析，福斯特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源利用率的提高、经济规模的膨胀和更加集约化的工业化始终促使环境的不断恶化，资本主义并没有朝着“失重的社会”方向发展，实际上“非物质化”并没有实现，“非物质化的承诺不过是危险的神化而已”。⑧ 针对“非物质化的神话”，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具有内在反环境的特征，资本主义本身不具有解决全球生态问题的可能性。
　　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目的非正义性的分析，福斯特得出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进步及其良性运用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的结论。虽然亚当·斯密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直接追求财富而间接追求人类需要的制度，但是，实际上第一个目的完全超越和改造了第二个目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将其活动仅局限在人类需要的商品生产和人类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服务设施上，相反，创造越来越多的利润已成为目的本身。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出的产品不是为了满足人们实际生活的需要，而主要是为了满足由市场力量所制造出的那些虚假的消费需要，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主要是为了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越来越从属于它们的交换价值。因此，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将可持续发展仅局限于我们是否能在现有的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高效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好像把我们整个生产体制连同非理性、浪费和剥削进行了‘升级’而已。……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⑨ 如果不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不了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不可逆性，容易被技术所带来的生态危机的局部的、暂时的缓解现象所迷惑。
　　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技术的改进被视为摆脱环境问题的主要途径，解决环境问题的标准方法就是引导技术向良性的方向发展，似乎不断改进与创新的技术既能够提供改善环境的可能性，又不影响资本主义机器顺利运转，因而“技术的魔杖”最受欢迎。人们普遍相信，降低单位生产能源消耗的节能技术和替代技术等新技术或新应用的技术在经济扩张的同时也能防止环境的恶化，然而，“事实上，没有任何一项技术能够在有限的生物圈内确保经济的无限增长”。⑩
　　为了进一步分析技术对于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虚妄性，福斯特探究了“杰文斯悖论”。所谓“杰文斯悖论”就是：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只能增加而不是减少对资源的需求，这是因为利用效率的提高会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11) 也就是说，技术的改进与创新并未有效地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相反增加了自然资源消耗的总量。新技术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新一轮更大规模的掠夺性开采与消耗自然资源的开始。“杰文斯悖论”的出现，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是一种追求积累和增长的制度。
　　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决定了技术革新是从属于市场需求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需要促进开发的是那些为资本带来巨大利润的能源，而不是那些对人类和地球最有益的能源。(12) 即使新的技术能有效地抑制自然资源的耗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但新技术的运用有可能会遇到体制性的障碍，这是因为技术的运用必须服从于“资本的逻辑”，即服从于追求利润，让自身增值的资本的本性，然而，“资本的逻辑可以导致环境破坏，却从中产生不出积极保护环境的逻辑”。(13) 只要我们的社会经济秩序把追求个人财富增长作为个体自由的手段，那么增加效率只能意味着对自然环境更有效的开发，并给生态系统的生存带来灾难性的威胁。(14) 可见，技术本身也无助于我们摆脱环境问题的困扰，并且这种境况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而日趋严重。
　　三
　　经济学和技术学的路径都无助于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那么，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现实路径到底是什么呢？福斯特将思考的重心转向了对道德革命与社会制度变革的探讨。
　　福斯特认为，必须进行一场将生态价值与文化融为一体的道德革命，必须建立新的生态文化或生态道德，取代我们目前对待环境的不道德或至少是非道德的做法，以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严峻挑战。那么，新的生态道德价值观是什么？如何进行这样一场道德革命？
　　首先，新的生态道德价值观就是利奥波德所说的“土地伦理”。新的道德革命在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中得到了最好的阐释，他反对将土地视为商品，它要求我们将土地看做是我们属于的共同体，要怀着敬爱的心情使用它，把是否能够增进生态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作为判断行为善恶的标准。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确实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支配自然”的错误观念，认为大自然的存在就是要服务于人类并成为人类的奴仆。现代社会中仍有拒绝承认人类也需要依附于自然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主义逻辑所致。所谓“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主义逻辑”，就是“把以资本的形式积累财富视为社会的最高目的”的逻辑。由于资本主义把追求利润增长视为首要目标，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从而导致环境的急剧恶化。
　　其次，要抵制“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勇于揭露现实中“更高的不道德”。所谓“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就是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是由处于社会顶端的极少数人(如投资者)和绝大部分为维持生计而工作的占人口大多数的工薪阶层所构成。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其中脚踏轮上的一部分。由于资本追求利润的目的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必须不断投入大量资本用于扩大生产规模和进行技术革新。这种生产方式与地球的基本生态循环是不相协调的，究其原因在于：这种生产方式严重依赖能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技术，它总是倾向于通过投入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导致自然资源被快速地消耗以及向自然环境倾倒更多的废料。因此，这种生产方式必然造成生态危机，超越生态所能承受的极限。成为环境之主要敌人的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要实现生态道德革命，就必须抵制这种“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只有承认环境的敌人不是人类(不论作为个体还是集体)，而是我们所在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我们才能够为拯救地球而进行的真正意义上的道德革命找到充分的共同基础。(15)
