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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蕴茜 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 南京２１００９３）
　　摘要：社会心理是影响制约人们思想与素质演化的重要因素。受社会普遍存在的保守拒变心理、专制权威意识、小农平均主义思想及冷漠的政治心理制约，近代知识分子领导的变革运动充满艰辛曲折，而知识阶层特有的群体至上意识、理想主义及功利主义文化观，使他们无法解决群体与个人、理想与现实、学术与政治的多重矛盾，无法彻底完成改造社会与文化的使命。他们还受到传统道德观念影响，造成自身行为方式及心态转型的不彻底性。但民族文化心理在时代冲击下不断发展，推动了知识分子由传统向近代转型。因此，社会心理对知识分子群体转型产生了“促进——阻碍”的双重效应。
　　关键词：社会心理 知识分子群体 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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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变动最急遽的时期，中华民族遭到列强欺侮，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结构中最具悟性与敏感的阶层，率先觉醒，开始改造中国，挽救民族与文化的双重危机。甲午战后，维新派知识分子首次以群体姿态登上政治改革与思想批判的舞台，揭开了知识分子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序幕。但是，他们无力独立承当改造社会政治的领导角色，只能进行“托古改制”的变法运动。革命派知识分子群体则摆脱了传统士人坐而论道的清谈习尚，直接投身革命，建立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辛亥革命只完成了政治体制名义上的变更，中国社会实际上仍在传统中徘徊。面对革命失败、复辟尊孔势力卷土重来，新文化派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探索新的救国道路，掀起中国第一次规模浩大的批判传统文化、改造国民性、创新近代新文化的运动，并初步实现了自身的同步转型。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转型经历着变异中的矛盾过程。就政治思想与体制两大层面而言，先进知识分子的转变比较激进；就他们的内心世界而言，其传统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心态则变异缓慢，他们的公开政治诉求和潜在意识内核构成强烈反差。这是由于他们生活在社会中，时代所特有的社会心理必然对他们产生深刻影响，成为制约他们转型的重要的影响，从社会历史深层揭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转型艰难的根本原因。
　　 一
　　根据社会心理学的定义，社会心理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心理活动现象，是社会意识的一个方面。任何社会都具有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定势，它的内涵被界定为：“特定时代、特定国家与民族（在阶级社会里则是特定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普遍流行的习惯、感觉、情感、动机、理想、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等精神状况”。［（１）］社会心理根植于一个民族的社会结构与历史，具有相对稳定和独立的特征，它是社会中人的行为的最直接的素朴动因，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们思想与素质的演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必然深受社会心理的影响与制约，即使领导社会变革的先进分子也无法逾越这一定势构成的障碍与局限。
　　近代中国仍然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固有的社会心理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是保守拒变心理。中国二千多年来已形成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并滋生出中华民族保守拒变心态，它强调守旧、承继、延续、崇古，造就了特有的根深蒂固的文化惰性。虽然近代中国经历列强的多次侵扰，传统社会结构并未解体与变迁，保守拒变的社会心理因此延续，甚至因危机刺激而生成强烈的反弹心理，排拒异质文化，反对变革传统。这样，知识分子与民众对于社会变革的心理承受力就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以内，而且种种变革也只是在时代的推动下被动地进行，构成“侵略——变革”的强机制反应模式。