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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对东亚的直接投资迅速增长，逐渐成为该地区第一大投资国，泰国和菲律宾外来直接投资中的四成以上、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外来直接投资中的二成以上都来自日本。（注：〔日〕《周刊东洋经济》1998年3月7日号，第46页。）同时，对东亚直接投资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与地位亦随之空前提高，如1995年上半年，日本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半就集中在东亚。本文拟就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的基本态势、促动因素、经济效果与发展前景进行分析、探讨。
　　　　一、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的基本态势
　　（一）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的变化。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急速上升，掀起高潮。90年代初伴随着日本经济的衰退萧条，其对东亚直接投资也出现了停滞。1994-1995年日本对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再次呈现增势。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经济受到冲击，从而也直接影响了日本对东亚的直接投资。1997年到1999年，日本对东亚地区直接投资呈直线下降，跌幅过半。1999年后，随着东亚各经济体经济的逐渐恢复，日本对该地区的直接投资又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1999年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回升了10.6%，不过投资回升很大程度上都归因于日本对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直接投资高速增长了81.2%。（注：日本贸易振兴会：《外国直接投资状况白皮书》，2001年版。）在地区分布上，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本对亚洲四小龙的直接投资呈不断增长趋势，但是进入90年代后，对该地区的直接投资逐渐缩小，开始不断扩大对中国和“东盟”的直接投资。1997年金融危机后，日本对中国、“东盟”直接投资均大幅减少，1997至2000年，其对东盟四国的直接投资甚至减少一半以上。与此相比，日本对亚洲四小龙的直接投资在1999年后有所回升。而2000年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增长了32%，这是自1996年来首次实现对华直接投资的增长（见表1）。
　　　　表1　日本对东亚的直接投资　（单位：100万美元）

　　　　中国　亚洲四小龙　越南＋东盟四国1985年　100　　　718　　　　　　5961986年　226　　　1530　　　　　 5521987年　1226　　 2580　　　　　 10301988年　296　　　3264　　　　　　19661989年　438　　　4900　　　　　　27821990年　349　　　3355　　　　　　32421991年　579　　　2203　　　　　　30831992年　1070　　1922　　　　　　　32071993年　1691　　2420　　　　　　　24441994年　2565　　2881　　　　　　　40611995年　4480　　3236　　　　　　　43421996年　2511　　3539　　　　　　　52691997年　1987　　3412　　　　　　　60061998年　1065　　1764　　　　　　　3391

　　
　　资料来源：经济企画厅《亚洲经济1999》。
　　（二）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的特点。日本是东亚地区的第一经济大国，长期以来日本推行的对东亚直接投资战略是将其国内部分由于过度成熟化而丧失竞争力的夕阳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然后再转移到东盟四国。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成为排在“东盟”后，接受日本产业转移的又一国家。例如纺织业就是从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再从四小龙转移到东盟四国和中国的。而其他如化学工业、钢铁工业、汽车、电子工业等的转移顺序也是如此。这些产业在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转移和发展说明了东亚各经济体内部产业发展的顺序及其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具体途径和过程。这样在东亚地区，由于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和中国的经济、产业各自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因而显现出日本——资本密集与技术密集工业并存，亚洲四小龙——劳动密集与资本密集工业并存，东盟、中国——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多层次的垂直分工体系，形成一个以日本为“雁头”、“四小龙为“两翼、“东盟四国为“雁身”、“中国大陆为“雁尾”的发展格局和产业分工格局，即日本学者所称的“雁行模式”。日本对东亚的这种直接投资战略不仅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东亚各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升级。
