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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　潘燕　实习生　庄会宁）
　　在某高校中文系学生自发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几位学生很认真地向自己的老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名文科学生，我们目前耗尽心力学习的一切，包括汉语音韵、古典文献、以至楚辞汉赋，于校园外那个熙熙攘攘的社会，到底有什么用？
　　或许是因为学生提问时的认真，或许是因为身外世界对自己学术研究的干扰越来越大，总之，“有什么用”的问题真的触动了一向潜心学术的几位先生。从他们谈到这件事时激动的神情中，可以感到，这些在浓厚的学术氛围里苦心孤诣多年的学者，在要求学生严谨治学的惯性思维之外，不得不痛苦地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当代中国，是否真的已不需要致力于精神层面的人文科学？
　　　　　　困境
　　人文科学研究者的困惑其实已延续了数年，这首先体现在因经费投入不足造成的种种外在困境上。“远看象逃难的，近看是进社科院的”，这句流传在社科院的顺口溜道出了社科研究人员的辛酸。在物价飞涨的今天，许多教授、副教授的收入只有六七百元，不少人要靠在非研究单位的另一半来负起养家的责任。而与着名学者陶大镛先生相同资历的同学，在台湾的月收入已是自己的50倍。
　　社科界有一个着名的基金投入等式：即国家一年的社科基金数＝1.2公里沈大高速公路的费用。这个等式形成于“七五”期间，当时的社科基金数是每年500万，“八五”期间涨到1000万， 然而扣除物价上涨指数后，等式依然成立。
　　历数因经费问题造成的学术困境是容易的，从研究者的收入待遇到杯水车薪的社科基金，从日渐萎缩的图书资料到完成数年仍无钱出版的学术着作……外在的困境又反过来影响师资队伍、生源质量，并深刻地影响未来的学术研究水平。
　　北大文史哲三系，曾经是全校生源最好、录取分数最高的系科。而去年考入北大的33个全国状元，竟无一人报考文史哲三系。历史系录取的考生中，第一、二志愿为“历史专业”者，不到录取人数的40％，其余均为其它专业调剂来的。与此形成悖论的是，恰恰是这三个系的师资力量最强、学术根基最厚。值得注意的是，经过一年的学习，文史哲三系又几乎是全校转系学生最少的部分，相反倒是常有理科转文科，经济、计算机等热闹专业转向冷门专业的情况发生。由此可见较高学术研究水平的魅力以及高考学生在填报志愿方面存在的盲目性。产生这种盲目现象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来自社会和家长的影响。
　　近年出现的“考研热”，一度让学者十分兴奋，然而仔细分析成因，却并不令人欣慰：仅就文科类而言，依然是经济、法律类热，文史哲冷；从考生组成看，主要有两类，一种是应届毕业生中对分配没把握，希望通过考取研究生“缓期三年执行”的学生；另一种则是应、往届师范院校毕业生，希望通过考研改变自己从事教师职业的清苦生涯。不为学术而来，必然影响考生素质及入学后的学习动力。先天不足、动力再不足，年轻一代学者的学术水平便可想而知了。
　　一位青年学者谈到学术的未来时颇多感慨：我没有办法去劝那些欲离学术而去的学生，尽管有的很有潜力。82年我每月工资是72元，96年为600元，按通行扣除物价指数的算法，你可以估算一下。14年了， 不说别的方面，起码在待遇上，我没有感受到什么变化，至于前面有怎样的光明，我很难确认。就是这位学者，去年申请到了4000元的课题费，钱未到手，便按规定被学校抽去5％，系里抽去10％，在剩下的3000多元中，必须包括的支付有：课题所需的材料收集（购买、复印、查询等）、会议往返机票及出版补贴，甚至包括为及时出书而必须付出的请客费用……
　　即使这样，能申请到项目也还算是幸运。
　　社科院自己有课题基金，但是像哲学所这样有190人的大所， 每年也仅能申请到两三个院里的课题，支持力度平均1万元。 谈起国家社科基金，一些人文科学研究者认为无论是课题设置还是支持力度，近几年都比较弱：课题数有限，而有限的课题又大多集中在应用领域。我们并不反对适当地厚今薄古，但要有个度，不能一味地重视实轻历史、重应用轻理论。
　　国家在文理科投入上，差距也在日益拉大。下面这样两组对比数字也许能说明些问题：
　　——据统计，“八五”期间共完成社科课题1500项，平均资助力度为每项1.2万元，而同期自然科学基金的数字为每项10万元。
　　——以工科为主的清华大学一年的科研经费为2.5亿， 而以基础理论学科见长的北京大学只有6000万元，其中文科经费又只占这6000万元的1/10弱，不到600万元。
　　当然，理工科的仪器设备、实验室建设需要大笔资金，相对于文科要有更多的投入，可并不意味着文科的投入就可以无限地缩减。由于经费紧张而连带出的一系列问题，目前已严重地干扰了社科领域的研究与发展。
　　首先是研究人员所必需的一些学术交流活动无法进行。社科院哲学所一年核算下来，每个人只能有200元的出差费用； 欧洲一考古组织曾邀请北大考古系一位学者参加其所在领域的研讨会，就因为经费无着落而无法成行。会后，该考古组织为中国这一方面的权威学者未能参加会议而深表遗憾。
