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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地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介乎民族学与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是在本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由民族学家提出的概念。但就目前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而言，无论是学科资料的积累、学科理论的抽象与概括，还是学科的研究内容、对象、方法等方面的探讨，都尚处于起步阶段。有鉴于此。我们如果能从其他学科的研究视角，把民族地理学置于社会科学的大背景中，去探索其特定的内部结构、学科地位、体系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必将会进一步推动民族地理学的研究与发展。
　　　　　　一、民族地理学的学科体系
　　民族地理学的研究，虽然涉及到一个学科群，但至今尚未有一个公认的学科分类体系。不同学科的学者、不同领域的专家，由于选择的视角不同，接触的内容有异，研究的方法、手段不一样，得出的往往是反映问题某一侧面的结论。在我们看来，要确立民族地理学的学科地位、分类体系，必须结合民族地理学的发展历程、研究内容来进行全面的考察。
　　从发展历程而言，本世纪20年代，人们使用民族地理学这一术语，只注重从种族学的视角去研究人类群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学科意义上的民族地理学有着原则上的区别，50年代末期，前苏联民族学界为了确定世界范围内某一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构成（民族的自然、社会历史及人口构成），正式提出了民族地理学这一科学概念，侧重于研究特定地区社会历史发展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各族人口和民族成分以及引起变动的原因，它的全部内容只包括民族绘图学、民族人口学两大分支序列。稍后一段时期，学者们在对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人们共同体——民族及其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中，所赖以生存的包括岩石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组成的无机与有机自然界诸要素有机结合的地理环境进行专门的研究，并在注重分析地理环境所影响的民族活动的地域特征和地域差异之后指出，民族地理学的实质是民族生态问题，和达尔文的生物发展观念一样，民族共同体也是“适者生存”。某民族长期生活在某一特定区域，说明该民族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寻求到了一种文化地理的生态平衡，所以，民族地理学是属于文化生态学这门学科范畴之内的。
　　发展到后来，随着地理学学科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大量分支学科的产生，大多数地理学家认为，虽然民族地理学有别于地理民族学，但由于它是通过民族来研究地理的特点和过程，所以，在总体上应属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序列。如日本地理学界就把民族地理学与宗教地理学、语言地理学一同划入文化地理学当中。本土学者金其铭、董新编着的《人文地理学导论》一书中，也把民族地理学归属为社会文化地理学的体系当中。
　　然而，随着民族地理学与民族学之间本质联系的进一步揭示，也有人指出，由于民族地理学的研究离不开特定的人们共同体——民族，而民族是民族学全面考察的对象，所以，民族地理学和民族学在研究的内容上，有一小部分是重叠的，研究资料与方法也是可以相互借鉴与补充的，一些民族学研究的领域也是民族地理学关注的重要课题。从这个意义出发，民族地理学也应是民族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或者属于广义民族学的范畴。
　　我们认为，民族地理学与民族学和地理学之间内在的历史渊源关系和学科内部的紧密联系，决定了它的两栖性，即既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又是民族学的一个分支序列。它既要研究民族的形成、分布、演变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又要研究民族地区的自然、历史、经济、人口、聚落、文化等的发展变化规律。由于这一特定的研究内容，初步奠定了民族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中大体应包括右图分支序列。
　　　　　　　 ┌民族自然地理学
　　　　　　　 │
　　民族地理学 〈　　　　　　　 ┌民族人口地理学
　　　　　　　 │　　　　　　　 │民族历史地理学
　　　　　　　 └民族人文地理学 〈民族经济地理学
　　　　　　　　　　　　　　　　│民族聚落地理学
　　　　　　　　　　　　　　　　└民族文化地理学
　　当然，随着民族地理学研究内容的不断充实、丰富和某些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深化、拓展，民族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也相应的处于不断完善和发展之中。这要求我们在将来的研究中，既要善于归纳、总结，又要不断用新的成果去丰富和发展它。
　　　　　　二、民族地理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民族地理学交叉性边缘学科的属性，特定的研究内容与方法，决定了它不仅与民族学和地理学之间有着很深的学科渊源关系，还与民族人口学、民族生态学、民族经济学、种族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民族地理学与民族人口学
　　如前所述，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前苏联民族学家把民族地理学作为一个单独的学科概念提出之时，其最初的意旨是为了确定世界范围内某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构成，绘制民族人口地图，研究民族人口状况及其变动规律。当时的民族地理学和民族人口学处于相互依存之中，彼此之间有着血缘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民族地理学的全部概念也只包括民族学的两个部门——民族绘图学和民族人口学。
