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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资本主义起源的探讨一直是历史学界的热门话题。本文将对四种起源说进行简要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评述。
　　一、四种学说简介
　　1.商业起源说。商业起源说的主要代表有亚当·斯密、约塞夫·熊彼得、亨利·皮勒内和阿克顿勋爵等史学家。亚当·斯密是商业说的首倡者。他在着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了商业说的理论基础。他认为，人类首先是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有着天生的求利欲。对物质财富以及对更好生活的追求构成了天生的内驱力，促使他们不停息地追求物质利益，从而给商业的起源与发展注入了稳定而持久的动力。他把到那时为止的社会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游猎、游牧、农业和商业阶段。斯密认为，在农业社会，领主或土地持有者和佃农出于对土地和安全的依赖，根本没有扩大再生产和改革技术的动力，只有等商业城镇出现才会打破这种保守封闭的生产格局，推动社会前进。他指出，是工商业都市的增加与富裕，为农村的原生产物提供了一个巨大而便宜的市场，使商人的财富投入去改良土地，使农村居民获得秩序，有好政府，有个人的安全与自由[1]370～371，从而才有后来国家富裕的资本主义出现。建立在斯密国富观基础上的商业说的主要观点内容是：扩大生产，追求利益，领土扩张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而生产扩张与领土扩张所积累的巨额财富为资本主义的确立奠定了不可动摇的物质基础。
　　2.人口起源说。人口起源说的首倡者是英国哲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他对斯密的贸易劳动分工论提出了挑战。他认为物质的增长只限于一定的范围内，而人类的物质状况并非呈直线型增长方式，而是像海潮那样有升有降，在每一次涨潮之后必定会有一次退潮，在每一次物质财富增长之后就会出现衰落。因此，理解历史进展的要素不是商业，而是人口的压力。他在着名的《人口论》中提出了人口增长与物质增长的“算术几何级数”[2]5 说。他认为，农业社会的土地资源是固定不变的，技术能力也有一定限度，因此，对人口的增长而言，这些就会构成一种极限，或叫“顶棚”。这种“顶棚”是由在一定的时间内土地能够提供的最大食物量所决定的。马尔萨斯认为，在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某种自动调节机制。当人口增长达到极限时，自动机制启动，会将人口降下去，使社会物质财富与人类需求之间达到平衡。除了马尔萨斯之外，赞成人口说的着名学者还有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保罗·托马斯等。诺斯和托马斯认为，人口的增长给市场的扩大和发展提出了要求，从而给制度的创新打下了基础。因此，是人类在应对人口压力的过程中不断寻找出路，发明新的技术，开辟新的市场，从而促进了市场的形成，劳动的分工，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海上的贸易，新大陆的发现，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3]18
　　3.生产方式与阶级斗争起源说。生产方式与阶级斗争起源说的首倡者是马克思。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分析了人类社会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指出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是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而生产方式的差异所导致的围绕剩余产品分配的斗争是引起阶级斗争的动力。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他认为，从生产方式考察，人类社会经历了四种社会形态，即亚细亚生产方式、古代生产方式、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4]。每一种社会形态里都有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但这种生产方式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在逐步改变。生产方式逐步改变的结果导致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逐步失去其对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垄断性控制，被统治阶级逐步取得政治和经济上的自主地位，双方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最终导致革命，推翻旧的统治阶级。马克思认为，在17和18世纪的欧洲出现的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方式的改变，机器生产逐步替代手工生产，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生产力不断提高。这一新型生产方式的代表是不断兴起的资产阶级，而代表旧的手工业农业生产方式的封建阶级不可避免地被取代。1789年的法国革命就是这一新旧交替的典型事件。因此，是17～18世纪出现于欧洲的工业生产方式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奠定了经济基础，而不断壮大的资产阶级以暴力或非暴力的革命形式最终取代王权和贵族成为政治领域的决策者，将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下来。
　　4.资本主义精神起源说。这一学说的主要代表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维尔纳·桑巴特。韦伯的思想见诸于其代表性着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桑巴特的观点见之于其着作《奢侈与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韦伯和桑巴特都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思想，认为历史的发展不只是纯物质力量作用的结果。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考察了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形成过程以及主要内涵。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来源于新教伦理，新教伦理形成于16世纪的宗教改革。“资本主义精神”的主要内涵为：经济合理主义、天职观念和禁欲主义。