　　日本在对东亚各经济体进行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部门结构上主要以制造业为主，非制造业的投资比重相对较小。
　　在部门结构上日本对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而对非制造业的投资比重相对较小。尤其在对华投资中，对非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投资更少。制造业中日本对东亚的直接投资主要是电气设备、化学、铁及非铁金属等日本典型的加工出口类产业。这些产业附加价值比较低，对外进行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占据东亚市场，而不对日本本国市场和产业造成威胁。如1995年上半年日本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半以上就都集中在东亚地区。相反，日本对非制造业中的农林水产业、矿业、建筑业的直接投资却比较低，这主要是为了避免冲击本国的农业等基础产业，保护本国市场（见表2）。
　　　　表2　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部门结构　单位（亿日元）
　　附图
　　资料来源：日本大藏省http://www.mof.go.jp。
　　(2)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技术投资消极保守
　　日本在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中坚持技术转移中的“适用性”，主张转让与当地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技术，对一些适用性技术的转让比例高达60%～70%。但是由于日本国内担心对东亚地区直接投资引起“飞来器效应”，所以对创新性技术的转让比例相对比较低，尤其是日本企业的研究开发部门几乎没有向东亚地区进行转移。
　　(3)主要把东亚地区作为日本的生产出口基地
　　日本跨国公司东亚地区的生产经营活动是以母国和第三国市场为主要目标取向的。日资企业在东亚地区所生产的产品，较少在当地进行贩卖，而主要是将东亚地区作为其“生产出口基地”，通过在当地生产经营，增加对日本的商品返销或对第三国的出口。这种经营战略，不仅充实了日本市场，而且也扩大了日本企业的利益。
　　　　二、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的动因及其变化的背景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的基本动因就是要追求低成本，获取东亚国家的市场份额，建立国际性的生产与流通网络。由于日本国内的劳动力价格过高，因此东亚国家历来所拥有的低廉并且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对日本企业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同时，日本国内资源贫乏，几乎全靠进口，而东亚地区资源较为丰富，因而对东亚地区进行直接投资有利于日本企业追求规模效应，扩大生产批量，降低生产成本，并确保资源和能源安全、按期到货，增强日本企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另外在当地直接投资设厂也可以避开东亚各经济体的关税壁垒，降低进入的障碍，并分散经营风险，有利于日本企业在抢占东亚市场份额的竞争中取得优势。
　　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对东亚地区直接投资大量增长，这首先是因为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对美元急剧升值，由于东亚各经济体货币大都盯住美元，使日元对东亚各经济体货币相对升值。一些出口型企业由于生产成本大增，获利下降，于是纷纷把生产线转移到东亚，掀起了对东亚直接投资的高潮。同时由于日元升值等导致了泡沫经济的产生，日本国内股价、地价高涨，使日本企业调度资金的能力大增，有能力对外进行并购和投资，也因此带来了巨大的对外投资热潮，特别是推动了日本制造业的生产、加工据点大量向东亚地区转移。
　　其次，20世纪80年代后东亚地区的持续高增长使该地区对资本的需要扩大，同时东亚国家又普遍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实行进出口自由化，大力缓和对外来投资的限制，完善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吸引日本的直接投资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由于贸易摩擦的加剧，日本企业到东亚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可以在当地创造就业机会，缓解贸易不平衡的恶化。因而也就间接推动了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的发展。
　　但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对东亚地区直接投资出现了停滞和减少的趋势。