如果没有甲午战败，很难想象会有戊戌变法；如果没有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也不可能有清廷新政和之后的辛亥革命。正如鲁迅所说：“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枝毫毛！”［（２）］由于保守拒变的自缚式心理定势，构成强大的社会压力，也箝制着先进知识分子的变革探索，致使他们处于两难的选择：既要因应时代，又要因循传统；既要因应世界潮流，又要顾及中国社会。因而，他们对传统文化小心翼翼，始终难以摆脱中体西用的框架。这样，群体之间的传承多于超越，而且仅局限于表层的政治制度变革。及至新文化运动，一批激进分子进行反思，才开展对传统文化的强烈批判，而对文化改造却束手无策，没有根本解决新文化建设的问题，传统社会及其文化、心理却依旧绵延传承。
　　其次，中国两千年多来一直实行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君主专制权威功能被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致人们由恐惧权威发展到信仰权威，建树起根深蒂固的天命观，权威意识成为中国人普遍的政治心理。尽管知识分子从近代以来一直批判封建专制淫威，但传统天命观与权威意识已积淀至深。中国人早已习惯于改朝换代，但不适应没有君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要保皇，与其说是认同西方君主立宪政体，不如说是深切体认中国传统权威政治对现实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们自身残存的权威意识在作崇。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中国人顿感政治信仰失重，而新的国家权威信仰系统尚未确立，民主自治观念未被人们广泛接受，社会政治心理无法达成共识，人们思想处于混乱、迷失状态，复辟与复古成为革命后的重要社会思潮与社会心理。正如着名汉学家费正清所说：“天子一旦从人们心目中消失，中国的政治生活无可避免地乱了套，因为这时国家元首没有获得通常那种思想意识上的公认，行使最终的权力。由一个朝代所体现出来的统治权，比刚宣称的人民的统治权更为具体和明确的多，特别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什么选举过程来把权力的某种形式赋予人民”。［（３）］权威信仰危机导致社会混乱，人们本能地呼唤能一统并安定局面的强人出现，这就是一部分知识分子沦为复辟与复古的领导参与者，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将权力交给袁世凯的根本原因。孙中山说：“革命起于南方，而北方影响尚细，故一切旧思想，未能扫除净尽。……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练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故余之荐项城，并不谬误。”［（４）］因此，崇尚权威的社会心理使维新派知识分子无法实现从传统向近代的根本转型，而使革命派知识分子基于现实考量而将权力拱手相让，辛亥革命被葬送。
　　再次，中国一直是以小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大国，在经济发展中生成了浓厚的小农意识，这种社会心理导致人们自私冷漠的政治心理，同时形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由此中国人几千年来共同的理想便是平均平等的大同社会，这一心理制约了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从洪秀全开始，近代知识分子就开始设计平等平均、没有竞争的大同社会。康有为的大同世界、章太炎的均平均田主张，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都试图超越含有竞争的商品经济。革命派知识分子普遍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放任竞争导致“贫富悬隔”，从而“生无数贫困者，而一方胜于竞争者积其富，日益以肆矣”。［（５）］所以，他们主张社会主义，没有竞争，没有贫富不均。“悯众生之不平，悲世人之多难，故欲企此不争无竞之大同世界耳”。［（６）］这种试图超越商品经济阶段的理想设计显然与崇尚平均主义的小农意识密切相关。革命派的目的就是反对放任竞争，避免“强权而无公理”，［（７）］实现三民主义，而“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８）］革命派知识分子强调要超越西方资本主义，而直接建成没有竞争、平等平均的社会主义。由此，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过程中，始终未能摆脱小农平均主义思想情结的纠缠，没有为中国设计出一条科学合理的经济发展之路。这也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全方位转型受到了制约。
