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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博士生　贾根良）
　　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陷入了持久的危机之中，关于发展经济学的重建问题，不少学者提出了各种建议，如着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提出应把组织和政策变化作为研究的重点，还有的学者提出应把知识进步作为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这些建议是非常富有启发意义的。但我认为，如果把产业结构变革以及产业分工扩大过程中的制度变迁作为核心内容，它不仅包容了上述学者的建议，而且将使发展经济学重新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可望建立起系统严密的理论体系。这一想法，是与我从亚当·斯密和阿林·杨的着作中得到的启发是分不开的。阿林·杨在其经典论文《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１９２８）中写道：“我认为，在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最富有启发、富有成果的一般法则则是斯密定理”(A·Yong,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Economic Journal,Vol．XXXVIII(1928),P．529)。然而，正如西奥多·W·舒尔茨所指出的，“令人不解的是在杨精辟的文章之后，经济学界竟对这个问题长期保持沉默。”（《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展望》，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８６页）但是，“在斯密那里，分工几乎是作为经济进步的唯一因素的”（熊彼特语），斯密定理即“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蕴含着分工演进的全部机制。因此，要揭示从欠发达经济向发达经济过渡的运动规律，斯密定理具有最基本的含义。在本文中，作者不企求由此提出发展经济学的系统框架，又是就斯密定理对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意义做出概要的评论。
　　　　一、斯密定理的基本内容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写道：“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７页）这段话被后来的经济学家称之为斯密教条，斯密定理即由此而来，但是这句简洁的定理却蕴藏着丰富的内容，阿林·杨指出，“在那使现代世界与几百年前相差如同天壤之别的持续经济演进中，把主要作用归于任何单独要素都是危险的。但是，是否有任何其他因素能比对市场的不断探索更有资格发挥这种作用呢？没有其他假设能把经济史和经济理论结合得如此一致”。（前引阿林·杨论文，第５３６页）
　　为了能说明斯密定理，我们光从亚当·斯密赢得广泛声誉的制针工场的例子谈起。在亚当·斯密的制针工场中，有细致分工的制针工人是独立制针者生产效率的２４０倍，亚当·斯密把这种劳动生产率的惊人提高归之为三种因素，即熟练的劳动技能、时间节约和机器的采用。２０世纪以前的经济学家们对斯密劳动分工提高生产率的原因做了细致的修订。这可以简要地总结为以下三点：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分工使人们的工作单一化和简单化，从而使人们的精力和智慧得到集中使用，这如同透镜集中光源可以使物体燃烧起来的道理一样，其结果是极大地提高了劳动者的技能。第二，节省劳动时间。斯密把时间的节约只归为消除劳动工作转换所浪费时间的节约。后来的经济学家们在更广的意义上运用这一原理。查尔斯·巴贝奇提出了被马歇尔称之为“伟大的经济生产原理”的技巧经济，查尔斯·巴贝奇指出，“当有利的工作步骤划分和每一步骤所需要的工人人数被确知时，所有的不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生产的工厂，就会以较高的成本进行生产。”（转引自《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一卷第９７９页。）这一思想在马歇尔规模经济的着名论点中，成为大规模生产的一个主要因素。正是基于这一原理，美国工程师泰勒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年发明了动作研究和时间研究，以减少生产工序中不必要的多余动作，这种试验使生产率提高了数倍，被称之为“管理革命”，这种基于企业内工序分工的管理研究，不仅使美国工业废除了承包制，成为现代企业组织的开端（参看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第３１８页至３２４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版），也是在更大规模上采用机器的前奏。