　　后来，民族人口学逐渐独立出来，并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在学科体系、内容、对象和任务等方面，都表现出与民族地理学之间较大的区别。民族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内容也日渐形成。但是，判定某一地区的民族构成，研究民族人口空间分布的差异性及其规律性，亦即民族人口再生产、民族人口地图绘制、民族人口地域类型、人口密度、人口性别、年龄构成、人口自然素质和文化素质等诸多课题和领域，一直都是两门学科共同关心和研究的课题。综上所述，民族地理学是孕育民族人口学的母体学科之一，民族人口学的本质规定性又内涵着与地理学的本质联系。
　　民族地理学与民族人口学之间的科际渊源关系，除反映在学科内容的交叉、重叠方面，还表现在相互间都要利用和参考彼此学科研究成果中的有关数据和材料。如民族地理学侧重于根据民族人口的居住空间研究民族的地域构成时，需要借助民族人口地图、密度图，民族人口城市化状况，民族人口区划以及民族人口的年龄、文化、行业、职业构成的分布情形等民族人口学的相关资料。换言之，民族人口学的独立发展，在客观上也为民族地理学积累和准备了丰富的资料。
　　　　（二）民族地理学与民族生态学
　　民族生态学是在民族风土志与人类生态学两门学科领域的边缘地带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主要运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各民族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其形成是以人所具有的特殊共性即民族特性为条件的。
　　民族地理学在研究民族分布时，不仅要研究民族的行政、族际分布，还要关注民族的生态和地缘分布。而后者是相对于民族分布地区有特征性的边界和民族的生态环境而言的，具体是指一个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样态（如丘陵、河谷、山川、草原）以及由此环境样态所决定的民族地域分布界限。如我国的塞外民族以草原为其分布的自然界限，非洲的闪米特——含米特民族以撒哈拉大沙漠为其地缘特征。另外，民族的地域分布界限、自然环境样态，同时又制约和决定着民族的变化和状态，影响民族的自然素质、外貌特征、地理分布和人口密度。我们平时在民族研究中所惯用的山地民族、六山六水民族、河西走廊民族、热带雨林民族、热带沙漠民族、坝居民族、雪域民族等概念，就是以民族生存环境的主要自然地理特征和自然区界为划分依据的。
　　由上可知，民族地理学和民族生态学在通过“民族——环境”这对矛盾，去研究民族结构变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时，对地域的民族性和民族的地域性，地理环境对民族的影响和民族对地理环境的适应，都表现出各自学科独特的研究视角与倾向，在研究的内容、手段、方法与资料上可以相互补充、利用，互相促进、丰富与发展。
　　　　（三）民族地理学与民族经济学
　　民族经济学是研究民族地区经济的特点、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它与民族地理学的重要内容——民族经济地理，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
　　众所周知，人类生产活动与环境关系以及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这一属于民族经济学中的重要课题，也是民族地理学研究的中心内容。生产活动是人类谋求生存最基本的活动，任何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都与周围环境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都从自然环境中获取相应的生产生活资料。然而，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异的生境条件，常会产生样态各异的生存方式。如中国云南的部分彝、独龙、傈僳、景颇、佤、布朗、拉祜、基诺、瑶、苗等山地民族，长期以来一直以刀耕火种农业为其主要的谋生手段。此种生计方式，如果对之进行民族地理学的考察就会发现，主要分布在滇南到滇西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的边境环形地带，地处南亚热带和北亚热带，受控于印度洋西南季风和太平洋东南季风，干湿两季分明，四季温差小，植被生长迅速，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少地多的客观现实，为靠烧、靠雨、植被生长迅速的刀耕火种农业提供了优越的自然屏障。如果再进一步从地区差异来看，还可根据轮歇方式和民族的定着性把刀耕火种方式分为如下四种类型：固定地域单一轮歇类型、固定地域混合轮歇类型、固定地域游耕混合轮歇类型、随意游耕类型（注：尹绍亭：《云南的刀耕火种——民族地理学的考察》， 《思想战线》1990年第2期。）。又如内蒙古东部和黑龙江省境内的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民族，由于居住在大兴安岭和黑龙江、乌苏里江等野兽资源、鱼产资源十分富饶的特殊寒冷地带，决定了其民族经济的渔猎、牧业的发展方向和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的样式。
　　上面，我们以两个比较大的地理条件相似一系列民族的“生境——经济”系统为例，探讨了民族生境条件对其生存经济塑造和影响的一般事实。