　　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心理是影响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也是社会心理的重要层面。在近代，中国人的政治心理大致可以划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站在时代前列知识分子的激进政治心理。第二，在官僚体系中，顽固守旧势力反对一切社会变革的保守政治心理。第三，一般在野的旧式文人士大夫持保守立场，在地方政治中反对变革；一般接受西学影响的知识分子则倾向支持政治变革的立场，但从事各种专业，因受政治环境和社会、家庭的影响，政治心理淡漠。第四，构成社会绝大多数的农民，政治心态仍保持传统的小农意识层次，虽然要求改变自身的境遇，但因落后与封闭而不能形成独立政治力量，常受各种政治势力的利用或欺编，成为它们实现政治诉求的工具。第五，城市市民与劳动者忙于生计，无暇参与政治，但他们深受专制统治之苦，对变革具有较大的适应能力。总之，中国绝大多数国民生活在传统社会，普遍缺乏近代公民素质，正如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说：“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端也”。［（９）］公德是指团体结构中个人与团体关系的价值标准。中国的社会结构是根据血缘关系向外推延的，个人不能超越血缘规范直接同国家实体构成关系，因而国与家、公德与私德是同构存在。国民过于注重家庭、家族及个人的私利，“舍个人主义外更无他物也。”［（１０）］这里所指并非作为价值观的个人主义，而是只知有已不知有人的自私自利。这种社会心理导致多数人对政治的冷漠与麻木心态。孙中山痛切感受到，许多中国人自私狭隘，不顾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形似“一盘散沙”。他说：“我国人多不知国与己身之关系，每顾个人之私事而不为国出力，不知国与己身之关系如身体之于发肤，刻不可无。”［（１１）］鲁迅在《药》和《阿Ｑ正传》中塑造出中国各阶层人物的群象，集中笔触揭示了他们对近代社会变革的冷漠与麻木心理，“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１２）］在这样的政治心理构成的氛围里，先进知识分子震聋发聩的呐喊只能被广袤的荒漠所吞没，很难在社会深层激起回音，即便是谭嗣同、秋瑾那样悲壮的牺牲，唤醒的也并非普遍的国民，而只是少数知识分子。这样一来，知识分子的理想与冷漠麻木的社会反响构成又一心理反差，从而使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渗入社会心理层面。因此，当进行社会变革时，知识分子慑于落后的社会政治心理，不得不采取迂回、妥协的方式，削弱了变革应有的冲击力量（维新派采取“托古改制”的变法模式），或一味迎合社会民众心理，以非理性情绪来达到理性的目的（辛亥革命利用反满情绪来实现建立共和之理想），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如严复、梁启超及后来的新文化派知识分子把改造社会的目光转向开启民智、改造国民性上，但更多的人对现实失望而感到悲观，理想被渐至抛弃，走上退却与保守的回归之路，康有为、章太炎、严复、周作人等均陷入这一历史循环。
　　 二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转型除受社会整体心理意识影响外，还受知识分子阶层特有的心理意识制约。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由于受传统社会与文化的濡染已形成独特的阶层社会心理，其重要的社会心理就是群体至上意识。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缺乏个性和主体意识，而是依附与从属于家庭和社会，传统社会及其价值观念只重视家族与社会群体利益，抹煞个人的独立性和存在价值。因而知识分子的个性受到压抑，形成某种被缚心态，与保守拒变社会心理导致的自缚心态相互汇合，阻碍了他们摆脱传统社会的束缚，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从另一方面考察，群体至上心理易于形成群体意识，先进知识分子由此以群体为演进主体。但是，过于膨胀的群体意识与救世意识，导致知识分子更加不惜牺牲个人利益，遏制个性的发展，代之以群体的奋争。正如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所批评的，晚清社会忽视人的精神个性，不少人虽有感于外侮，有雄图宏略，但只能鼓动“群体意识”，图谋抗争变革。他们“缘救国是图，不惜以个人为供献”。［（１３）］这样，知识分子的先进群体虽然不断出现，却缺乏独立的个性与主体意识，而受着群体意识的制约与束缚，从而使价值观念的转型受到阻碍，最终致使其群体转型没有进至个体的深隐层次。如梁启超一度与孙中山合作，鼓吹革命与暗杀，但为康有为等人干预，基于群体利益只得退至保皇立场，其个人的志趣与选择遂被窒息。缘于这种群体至上社会心理的影响，又形成了知识分子脆性心理结构。