韦伯在论着的第一部里论述了经济合理主义和天职观念的概念，在第二部里论述了禁欲主义的起源及其在不同新教派别里的表现形式，以及禁欲主义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韦伯认为，谋利或者说赚钱并不等于资本主义精神，这种观念古已有之，东西皆存；无论是古代的印度和中国，还是宗教改革之前的西方，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在各种不同职业的人中也普遍存在；因此，这几乎是一种“通欲”。按韦伯的话说，是“‘金钱欲’的历史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5]31，只有合理谋利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什么样的做法是合理谋利呢？简言之，就是“一种非凡的资本主义商业意识会与各种渗入并支配他们全部生活的最强烈的虔信共同存在”。韦伯引用了富兰克林《自传》里的内容作为例证来说明合理谋利的具体内涵，那就是，“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金钱具有孽生繁衍性”，“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等等。不过，这里的谋利不同于“传统主义”的唯利是图，而是以诚信、勤劳、节俭为基础，也就是在天职观念和禁欲主义伦理的指导之下积累财富，获取利润，并将这些财富回归于社会或者扩大生产而不是将它挥霍掉。韦伯认为，天职观念和禁欲主义构成了新教伦理的基本内容。他指出：“天职观念是宗教改革的一个产物。”在天职观念指导下产生了禁欲主义。“这种禁欲主义已不再是一种‘义务上的善行’，而是某种可以要求每个决心获救的人去做的事情。……是为了来世的行为合理化，是禁欲主义新教天职观念产生的结果。”“这个世俗新教禁欲主义强烈反对财产的自发享受；它限制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另一方面，它具有使自由获取行动摆脱传统主义伦理桎梏的心理效果。它打破了对所谓获取冲动的束缚，不仅使其合法化，而且将其视为上帝的直接意愿。”“一旦限制消费与谋利行为的解放结合起来，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显然是：强迫节省的禁欲导致了资本的积累。在财富消费方面的限制，自然能够通过生产性资本投资使财富增加。”正是在天职观念驱动和禁欲主义约束下的合理谋利，社会才积累起了巨大的财富，为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仍然是在天职观念和禁欲主义的推动和约束下，资本主义再生产才如原子裂变一般，产生出了这之前的任何社会制度都从未释放过的巨大能量。
　　桑巴特在两卷本的《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考察了欧洲资本主义形成的过程。他把欧洲的发展划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是传统社会。在传统社会中，一切以人为中心，人们的经济活动只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自身享乐重于积累。到16世纪，传统经济让位于早期资本主义。到19世纪，早期资本主义被高级资本主义所代替。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种原则的斗争，传统原则和逐利原则。传统原则下的经济活动只为了自身需要，而逐利原则主张人应有无限的追求。逐利原则正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不甘平庸，有冒险和创新精神，对财富的贪婪追逐；另一方面又坚持精打细算和理性追求。他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对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奢侈与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细致的梳理与分析，认为奢侈是资本主义的伴生物，奢侈的流行大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明确地说，“奢侈……是非法情爱的一个嫡出的孩子，是它生出了资本主义”。正是在这一点上，桑巴特和韦伯产生了差异。因为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里只有理性，甚至理性到禁欲的程度。韦伯不同意桑巴特关于资本主义精神有两面性的观点，认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力是天职观，而不是奢侈享乐。
　　不过，韦伯和桑巴特都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现象，在催生这一现象中，资本主义精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资本主义精神的指引，也就是说，没有对利润的合理追求，没有利润的大量积累，没有使利润最大化的扩大再生产，没有冒险性的创新，没有以严格簿记制度为基础的精打细算，没有对享乐等欲望的有效控制，也许就不会形成那样的资本主义。这是两位社会学家的一致看法。
　　二、对四种学说的评价
　　笔者认为，若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社会运动或历史现象加以考察，这四种学说各有短长，只有对这一历史进程进行综合、具体、动态的分析，才能得出关于其起源的较为切合实际的结论。
　　商业起源说之长在于：第一，它抓住了资本主义的部分本质特征，即交换与资本，发现了交换与资本在催生资本主义发生和促使其形成过程中的巨大作用。的确，没有交换，就无法实现产品的剩余价值，也就无法催生货币；没有货币，就不可能产生资本，也就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建立于雇佣劳动基础之上的。因此，交换是实现利润或剩余价值的前提，利润或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而满足这一前提的条件是交换，也就是商业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商业成为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动力就有着难以置疑的学理依据。第二，商业说还在其过程分析中构建起了从产品交换到生产消费之间的循环链，即产品→市场交换→货币资本→劳动分工→生产消费。这一链条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流程，其中又包含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些核心要素，如，市场、资本、劳动分工等。它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与实际相符且环环相扣的链条使商业说具有了经验模型的价值，另一方面论证了商品交换在这一过程中的启动性价值。显然，没有交换，这一链条就不可能构成，后面的过程也就无从谈起。