工业技术制度中的系统化、标准化和通用化也是基于这一革命性的企业管理改革。第三，机器的发明和采用。“简化劳动和节省劳动的那些机械的发明，看来也是起因于分工”。（斯密前引书，第１１页）但一般认为，斯密忽视了机器生产对分工发展的深远影响。马克思对此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机器生产用相对少量的工人所提供的原料、半成品、工具等等的数量日益增加了，……（机器生产）使它所占领的行业的生产力得到无比巨大的增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４８７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
　　但是，２０世纪以前的经济学家们对劳动分工理解过于狭窄，一讲分工想到的就是亚当·斯密制针工场的例子（甚至在当代仍有不少人这样理解），几乎完全忽视了斯密分工理论中最有价值的思想，即斯密定理。马克思可以说是一个例外，马克思对此的贡献是提出了“企业内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区分。斯密在其着作中未能明确提出产业分工或社会分工这一思想。所以，斯密就不能把制针工场的分工与其“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思想紧密联系起来，我想这可能是导致斯密在分工理论上“令人遗憾的失败（施蒂格勒语）”的原因之一。马克思关于“企业内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区分为我们理解斯密定理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企业内分工受制于社会分工，即上述提高生产率的三种因素之所以发挥作用，取决于社会分工做为整体为它提供的可能性。在劳动分工程度很低的自然经济中，各个村落是相对孤立的，产品运输费用高昂，每个村庄只需要一个铁匠或甚至兼职铁匠的服务就够了。亚当·斯密专业化的制针工场是不需要的，如果有的话，其生产费用也不会比业余制针者为低，甚至要高的多，所以专业化分工出现的费用是禁止性的。然而，如果交通状况得到了改善，新的交通工具和运输方式得到了发展，拦路抢劫等犯罪活动得到了抑制，商品交换中的欺诈、作假等大幅度下降，贸易就能在更大范围上展开。市场范围在不断扩大，专业化的铁匠就能在更大范围上销售其产品，在这种情况下，铁匠放弃其它业务而专营制针业，逐渐地由铁匠演变来的专业制针者就能雇佣几个甚或几十个村民，每个村民从事一种专门化的操作，从而在制针工场中大幅度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交换范围或曰市场范围的扩大，使得专业化的生产者能以更低的价格出售其产品，非专业化的铁匠或制针者被逐渐驱逐出市场，这就是工场手工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也正是这种市场范围的扩大，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使大规模的现代制造业成为可能，并在２０世纪产生了巨型企业。因此，工业革命的先导是商业革命。“生产中的革命……比销售中的革命来得要晚”。这是美国着名的企业史专家钱德勒在研究了美国１８世纪末至本世纪五十年代企业演变史后所得出的基本结论之一。企业内的分工在其基本意义上不取决于生产过程的专业化，它们是外在于企业的社会劳动分工的结果，而社会分工的发展与市场范围的扩大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林·杨把斯密定理归结为“劳动分工取决于劳动分工”。因此，只有在分工发展的动态理论中才能解释劳动分工提高生产率的基本原因。
　　阿林·杨对斯密定理的基本贡献是，阿林·杨论证了市场范围与迂回生产和产业间分工互相作用、自我演进的机制。阿林·杨指出，“劳动分工在它最重要的现代形式上等同于迂回生产的经济”（前引阿林·杨论文第５３１页）。阿林·杨提出的迂回生产经济是对亚当·斯密分工理论的重大发展，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阿林·杨的迂回生产与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不同，它不是取决于利率水平，而是取决于广义的生产规模即市场规模的大小。在阿林·杨看来，经济发展过程就是在初始生产要素和最终消费者之间插入越来越多的生产工具、中间产品、知识的专业化生产部门，使分工变得越来越细。随着社会劳动分工（同时也是市场范围）的扩大，原先的产业分裂成更专业化的生产部门，新的产业不断在产生，这是产业结构演变的基本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分工的扩大为各种职业和企业中为适应更专业化活动所需的更精湛的技术、注意力和便利性创造了更大的可能性。更专业化的生产工具和方法得到了发展，资源在更大程度上用于专业化的特定用途。生产率的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改善和国民财富的增进，不过是劳动分工演进过程的结果。
