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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社会学自本世纪一二十年代在美国产生以来，人文生态学派在近半个世纪基本上占统治地位，其间虽也遭到不少学者的批评，但都未能撼动它作为主流学派的影响。这一状况到了70年代发生了变化，这就是“新城市社会学”(New Urban Sociology)的崛起，给了人文生态学派以沉重打击。从此，城市社会学领地内的传统秩序格局被打破，再不是一派独霸天下，而是形成了多个学派、多种观点的新格局。对于促成这一变化的新城市社会学理论，我们有必要加以了解与把握。
　　　　　　一
　　“新城市社会学”是1981年由美国社会学家J.沃顿(JohnWalton,1981)提出来的，也有的学者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或“城市政治经济学”来称呼该学派。该学派产生的社会背景缘自60年代欧美国家普遍出现的城市危机。
　　60年代，欧美国家由于城市郊区化的发展和城市中心产业的外迁，城市中心税收减少与财政收入降低，城市的公用设施无力得到更新与修建，城市零售业与服务业萎缩，城市就业机会下降，失业人口迅速增加。进入70年代，城市危机非但未得到有效遏制，而且由于经济重建，更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危机。所谓经济重建，就是产业投资的重新配置、市场的国际化和多元化经营与资本收缩、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等。由此引起的直接后果就是失业人数进一步增加，大量劳动力为了就业而不得不迁移，他们普遍发现增加了居住成本，花费的交通时间过多，实际生活水平不断下降。70年代末，部分中上层白领阶层开始了“返城运动”(Gentrification)，这又严重威胁了城市中心低收入和贫困阶层的居住、就业与生活。
　　由于这些原因，美国的一些城市持续爆发社区居民抗议运动和城市骚乱。1968年，法国巴黎发生了举世闻名的学生运动和工人罢工；英国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由于住宅短缺和工人失业，出现了“擅自居住者”与政府的对抗。整个欧美社会不断出现贫民窟暴乱和种族冲突，犯罪率迅速增长，城市居民人心惶惶。这种情况引起了社会学家将目光转向城市大众特别是贫民和少数民族人口身上，并且导致了一场政府的城市政策究竟服务于谁的利益的激烈争论。1970年，在第七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上，法国的卡斯泰尔(M. Castells)、英国的帕尔(R. Pahl)和美国的塞兰依(I. Szelenyi)等人在国际社会学协会里成立了“都市与区域发展社会学研究委员会”，1977年，该委员会出版了《国际都市与区域研究》期刊。
　　新学派的研究兴趣是：资本主义的作用、国际经济秩序对城市建设的影响、财富的积累与权力的集中、社会阶级关系与国家管理职能等。他们最主要的主张是对政府公共政策与私人利益联姻的批判，认为国家管理的职能最终是为满足经济利益所需要的稳定社会秩序服务的；城市象征着由利润机制造成的财富与权力的不平等，是代表资本积累与阶级斗争集中的空间场所。认为是资本阶级而不是劳工大众受惠于政府的城市政策。
　　新学派对人文生态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传统城市社会学提出的城市通过竞争与演替而自动达致社会平衡的观点，无法解释欧美社会普遍出现的城市骚乱；城市社会并非日益整合、有序，而是阶级冲突和种族不平等日益严重。在他们看来，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理论是一种“空间拜物教”(Fetishism of Space)，后者将城市中的一切问题或现象都看成是城市空间所决定的，城市空间本身是城市社会的自变量；而在前者看来，城市空间只是因变量，它受财富与权力的支配，受资本主义制度和国际经济秩序的支配。
　　根据兹金(S. Zukin)在“新城市社会学的10年”中的看法，新学派可分为三个流派(S. Zukin,1981)，这就是法国以卡斯泰尔为代表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美国以哈维(D. Harvey)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和英国以帕尔为代表的新韦伯主义。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卡斯泰尔和哈维。
　　　　　　二
　　曼努尔·卡斯泰尔不但是法国城市社会学的代表，也是新城市社会学的旗手。他1942年生于西班牙，1967年毕业于巴黎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1970-1979年在巴黎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任教；1979年起先后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在国际社会学协会中领导城市发展委员会的工作。他的主要着作有《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思路》(1972)、《城市、阶级与权力》(1978)、《经济危机与美国社会》(1980)、《城市与百姓》(1983)、《高技术、空间与社会》(1988)和《信息城市》(1989)等。