一个缺乏独立个性的人惯于依附群体活动，一旦离开群体，便丧失依持与动力，奋争精神随即萎缩。传统知识分子惯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准则来标榜自己的人生追求，这种表面上看似富有弹性的心理结构，实质上却是知识分子心理脆弱的保护膜，它折射出他们心理承受力的脆弱以及偏向极端的心理表征。从康有为、严复、章太炎，到吴虞、周作人等，晚年都潜心研究或皈依佛教，即使是鲁迅也曾一度逃遁现实，更多的人则埋首书斋，钻研学术，以求得到精神解脱，这是近代知识分子共同社会心理发生效应的结果。群体至上意识驱使他们为变革社会的群体目标奋斗，同时，感验到发挥自己的才智与能力，实现自我的价值。当目标达到后，他们便丧失了自我，茫然失措，不知未来发展方向；而当目标无法企及时，他们则逃避社会，采取以苦求安的方式泯灭自我，以达到心理平衡。这种病态心理无疑是知识分子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恢复的精神障碍，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它具有更大的麻醉作用，致使大批知识分子向专制政治屈服，在书斋中寻求寄托，以逃避变革社会的伟大斗争。
　　从孔子时代起，中国知识分子就塑造与追求自己的理想社会。现实社会的黑暗与残酷，激起他们的救世意识，不少人沉湎于理想社会的构想与设计，以期拯救世人与平衡自己失落的心理。及至近代，这种传统思维方式仍然延续不断，洪秀全设计的人间天堂，康有为规划的破除“九界”的大同世界，谭嗣同的仁学理想，孙中山企图“毕其功于一役”、迅速实现三民主义社会的蓝图，都是在新时代构造的理想社会大厦。至于其他构想，更加五光十色，有人接触到点点滴滴的无政府主义就提出废国家、废政府、废私产、废家庭的主张，章太炎、朱执信等人则对零星的社会主义思潮充满兴趣，李大钊等人则一度崇尚无政府主义……
　　理想主义使知识分子脱离现实，如章太炎等就对革命和未来企望过高，以为在革命的废墟上能立刻诞生一个天堂般的世界。因而，他们忽视清除封建专制根基的艰苦斗争，甚至敌友不分，为袁世凯独裁张目，对未来的斗争则流于口号式的呐喊。当然，对理想社会的设计与追求，确实激发了人们的奋斗精神，但它不能取代现实变革道路的研究与探索。而现实与理想社会的巨大反差只能通过艰苦扎实的治理与建设才能消弭，这就需要大批知识分子付出坚韧而艰辛的劳动。它除了热情与理想之外，更需要冷静的科学的理性精神，更重要的是，由于旧势力的抗拒，而知识分子又缺乏经验，变革事业常会出现失误与挫折，从而使理想目标变得更加渺茫，这往往使具有脆性心理结构的知识分子对现实产生失望，甚而沦为悲观主义者，以致站到变革者的对立面横加指责与批判，或者回归传统，加入保守拒变的行列。
　　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传承者，其文化心理对民族文化发展及自身转型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重人文道德，轻科学知识，重实用理性，轻思辨抽象，具有鲜明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知识分子受此影响形成了“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明道计功”的精神特质，加上传统政学一体化氛围的熏染，知识分子视学术为践道的工具，过于强调学术对社会政治的干预功能。由于近代特殊的时代环境，使知识分子更以急功近利的心理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为达到变革社会政治的目的，他们常常杂糅中西文化，自觉不自觉地将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相混淆，康梁等引进“平等”观念，比附于墨子的“爱无差等”，将西方“议院”制与古代明党制相提并论，章太炎将现代地方自治看作明代地方行政制度的翻版，孙中山则将“自由”与中国人的“自私”相等同……他们力求融汇中西，纵贯古今，让人们直接跨越传统的障碍去接受近代西方民主学说，但实际恰恰阻碍了人们对西方民主思想的正确认识与吸收，也制约了他们自身对西方民主真谛的理解与把握。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匆忙引进西方政治学说，但并不加以深究，即使以学者为主体的五四知识分子群体在打出“科学”与“民主”旗号后，并未对二者作形而上的理论建构，也未作全面而具体的阐释，致使人们始终对“民主”与“科学”只有模糊而空洞的概念，没有实际而清晰的理解，这导致文化改造的变形与错位。因此，急功近利的文化心理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难以很好地把握政治与学术文化的关系，难以很好地完成引进西方文化同时改造传统文化、建构民族新文化的历史使命。
　　 三
　　知识分子作为个人，同时又要受到四周人文环境及社会道德的影响。道德情感作为社会心理的一个层面对近代知识分子群体转型起着更为隐蔽、也更为深刻的影响。
