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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汉语口语的一个显着特征是存在大量明显不同的表现形式。历史记录表明在中国这些不同实体叫“方言”，在西方常常称之为"dialects"，这至少在公元前第1000纪元就出现了。300年来，它们已经成为汉语语言学历史的核心。的确，一部中国口语史可以定义为一份从汉语方言最早的可构拟形式到现代语音、语法和词汇发展的总结。
　　汉语方言史和中国人的政治和社会历史有密切关系。尤其是，当原来在北方居住的中国人移居到其它地区时，这复杂的过程就深深地烙印在语言中。为了研究方言史，有必要发展和持续改善汉语发展史理论。
　　　　　　汉语史的传统理论
　　汉语史第一朵盛开鲜花似的理论是由高本汉提出来的。这朵鲜花在过去70年里对汉学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仔细检验这个系统的明确主题和它所蕴含的假设很有价值。这个理论最成熟的形式在高本汉(1954)的《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中得到了反映，现在我们转到源头上来。
　　高本汉理论的核心部分是他的“中古汉语”，对此他认为：
　　我们用“中古汉语”指代《切韵》纂集的公元600年左右的语言，其实质就是陕西长安方言。在唐代，这一方言变成了一种共通语，除沿海的福建省之外，全国各州县的知识界人士都说这种语言。
　　在脚注中，他是这样精细描述的：
　　它代表各地最底层的民众保存着本地区的方言俗语，许多地方的土话里仍可以分辨出中古方言的痕迹。但是共通语却极为广泛地传播开来，并且被从最高级官吏到中下层的绝大多数人所接受了，从而成为几乎是全部现代方言的母语（福建及邻近地区的闽语除外）。《切韵》韵类和各个现代的方言的韵类之间的严整对应关系确凿表明，《切韵》描写的是一种实际存在过的，单一的语言，而不是许多近来的学者所论述的那样，《切韵》是一种人造的，由各方言中参差成分所构成的折衷混合的语言。
　　往上倒推，我们看到一个高本汉论述上古汉语的最早阶段（同上引书）：
　　上古汉语……就是西周时期（从公元前1028年起）河南地区的语言。揭示上古语音，一方面根据《诗经》和其他上古文献的韵脚，一方面是根据谐声字。后面我们还看到(P271)。
　　研究上古汉语以便试图重新构拟它的声韵系统。我们自然要根据已经构拟出来的中古汉语。现代方言并不能反映隋代《切韵》以前的东西（唯独闽方言有时指更早一些）。
　　首先，我们注意到高本汉的理论和音韵学联系得很紧。尽管他把他的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当作一种实际的口语，在高本汉的着作里，上古汉语是界定这些方言的，并且给了他们确切身份。我们不知道高本汉对这些特殊方言的语法系统和词汇系统是怎么考虑的。因为他很少提到这些问题。无论如何，中古汉语对高本汉音韵系统来说是比较抽象的，实际的口语则是具体的。
　　高本汉清楚地论述了中古汉语是公元600年陕西南部的长安方言。另一方面，上古汉语则是公元前1000年河南地区的语言。
　　这种较早的形式被白人直接继承下来了。而具有通过书面材料的是中世纪的长安方言声韵系统，也“自然地”作为构拟河南周代的声韵系统的基础。因此，高本汉认为长安方言与河南方言好象是同一方言的不同历史阶段。
　　高本汉认为中古汉语同时代的长安“俗语”之外，其它地区也存在方言。但这些方言在唐代以前并没有形成他的历史模式。他直接论述在唐代长安方言变成了一种共通语。这一论段非常重要。注意这种假设似乎没有根据有关这样一种共同语的历史记录。同时或后来涉及它的早期来源等等。相反，它的存在是从现代方言的文读特点和《切韵》的声类之间推断出来的。忽略了实际口语的价值。高本汉似乎认为这种共通语是一种声类系统，而不是完整的语言。从没有人提到共通语的语法而且它的词汇与《切韵》中的整体特点也不一致。
　　高本汉的唐代共通语的论断涉及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假设，这儿保存了这方面的资料。例如，他矛盾地陈述唐代的中国社会存在一个上层阶级，包括“高级官员”和一个“中下层的中产阶级”。他又假设可能至少一个中产或一个上层的中产阶层。下面有一个中下层的中产阶层，至少是“人口的最底层”。他对这些问题有个矛盾的假设，即这些社会阶层都有独一无二的言语习惯。他设想的特征和19世纪后期有人在欧洲北部遇到的相一致，在唐代中国共通语和历史社会的现实之间相似性还有问题。