　　其次是学术着作出版难。由于专业范围狭窄，读者对象有限，客观上限制了学术着作的发行量，因而各出版社在选择学术着作出版时总是慎之又慎，且明码标价：每10万字需补贴给出版社1万元。 为解决出版难问题，国家及一些研究单位纷纷设立出版基金，然而总体上有限的投入分摊下来，不过是小补之哉。于是，着作写出几年而不能付印的事情在学术界便屡有所闻。位列94—95年考古十大发现的《西晋遗址发掘报告》早已整理完成，就因为出版需要几十万的补贴而一搁再搁，至今已整整三年。一些稀缺学科不仅没有论文发表的园地，甚至连教科书都要从国外买来，再自己翻译加工。更遑论出版学术专着。即使终于出版了，学者们得到的稿费又低得可怜。王福堂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方言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他倾注十几年心血编着而成的三本专着出版后，得到的稿费是2000元人民币，还不够他赠书给朋友的花费。王老师对此的平静和无所求的心境让我们在感动之余，不能不反身自问：难道这种为学科发展做出极大贡献的劳动，价值竟被贬低至如此吗？
　　学术研究所必需的图书资料连年递减也是令学者们头疼的问题。因为经费不足，北京图书馆已减少了700多种国外杂志。 北大图书馆原来的7000多种国内外期刊，现在也缩至6000种。谈及此，王义遒副校长极为动情：“我们有一些从清朝时就订起的国外期刊，历经军阀、抗日、文革都没停，今天反而被迫停了。”
　　“因为经费紧张，我们整个研究所将不得不从现在这个本已十分拥挤的办公地点再搬回以前的危房。原因很简单，租出这里的房子，所里一年就可以有些收入。研究人员的生活就能小有改善。”在某文科类研究所一间十五、六平方米却密密地摆了七、八张桌子的办公室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人员向我们历数着研究者们的窘境：国外一些人文科学杂志是我们搞研究必读的国外杂志，如今即使在北图，也只能找到92年以前的；我们的专业年会83年开过一次，至今没有钱开第二次；专业学刊出到第三期便被迫停刊，直到去年靠香港一位女士的资助，才出了第四期。可下一期的出版经费又在哪里呢？
　　　　　　价值何在？
　　学术研究的境况如此窘迫，真让人怀疑它是否有存在的意义。
　　采访过程中，不断有人引用“存在决定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来论证现实国情下人文科学萎缩之必然。不错，人文科学是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然而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比较起来，毕竟属上层建筑的范畴，生产的潮起潮落，看得见、摸得着；精神的潮汐，不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人们不会有深切的感受。在这个由经济关系变革引起社会伦理、观念、信仰变革的转型期，人们冷落人文科学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真的不足为怪吗？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民族，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在现代化建设的艰难转轨中，难道真的可以不要人文科学，不要信仰追求、价值意义等等而能生存下去，乃至富强起来吗？
　　也许下面一些调查对我们了解这一问题不无裨益。
　　零点市场调查公司最近在城市居民中作的一次调查中，有两个“高居榜首”颇耐人寻味：一个是在诸多宗教角色中，财神爷以92.7％的中选率高居榜首，金钱的地位排在各大宗教角色之首位；另一个是在“宗教行为表现”测试中，25岁以下年龄段公民的宗教行为频率竟高居各年龄段之榜首。
　　另一项调查也显示了同样的忧虑：
　　在零点公司关于“父母及子女对未来成人之期待”的调查中：“坚强不怕困难”和“独立自主”被排在前两位，而“尊重别人”“讲究礼貌”和“朴素节俭”却被排到倒数的位置上。尤其是“有坚定的信仰”这一重要而根本的成人标准，受到家长和学生的普遍丢弃，分别排在所有12项指标中的第10位、11位。信仰是人格的基石，精神的原动力。没有信仰而又“坚强”、“独立”的人，极可能为达到个人目的而不择手段。因而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信仰的丧失将在很大程度上，对未来的社会秩序形成威胁。
　　一名23岁的男青年用刀凶残地砍死了自己的母亲。他称自己杀人动机是因为要遵从老天爷的意志；一名出租车司机仅因为和行人发生口角，便在众目睽睽之下，丧心病狂地将人打死，而围观路人面对被打者孩子苦苦的哀求，竟无一人挺身而出……
　　类似的事件近年来时有发生，我们的社会怎么了？几千年文明史演进到20世纪末，竟开始上演一幕幕愚昧与野蛮的悲剧、丑剧！——是这个社会生病了吗？
　　在这个钢琴、电脑进入家庭，而做人的基本准则和信仰却被众多家长和子女共同遗忘的时代；在一个对各种价值观念充满怀疑嘲弄，而又缺乏真正建设性批判的时代，社会对于人文思想的呼唤该是多么地迫切而急需。