　　卡斯泰尔的思想深受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影响，1968年他发表了一篇名为“存在‘城市社会学’吗？”的论文，质疑传统城市社会学的科学性。他认为，传统城市社会学的“理论对象”和“真实对象”都不确定，“城市”无确切定义，故缺乏特定的真实对象；“城市性”、“生态系统”不具有理论上的明辨性特征，故没有特定的理论对象。他还认为，沃思在城市空间与城市性之间制造了一种“伪相关”，因为被沃思看作“城市生活方式”的那种东西并不是由城市环境造成，而是更广泛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反映，“是资产阶级工业化的文化表现，是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理性化进程的产物”(M. Castells,1976)。所以在卡斯泰尔看来，传统城市社会学不是科学，而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更干脆讲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在其代表作，也是新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之作《城市问题》中，卡斯泰尔明确地表示他力图用结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城市社会。他认为，城市空间是社会结构的表现，社会结构是由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组成的，其中经济系统起决定作用；经济系统的发展不是被思想，而是被过去和现在的经济系统所决定；经济系统本身由劳动力、生产工具和资本家三要素构成。
　　在卡斯泰尔的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集体消费。他认为，劳动者起初主要是通过个人提供的私人消费再生产自己的劳动力（如休息、休养、生殖、学习等）；在农业社会中，农民个人为自己提供食品、衣物、房屋、出行手段以及其他所需的大部分东西。但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劳动者的个人消费已日益变成以国家为中介的社会化集体消费。从住宅、城市环境、医疗、社会保险、福利事业，到教育、治安、文化娱乐、交通设施以及供水供电等都成为社会公共事业，而它们又无一不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投入。这些公共事业的特点在于不是劳动者个人独占式的消费，而是社会上每一个劳动力都可以公共进行消费的资料，故称之为与个人消费相对应的集体消费。而对于这些集体消费资料（有人称之为社会资本），任何私人资本都不可能独立兴建。因此，只有通过国家的介入，直接干预公共事业的生产、分配、管理与消费的组织过程才能提供集体消费资料。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已成为一支凌驾于社会生产方式之上的独立力量，它不仅对资本主义生产工具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进行调控，而且直接介入到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消费过程中，“成为日常生活的真正管理者”(M. Castells,1981)。
　　城市是资本主义生产要素与消费要素两方面集中、积聚的场所，也就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再生产或集体消费的主要场所。在这个场所中，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是强调资本积累，希望国家把大部分投资主要用在社会性生产过程中，如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建设方面，而将集体消费的投资压到最低水平。由于集体消费的最终目的是生产出供资本家重新榨取剩余价值的劳动力，因此，国家对生产与消费的投资比例从根本上讲是服从统治阶级经济利益的。但是，劳动者阶级则要求国家加大对集体消费投资的比重；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对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消费资料的生产也提出了日益高涨的要求，例如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劳动者的教育水平与技能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如果国家不能提供充分的教育与就业培训机会，必然会造成失业工人增多和在业工人收入水平下降。
　　由此不难看出，追求资本积累的资产阶级与要求提高集体消费水平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矛盾本质上是阶级对立的矛盾。卡斯泰尔明确提出，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是社会经济系统中两个相关和关键的特征。他认为，城市只是由国家政府政策加以补充的市场机制的物理扩展；国家一方面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不得不采取一定的措施缓和阶级矛盾，防止社会动荡；随着资本的市场运动，政府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组织和介入集体消费过程，必将极大影响城市空间形态的变动。但是卡斯泰尔指出，那些服务于资本利益的城市计划和政策，并不必然符合广大城市居民和贫困阶层的利益。