　　　　二、市场范围扩张的过程与制度变迁
　　贸易起因于劳动分工，分散的个体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之间的相互依赖是产生交易的根源。但是，认为劳动分工为人们之间进行交易提供了充分原因则是经济学理论中最深的错误观念之一。分工并没有为交易提供充分条件，而是描述了需要交易的条件。实际上只有权利才为分工和交易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人们之所以通过劳动分工生产和交易专业化的商品，只有权利才构成了这种活动的纽带，权利在经济学中的术语就是产权，所以分工和市场范围扩大的基础建立在专业化生产者对其所交换商品的产权明确界定之上的。
　　专业化生产者为达成他们之间的产权交易，就必须对所交易的商品和劳务进行度量，对达成交易的条件进行谈判，并监督交易的完成，所有这些活动都要耗费费用，这被称之为交易费用，这些交易费用是交易活动中，人们为进行交易制订规则的代价。没有交易规则的市场在词义上是自相矛盾的，这些规则为人们的交易活动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框架，通过建立做为交易规则的制度，国家或社会共同体创造了市场。市场扩张的过程，从简单的物物交换、集市贸易，到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以至复杂的国际贸易如国际期货、期权市场，无不是降低交易费用，以促进分工活动在广度和深度上展开的结果。因此，市场范围的扩张就是制度变迁以降低交易费用的过程。
　　有两个因素影响亚当·斯密笔下的铁匠作出专业化生产的决策。一个是他关于如何以预期效用最大化为目标把生产要素和收入配置于各种活动中的物品上，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配置问题。另一个因素是影响其产品交易性质和范围的公共产品，只有在后者的限制下，前者的决策才能做出。这种公共产品的提供决定了铁匠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中经济活动的边界。市场交换范围从狭小的地缘和血缘关系的非正规交易范围，扩大到更大范围跨越时空的非个人交易，交易费用的下降是决定性的因素。
　　导致交易费用下降的制度安排，首先是做为公共产品的法律体系的发展。法律是使交易成为可能的重要基础。正如哈罗德·伯曼在《法律与革命》一书中指出的，“法律与土地、机器一样，也是社会生产方式的一部分，如果不运行，土地和机器就一文不值，而法律则是其运行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耕作的责任和权利，农作物就得不到播种和收获。没有生产、交换和分配的某种法律秩序，机器就得不到生产，不能从生产者手中转移到使用者手中，不能被使用，其使用的成本和收益也得不到价值。这种法律秩序本身就是一种资本形式。”（转引自《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第３３４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版）。市场范围突破血缘、地缘关系，取决于法律体系有效发挥作用的程度。由于法律体系的使用不受由于拥挤而产生的定额配给限制，所以市场范围越大，法律这种公共产品单位生产费品就越低，换言之，法律体系具有规模经济的优势。一种完善和明晰的商业法典是降低交易费用的有效工具，因为它为人们的交易活动提供了可靠的预期，它是价格信号和产权交易发挥作用的基础，它通过降低交易活动的信息费用、签约和执行的费用而节约了交易费用。它也使交易活动中风险分摊框架的设计和执行更加便利，如保险公司、股份公司是降低风险的重要制度安排，但它的有效运转取决于保险法和股份公司法的完备程度。
　　其次，市场范围的扩大取决于产品质量测量费用的降低。关于商品和服务质量特性的度量费用要比度量价格花费更多的交易费用。交易中的商品可以划分为两大类：推测商品和尝试商品，推测商品可以在购买之前通过表面的考查而探知，如妇女服装是典型的推测商品，而尝试商品的质量只有通过使用该产品而测定，如某种牌号的牛肉罐头只有通过品尝方能确知商品质量。两种商品如果没有适宜的制度安排，其质量测量费用都是相当昂贵的。商品分等和标准化使商品有可能在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中途就可以出售，而不致发生卖者把商品搞错的危险。分等和标准化也是期货交易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能签署标准化交易合约的商品才能进入期货交易的范围，这就是为什么期货交易的品种至今仍为数不多的原因，这取决产品质量测量技术的发展。测量产品质量的各种制度安排，不仅限于产品市场，在金融、劳动、房地产、期权等各种市场交易中比比皆是。统一的度量衡、货币和国际贸易中的技术标准可以说是降低交易费用的重要制度安排。标准化、通用化、简单化和系统化不仅使迅速、大量的交易活动成为可能，而且也是竞争的有效工具。如王安电脑公司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创造的一套标准系统，与大多数计算机公司的产品不能兼容，导致了市场份额丧失的结果。为降低商品质量测量费用，人们还发明了商标和广告等手段，交易费用的下降和市场份额的扩大与其有相当高的正相关关系。降低商品质量测量费用的制度安排不一而足，它有力地促进了市场范围的扩大。
