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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444(2003)03-0003-05
　　列宁的政治遗嘱，即列宁逝世前夕留下的一组文章，思想内容极为丰富，极具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可是几十年以来，学术界和理论界对它的认识和理解歧义颇多。作为 俄共(布)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家的尼·伊·布哈林，1929年在有关文章中深刻地阐 释了列宁政治遗嘱的思想。当前研究布哈林的有关文章，了解他对列宁政治遗嘱的阐释 ，既有利于正确地认识列宁的思想遗产，也有利于发现和了解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家 布哈林的科学的、积极的思想观点。
　　布哈林提出，构成列宁政治遗嘱的若干篇文章，在思想内容上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大的思想整体或思想体系。列宁逝世前夕留下的文章，包括《日记摘录》、《论我国革命》、《论合作社》、《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5篇。这些文章题目各不相同，内容上也各有侧重。不作深入的研究，未深刻地掌握它们的思想，难以看出它们之间内容上的有机联系。1929年1月，布哈林在纪念列宁逝世5周年会议上的报告《列宁的政治遗嘱》中说：列宁的这些文章被许多人研究过，其中的有些论断被频繁地引用过，“可是直到现在还有一个空白点，在这个隆重的晚会上，我想来填补它。这个空白点在于，据我所知，至今还没有人试图分析这几篇文章的相互联系，把它们理解为构成我们整个共产主义工作的巨大远景计划的一小部分。”[1]在这里，他提出了列宁这些文章内容上相互联系的问题。在他看来，如果说列宁的这些文章构成了共产主义工作的巨大远景计划的话，那么各篇文章就是这个巨大远景计划的一小部分，或者说有机组成部分。布哈林还提出，列宁在这些文章里，提出了关于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可能性的观点，描绘了俄国发展的总路线，分析了国际形势的特点，论述了俄国的经济建设问题、文化革命问题、阶级关系问题、国家机关问题、组织群众问题、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问题等等，“实际上，举不出我们政策中任何一个稍微重大的问题，列宁同志最后指示中所阐述的这个总计划没有对它进行过分析。”[2]“他的分析不是对一个小小的局的表现力在这幅画面上描绘了历史过程的一个稳重的步伐。”[3]这进一步指明，不能孤立地看到列宁各篇文章的内容，不能简单地把它看成为对各个“小小的局部”的分析，而要把它看成为“一幅宽阔的画面”，即一个有机联系的大思想体系。列宁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说，在我的思想上，我就是把我们的工作、政策、策略、战略等等的总计划同改组后的工农检查院的任务联系起来的。布哈林援引了列宁的这个论断后指出，列宁本人是把他的几篇文章看成为一个完整计划和大思想体系的。
　　布哈林提出，列宁的《论我国革命》最具独创性和最大胆，指明了俄国革命的性质和特殊道路。早在十月革命前，俄国的孟什维克以及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就提出，俄国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条件，不能够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922年，孟什维克着作家苏汉诺夫在国外出版《革命札记》，再次提出俄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条件尚未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现实的基础。针对此，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提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上的特殊性，即只有生产力和经济发展达到必要的水平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规律，不排斥俄国革命的特殊性。列宁说，俄国革命的特殊性，一是在于这场革命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联系，世界大战激化了国内的矛盾；二是在于国内形成了工人革命同农民战争相结合的态势，攻击力异常强大(马克思早在1856年就已提出，如果有某种农民战争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那末德国的革命问题就能解决)；三是俄国在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尚不够高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可以利用上述形势先夺取政权，然后利用手中的政权发展生产力和发展经济，创造条件，走向社会主义胜利。显然，相对于只有生产力和经济发展达到必要的水平才能进行革命的观点而言，上述列宁的观点具有独创性和大胆思维的特点。布哈林充分地肯定这一点。他说：“《论我国革命》这篇‘札记’，就其思想来说，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有独创性和最大胆的着作之一。”[4]他还说，列宁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根本的重大的问题，“这就是，从世界历史来看，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应当是发达的国家，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非常发达、十分‘充分的’……经济基础的国家，但是也可能有一些由国内外形势的特点所决定的特殊例外。”