　　首先，其短期因素使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造成东亚地区金融不稳定，许多东亚国家放弃了原先与美元的联系汇率，接受国外企业在该地区直接投资的信息降低，从而加剧了日本企业在东亚地区直接投资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长期因素是自90年代初开始，日本在东亚地区直接投资的主导地位就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冲击。一方面是亚洲四小龙对东亚直接投资从1982年的年均28亿美元迅速提高到1993年的902亿美元，猛增31倍。另一方面是美欧跨国资本大量涌入东亚，欲将其纳入全球性资源配置链条。1990年到1991年间，美国相继成为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的最大投资国。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与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相对，美国经济长期高涨，欧盟景气不断回升，美欧对东亚地区投资呈迅速增长趋势。1999年，对东亚的直接投资中，日本仅占8%，而亚洲四小龙占25%，美国和欧盟各占18%。（注：日本大藏省http://www.mof.go.jp。）另外，东亚各经济体内部需求不振，陷入通货紧缩的困境之中，也使日本在该地区的投资陷入持续低迷，日本在东亚的地位和收益都受到极大冲击。
　　其次日本国内经济的持续不景气，也是造成这一时期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减少的一个因素。日本经济自1992年以来持续低迷，平均增长率仅为0.9%，有七年时间经济增长率低于1%，2001年度的经济增长也仅是负1%，日本政府在2001年末的经济增长预期报告中公开承认，2002年度的经济预测政府认为仍将是负增长。在新的一年还未开始时就预测经济增长为负数，这是1958年来的第一次，由此表明了日本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注：日本大藏省http://www.mof.go.jp。）国内经济衰退致使很多中小企业倒闭，大企业忙于结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东亚直接投资。同时长期不景气也使企业信心不足，增加了对其利润大幅度下降的预测，因此减少了企业用于对东亚直接投资的资金。再加上大量的不良债券使银行业的信贷能力不足和信用低下，使许多企业陷入信贷危机，这些都加剧了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的困难。
　　　　三、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的经济效果
　　（一）促进了日本产业技术的梯度转移，为其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提供了机会。日本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大规模增加对东亚的直接投资，利用东亚低廉、丰富的劳动力供应降低其生产成本，并抢先占领了东亚的大量市场。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的重点主要是在制造业，其中对电机和一般、精密机械的投资比重较大。这些产业的技术在日本国内已经失去了先进性，其大规模生产据点的向东亚转移，有助于日本本身产业不断更新换代，促使其产业结构从国内配套型向国际分工型转变，从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为主向技术密集型为主的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资本密集并存的结构转变。
　　（二）推动了东亚各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升级，为其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创造了条件。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的战略主要是通过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来刺激经济增长，实际上就是日本在推行“科技立国”战略的同时，把过去在日本行之有效的“加工贸易”战略推向国外，在国外进行生产和销售。日本作为所谓的“雁行模式”的头雁，其技术进步是东亚其他国家技术引进的主要来源，1985年到1994年，日本对东亚地区各产业技术扩散累计额为12611.48亿日元，其中，日本对东亚地区制造业技术扩散的累计额为11920.96亿日元。（注：《亚太经济》，1998年第2期。）日本主要产业的不断升级为四小龙、东盟和中国的依次产业升级腾出了空间，促进了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
　　同时日本以制造业为主的对外直接投资结构，符合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实现其“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有助于在这些国家建立出口基地，扶植本地企业的成长，推动其贸易结构的升级换代，使东亚国家出口商品结构也不断升级。东亚各国通过从日本进口设备、工业用原材料和技术，利用本国国内丰富的劳动力，把组装和加工的大量制成品出口到美国市场。1993年东亚地区在诸多产品上已经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份额。其中收录机、自行车、微波炉和录相机已覆盖了世界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特别是收音机，其所占份额更高达97.5%，而自行车、微波炉和录相机的市场份额分别达到59.9%、52.6%和50.6%。其他扔有世界市场40%以上份额的产品依次是彩电、空调、钟表和冰箱。（注：《亚太经济》，1998年第2期。）