　　在《城市与百姓》（注：此书英文名为TheCityandthe Grassr-
社会学研究4京47～53C4社会学夏建中19981998ts，直译为《城市与草根》，在此译为《城市与百姓》。）中，卡斯泰尔还着重分析了欧美社会中蓬勃发展的城市社会运动。在他看来，城市社会运动本质上是广大城市居民自发组织起来对政府城市规划的抵抗，表明了百姓自我防卫意识的高涨。在长期的城市社会生活中，百姓们逐步产生了一种新的人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相应的社会利益、价值观念，即人对自己社区的看法。他们将社区与自身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联系起来，认识到为了城市规划而搬出自己长期居住的社区，不仅意味着自己离开一个地理环境，而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与长期在社区中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断绝，放弃了融会在该社区中的社会与文化价值。同样，社区环境的好坏也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出于这种认识，在同一社区中生活的城市居民有可能超越阶层、阶级、种族、文化的界线，组织成政治团体，为扞卫社区的共同利益而进行斗争。如果政府不能向社区提供足够的集体消费资料，社区居民就组织社会运动来表示不满并进行抗议活动。这些社会运动对于影响政府城市政策的决策具有巨大作用。　　在卡斯泰尔看来，城市社会运动有三个主要目标：(1)抵制以利润获取为主要目标、坚持提高集体消费水平的城市规划；(2)社区文化的创造与认同(Identity)；(3)政治上自治管理，市民组织具有参与决策权。（转引自森冈清美等，1993）但是他指出，城市社会运动有局限性，它只能改良城市，却不能改变社会。他重申了自己一贯的主张，阶级斗争才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转自W.Flanagan,1993)。　　可以说，从《城市问题》到《城市与百姓》，卡斯泰尔并不拒绝进行城市社会学的分析，而仅仅是反对对城市社会的“意识形态”关注。在他看来，城市是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关系的产物，它更应被理解，而不是被解释。　　　　　　三　　新城市社会学在美国的代表人物是戴维·哈维，1935年生于美国，在剑桥大学学习城市地理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先在布里斯托尔大学任教，后移居美国，任霍普金斯大学教授。70年代，他开始转向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先后撰写了《社会公正与城市》(1973)、《资本的局限》(1982)、《意识与城市经验》(1985)、《资本的城市化》(1985)、《后现代性的条件》(1989)等。　　哈维完全同意卡斯泰尔关于资本积累与阶级斗争的观点，并认为这是资本扩张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征。他代表了8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发展，但是，他比其他新马克思主义者都更加关注资本集中与循环在城市变迁中的作用。在《社会公正与城市》一书中，他解释了自己转向马克思的原因：“作为研究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出现需要进一步的批评，我并未从其某种内在优越性的先验想法来转向它，但是，我发现没有其他途径可以帮助我完成要做的事情，或理解那些必须被理解的东西。”(D. Harvey,1973)。　　哈维认为，城市化的全部内容可以归结为资本积累与阶级斗争这对矛盾的作用。这对矛盾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矛盾寓于资本本身，这就是资本的私人占有性与生产的社会性这一基本矛盾；另一方面，劳动与资本潜藏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积累的本质就是从雇佣劳动者那里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因此，两大阶级的对抗是必不可免的。　　根据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周期性的原理，哈维提出了资本三级环程流动的观点来解释资本运动与城市空间发展的关系。资本三级环程包括：初级环程，即资本向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利润性生产的投入；次级环程，即资本向物质结构和基础设施的投入；第三级环程，即资本向科教、卫生福利事业等的投入。　　首先，在资本运动的初级环程内，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正常情况下，资本生产的销售商品总是要超过被消费的商品，因此会出现“过度积累”(Over accumulation)。这不仅指商品的过度积累，也指资本的过度积累。　　其次，由于过度积累，过剩的资本在初级环程内很难获取利润，势必寻求新的出路。这些过剩资本发现次级环程中存在着获利机会。哈维认为，不论是生产还是消费，都需要一个物质结构作基础。生产的物质结构指的是构成厂房、办公楼及其用地的那一部分固定资本，哈维称之为生产的建成环境。消费方面的物质结构指的是非生产性房屋（主要是住宅）、道路、基础设施等，哈维称之为消费的建成环境。