[5]在这里，他正确地表述了列宁有关的思想。针对列宁关于俄国无产阶级先夺取政权、利用自己手中的政权发展生产力和发展经济、从而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观点，布哈林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以需要这些非常大胆的论断，是为了从这里拉一条线通到未来。”[6]在他看来，“一条线”就是工农力量的特殊结合，“未来”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了工农力量的特殊结合这条线，就能夺取政权，展开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孟什维克提出俄国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没有达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用意之一在于说明俄国的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可见，布哈林通过对上述列宁思想的分析，从而揭示了列宁关于俄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
　　布哈林提出，列宁关于把工作重心由政治斗争转到文化建设上的论点，是党确定重要的策略路线的理论基础。列宁逝世时，苏俄正处于新经济政策时期。这一时期苏俄形势的特点是，国内外反动势力掀起的国内战争已经结束，苏维埃政权得到巩固，党和国家的任务是全力恢复国民经济，开展文化建设，为实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列宁逝世前夕鉴于这样的形势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7]布哈林高度地评价列宁的这一论断，认为它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鲜明、清楚而且特别有力的论点”[8]。他还说，列宁所谓把工作重心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不是否认苏俄存在着阶级斗争，不是拒绝进行阶级斗争，因为文化组织工作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它意味着在文化领域里无产阶级思想同剥削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那末，列宁这一论断的深刻含义究竟何在?布哈林说，它意味着无产阶级成为整个社会发展和国民经济的组织者，社会发展过程中不会扩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差别，国内不再搞新的政治革命。这就是他所说的：列宁的这一论断意味着：“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人民，它保证整个社会的发展，它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伟大的集体组织者，发展的方向不是按照扩大两个基本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差别的路线进行，决不再搞‘第三次革命’，等等。”[9]显然，关于苏维埃国家不会扩大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之间的差别，以及不再搞新的政治革命的思想，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由此，布哈林说：“这应当是确定我们重要的策略路线时的理论基础。”[10]
　　布哈林提出，列宁关于国际形势所作的分析，被以后世界历史的全部进程证明是正确的。列宁在政治遗嘱中指明，当时的国际形势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发生了分裂，一次世界大战的各战胜国都在啄食德国，压迫德国(布哈林认识到1929年这一特点已不复存在)；二是战胜国如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等利用胜利所带来的财富，向本国被压迫者作一些让步，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推迟了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造成了某种“社会和平”的局面；三是东方许多国家如印度、中国等等的革命运动正在成熟，已经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四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和东方日益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正在发展；五是西方帝国主义同东方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矛盾和冲突正在发展；六是帝国主义同苏维埃国家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布哈林叙述了列宁在政治遗嘱中关于国际形势的观点，并且指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一位国际的革命家，头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当然了解，那些最大的困难、最阴险的威胁和危险都与我们的国际形势有关。”[11]“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自己的政治遗嘱里关于我们的国际形势……所做的分析，除了少数例外情形，都被以后世界事件的全部进程证明是正确的。”[12]上述列宁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包含着关于西方资本主义进入稳定发展时期的思想。而这个问题，俄共(布)其他的领导人和思想家几年以后才意识到。