　　高本汉论述每一个人都使用过唐代共通语，一直到中下层的中产阶级，同时这些底层成分还大量保存在土话之中。不管如何，共通语最终似乎要战胜并取代“俗语”。因此，现在前唐方言的痕迹仍然很明显地保存在各种土话之中。它将似乎只是“明显的”而已。因为它们是不规则的，等等。“规则”和《切韵》系统并不一致，这种规则的材料来自这种共通话，共通话的存在表明规则材料的存在。
　　简而言之，高本汉的历史理论把公元前1000年的河南方言假定为上古汉语，而公元600年的长安方言又直接起源于它，我们称为中古汉语。中古汉语变成唐代的共通语，这种共通语代替了其它各种通行的土话。首先在低层次和高层次的阶层中，后来变得更普通了。汉语历史语言学是对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和中古汉语到现代方言的“非土语”因素发展的研究。
　　　　　　传统理论的修改和阐释
　　高本汉在40年期间一定程度地修订了他的理论。起初，上古汉语的观点，现在更常见的是叫“古汉语(old chinese)”。这种古汉语已经从起初狭小的领域拓宽了。例如，李方桂认为它是周代华北平原的语言（李　1983），这种语言可能在这个拓宽的地理区域内成为各种后起形成的祖语。最近，Baxter(1992.24)把“周代早期和中期的各种汉语”定义为古汉语，并且谈到“我们说的各种方言和古汉语的各个阶段”。当然，这种上古／古汉语的观点，比高本汉的观点拓得更宽。但是在同一阶段中Baxter谈的“古汉语的构拟”作为一项特殊的任务与语音研究其独特的关系。表示高本汉主要语音观点在现代汉语史的理论中仍然处于摇摆不定的地位。
　　高本汉的中古汉语的观点直接受到后来权威的挑战，首先，普遍认为《切韵》不能反映公元600年的长安方言。相反，它似乎与华东的几个不同文化中心的方言有联系，如洛阳、邺和金陵（现叫南京）。有少部分学者认为洛阳方言在这个《切韵》系统中占有主导地位。大多数学者把它看作这三个地区的最大公倍数的复合体，并在各种早期的韵书中得到证明。他们所持的这些观点严重地冲击了高本汉的理论，因为，假如唐代共通语是从长安方言得来的，《切韵》系统就不可能是唐代共通语的基础。
　　我们对高本汉观点细致研究时，这些观点依次给我们帮助，并且牵涉到宋代的着名韵书。而高本汉只是对宋代一部韵书感兴趣，关于这一点他有这么一段话(P.215)：
　　……宋代卓越的学者，着名的司马光用自己的语言对一系列韵书进行了全面地研究，把这套系统汇编成《切韵指掌图》（公元1069）。这部《指掌图》揭示的语言比起《切韵》来更先进。首先，更简单化了。例如，两个或几个《切韵》韵类（根据韵和反切来区别）已经和司马光语言相一致了。然而韵图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当某些韵类的差别在韵图和《切韵》中都一样时，我们就有理由设想这种差别的语音基础在两本书中是相同的。
　　高本汉关于司马光《切韵指掌图》的观点今天还没有被大家接受，然而除这个观点之外倒是很现实的。重要的是他的韵书的一般观点。首先，他认为一部韵书应是作者的自己语言的“声韵系统的保存”，而不是对《切韵》系统的分析，其次，他感到在韵书中发现了和《切韵》一样的差别，语音环境差别是一样的（强调是后加的），从《切韵》直接承继下来的和韵书所反映出来的语音系统，证明了高本汉的假设。因为他认为后来的方言来自唐代共通语，即这些方言来自中古汉语，同样的语音但为什么不同时期的平行差别会模糊不清，对此有必要作个假设，高本汉在他的构拟工作中却一直坚持他的这一点。