所以，对次级环程的投资就是对生产和消费两方面建成环境的投资，也就是主要是对房地产业的投资。但是，一方面，由于私人资本不熟悉房地产业的情况；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由于房地产业的投资是长期和社会性的，并不能迅速产生利润，耗资巨大且回收资本缓慢，私人资本无力进行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开始发挥干预作用，一方面，政府通过行政措施、税收优惠政策和房屋政策等，鼓励和刺激私人资本进入次级环程；另一方面，国家通过金融政策，如让银行向私人资本进行抵押贷款，向民间发行债券筹款投资于公共事业等，为私人资本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哈维认为，资本在次级环程投资是城市发展和变迁的主要决定因素，“城市的发展过程就是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的物质基础设施的创建。”(D. Harvey,1985)在哈维看来，城市的地理位置和地域资源等，可以像阳光、空气等自然物一样，为资本提供无价服务；土地及其之上的建筑物等城市基础设施可以不断地为资本创造价值。建成环境的不断创造价值的能力，使私人资本在次级环程中获取利润，繁荣的房地产业和土地炒买炒卖的投机事业，给私人资本带来了滚滚的财源。于是吸引了更多的过剩资本进入次级环程，当城市中心商业区可建面积趋于饱和时，资本更迅速地向郊区移动，投资于郊区豪华住宅区的建设，这样也就刺激了中产阶级的郊区化，造成城市中心或中心城市的衰落。　　再次，资本进入第三级环程是指对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医疗事业和公共福利事业的投资，初级环程和次级环程中的过剩资本在寻找投资机会时，也会考虑这些领域，但是从其本性上讲，私人资本并不情愿向不直接产生利润的第三级环程投资。由于国家从整个社会出发制定的各项政策的干预和介入，以及主要为了提高劳动力再生产的水平，保证劳动力能更多地创造剩余价值，私人资本与国家携手进行投资活动。　　由此可见，私人资本在三大环程内投资与生产的不断运动和国家的干预作用，使资本积累周期性的矛盾得以暂时缓解。但是，哈维指出，对于城市空间利用的竞争已成为阶级斗争的主要部分。对于资产阶级来讲，城市土地的利用代表了租金、股息、利润、资本的获得；而广大工人阶级才是城市空间的基本消费者。在工厂里，资产阶级力图使其利润处于竞争和经营中的最大化，而工人阶级从所有者那里得到的收入则意味着资本利润的减少。在城市空间中也是如此，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必然努力组织社会和城市空间，以便增强利润的最大化，而工人阶级的利益在组织的社会和城市空间中，只被压缩至最低限度的人道标准之上”(W. Flanagan,1993)。这也就是为什么还很不错的住宅和办公大厦，一旦能够通过重建获取更大的利润，就立即被推倒，所有者绝不会考虑由于重建势必提高租金或价格给穷人造成的困境。哈维指出，阶级斗争常会在租金、房屋补贴政策和土地开发方面表现出来，例如美国政府向富有的房屋所有者提供的补贴常数倍于低收入家庭，因为所有者阶级控制着政府的政策制定机构；再如，50-60年代由联邦政府推动的城市更新计划，摧毁了穷人的住房，根除了他们的社区，提高了城市中各处相同房屋的价格。　　　　　　四　　英国新城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是阿德尔纳·约翰·雷克斯(ArderneJohn Rex)和帕尔(Raymond Edward Pahl)。雷克斯1925年生于南非，利兹大学毕业以后，先后在英国的多所大学任教，1968-1970年曾担任英国社会学会会长。雷蒙德·爱德华·帕尔1935年生于伦敦，先后在剑桥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后在肯特大学任教，70年代后期担任国际社会学协会城市和区域发展委员会主席。　　雷克斯和帕尔的城市社会学研究，较少受卡斯泰尔的影响。他们继承了韦伯的科层制、市场情境(Market situation)理论，认为阶级是由市场情境中的市场地位所决定，因此，被人们称为新韦伯主义，明显地不同于卡斯泰尔、哈维接近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立场。　　在与人合着的《种族、社区与冲突》(1967)中，雷克斯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阶级冲突和国家都与城市转变为“被创建的环境”(Crea-ted environment)有直接的关系，其中住宅对阶级形成和阶级冲突又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雷克斯认为，城市内质量不同住宅的取得，并不仅仅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也是一个经由市场机制和科层官僚制运作过程的产物。国家与私人资本对城市住宅的投资，促成了“住宅市场”的兴起，对于不同住宅的拥有，就产生了不同的“住宅阶级”。在比较大的城市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以下几种住宅阶级：(1)通过现金购买，确实拥有自己住宅并住在最令人满意的地区者；(2)通过抵押贷款方式而拥有该类住宅者；(3)通过抵押贷款方式而拥有住宅，但却位于不太令人满意的地区的住宅者；(4)住在政府出租的住宅者；(5)住在私人出租的住宅者。　　一般情况下，国家提供的国民住宅相对来讲要质优价廉，但是，国民住宅的资格限制和购屋贷款的审核却很复杂。