布哈林说：“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我们没有提出关于资本主义稳定的问题——没有对这种稳定作过说明。其实，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基本上作了我们只是在以后几年中费了很大力气才得出的那种分析。”[13]由于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肯定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和趋势往往被指责为机会主义，所以布哈林说列宁在提出上述思想时敢于正视现实，不怕被怀疑有机会主义罪过。上述列宁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包含着东方将发生大规模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思想。布哈林说，列宁从东方寻求大规模的人民革命运动，看到东方有革命形势和直接爆发革命的可能，东方各国的历史完全证明他的预测是正确的。
　　布哈林提出，列宁从当时国际形势出发提出的俄国的策略思想，如同一个由许多具体的指示构成的极其丰富的链条。如上所述，列宁认为，当时国际形势的特点是西方资本主义进入稳定发展的时期，但帝国主义同苏维埃国家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从这样的形势出发，他提出，苏维埃国家能不能避免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在未来发生冲突呢?如果未来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那末苏维埃国家怎样才能够在军事冲突中立于不败之地呢?他回答说：“我们必须坚持这样的策略，或者说，为了自救必须采取下面的政策。我们应当努力建成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工人能够保持他们对农民的领导，保持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并通过大力节约把自己社会关系中任何浪费现象的任何痕迹铲除干净。”[14]这个策略的特点是“自救”。乍一看来，列宁的这一策略思想，内容不够丰富，缺乏革命的、政治的高度。可是实际上，它的内容既丰富又有政治高度。如它强调工人对农民的领导和农民对工人的信任，实质上是强调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采取正确的政策，满足农民的利益要求，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处理好同农民的关系，使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专政得以巩固。它强调大力节约和铲除浪费现象，是主张把国家的财力用于发展大机器工业和电气化，提高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改变国家经济落后的面貌。苏维埃国家真正做到了这些，将有可能在未来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冲突中立于不败之地。布哈林正是这样理解列宁这一策略思想的。他说：“初看起来，在西欧资本主义列强进攻时为了‘自救’，这似乎有点儿不够。可是列宁同志接着从这些似乎是‘贫乏’的指示当中全面地展示了一个由越来越具体的指示构成的极其丰富的链条，在这个链条中一环扣着一环，于是革命斗争和建设的整个复杂的和活生生的实际情景就呈现出来了。”[15]他还说，列宁强调工人对农民的领导、农民对工人的信任，以及大力节约，似乎过于简单，但这是一种“天才的简单”，因为它深刻地洞察事物的本质和深入了解事物的结果；“在艺术创作方面，列甫·托尔斯泰有这种天才的简单。在政治方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这种天才的简单。”[16]在布哈林看来，列宁所强调的工人对农民的领导和农民对工人的信任，实际上是俄国革命坚持下去和继续发展的决定性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没有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可见列宁的策略思想决非一般的简单。
　　布哈林提出，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论合作社》等文中科学地提出了工业化计划和合作化计划。在此文中，列宁在论及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和大力节约时说：“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我们就有可能在我国靠大力节约把任何一点积蓄都保存起来，以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发展泥炭水力开采业，完成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如此等等。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17]在这里，列宁提出了苏俄工业化的计划，科学地指明了苏俄工业化的资金来源。就此，布哈林评论说，在苏俄进行工业化建设，资金来源可以有各种各样，如花掉国家的后备基金，冒通货膨胀和商品缺乏的危险而发展纸币，加重农民的赋税等等。“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工业化的健全的基础。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靠的，不巩固的；所有这一切可能有与农民发生决裂的危险。”“列宁同志指出了另一些来源。这些来源首先是尽量缩减一切非生产性的开支(这些开支在我们这里是非常大的)以及提高质量的指标，首先是提高国民劳动生产率。”[18]在布哈林看来，列宁的主张是不发行纸币，不花光储备，不加重农民的赋税，而通过提高全民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同一切非生产性开支作斗争，实现资金的积累，进行工业化建设。这样的工业化计划，其科学之处在于它不损害农民的利益，会得到农民的支持和拥护。