　　第三，企业制度的演进是节约迂回生产过程扩大引起的大量交易费用的产物。斯密的分工理论之所以未能取得应有的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斯密忽视了在当时分工生产的包买制中，日益严重的劳动纪律产生了时间和原料的浪费，而从包买制到工厂制的制度变迁大大节约了包买制中的产品质量测量费用、原料浪费和市场交易费用。如果斯密考虑到这一点，他就能更容易地把它作为解释工业革命的主要因素。科斯在１９３７年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提出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专业化的生产者可以通过市场组织劳动分工所生产的专业化商品的交易，为什么还需要企业这种制度安排？虽然企业制度是获取规模经济的主要手段，但正如刘易斯指出的，如果“市场组织得越好……大规模组织的优越性就越小”（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第９２页，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０年版）。科斯对此的回答是交易费用决定了由市场还是由企业组织交易的边界。由于使用价格机制需要支付费用，随着迂回生产程度的扩大，市场交换的商品数目急剧增加，各种工序和各种中间产品之间的交易必须为此支付巨大的费用，分工的细分将成为不可能，而企业的出现，就是用企业内部等级性的生产要素组合替代了市场交易，这就大大节约了交易费用，有力地促进了迂回生产程度的扩大。张五常指出，企业制度实际上是用劳动市场替代了中间产品市场。更一般地说是用要素市场替代了产品市场，这是市场制度高级化的结果。同样，迂回生产过程中机器的采用，正如道格拉斯·诺斯所指出的，“在拉长的生产链中的每一步中，通过资本替代劳动……和中间产品质量的自动考核，许多技术设计旨在降低与此相关的交易费用”（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１９９页，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１年版），管理革命的主要任务是降低社会劳动分工扩大过程中的交易费用。
　　第四，运输与通信业是扩大市场范围的重要交易媒介部门。更一般地说，是提供公共产品生产和分配的制度安排（参看舒尔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第２５３页，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１年版）。在亚当·斯密看来，市场的扩大基本上是依赖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斯密前引书，第１６－２０页），并认为它是导致垄断瓦解、确立竞争制度的一种重要力量。确实，人口规模作为市场规模的重要因素之一，正如刘易斯所指出的，“主要的是交通运输问题”（阿瑟·刘易斯前引书第８６页），因为“人口较少但交通工具发达的国家，比人口较多但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国家有更加密集的人口”（马克思前引书第３９１页），所以，“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尤其是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工具的革命成为必要。”（马克思前引书第４２１页）这些论断在钱德勒的《看得见的手》一书中以翔实的史料得到验证，钱德勒总结到，“分配和生产过程的革命，主要是建立在新的运输和通信的基础设施上。”（钱德勒前引书第２３７页）