　　所谓“更高的不道德”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社会中权力机构的“结构性不道德”。这种“更高的不道德”产生的社会土壤是一个由政治精英支持的富人统治的社会，金钱的多少成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这种被扭曲了的道德标准的肆意盛行，导致道德的丧失、犬儒主义的增长和政治参与的减少，导致有意义的道德和政治社会的消亡。由于这种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不是植根于消费而是生产，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认为可以通过限制消费而不是限制投资来解决环境问题是幼稚的。试图通过限制人们的消费来解决环境问题是幼稚的，试图通过呼吁社会金字塔顶部的个人以及公司法人的道德发现来防止环境恶化，只能是一种幻想，它低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更高的不道德侵蚀社会的程度。
　　再次，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道德与整个社会道德的关系，追求社会正义和环境正义的实现。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等方面，个体的道德修养和道德践行非常重要，但不能过分强调个体的因素，而极少强调这种“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更高的不道德。应以符合生态要求的消费方式来安排个人的生活，但不能过多地强调这一点，从而导致对个体赋予太多的责任感而忽视了体制的因素。
　　福斯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是一种包含制度批判与价值批判的生态批判。其基本主张包括：(1)一种制度如果追求无休止的几何增长和无限度地攫取财富，无论它如何理性地利用自然资源，从长远的角度而言都是不可持续的；(2)一种制度如果将人们与其特定居所的归属感和生态基础分割开来，那么它与生态稳定和“土地伦理”将是格格不入的；(3)一种制度如果分割地域，产生出“贫与富的生态环境”，那么它同样是不可接受的。(16) 资本主义利用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进行资源掠夺，转嫁生态危机，将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当做原料供应地、重污染与高能耗产品加工地和商品倾销地，这是不道德的。因此，福斯特倡导，“应该以人为本，尤其是穷人，而不是以生产甚至环境为本，应该强调满足基本需要和长期保障的重要性。这是我们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更高的不道德进行斗争所要坚持的基本要义”。(17)“只有承认所谓‘环境公平’(结合环境关注和社会公平)，环境运动才能避免与那些从社会角度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个人阶层相脱离”。(18)
　　福斯特不仅倡导进行生态道德革命，致力于建立新的生态文化或生态道德，而且尤其强调变革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实施生态转化战略的重要性。
　　首先，福斯特否认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的可能性。他认为，在资本积累的规则下，很难实现生态平衡。“资本主义制度是不会使其发展道路发生逆转的，就是说它不会改变工业和资本积累的发展结构，而这种发展模式从长远的角度看(在许多方面从短期看也是如此)对环境将产生灾难性的影响”。(19) 福斯特通过对施密德黑尼的《改变经营之道》一书的分析指出，跨国公司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美好设想植根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崇拜”观念，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由于全球生态危机的主要历史根源是“资本与自然之间的致命冲突”，因而生态斗争与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不可分离的。
　　其次，实现“零增长”或“负增长”不是解决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特别是在世界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仍有必要。要警惕借发展之名而破坏生态环境的“畸形发展”。现在比以往更需要的是对发展的批判性认识，不能将环境视为索取资源的“水龙头”和倾倒废料的“下水道”。实现与生态更加协调的社会发展形式是完全可能的，这种新的发展形式应追求适度，而不是更多。“它必须以人为本，特别是优先考虑穷人而不是利润和生产，必须强调满足基本需要和确保长期安全的重要性”。(20)
　　再次，只有通过社会和生态革命才能解决所有面临的环境问题。福斯特认为，“如果想要拯救地球，就必须摒弃这种鼓吹个性贪婪的经济学和以此构筑的社会秩序，转而构建具有更广泛价值的新的社会体制”。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是一种永不安分的制度，一旦投资不再扩张，利润不再增长，资本流通就会中断，危机就会发生。可见，“全球性的生态矛盾无法逃避，除非采取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不可能提供的理性制约措施，别无办法”。
　　最后，福斯特提出了“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改造社会生产关系”，“实现社会主义的复兴”的社会理想。社会主义社会的支配力量“不是追逐利润而是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21) 这种更理性的社会经济形态“不是建筑在以人类和自然为代价的积累财富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公正与可持续的基础上”。(22) 要变革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必须实施生态转化战略，一方面需要工人运动与环境保护运动的结盟，消除工人与环保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也需要国家层面上的协作行动，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同时规划新的与自然合作的关系，大力削弱国家与资本的合作关系。社会主义对实施生态战略转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社会主义体制中，最大规模和最严重的破坏环境的根源，将以一种自身显示出超越资本能力而不仅仅是反对其利益的方式被直接加以铲除”。(23)
　　注释：
　　①福斯特，2006，第2页。
　　②同上，第2页。
　　③同上，第19页。
　　④同上，第27页。
　　⑤福斯特，2006，第19～20页。
　　⑥同上，第28页。
　　⑦同上，第30页。
　　⑧福斯特，2006，第16页。
　　⑨同上，第95页。
　　⑩同上，第74页。
　　(11)福斯特，2006，第88页。
　　(12)同上，第94页。
　　(13)岩佐茂，1997，第169页。
　　(14)福斯特，2006，第51页。
　　(15)同上，第43页。
　　(16)福斯特，2006，第84页。
　　(17)同上，第42页。
　　(18)同上，第43页。
　　(19)同上，第13页。
　　(20)同上，第75页。
　　(21)福斯特，2006，第96页。
　　(22)同上，第129页。
　　(23)同上，第128页。
国外社会科学京15～20A1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陈食霖20072007
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道德/生态危机
针对当代西方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北美着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福斯特认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及其生产方式，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生态道德革命。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解决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启迪意义。
作者：国外社会科学京15～20A1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陈食霖20072007
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道德/生态危机

网载 2013-09-10 21:41:21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