　　传统道德的核心是忠孝观念，它是中国封建伦理思想的主干，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成为社会普遍推崇的道德习惯，并成为一种心理积淀，盘桓于人们内心深处，左右着人们的心态与行为。由于维新派知识分子刚刚走出传统阵营，忠君思想对他们影响较大，尤其是康有为更致力于忠君保皇。在戊戌政变前，维持派很多人士预感到凶兆，亟谋歇手避祸，而康有为却坚持到底。康广仁曾说：“伯兄思高而性执，拘文牵义，不能破绝藩篱”，因而对光绪“感激知遇，不忍言去”。［（１４）］这时，康有为已不仅仅是对光绪个人的感恩图报，而是对清廷的效忠。１８９９年康有为建立“保皇会”，公开以“忠君爱国”相号召。光绪死后，康有为继续倡导保皇，最终充当“张勋复辟”的重要角色，成为清廷为数极少的孤臣孽子。类似康有为的，还有王国维、辜鸿铭等名流。尽管他们认同西方政治体制，并吸收西方文化，但却无法卸脱社会道德的影响，在深层心理上带着浓厚的忠君观念，并主导自己政治行为上的重大选择。
　　如果说忠君观念随着帝制覆灭而在知识分子心灵中逐步消隐，那么孝道观念因浸透着脉脉血缘亲情而更具深厚的存在基础，直至新文化运动对传统道德大张鞑伐之后，知识分子中不少人仍受孝道意识影响。孙中山说：“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１５）］一些知识分子对封建纲常名教批判言辞激烈，而在灵魂深处不自觉地留下传统伦理道德的浓重阴影。一生标榜自由主义的胡适大力倡导婚姻革命，但他自己的婚姻却完全由其母一手包办。胡适私下告诉友人：“吾之就此婚事，全由吾母起见，故从不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１６）］为尽孝道而牺牲爱情，映射出孝道观念对知识分子心理的影响，甚而连反封建反传统最为彻底的鲁迅亦未摆脱。为了孝顺母新，鲁迅接受了旧式婚姻，但内心痛苦异常，悲愤地表示：“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１７）］直到二十年后才打消充当道德牺牲品的消极念头。
　　传统伦理道德还包括遵从礼制、男女有别等腐朽观念，它们均在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留下投影。戊戌变法主要参与者王照，因为族中有人在服内生子，遂“斥为非礼，不令入王氏谱”，而他本人“自居母丧，其妇亦孕”，他就“逼妇自裁”。［（１８）］这些知识分子往往政治观念激进，而心态行为却因受道德风尚影响迟滞不前。被胡适誉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的吴虞，其女与男同学通信，他竟然痛斥为“不守规矩，不顾名誉”，如若再犯，“吾若知之，断不能堪。置之死地，不能怪我。”［（１９）］吴虞主张一夫一妻制，但一生连纳三妾，并一度沉湎妓院，在行为与心态上与传统士大夫并无二致。传统道德已渗透到知识分子潜在心理意识层，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产生深刻影响，构成知识分子彻底转型的掣肘因子，导致知识分子在心理深层转型的曲折性和不彻底性。
　　近代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初期，传统因素不易轻易涤除，而社会心理又具有相对稳定性和隐蔽性，变革触角难以企及，因此其变迁最为缓慢而艰巨，对知识分子转型构成一定的障碍。但是，近代社会毕竟在发展，社会心理也受到影响而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对知识分子转型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近代西方列强侵扰与西学东渐毕竟冲击与改变着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由于西学的先进性与科学性，中国本位文化很难予以同化，因而造成文化心理上的被动，加上政治、经济方面的失败，更导致民族文化心理的严重倾斜，不少知识分子的文化自卑意识和落后意识随之萌生。为了使民族文化心理获得平衡，必须重新寻找本位文化在世界文化总格局中的位置，一些士大夫进行了文化反思，试图重塑自信的民族文化心理。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知识分子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由排斥拒绝发展到被动接触，再进至主动学习，文化上的世界中心意识、盲目自尊意识也趋向瓦解。早在鸦片战争后，经世派就喊出“师夷长技”的口号，洋务时期更进一步，官方明文禁止称西方人为“夷”，改称为“洋人”。一些洋务派人物如郑观应、张之洞、曾纪泽等则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加以类比，这表明文化世界中心主义日趋衰落，代之以朦胧的国际意识，维新派先驱冯桂芬提出改革原则是“法后王”与“鉴诸国”，［（２０）］“中体西用”的新型文化架构由此发轫。尽管这仍是以本位文化为主导，西学引进只停留在器物技术层次，但它毕竟代表了官绅阶层文化心理的更新。及至１８９０年代，许多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越出“中体西用”的框架，学习西方扩展到制度与文化层次。当然，在普遍的文化心理中，保守和排外势力相当强大，而且与列强侵略造成的社会反弹心理相互沟通，形成顽固的拒变逆流。