　　纯粹地方市场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它除了政治因素对市场封锁所导致的禁止性交易费用外，还取决于两个市场间的运输费有和信息费用。在发展中国家，道路的缺乏、传统的运输方式所导致的高昂运输费用使商品的运销成为不可能。所以，统一市场的形成和新市场的出现，运输方式和工具的革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认为只有运输费用才形成了两个市场间的价格差，并妨碍了市场间的套利活动，则是与现实严重的不符，大多数国际贸易文献倾向于做这种假定。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发达经济中各种市场的存在不能视作理所当然的。在某种经济活动中，市场能否出现取决于两个因素：信息费用和交易谈判费用。信息越匮乏，不确定性就越大，交易者对未来收入的贴现率就越高，从而使其贴现值低于零，市场就无法运作。因此，市场形成和扩大的过程，很重要的因素是降低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正如奈特指出的，信息量增加或新信息的获得，允许把不确定性转变为风险，使交易者在较低的风险报酬率下就能进入一个正在形成和发展中的新市场。通信业当然是传输信息的主要手段，很明显，如果没有现代电讯系统，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是不可能想象的。“信息并不是免费的，因此完全的市场（它的存在取决于完全的知识）是不存在的。”（前引书《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第２８７页）因此，各市场间信息传播费用的下降程度决定了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在缺乏有效的传输手段时，个体获取信息的费用可能极其高昂，但由于信息生产和传播具有规模经济、报酬递增和外部经济等特点，所以通信业的进步将使各专业化生产者极大地降低了信息费用。信息传输手段的进步，既改善了产品和要素市场的运行，也提高了企业和政府等组织的管理效率。
　　　　三、经济发展的重新定义
　　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而市场范围的扩大则起因于导致交易费用下降的制度变迁，这一思想对发展经济学具有最基本的意义。要理解这一问题，回顾一下对产出增长大于投入增长所做的解释是有益的。肯德里克、丹尼森等对增长因素的实证研究表明，扣除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和劳动增加因素所剩下的余值，构成了二次大战后国民产出的大部分，它是由生率增加所造成的。这种投入等比例增长能够使产出超出这个比例增长，即为规模报酬递增。经济学家对这种令人迷惑的余值提出了许多解释，极有建设性的看法是，它是由技术进步及其相关的教育、革新、资源流动和规模经济等因素造成的。但是这种解释无法容纳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之中，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规模报酬递增与竞争的矛盾一直是使经济学家们所苦恼的重大问题。对于由新古典经济学所发展起来的解释框架，虽然大多数传统发展经济学家已认识到它在处理欠发达国家经济时所存在的极大不适应性，特别是它关于制度不变和完全信息的假定，并不能为信息可得性极差和处于急剧的制度变迁之中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有效的分析工具，但我怀疑究竟是什么因素使他们在其理论分析中几乎完全忽视了本文的主题。
　　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来说，在假定制度不变的同时，也就排除了对劳动分工的研究，这是为什么在新古典经济学家中，除其创造者马歇尔外，劳动分工在其理论中完全消失的原因。新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是，在既定制度安排之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极其重要的问题，即社会经济组织结构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的经济演变成专业化水平越来越高的现代市场经济，家庭、企业和市场等种种制度安排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新古典经济学并不关心这些问题，因为对发达的市场经济来说这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框架中，就无法容纳规模报酬递增活动，因为每一报酬递增状态都意味着不均衡。当这种不均衡出现时，就存在着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以获取收益的机会，而这种机会的获取取决于制度变迁为人们提供的经济刺激，所以熊彼特对经济发展的探讨是以经济制度变迁所产生的条件为基础的。在一般均衡理论上建立起来的资本与发展理论，一点也没有抓住这类核心问题，它把资本视作生产货物，技术则是外生变量，新产品和新工艺对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主导部门重要性的变化，以及制度安排的方式和性质的变化，在其理论框架中消失了，新古典经济学所分析的是没有时间方向的经济。因此，从欠发达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跨时代过渡过程，我们也就无从了解了。传统发展经济学可能缺乏适宜的分析方法，才未逃避与主流经济学一并陷入危机的命运。