　　商业说之短也有二。其一是它忽略了生产这一要害环节中所潜藏的、对分析资本主义性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产品剩余价值。它所构建的链条起自产品，但那是进入交换和流通领域的商品。其实这时的商品已经具有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双重特性。要想透析这种商品的特性，忽略其生产过程是无法把握住它的本质的。后来的马克思正是从这里着眼，找到中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源头。其二是商业活动是否必然导致资本主义也存在着疑问。假如说发生于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地中海与大西洋贸易催生了西欧的资本主义，那么在古罗马时期就出现于地中海沿岸的商品交换该怎么解释？中国盛唐时期遍布于京城长安的商贸交易乃至丝绸之路的货物交换为什么没有催生东方的资本主义？显然，不区分古代与近现代商业活动在追求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上的根本区别，就无法找到近代商业导致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
　　人口说的认识价值在于：首先，它勾画出的人口升降曲线正好与欧洲自1000年到1740年人口增减态势相吻合，也与这一时期的经济盛衰状况相吻合，具有充分的实例与数据支撑。其次，人口动因说不只是适用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也适用于其他社会形态的转变。实际上，人口增长与满足人口消费的矛盾始终是推动人类向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不停歇探求的持久动力。倘若没有不断增加的人口，人类也许还呆在非洲大陆上，用不着朝世界的各个角落迁徙。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人口自身增长的需要，无疑是推动社会前进最原始也最切实的动力。
　　人口说的缺陷在于马尔萨斯陷阱的有效性。马尔萨斯所预言的人口升降的第三个周期并未出现。自1740年以后，欧洲的人口一直呈直线上升趋势，从1750年的8千万增加到2000年的7亿。这一客观现实显然清楚地表明，人类自身可以找到破解马尔萨斯陷阱的手段，并不是它的囚徒；从此也反观出，引起资本主义产生必然还有别的动因。此外，如上文所述，人口增长的压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原始而基本的动力，并非只是某一种社会转型的专利性动力。
　　生产方式与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大特点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考察历史进程，并把人与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考察的重点，并把这种关系置于经济基础的大框架之内。生产方式学说的意义在于它抓住了区分各种社会形态的关键性特征，也就是抓住了打开不同社会大门的钥匙，比如，游猎是氏族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农耕是农业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机器操作是工业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不同的经济关系。封建主义的经济关系是农民依附于土地和领主，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是雇佣与被雇佣。这一学说可以帮助我们较为准确地把握社会的进程，通过对生产方式的考察就可以判断社会处于什么样的阶段上。阶级斗争学说的意义在于帮助被统治阶级意识到自己的地位与利益之所在，从而开展维护和争取自身利益的斗争。但是，生产方式和阶级斗争学说带有更加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我们还应该看到，阶级斗争若是普遍存在的话，并不只是发生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换的时期，而且斗争也不限于不同的阶级之间，同一个阶级中间也会发生斗争，有时甚至是你死我活，比如英国的清教革命；而有时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可以通过妥协来得到解决，再比如英国的“光荣革命”。
　　前三种学说都是从社会运动的外部形态来考察资本主义的起源，而资本主义精神说则另辟蹊径，将焦点对准引导历史运动的精神层面，这本身就具有不平常的学术视野，而这样的学术眼光在20世纪初就更有启迪意义。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发展到19世纪中后期已经达到了它的第一个高峰：生产力高度发达，生产规模空前庞大，社会财富急剧增加，资本积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递增，与此同时，社会贫富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不断涌现甚至激化。面对这样的形势，西方的各路思想家从各个角度来研究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的进程与规律，试图找到社会的病根并开出医治百病的良方。以孔德为首的实证主义哲学家认为，人类社会也同一切有机世界一样，是有规律可循的，而这些规律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寻找；因此只要找到这些规律，就可以用改良的手段来解决社会上的一切问题。达尔文和斯宾塞则以进化论的观点来看待社会问题，认为人类社会也同自然界一样，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优秀的种族和民族必定战胜劣等的种族和民族，先进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必将取代落后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就属于这种先进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马克思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使社会上的一切都变成了商品。由于资本本身具有无限扩张性与剥削性，资本家就一定会无限度地追求利润。因此，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根本方法。众说纷纭，但着眼的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外在特征，认为其是引起社会矛盾的生物学因素或物质因素，是促使资本积累与扩张的自然驱动力和经济驱动力。韦伯和桑巴特将焦点对准资本主义的起源，着眼于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精神驱动力或宗教驱动力，考察资本积累的内驱力，从文化的角度寻找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内在因由，引导人们从文化与精神的层面去疗救资本主义。应该说，这样的研究是独具慧眼的。它抓住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区别，抓住了社会运动的部分本质，那就是，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但人类自进入社会形态以来就不能脱离精神而存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然不能例外。