但就先进知识分子而言，主导文化心理已经转为勇于学习、吸收并同化外来文化，康有为、梁启超等就尝试建构新的文化体系，以融汇中西，引导中国社会变革，并塑造新的国民。以后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大批学生留学海外或进入新式学堂，接受外国社会文化与心理影响，知识分子具有了更为开放的文化心理，因而他们能够更加广泛、系统而深刻地汲取西学，能够更好地完成改造社会与文化的任务，并同时全方位地改造自己。可见，近代民族文化心理的变化与进步对于先进知识分子自身的文化转型具有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看来，近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心理，对先进知识分子群体转型产生了“促进——阻碍”的双向效应：一方面因新的时代精神不断渗透与扩展，促进了愈益增多的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向近代转型；另一方面它又以传统的强大惰性力掣肘知识分子前进与转型，致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转型步履维艰，留下了迂回曲折的历史足迹。
　　注释：
　　（１）王秀芳：《论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意识两种形式学说》，见《哲学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１期。
　　（２）《呐喊·头发的故事》，《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版，第３３１页。
　　（３）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５８页。
　　（４）《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上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４８５页。
　　（５）朱执信：《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三联书店１９６３年版，第４３６页。
　　（６）君平：《天演大同辨》，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三联书店１９６３年版，第８７３页。
　　（７）《在北京湖广会馆学界欢迎会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４２３页。
　　（８）《在桂林广东同乡会欢迎会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５６页。
　　（９）《新民说·论公德》，见《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２１３—２１４页。
　　（１０）梁启超：《论幼稚》，见《钦冰室文集》卷十一。
　　（１１）《在中国同盟会葛仑分会成立大会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５２３页。
　　（１２）《坟·娜拉走后怎样》，见《鲁迅全集》第一卷，第１５０页。
　　（１３）《坟·文化偏至论》，见《鲁迅全集》第一卷，第３８页。
　　（１４）《康幼博茂才遗书·致易一书》，见《戊戌六君子选集》第六册，第１页。
　　（１５）《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见《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版，第４１页。
　　（１６）石原皋：《闲语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５—１６页。
　　（１７）《热风·随感录·四十》，见《鲁迅全集》第二卷，第４１页。
　　（１８）胡思敬《王照》，见《戊戌变法》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８４页。
　　（１９）《吴虞日记》（一九一八年三月一日），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３７３页。
　　（２０）冯桂芬：《校ｂīｎ＠①庐抗议》卷二。
　　 （责任编辑 朱剑）＊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分加阝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84-90K3中国近代史陈蕴茜19971997 作者：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84-90K3中国近代史陈蕴茜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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