　　再看看身边这个科技迅猛发展的世界。自1945年广岛、长崎上空升腾起巨大的蘑菇云起，人类便开始了对于自造技术的恐惧历程。尽管灾难源于政治，但原子弹爆炸后，几位参与研制这一具有毁灭杀伤力武器的专家仍无法不被自己的良知所谴责，因为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他们无法面对因自己的知识而造成的人类惨剧。而今天，当那些拜倒在魔教膝下的理工科高材生在地铁施放沙林毒气时，他们还会有本世纪中叶那几位科学家的良知吗？
　　几年前，一个名叫卢刚的留美理科博士生，曾在中美两国知识界引起极大震惊，在他疯狂地枪杀了包括导师同学和自己在内的几条生命的背后，作案原因仅仅是因为自己的论文没有被导师通过。
　　如果将人类的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人文理性的话，那么，正如金钱不能代替价值、伦理等人文内涵一样，工具理性也不能取代人文理性存在的巨大意义。一个社会人文精神的进步必须与技术进步的步伐相一致，因为宇宙间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把大规模毁灭性技术放在一个兽性和商业性十足的理性动物面前。
　　“中国人均占有1亩多耕地，而美国是我们的十几倍； 美国消耗着全世界30％的能源，而中国将近五分之一的人口集中在中原一带……国情差别如此之大，而如果我们只引进他们的科技、经济及相关法规，却不在现有国情基础上对社会进行必要的人文调剂，一旦乱起来，引起危机共振，将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对比了中美两国国情后，一位青年学者对于社会现状不无忧虑。
　　每五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文盲；而世界上每四个文盲中，就有一个中国人——这种仅属于我们的贫穷、愚昧，再加上现代商业与科技对人们的大规模诱惑，足以毁灭一个缺乏反思与自省的民族，这一切，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重视那些能够点燃爱和智慧之火的人文科学吗？
　　人文科学的意义又绝不仅仅停留在道德精神层面。说当代中国处于痛苦和欢乐相交织的转型期，不仅包括社会和文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传统的价值观念、理论体系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旧的正在逝去，新的尚未建立。因而，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政府领导部门到实际工作者，甚或小到家庭、个人，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许多新出现的社会现象、许多棘手的经济难题，看似具体琐碎，实际上却源于重大的理论问题没有解决。当此时代，没有理由忽略人文科学的存在。一个既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又能够超越现实局限且符合国情的理论体系的建立正为整个社会所期待，这是一个填补空白的时代，也是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理应有所建树的时代。现在，精神文明建设已开始受到从政府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不少人对此忧虑重重。造成目前某种精神文明滑坡现象的原因之一，便是在一个时期中对人文科学建设的忽视。这是我们应当自省的。
　　　　　　反思
　　当然，人文科学研究自身，也应当认真反思。比如，人文科学是从事“社会与人”的研究的，而人文科学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竟隔膜至此，原因何在？
　　“学术出版难是一个问题，但今天真正有学术价值的书又有多少？检阅近两年的新书目，你会发现其中存在着大量的伪学术。”谈到学术出版现状，国家古籍领导小组的许逸民先生不无激动：“其内在动因在于少数研究者没有严谨扎实的学风。”
　　时下学术界存在的趋时尚新之风，无疑在进一步加剧着学术研究与社会的疏离。一些研究者忙于引进各种新名词新术语，把国外一些并不成熟的“理论”生搬硬套过来，不做深入的理解和分析，更不做细密平实的研究，只是急功近利地盲目套用，这种满纸“主义”的文字，只能留在研究者的案头，自己一人独自欣赏。不能对社会起任何影响。
　　此外，故步自封、囿于传统也是目前人文科学研究方面存在的一个问题。在人文科学领域，我们有太多的历史传承，学术传统，它一方面成为研究者少走弯路的巨大财富，一方面又常常因历史的浩繁与沉重而阻碍研究者伸向现实社会的视线。一些研究者对传统过于拘泥，缺乏开阔的视野和清新的思路，在强调材料强调微观的同时，忽略了对背景整体的宏观把握。有些研究者皓首穷经一生，最后却走进了学术死胡同，拾到的不过是一粒无用的芝麻。
　　“人文科学研究，应该是研究者与社会的对话，而不是学者之间的对话，更不是个人的自言自语。”针对上述情况，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程虎啸认为：没有纯粹的史学，人文科学研究者除了要具备认真继承扬弃前人成果的素质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素质就是，要时刻保持对于现实社会的冷静关注。