　　但是，这一学说也有它自身的缺陷。其一是对“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作用的过度肯定。上文提到，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有多种多样的因素，其中经济驱动力和精神驱动力是两个不可缺少的变量。韦伯注意到了精神驱动力的重要作用，纠正了一些思想家忽视精神因素的偏向，但同时却又忽视或者说忽略了经济驱动力的重要与不可替代性。就推动社会发展和转变的要素而言，经济驱动总是第一位的。其二是“资本主义精神”说不能涵盖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如果该学说适用于新教伦理普及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加尔文教义传播开来并被新教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等国的教徒接受以后的话，那么在宗教改革之前就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精神”现象就难以得到解释：比如葡萄牙人在15世纪后期和16世纪前期的扩张及其以商业为核心的海上贸易霸权的建立。再比如中世纪后期沿地中海进行的商业往来，都带有资本主义商业活动的性质，其中自然不乏“资本主义精神”的驱动与指引。它更不能涵盖丹尼尔·贝尔所指出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征，“20世纪的资本主义在某些方面带来了更加令人惊异的社会变迁——重心从生产向作为资本主义支点的消费的转移。这是一种对耐用消费品需求的增长，诸如汽车、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烘干机等这一类产品。所有这一切带来了一场零售业的革命，尤其是发明了分期付款法这一销蚀新教伦理的最具颠覆性的工具。现在人们不仅不害怕举债，反而却害怕不能举债。人们不需要存钱去购买生活奢侈品，因为现在就可以买，等到以后再付钱。营销和享乐主义成了资本主义的推动力”。当然，在关于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时间、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等方面，韦伯和桑巴特是有很大分歧的，这也反映出这一学说的内在矛盾。
　　三、结语
　　首先，如同我们所处的自然界一样，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涉及面极广的庞大系统，其运动所牵涉的变量众多，且相互关系也极其复杂。要考察某种社会运动，探讨其规律，可以从一个角度入手，以一个时期为对象，我们从中可以找到某些带本质性的东西。但是，对一种变量或从一个角度的考察，决不能掌握社会运动的全部规律，或揭示其全部本质。只有对推动和影响这一运动的主要变量进行综合、具体、动态的分析，尤其是考察过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之后，才能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可以说，多种角度看历史，考察的变量越多，考察的角度越多，就越接近其真实。本文讨论的四种学说从不同的维度对资本主义的起源进行探讨，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欧洲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这一社会运动的某些规律。但任一维度的研究没有也不可能揭示出这一运动的全部本质。因此，在他们之后，又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学说，将这一研究推向深入。可以断言，围绕这一课题，还会有不同的学说出现。
　　再者，人类社会首先在于其物质性，这是由人类既是从物质世界进化而来且依赖其生活所决定的，因此可以说这是既定或先定的，甚至可以说是宿命的。但是，人类自从进化成智人以来就以其精神性而独立和区别于物质世界。因此，人类的社会运动就不只是具有物质的特征，受物质的约束，同时也受到精神的驱动；而且，随着人类的进化，社会的前进，精神这一变量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精神变量的成因及其巨大作用在各种人文社科研究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本文所涉及的研究中同样如此。正因为如此，韦伯和桑巴特对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特征及其作用的研究在整个20世纪都受到国际学界的广泛重视和赞誉也就不足为奇。
　　最后，这四种学说分别从人口、财富、生产、精神的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的起源，恰恰是抓住了与人类生活最息息相关的根本方面，触及了人类生活的本质层面。这样的研究视角给我们以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双重启示：社会科学的研究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才可能触及生活和社会的本质。
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武汉73～77D1社会主义论丛蔡玉辉20072007
资本主义起源/商业/人口/生产方式与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精神
西方关于资本主义起源有商业说、人口说、生产方式与阶级斗争说和资本主义精神说等四种学派。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涉及面众多的庞大系统，影响其运动的变量很多，要考察其历史成因，应从多个角度考察才能接近真实，只有从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入手才能触及本质。
作者：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武汉73～77D1社会主义论丛蔡玉辉20072007
资本主义起源/商业/人口/生产方式与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精神

网载 2013-09-10 21:3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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