　　（三）加深了日本与东亚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东亚奇迹”产生的关键就是依托投资和贸易的高速循环，促进经济的迅速发展，因而各方对外部经济环境的高速依存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在这一地区持续进行的产业转移，又把东亚各经济体紧紧结合在一起。对东亚地区直接投资的扩大使日本对东亚地区的依存度随之增加。随着日本企业对东亚直接投资的展开，其从东亚的进口也迅速增长。以2000年为例，日本从东亚地区进口比率为39.6%，远远超过美国的19%，说明东亚地区已取代欧美成为日本进口产品的首要供应基地；另一方面，东亚国家对日本也存在很高的依赖性。日本的技术转移对东亚国家的产业升级至关重要，而日本的经济形势及日元汇率的变动也对东亚国家的进出口带来影响。如日本的需要对石油价格，因而也就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出口带来影响；日本购买的大米对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两国的出口也会带来影响，这些都无疑表明高速成长中的东亚和日本是密不可分的。
　　（四）加强了日本对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控制。如前所述，伴随着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的展开，日本也对东亚各经济体进行了部分的技术转移，但是这种技术转移在为东亚各经济体得到尖端技术方面提供了良好机会的同时，也加强了日本对东亚各经济体内部一些企业的控制。因为日本的技术转移相对东亚国家的许多产业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多年以来，韩国和台湾对日本的外贸逆差一直维持在100亿美元以上，原因之一就是韩国和台湾在技术不能独立，需要在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上依赖于日本（如1991年韩国从日本进口了价值约210亿美元的高技术工业产品，对日贸易赤字为88亿美元；而台湾也在当年出现了对日97亿美元的贸赤字，其中绝大数是源于机械及零部件的进口）。而且日本经常在技术转移方面采取控制转移的方法，较多的转让一些操作技术、维修技术等适用性技术，而对技术设计、新产品与设备开发等高水平技术的转让比例进行控制，并利用这种控制将其作为保持雁行“梯次”转移的一种战略手段，这些做法都引起了东亚国家的强烈不满。
　　　　四、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的发展前景
　　日本是东亚的第一经济大国，其对东亚各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对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具有重大意义。展望未来几年日本对东亚各经济体直接投资的前景，有以下几大趋向值得关注：
　　（一）仍然重视东亚地区，尤其重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日本企业对东亚投资一度减少。1999年以来，对亚洲四小龙的投资恢复增长，特别是韩国成为日本在东亚的最大投资国。据调查，未来五年内，东亚地区仍然是日本企业重点投资对象。
　　据日本贸易振兴会2001年8月对本国企业在东亚地区投资情况的调查表明，1999年增加对东亚直接投资的企业占30%，看好2002年投资的企业超过40%，看好2004年投资的企业约40%；认为对东亚投资在2002年减少的企业仅为2%，认为2004年减少的企业也仅占5%。由此可见，随着1999年对东亚直接投资所获销售额的增加，推动了制造企业进一步开展对东亚直接投资。
　　另据国际协力银行2001年11月13日公布的对日本制造业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问卷调查结果，同2000年的调查结果一样，中期（今后3年左右）有前途开展业务的对象国仍然是中国，另外东亚的泰国、印尼、越南、台湾、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处于前十位。而对于作为生产据点的中期吸引力，中国同东盟四国相比较，回答企业的56.7%认为“中国比东盟四国更有吸引力”。选择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今后市场的增长性”。这是由于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快速发展，2000年被一些国际组织评为仅次于美国的最佳投资场所。在9·11美国遭袭后，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加，是日资的首先场所之一。再加上中国入世后，今后市场的增长潜力巨大，而且将会进一步改善吸引外资的环境，修改调整有关法律法规，与国际接轨。另外，中国具有廉价的劳动力，可以确保供应廉价的零部件材料、原材料。因此许多日本大企业纷纷调整海外投资战略，计划扩大对华投资，其中一般机械、机电、化学和汽车行业的投资将会明显增加。据悉，日本本田汽车公司扩大在中国的轿车市场份额，决定向该公司在中国的合资企业—广州本田汽车公司投资40亿日元（约合3300万美元），提高该厂轿车产量，增设自动变速生产线；日本东芝公司已决定停止在日本国内生产电视机，将其国内电视机的生产线全部迁到中国，该公司除已在中国建成生产电视的工厂外，还将投资244万美元改善生产线的设备，把目前年产100万台电视机的生产能力提高至150万台；松下电器产业公司关闭了在美国肯特基州的微波炉工厂，而将生产集中到上海，预计2001年在上海的微波炉产量将比上年增加1倍，达190万台。（注：日本贸易振兴会：《外国直接投资状况白皮书》，2001年版。）