能否拥有国民住宅必须要经过激烈争夺，而这常常是官僚、市场、经济多种因素平衡的结果。因此在雷克斯看来，能否通过资格限制和贷款审核是争取住宅的阶级斗争的两个主要方面；在全国全面普及国家提供的国民住宅又是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问题。整个城市中有住宅的阶级和无住宅的阶级、住宅好的阶级和住宅差的阶级之间，因住宅产生的斗争造成了持续不断的社会冲突。　　在雷克斯理论的基础上，帕尔则以“城市管理者”(Urban manager)的理论，进一步指出城市资源的分配不平等是造成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　　“城市管理者”理论有两个主要观点：(1)城市资源的分配并不是由生态过程或经济结构所决定，而是由拥有权力的科层制官僚所决定的，换言之，城市资源的分配是由一群掌握住宅市场和科层制运作机制的人所控制的。(2)城市是一社会和空间体系，因此，城市资源也含有地理空间的成分，此类资源的分布，无法同时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和团体所占有，能占有良好位置者自然就拥有比他人更多或更大使用各项设施的优势。正由于此种不平等现象的存在，城市内社会冲突的情况才不可避免。　　以上概要地介绍了新城市社会学在法国、美国、英国的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观点，其中，英国新韦伯主义的研究，将住宅作为阶级形成的基础，因此不少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在70年代末就停滞不前。至于卡斯泰尔和哈维代表的从马克思政治和知识传统的观点立场，对传统城市社会学的批判，使得这门学科在70-80年代这20年间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80年代后期，新城市社会学又进一步与世界体系论结合起来，力图从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运动来说明城市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密切关系。但是，他们的理论也受到不少批评，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　　第一，新城市社会学对城市进行的分析究竟是不是城市社会学研究？或者说，要进行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有没有必要将城市中发生的一切东西与整个国家经济秩序重建以至世界政治体系结合起来？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城市社会学与一般社会学的边界还是否存在；而且，如果据此取消了城市社会学的独立地位，那么其他所有分支社会学如宗教社会学、产业社会学、家庭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等都将遭到同样的挑战。对此，美国另一着名的城市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指出：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角“难以为分析提供边界，并很快地由城市转向国家层次，……但是如果分析一旦转向国家和世界经济，那么再回到城市就会很困难”(H. Gans,1984)。　　第二，一些社会学家对哈维的三级环程理论进行了批评。美国城市社会学家费津(Joe R. Feagin)深入研究了休斯顿市房地产发展的过程，指出房地产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休斯顿房地产的资金并非来源于初级环程，而是有许多来源，包括世界跨国公司和美国其他城市投资房地产的利润。他认为，还必须考虑投资房地产的社会心理学层面即民众的从众心理引起的房地产投资者追随“赌一把”的投资行为。　　第三，更多的社会学家批评新城市社会学是经济决定论，单纯地根据经济因素和阶级斗争来解释一切社会冲突，忽视了文化的多样性，忽视了人作为行动者的作用。他们认为，没有一种单一的政治—经济模式可以解释当代大城市复杂综合体的现象，应当将政治、经济和文化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或者应当将国家社会政策、城市的独特性、地方精英与普通市民组织三者结合起来。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80年代后期美国城市社会学家罗根(J. Logan)、莫洛兹(H. Molotch)、费因斯坦夫妇(Su-san & Norman Fainstein)等人力图研究地方精英集团对城市建设的影响。他们认为，这个集团是城市发展的成长机器(Growth Machine)。当代世界着名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也强调，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应当从国家经济重建、世界体系转向当地研究，应当主要研究当地社区活动和实例，“必须少关注宏大理论，而多关注当地历史、资源的差异，关注当地行动者在变迁中的选择”(W. Flanagan,1995)。　　由于以上的批评，在当今欧美日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已将注意力转向具体社区的案例研究。