　　然而，在斯密、阿林·杨和舒尔茨看来，现代市场经济巨大的生产率和复杂性取决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劳动分工的深化过程则是报酬递增的原因。只有在分工不断发展，同时也是市场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垄断才失去了其历史地位，劳动分工的扩大允许了竞争与报酬递增的相容。舒尔茨通过研究农业发展中的人力资本投资，认识到经济理论中根深蒂固的错误之一，是否认农业中劳动分工巨大发展的可能性以及报酬递增在农业中的存在。阿林·杨的迂回生产经济揭示了农业生产率巨大提高得自劳动分工的根源。虽然自给自足的经济也使用人造的工具，但较迂回的生产方法能使每单位投入有更多的产出，因而把先进的生产方法与粗陋的生产方法区分开来了，一个使用镰刀的农民在用另一把时提高生产率很小，如果要有提高的话，需要的是收割机或除草机，这种较大量资本的使用导致了较高的专业化。用一把镰刀的农民可以用镰刀收割谷物或除草，但收割机只能用于收获谷物（但不能收获玉米等），除草机只能用于刈草。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工具使生产过程变得更加迂回，使用镰刀的农民可以做收麦、割草和收获玉米等许多工作，但运用联合收割机的农民只能做收获小麦的工作。镰刀和联合收割机的生产在专业化和迂回生产程度上也是不同的，一个铁匠用从五金商那里买来的材料就可以打制镰刀，而联合收割机的生产显然需要更多的生产阶段。生产联合收割机所用的科研、设计、工程与机械技术等都是“迂回地”从事收割谷物的活动。迂回生产程度或更一般地说分工程度的扩大，意味着资本专门投资于制定的物质和人力形态上，并集约地使用这些资本，而资本投资则是由获取生产率增率提供刺激的制度安排决定的。所以，经济发展不是资本的可得性问题，也不是资源配置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很重要，但更根本的则是社会劳动分工的扩大过程，而劳动分工的演进则是导致交易费用不断下降的制度变迁的结果。因此，经济发展是一个以交易费用下降为核心，劳动分工和制度变迁循环累积、互为因果的不可逆过程。
　　经济发展的重新定义，将为理解经济发展过程提供更具解释力的理论。回过头来，我们就能更清楚地认识到传统发展经济学的严重缺陷。例如，发展经济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战略（或曰内向型经济和外向型经济），实际上是与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理论有关。在自给自足经济中，低生产率不是因为“劳动剩余”的存在，而是起因于低水平的劳动分工(X·Yang and Y．＿K．NG（杨小凯和黄有光）《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North－Holland，１９９３．P．１９７）。粗陋的“人口陷阱论”转移了发展经济学和政策制订者的视线，实际人口规模并不构成发展的障碍，众多人口之间的交易效率低下才是关键。城市化和增长极理论，实际上是与分工发展形式相关的问题。正是因为缺乏对斯密定理的深刻理解，这些理论才失去了对经济发展的解释力。大约在四十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写道：“在这个伟大的觉醒的时代里，如果不发达国家的年轻经济学家迷醉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思想中，将是令人遗憾的。……我希望他们有勇气抛弃那些庞大的、没有意义的、不相干的、有时显然是不适当的教条结构和理论方法，通过研究他们自己的需要和问题产生新思想。”（《经济发展理论的十位大师》，第１６页，中国工人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与缪尔达尔的希望相违背，传统发展经济学并未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实际上，并不需要抛弃现代经济学的语言和工具，但必须根据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做重大修正，才有可能创造出适应发展中国家实际的经济学理论，本文的主题可以看作是发展经济学智力生产函数这种移动新方向的一种努力。
　　　　　　　　　　　　　　　（责任编辑：刘佛丁　校对：刘淼）
　　
　　
　　
南开经济研究津015-021F11理论经济学贾根良19951995 作者：南开经济研究津015-021F11理论经济学贾根良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3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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