　　（二）增加在东亚的当地化程度，注重对IT业等信息产业的直接投资。由于东亚金融危机后，东亚地区市场竞争不断激化，为了以东亚为核心实现从产品设计、生产、装配、运输到销售、出口的系列经营活动，近年来日本跨国公司在东亚本地进行生产的比例明显提高，已经接近甚至高于在北美和欧洲企业的同类指标。1993年日本企业在东亚（主要指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四国）、北美和欧洲的当地化程度大致相同，分别为34.3%、35.3%和35.2%。由于在当地进行商品开发可以迅速供应低成本的与各国市场需要相符合的商品，因此许多公司在东亚投资地除了拥有组装厂外，还增加了元件供应厂，提高产品地化程度。同时加大了当地化程度，还可以免缴部分组装产品的大量进口关税，扩大企业的收益。
　　随着企业国际化和技术革新的发展，日本开始越来越重视对东亚地区的IT业等信息产业的直接投资，在IT领域的投资日益集中。包括东芝和NEC等公司在内的日本主要资讯科技巨头，目前已增加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东亚各经济体内的生产，旨在利用全球对资讯科技产品的需求下降之大好时机削减成本。日本贸易振兴会在发表中日2001年贸易统计时说，中日两国贸易超过892亿美元，这与日本IT企业扩大在中国投资设厂返销产品有关。由此可见未来的日本对东亚IT业等信息产业的直接投资将会有不断增长之趋。
　　（三）东亚地区普遍改善投资环境，推动日本对东亚的直接投资。东亚国家在经济调整中进一步开放了市场，并把重点放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上。如2000年8月印度尼西亚政府对投资规制对象业种等进行了修正，允许外资进入医疗服务、开设医院及医院经营、信息通讯等领域，大大缓和了以前的各种限制，使得在该国的投资机会大增。泰国在2001年制定了一系列优惠的投资政策，对外商投资企业取消了自制率和强制外销比例的规定，鼓励外国公司或银行在国内的并购活动；政府出面出售大批国有资产以引进外国直接投资。韩国也在金融危机后放松了对外国投资的管制，促使大批日本制造企业提高他们在韩国公司的参股权。投资环境的改善对吸引日本直接投资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据国际协力银行2001年11月13日公布的对日本制造业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就东亚各国投资环境的改善状况，同亚洲经济危机前的1996年相比，中国、泰国在基础设施、法制、政治社会形势方面都有所改善。但日资企业对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当地政治社会形势”显示出担心。不过两国现在都在努力稳定政治社会形势，今后有望取得改善。日资企业对东亚投资环境改善的认可，将会进一步推动日本对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
　　（四）日本对东亚投资的一些消极发展趋势。首先，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将会加大日本与东亚国家的贸易摩擦和矛盾，同时也将影响日本对东亚国家的直接投资。
　　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使其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日本产业界在众多领域向政府提出限制进口措施的申请，其中针对中国商品的限制占绝大多数，特别是2001年4月日本为保护本国农民的利益，以反倾销为由限制进口中国大葱等三种农产品，引发中日农产品贸易摩擦。随后，日本又宣布自2001年6月8日起全面禁止从中国进口所有家禽类产品。此后又对进口服装和毛巾进行调查，准备对中国毛巾进口实行紧急配额。这些做法实际上也对日本向中国直接投资产生了消极影响。日本把目光过多地集中在进出口上，却忽视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长远利益。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市场潜力还很大，特别是中国的潜力巨大，日本对这一地区实施贸易歧视政策，将会使日本在这一地区的企业遭受损失，也可能因此失去对这一地区的市场机会，影响日本对东亚国家的直接投资。
　　其次近期的日元贬值会影响日本对东亚的直接投资。
　　根据日本以往的经验，凡是日元大幅升值时，就是日本海外直接投资大幅上涨的时期。而当日元贬值时，大多数东亚国家都会出现来自日本的直接投资减少和出口竞争力下降的问题。日元贬值会使日本国内生产的相对成本下降，因而也就降低了日本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兴趣，东亚国家尤其是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将深受其害。日本政府如果放任日元贬值，将会对整个东亚地区经济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不仅不利于该地区的经济稳定，也会对日本经济产生反效应，影响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使日本企业与亚洲四小龙和欧美在东亚地区直接投资的竞争力减弱，并使其在东亚企业的资产大幅缩水。因此从长远来看，日元贬值对日本自身也是没有好处的，将对其在东亚的直接投资产生消极影响。
日本研究沈阳14～21F8世界经济导刊常思纯20032003常思纯　外交学院国际经济系 作者：日本研究沈阳14～21F8世界经济导刊常思纯20032003

网载 2013-09-10 21:3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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