夏建中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作者：社会学研究4京47～53C4社会学夏建中19981998ts，直译为《城市与草根》，在此译为《城市与百姓》。）中，卡斯泰尔还着重分析了欧美社会中蓬勃发展的城市社会运动。在他看来，城市社会运动本质上是广大城市居民自发组织起来对政府城市规划的抵抗，表明了百姓自我防卫意识的高涨。在长期的城市社会生活中，百姓们逐步产生了一种新的人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相应的社会利益、价值观念，即人对自己社区的看法。他们将社区与自身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联系起来，认识到为了城市规划而搬出自己长期居住的社区，不仅意味着自己离开一个地理环境，而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与长期在社区中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断绝，放弃了融会在该社区中的社会与文化价值。同样，社区环境的好坏也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出于这种认识，在同一社区中生活的城市居民有可能超越阶层、阶级、种族、文化的界线，组织成政治团体，为扞卫社区的共同利益而进行斗争。如果政府不能向社区提供足够的集体消费资料，社区居民就组织社会运动来表示不满并进行抗议活动。这些社会运动对于影响政府城市政策的决策具有巨大作用。　　在卡斯泰尔看来，城市社会运动有三个主要目标：(1)抵制以利润获取为主要目标、坚持提高集体消费水平的城市规划；(2)社区文化的创造与认同(Identity)；(3)政治上自治管理，市民组织具有参与决策权。（转引自森冈清美等，1993）但是他指出，城市社会运动有局限性，它只能改良城市，却不能改变社会。他重申了自己一贯的主张，阶级斗争才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转自W.Flanagan,1993)。　　可以说，从《城市问题》到《城市与百姓》，卡斯泰尔并不拒绝进行城市社会学的分析，而仅仅是反对对城市社会的“意识形态”关注。在他看来，城市是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关系的产物，它更应被理解，而不是被解释。　　　　　　三　　新城市社会学在美国的代表人物是戴维·哈维，1935年生于美国，在剑桥大学学习城市地理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先在布里斯托尔大学任教，后移居美国，任霍普金斯大学教授。70年代，他开始转向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先后撰写了《社会公正与城市》(1973)、《资本的局限》(1982)、《意识与城市经验》(1985)、《资本的城市化》(1985)、《后现代性的条件》(1989)等。　　哈维完全同意卡斯泰尔关于资本积累与阶级斗争的观点，并认为这是资本扩张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征。他代表了8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发展，但是，他比其他新马克思主义者都更加关注资本集中与循环在城市变迁中的作用。在《社会公正与城市》一书中，他解释了自己转向马克思的原因：“作为研究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出现需要进一步的批评，我并未从其某种内在优越性的先验想法来转向它，但是，我发现没有其他途径可以帮助我完成要做的事情，或理解那些必须被理解的东西。”(D. Harvey,1973)。　　哈维认为，城市化的全部内容可以归结为资本积累与阶级斗争这对矛盾的作用。这对矛盾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矛盾寓于资本本身，这就是资本的私人占有性与生产的社会性这一基本矛盾；另一方面，劳动与资本潜藏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积累的本质就是从雇佣劳动者那里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因此，两大阶级的对抗是必不可免的。　　根据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周期性的原理，哈维提出了资本三级环程流动的观点来解释资本运动与城市空间发展的关系。资本三级环程包括：初级环程，即资本向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利润性生产的投入；次级环程，即资本向物质结构和基础设施的投入；第三级环程，即资本向科教、卫生福利事业等的投入。　　首先，在资本运动的初级环程内，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正常情况下，资本生产的销售商品总是要超过被消费的商品，因此会出现“过度积累”(Over accumulation)。这不仅指商品的过度积累，也指资本的过度积累。　　其次，由于过度积累，过剩的资本在初级环程内很难获取利润，势必寻求新的出路。这些过剩资本发现次级环程中存在着获利机会。哈维认为，不论是生产还是消费，都需要一个物质结构作基础。生产的物质结构指的是构成厂房、办公楼及其用地的那一部分固定资本，哈维称之为生产的建成环境。消费方面的物质结构指的是非生产性房屋（主要是住宅）、道路、基础设施等，哈维称之为消费的建成环境。所以，对次级环程的投资就是对生产和消费两方面建成环境的投资，也就是主要是对房地产业的投资。