这就是布哈林所说的：“它的英明在于：这是一条唯一可行的路线，根据这条路线，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积累等事业就会在经济方面和社会阶级方面拥有真正的坚固的、健全的基础。”[19]随着苏维埃国家工业化的进展，社会主义工业经济同小农经济如何结合的问题，将提到党和国家面前。列宁提出了合作化的计划，主张以合作社的流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经济同小农经济的结合。列宁所说的合作社，不是生产合作社，而是消费合作社。在这种合作社制度下，社员仍是个体生产者，仍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生产的成果仍归个人所有，但可以通过合作社实现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和工农业之间的商品交换。对此，布哈林指出：“列宁在具体说明应当在什么样的组织基础上使日益增长的工业和小的以及最小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时，阐述了自己的‘合作制计划’，即通过‘合作社的流转’实行结合的计划。”[20]在此基础上，布哈林阐述了列宁关于合作社问题的几个重要思想：一是关于合作社是吸引农民的最简便易行方式的思想。农民是小私有者，不可能像工人阶级那样热心于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通过稳妥的方式逐步地吸引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上述合作社简便易行，容易为农民所接受。二是关于在农民中间开展文化革命的思想。只有在农民中间开展文化革命，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扩展他们的见识，使他们人人懂得合作社的好处，他们才会积极参加合作社。三是把国家的利益同农民的私人利益结合起来。上述合作社是以私有制和私人生产为基础的消费合作社，它满足了农民商品交换的要求，实现了农民的个人利益，并且它使苏维埃国家获得了必需的农业产品，所以说它把农民的个人利益同苏维埃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了。
　　布哈林提出，列宁在《日记摘录》等文中就开展文化革命提出了切实的、广泛的计划。当时苏俄的文化教育工作十分落后，群众中文盲者甚多，严重地影响了经济工作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据此，列宁提出了开展文化革命的口号。布哈林评论说：“这里列宁在提出文化革命口号的时候，决不局限这个干巴巴的口号。……他说明了：应该做什么，应该把最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什么东西上面，这里的‘环节’在什么地方。”[21]他注意到，列宁就进行文化革命指明了许多重要的措施：一是提高国民教师的地位和发挥他们的作用。当时，这方面的工作远没有做好。列宁说，苏维埃国家没有做主要的事，即没有关心把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应有的高度，而不做到这一点，就谈不上任何文化工作。布哈林评论说：“我们没有做‘主要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把人民教师提高到应有的地位。这是一个指示。”[22]二是安排国家预算时要首先满足初级国民教育事业的需要。当时政府机构庞大，加上官僚主义现象严重，财政支出很少顾及初级国民教育事业。列宁说，使国家预算首先满足初级国民教育的需要，这个工作我们还做得太少，做得远远不够，国家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编制过大，国家出版总局的编制大得不像话，这说明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出版机构，而不是读书的人。布哈林评论说：列宁“在研究了我们国家预算的情况以后说，如果你们想要进行文化革命，那么我给你们的指示是，必须朝着有利于初级国民教育的方向重新安排我们的整个国家预算。”[23]三是城市工人团体下农村支持农村开展文化工作。城市开展文化工作的条件比农村好，工人的整体文化水平比农民的高。所以列宁说，必须在工人中组建一些以经常帮助农村开展文化工作为宗旨的团体，包括党的、工会的和其他方面的团体，有组织、有步骤地安排它们下农 村，帮助农村开展文化工作，还可以让城市的一些党支部同农村的某些党支部建立固定 联系，由城市党支部有计划地支持农村党支部开展文化工作。对此，布哈林评论说：“ 根据文化革命的任务，他提出建立群众性工人组织深入到农村去的思想，提出建立辅导 团体的问题，指出先进工人应当把共产主义带到农村去(指向农民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本文作者注)。”[24]同时布哈林指出，由于农村的物质条件差，不能够马上推行社 会主义经济措施，所以列宁说马上在农村推行社会主义经济措施是极其有害的。由于布 哈林认识到列宁指明了开展文化革命的许多措施，所以他说：“列宁不仅仅是宣布了文 化革命的口号，他还随即由此作了一些切实的指示，并且是范围非常广泛的指示。”[2 5]“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了一个关于文化工作的多么广泛的计划”[26]。