　　后来的音韵学家用《韵镜》代替《切韵指掌图》，这一着作的最早的着名版本来自晚近的12世纪，或后于《切镜》几乎600年，《韵镜》写作情况，年代和地点都不详。通常，后来的学者在中古（现在常常叫“中古”）汉语研究中使用这个论断。使用的方法也是高本汉描写的《切韵指掌图》的方法。高本汉认为其实韵书是根据作者自己的语言，而不是根据《韵镜》的语言。《韵镜》心照不宣地作了《切韵》系统的一种入门书。但这并不损害高本汉的学说。因为他说过普通的差异来自代表同一语音的客观性。因此，利用《韵镜》作为一种框架来观察已经向前发展了《切韵》，但对这两个系统之间的历史关系几乎不作评论。蒲立本的一种观点试图对高本汉的观点作修订(1984)。今天，大家都知道蒲立本拒绝接受《切韵》系统反映了任何时期的长安方言。然而，他相信在唐代共通语是对的，真有一个这个共通语是在长安方言基础上形成的。他又坚持《韵镜》是在唐代共通语基础上形成的。因此，也就是在长安方言基础上形成的。的确，他非常赞成高本汉原来的观点，韵书是这个方言的一种“语音表现”(P.68)。最后，尽管他把《切韵》系统叫作“前中古汉语”，把《韵镜》系统叫作“后中古汉语，但他认为这两个系统中方言的基础和发展路线都不一样。不过大家好象把后来的发展看成是直接来自前者。因此，高本汉早期的观点是连接《切韵》和后来保存下来的韵书的纽带。后来我们证明了这些韵书确实提供了他们和唐代共通语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这就是把这个共通语作为除闽方言以外各地方言祖语的再次认可(P.63)。在蒲立本的研究中蒲立本用自己的理论把高本汉理论的基本框架从它的历史和地理的不正确性中拯救出来。最后保留了基本部分。因此，蒲立本理论的新观点又可以叫作新高本汉的甚至叫高本汉／蒲立本理论。
　　新高本汉理论可能把与《切韵》系统相关的具体要求和现代方言的始原问题分开。
　　a.陆法言编纂《切韵》字典的基本成分是存在中国早期的中等阶层的一种实际的语言（中古汉语或前中古汉语）。
　　在《切韵》里陆法言实际编纂了什么？《切韵》序中作了清楚说明。主要根据早期的字典和后汉时期的传统注释。尽管在陆法言序中提到的所有韵书都遗失了。毫无疑问，它们大部分是当时老师和学生读书音的实际记录。在对这种材料的研究中，陆法言可能注意到大量的南北方的读书音。这个结果自然是一个包括来自中国各地因素综合的语音系统。
　　非常有趣的是在中国很长时间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如下面所引用的：
　　罗常培在他的《唐五代西北方言》中这样表述：
　　此外，《切韵》自然一直是一种包含南北方因素，早期和同一时期来源的语音的创造。可以理解为，它是同时代的不同方言。因为没有一种完全被大家接受的简单方言。
　　陆志伟在他的《古音说略》中是这样说的：
　　高本汉还有第三个缺点，就是绝对认为《切韵》代表陆法言时人的官话，并且还是长安的方言。《切韵》序说得很清楚，这部韵书是汇通南北古今的，而且不是陆法官一个人的意见。所用的反切都是从六朝时的韵书中抄下来的(P.2)。在后面几页他又说到：
　　《切韵》代表南北朝的汉语的整个局面，不代表任何一个方言(P.3)。
　　下面的引文来自陈寅恪(1949)的文章《从史实论切韵》：
　　陆法言谈到他的书时说是刘颜和其他七人的讨论记录，以各个作者的用韵和决定古代，近代词典的优点作为衡量的标准。因为这个原因，《切韵》这部书的音竭系统当然不是当时使用的一时一地音(1949济宁师专学报42～48H1语言文字学罗杰瑞19981998我们发现在许多领域里普遍被接受的汉语史模式很少，特别是与历史语言学相关的已经变得脱离了不同时期和地区的中国人实际口语形式的研究，取而代之，几乎都集中于理论系统的评注或语言资料的“系统”。因此，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方法，这种方法集中反映这个领域的恰如其分的目标——对中国人口语进行比较的和历史的研究。汉语历史　传统理论　新方法蔡宝瑞本文作者：美国华盛顿大学语言研究所汉语言专家　译者：上海师大语言所博士　200234（注：本文系首次发表。） 作者：济宁师专学报42～48H1语言文字学罗杰瑞19981998我们发现在许多领域里普遍被接受的汉语史模式很少，特别是与历史语言学相关的已经变得脱离了不同时期和地区的中国人实际口语形式的研究，取而代之，几乎都集中于理论系统的评注或语言资料的“系统”。因此，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方法，这种方法集中反映这个领域的恰如其分的目标——对中国人口语进行比较的和历史的研究。汉语历史　传统理论　新方法

网载 2013-09-10 21: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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