但是，一方面，由于私人资本不熟悉房地产业的情况；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由于房地产业的投资是长期和社会性的，并不能迅速产生利润，耗资巨大且回收资本缓慢，私人资本无力进行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开始发挥干预作用，一方面，政府通过行政措施、税收优惠政策和房屋政策等，鼓励和刺激私人资本进入次级环程；另一方面，国家通过金融政策，如让银行向私人资本进行抵押贷款，向民间发行债券筹款投资于公共事业等，为私人资本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哈维认为，资本在次级环程投资是城市发展和变迁的主要决定因素，“城市的发展过程就是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的物质基础设施的创建。”(D. Harvey,1985)在哈维看来，城市的地理位置和地域资源等，可以像阳光、空气等自然物一样，为资本提供无价服务；土地及其之上的建筑物等城市基础设施可以不断地为资本创造价值。建成环境的不断创造价值的能力，使私人资本在次级环程中获取利润，繁荣的房地产业和土地炒买炒卖的投机事业，给私人资本带来了滚滚的财源。于是吸引了更多的过剩资本进入次级环程，当城市中心商业区可建面积趋于饱和时，资本更迅速地向郊区移动，投资于郊区豪华住宅区的建设，这样也就刺激了中产阶级的郊区化，造成城市中心或中心城市的衰落。　　再次，资本进入第三级环程是指对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医疗事业和公共福利事业的投资，初级环程和次级环程中的过剩资本在寻找投资机会时，也会考虑这些领域，但是从其本性上讲，私人资本并不情愿向不直接产生利润的第三级环程投资。由于国家从整个社会出发制定的各项政策的干预和介入，以及主要为了提高劳动力再生产的水平，保证劳动力能更多地创造剩余价值，私人资本与国家携手进行投资活动。　　由此可见，私人资本在三大环程内投资与生产的不断运动和国家的干预作用，使资本积累周期性的矛盾得以暂时缓解。但是，哈维指出，对于城市空间利用的竞争已成为阶级斗争的主要部分。对于资产阶级来讲，城市土地的利用代表了租金、股息、利润、资本的获得；而广大工人阶级才是城市空间的基本消费者。在工厂里，资产阶级力图使其利润处于竞争和经营中的最大化，而工人阶级从所有者那里得到的收入则意味着资本利润的减少。在城市空间中也是如此，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必然努力组织社会和城市空间，以便增强利润的最大化，而工人阶级的利益在组织的社会和城市空间中，只被压缩至最低限度的人道标准之上”(W. Flanagan,1993)。这也就是为什么还很不错的住宅和办公大厦，一旦能够通过重建获取更大的利润，就立即被推倒，所有者绝不会考虑由于重建势必提高租金或价格给穷人造成的困境。哈维指出，阶级斗争常会在租金、房屋补贴政策和土地开发方面表现出来，例如美国政府向富有的房屋所有者提供的补贴常数倍于低收入家庭，因为所有者阶级控制着政府的政策制定机构；再如，50-60年代由联邦政府推动的城市更新计划，摧毁了穷人的住房，根除了他们的社区，提高了城市中各处相同房屋的价格。　　　　　　四　　英国新城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是阿德尔纳·约翰·雷克斯(ArderneJohn Rex)和帕尔(Raymond Edward Pahl)。雷克斯1925年生于南非，利兹大学毕业以后，先后在英国的多所大学任教，1968-1970年曾担任英国社会学会会长。雷蒙德·爱德华·帕尔1935年生于伦敦，先后在剑桥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后在肯特大学任教，70年代后期担任国际社会学协会城市和区域发展委员会主席。　　雷克斯和帕尔的城市社会学研究，较少受卡斯泰尔的影响。他们继承了韦伯的科层制、市场情境(Market situation)理论，认为阶级是由市场情境中的市场地位所决定，因此，被人们称为新韦伯主义，明显地不同于卡斯泰尔、哈维接近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立场。　　在与人合着的《种族、社区与冲突》(1967)中，雷克斯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阶级冲突和国家都与城市转变为“被创建的环境”(Crea-ted environment)有直接的关系，其中住宅对阶级形成和阶级冲突又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雷克斯认为，城市内质量不同住宅的取得，并不仅仅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也是一个经由市场机制和科层官僚制运作过程的产物。国家与私人资本对城市住宅的投资，促成了“住宅市场”的兴起，对于不同住宅的拥有，就产生了不同的“住宅阶级”。在比较大的城市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以下几种住宅阶级：(1)通过现金购买，确实拥有自己住宅并住在最令人满意的地区者；(2)通过抵押贷款方式而拥有该类住宅者；(3)通过抵押贷款方式而拥有住宅，但却位于不太令人满意的地区的住宅者；(4)住在政府出租的住宅者；(5)住在私人出租的住宅者。　　一般情况下，国家提供的国民住宅相对来讲要质优价廉，但是，国民住宅的资格限制和购屋贷款的审核却很复杂。能否拥有国民住宅必须要经过激烈争夺，而这常常是官僚、市场、经济多种因素平衡的结果。