　　理论的创造在于运用于实践。民族地理学与民族经济学之间的内在关系给我们的启示是，开发边疆民族经济，必须根据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地区差异的显着性、生计方式的多样性特点，充分利用民族地理学的技术手段、理论方法，全面考察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地区自然地理要素，合理布局民族经济，规划各民族的未来发展计划。如有学者在对云南特殊社区的游耕经济进行生态学的分析后指出，云南山地民族虽然已经开始变单一的游耕、不定居（半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为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并举、永久定居的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但在山地民族未来的规划和发展中，要逐渐减少游耕面积。同时，“山地经济发展规则不应单纯从保护动、植物资源的动物生态学、植物生态学的观点出发，还要从生态系统中人的因素出发。云南有复杂的地方地理、植被的文化特点，正确的地方经济政策应植根于山地民族之中。确定划分自然保护区不仅应着眼于植被，还须对当地民族的人口发展、粮食与能源需求量等加以预测，方能确定划分的面积”（注：庄孔韶：《云南山地民族（游耕社区）人类生态学初探》，载《人类学研究》续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这是把民族地理学与民族经济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一个实例。
　　总之，民族地理学不仅与民族经济学有着某一领域的共同研究内容，民族地理学的深入研究还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与开发，积累大量的资料，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四）民族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系介乎历史学与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它系统研究人类各个历史时期各种自然的人文的地理现象的分布、变迁及其发生、发展、演变的规律。而民族地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其重要的学科内容，无论是民族聚落、文化经济、人口的地理背景，还是民族的产生、发展乃至民族所赖以生存的各种自然与人文环境，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人类历史时期某一阶段的历史印痕和时代特征，都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都与民族一样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范畴和区域地理现象而存在，都受制于多种多样的历史原因。所以，民族地理学在研究这些重要内容时，不可避免地要借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史料考证，辅以实地考察，去逐一加以揭示。当然，民族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之间最为本质的联系，还在于都共同关心民族的历史地理，即关心古今各民族的分布、构成、迁徙、流动、起源、形成、发展、兴衰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五）民族地理学与种族地理学
　　民族地理学与种族地理学分别为研究民族与种族的形成、地域分布、迁徙及其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学科。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民族与种族的特殊关系表现出来。
　　种族与民族同为历史上形成的人们共同体，都是在一定的自然背景和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形成的。只不过是说，种族是以其体质的变化来适应环境，结果通过环境的选择作用，使其更适应环境的体质特征得以保存。民族则是以一定的自然地理为基础，人文地理条件为主导，通过以技术为基础的经济生产活动，政治、社会的组织结构，以及相适应的思想意识来顺应自然和社会环境，结果通过社会的选择作用，使更适应环境的民族得以存在和发展。但民族作为种族存在的一种属性，其形态包括种族特征。同时，一个种族可以分为若干个民族，若干个民族可以混合成一个种族，二者可以互为从属关系。所以，研究民族地理——民族形态的环境作用及其作用于环境的效果，亦涉及或不免以“种族——环境”这一对矛盾而展开。虽然很难用种族的地理分布、空间变动去套用民族的地域分布及其地区差异，也不可能用“民族——环境”的关系去概览或类比“种族——环境”的关系，但如能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对对方学科进行不同层面的探讨，亦不失为一种新的研究视野。
　　　　（六）民族地理学与文化地理学
　　文化地理学是研究人类文化的空间组合、人类活动创造的文化起源、传播方向与环境的关系的学科。它包括以个别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的部门文化地理和以区域文化综合体为研究对象的区域文化地理两个主要的部门。也就是说，它在自己的研究中，对人类利用或再利用的一切文化现象诸如生产与生活方式、语言文字、民族与民俗、宗教与风俗等方面的地理背景进行研究时，就会形成语言地理、民族地理（民俗地理）、宗教地理等重要的分支领域。故从这个特定的内容出发，民族地理学也就与文化地理学结成了不可分解的学科依存关系。不过，地球表面的一切文化现象与文化资源，常常是各种不同的人们共同体或民族共同体所创造、保留和利用的，也就是说一切文化都是人类活动的创造物。而民族作为人们共同体之一种，其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创造的带有本民族特点的各种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即广义上的民族文化。所以，民族地理学在对民族或者民族地区的各种文化现象产生、演变、传播、扩散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进行研究，或者对民族居住环境进行文化评价时，就与文化地理学之间建立了一种相互补充、依存的学科关系。
宁夏社会科学银川62～66K91中国地理管彦波19981998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　助理研究员　北京　100081 作者：宁夏社会科学银川62～66K91中国地理管彦波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1:3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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