　　布哈林提出，列宁逝世前夕认为国家机关是推进社会主义的重要杠杆之一，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改革国家机关。苏俄历史转向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时候，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现象极为严重，妨碍了新政策的贯彻执行。列宁逝世前夕说，我们国家机关的状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它的缺点根源于过去，因为在革命胜利以来这几年里国内政治军事斗争形势的影响，党和无产阶级来不及对它作根本的改造。列宁提出，为了革新我们的国家机关，要不断地学习，要采取坚决的有效的措施，要通过改革和检查，使我们的国家机关成为工作效率高的优秀工作机关。对此，布哈林评论说：“这是显而易见的。归根到底，国家机关就是这样一种杠杆，就是这样一种机器，我们的党——无产阶级的战无不胜的领导者要通过它来实行自己的全部政策。”[27]“这个问题是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两篇文章里讲的。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态度本身就很值得重视。”[28]列宁提出，改革国家机关，要依靠先进的工人，还要依靠所有受过教育的先进分子。他特别提出，要把苏俄具有现代素质的人才，即同西欧的优秀人才相比较毫不逊色的人才，集中到工农检查院，以加强该机关的建设。他要求所有被选拔进入国家机关的工作者，一是决不讲空话，二是决不说昧心话，三是不怕承认任何困难，四是不怕为达到庄严的目的而进行任何斗争。布哈林评论说：“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些人提出的要求。”[29]列宁提出，必须使工农检查院同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对此布哈林说：列宁为什么提出工农检查院与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呢?这个问题与列宁的整个计划是什么关系呢?“只要研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整个计划，这点就很简明了。”[30]他进一步解释说，列宁的整个工作计划有两个主要的任务，一是更好地工作，厉行节约，实现工业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建立正确的工农关系，不要使工农两个阶级因为党组织的分裂而出现分裂。“因此要把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要组织这个合二为一的机构”[31]。在这里，布哈林同意列宁的意见，使这两个机构合并，有利于监督和检查机关联系群众，吸收广大群众参与监督和检查的工作；有利于提高监督和检查机关的威信，加强监督和检查的力度，提高整个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而且有利于加强党内的监督和检查，促进党组织的建设，实现上述两个主要任务。
　　布哈林提出，通盘看一看列宁的政治遗嘱，有对俄国革命的性质和发展趋势的总分析，有对国际形势的总的估计，有根据国际形势提出的巩固政权的策略，有通过大力节约和提高工作质量来实现工业化的方针，有开展文化革命的口号和具体措施，还有改革国家机关的许多建议。他说：“全部计划是宏伟的，全部计划是为许多年而制定的。全部计划是从最广泛的远景出发的。全部计划是建立在列宁的基本原则的坚固基础上的。同时全部计划又是具体化了的，即作了许多真正实际的指示。”[32]布哈林对列宁政治遗嘱的内容及精神实质的认识，是比较符合事实和比较深刻的，其科学性和深刻性超过了同一时期其他理论家的水平。
　　收稿日期：2003-04-07
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武汉3～7A1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俞良早20032003布哈林在有关文章中提出，构成列宁政治遗嘱的若干篇文章，在思想内容上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大的思想体系。列宁的《论我国革命》独创性地指明了俄国革命的性质和特殊道路；列宁关于把工作重心由政治斗争转到文化建设上的论点是党确定重要的策略路线的理论基础；列宁从当时国际形势出发提出的俄国的策略思想如同一个由许多具体的指示构成的极其丰富的链条；列宁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论合作社》科学地提出了工业化计划和合作化计划；列宁的《日记摘录》就开展文化革命提出了切实的、广泛的计划。布哈林对列宁政治遗嘱的认识，其科学性和深刻性超过了同一时期其他理论家的水平。布哈林/列宁“政治遗嘱”/思想整体/《论我国革命》本论文为基金项目：教育部“十五”规划项目(01JA710008)—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构想及历史使命。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210000　　俞良早(1951-)，男，湖北汉阳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列宁与俄罗斯问题研究所所长。 作者：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武汉3～7A1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俞良早20032003布哈林在有关文章中提出，构成列宁政治遗嘱的若干篇文章，在思想内容上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大的思想体系。列宁的《论我国革命》独创性地指明了俄国革命的性质和特殊道路；列宁关于把工作重心由政治斗争转到文化建设上的论点是党确定重要的策略路线的理论基础；列宁从当时国际形势出发提出的俄国的策略思想如同一个由许多具体的指示构成的极其丰富的链条；列宁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论合作社》科学地提出了工业化计划和合作化计划；列宁的《日记摘录》就开展文化革命提出了切实的、广泛的计划。布哈林对列宁政治遗嘱的认识，其科学性和深刻性超过了同一时期其他理论家的水平。布哈林/列宁“政治遗嘱”/思想整体/《论我国革命》本论文为基金项目：教育部“十五”规划项目(01JA710008)—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构想及历史使命。

网载 2013-09-10 21: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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