因此在雷克斯看来，能否通过资格限制和贷款审核是争取住宅的阶级斗争的两个主要方面；在全国全面普及国家提供的国民住宅又是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问题。整个城市中有住宅的阶级和无住宅的阶级、住宅好的阶级和住宅差的阶级之间，因住宅产生的斗争造成了持续不断的社会冲突。　　在雷克斯理论的基础上，帕尔则以“城市管理者”(Urban manager)的理论，进一步指出城市资源的分配不平等是造成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　　“城市管理者”理论有两个主要观点：(1)城市资源的分配并不是由生态过程或经济结构所决定，而是由拥有权力的科层制官僚所决定的，换言之，城市资源的分配是由一群掌握住宅市场和科层制运作机制的人所控制的。(2)城市是一社会和空间体系，因此，城市资源也含有地理空间的成分，此类资源的分布，无法同时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和团体所占有，能占有良好位置者自然就拥有比他人更多或更大使用各项设施的优势。正由于此种不平等现象的存在，城市内社会冲突的情况才不可避免。　　以上概要地介绍了新城市社会学在法国、美国、英国的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观点，其中，英国新韦伯主义的研究，将住宅作为阶级形成的基础，因此不少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在70年代末就停滞不前。至于卡斯泰尔和哈维代表的从马克思政治和知识传统的观点立场，对传统城市社会学的批判，使得这门学科在70-80年代这20年间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80年代后期，新城市社会学又进一步与世界体系论结合起来，力图从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运动来说明城市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密切关系。但是，他们的理论也受到不少批评，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　　第一，新城市社会学对城市进行的分析究竟是不是城市社会学研究？或者说，要进行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有没有必要将城市中发生的一切东西与整个国家经济秩序重建以至世界政治体系结合起来？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城市社会学与一般社会学的边界还是否存在；而且，如果据此取消了城市社会学的独立地位，那么其他所有分支社会学如宗教社会学、产业社会学、家庭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等都将遭到同样的挑战。对此，美国另一着名的城市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指出：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角“难以为分析提供边界，并很快地由城市转向国家层次，……但是如果分析一旦转向国家和世界经济，那么再回到城市就会很困难”(H. Gans,1984)。　　第二，一些社会学家对哈维的三级环程理论进行了批评。美国城市社会学家费津(Joe R. Feagin)深入研究了休斯顿市房地产发展的过程，指出房地产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休斯顿房地产的资金并非来源于初级环程，而是有许多来源，包括世界跨国公司和美国其他城市投资房地产的利润。他认为，还必须考虑投资房地产的社会心理学层面即民众的从众心理引起的房地产投资者追随“赌一把”的投资行为。　　第三，更多的社会学家批评新城市社会学是经济决定论，单纯地根据经济因素和阶级斗争来解释一切社会冲突，忽视了文化的多样性，忽视了人作为行动者的作用。他们认为，没有一种单一的政治—经济模式可以解释当代大城市复杂综合体的现象，应当将政治、经济和文化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或者应当将国家社会政策、城市的独特性、地方精英与普通市民组织三者结合起来。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80年代后期美国城市社会学家罗根(J. Logan)、莫洛兹(H. Molotch)、费因斯坦夫妇(Su-san & Norman Fainstein)等人力图研究地方精英集团对城市建设的影响。他们认为，这个集团是城市发展的成长机器(Growth Machine)。当代世界着名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也强调，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应当从国家经济重建、世界体系转向当地研究，应当主要研究当地社区活动和实例，“必须少关注宏大理论，而多关注当地历史、资源的差异，关注当地行动者在变迁中的选择”(W. Flanagan,1995)。　　由于以上的批评，在当今欧美日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已将注意力转向具体社区的案例研究。

网载 2013-09-10 21:3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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