　　学术研究水平如何，取决于人才素质。对于老中青三代研究者，青年学者王岳川有这样一段颇有见地的分析：
　　“与自然科学不同，人文科学研究者要想有所作为，必须经历一个较长的积累过程，在科学诸门类中，属大器晚成型。因而如果以60岁为界，对老一代研究人员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到六十岁即退休，对于学术发展学科建设都极为可惜：
　　而中青年知识分子无论是在学科分布、还是在学养结构上，都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缺憾，特别是后者。40岁上下这一代人大致来自这样几个部分：工农兵学员、老三届、恢复高考后77、78级大学生和一些留学归国者。而无论源自何处，在知识更新整合得如此之快的当代，都不同程度地面临补课问题，否则很难追赶本世纪初那些学贯中西的大师级前辈学者；
　　至于更年轻的一代，其学术造诣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抗干扰能力。目前浮躁的社会环境和强大的商业因素对这一代人影响很大，至少我去年带的那个研究生班，没有一个人在过我们这样的书斋生活。”
　　学术活动仅停留在知识层面是否有用，这实在是一个值得人文科学研究者深入思考的问题。我国每年出版图书10万种，其中社科类要占到20％，而我们的读者又有多少？人文科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取决于研究者的素质；人文科学能在多大程度上作用于社会，并被社会所接纳、重视，亦与研究者的素质密不可分。一名优秀学者，不仅要通过笔和讲坛传授知识，而且要用自己的头脑和行动给社会以智慧和思想。看着人们从书报摊上买走的一本本“林语堂”“梁实秋”，或古典、世界名着亦或三流杂志地摊文学，我们这些致力于人的精神研究的学者在抱怨社会的同时，是否也能反省一下自身——为什么每年400部长篇小说、 几百部学术着作，竟很少能挽留住我们的读者？这个迫切需要思想的社会，到底需要怎样的人文科学？
　　从社会角度讲，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非物化、非短期近期利益的本能漠视。
　　学术研究本身是一项个性化极强的劳动，如何使人文科学研究与社会有更紧密和谐的联系，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忽视。采访中，我们极为关注这个问题，却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文史哲”多了，要进行学科调整，可究竟怎么调？真的只抓几个重点而一任其它部分自生自灭就算调整？还有我们的课题基金，本来数量就少，可仅有的一点基金也常常因课题设置不当而造成浪费。一位从事文艺美学研究的学者面对专业选题单哭笑不得，因为上面赫然开列的竟是有关城市厕所的美化问题……
　　职称标志着社会对一个人学术水平的价值评判，要具有权威性严肃性，保持一定的比例。但是不是为此就要搞“一刀切”？“我们总是讲要形成‘金字塔’结构，而研究单位的水平级别是不同的，在一些学术水平比较高的单位，常常有出过两、三本专着而评不上副高职称的。对那些集中较多人才的单位，塔尖能不能宽一些，能不能是个梯形？”谈及此，社科院一位研究人员这样说。
　　在国外，达到一定造诣的学者有独立的课题基金，选题无需像其他人一样审批，而完全自主。因为政府相信一名优秀的学者不会对课题不负责任。这样就避免因主管部门及其他方面问题协调不好而造成的学术损失。我国没有此规定，又加上课题审定需要的一些“技巧”，许多优秀学者都不能依靠课题基金完成自己的学术想法。
　　前文提到的博士生导师王福堂，因为对方言专业的热爱，几乎每年都亲自教本科生的方言基础课，此外还要带硕士、博士。繁重的教学之外，他花十几年的时间主持修订了三本汉语方言方面的高水平着作，却因为是修订而执意不署自己的名字。出版社编辑实在看不过去，要附加一个说明，亦被王先生婉言拒绝。这样一位可敬的学者，却因为经费问题不能完成多年的学术理想——整理颇具典型性的绍兴方言，因为广泛的大量的方言调查，仅凭每月900元的收入，实在无力支付。
　　在社科这一部分，我们仍保持着“七五”的基建规模，而学术成果却数倍地增长。采访中，类似王老师这样的优秀学者每每使我们感动，除了发展学术外，他们所求无多。
　　在思索社会科学研究的窘境如何摆脱时，猛然想到着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经说过的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很佩服我的母亲，因为她很会当家。每次收到生活费，她总是先留出五个孩子上学的费用，然后再安排一家的吃穿用度。母亲没有什么大的功绩，只是在拮据的一生中，为社会培养了五个博士，我很佩服我的母亲。□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目加僚的右半部。＊
　　
　　
　　
ｌｉàｏ＠①望京14-19C1社会科学总论潘燕/庄会宁19961996 作者：ｌｉàｏ＠①望京14-19C1社会科学总论潘燕/庄会宁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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