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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欧交流不仅是直接的现实利益的交换，而且也是深层的文化观念的相互沟通和理解。只有将文化因素凸现于意识和行为中，我们才能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冲突，从而有助于中国和欧盟之间政治、外交和经贸活动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有助于日常交往的顺利进行。因此，中国和欧盟学界的对话既应包含实践的操作层面，如就业问题、欧元等具体领域，也有必要对双方自身以及两者间关系的本质有整体性把握和认识，并揭示行为、现象中所承载的文化因素。
　　2000年6月28日至30 日在南京举行的《中欧交流和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正是这样一次有益的尝试。这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和南京大学欧盟研究所联合举办，属于1999—2000年度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之一。与会代表近百人，来自英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和中国三十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欧盟研究是一个以地域为核心的跨学科领域，因此到会的学者来自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多个学科，这是本次研讨会的一大特色。
　　提交研讨会的论文五十余篇，围绕着中欧交流中的文化因素，内容涉及中欧文化传统的特点、中欧政治外交经贸关系等方面。研讨会期间，代表们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气氛友好，是欧盟研究领域的一次重要盛会。
　　 一
　　中国和欧洲分别代表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典型。欧盟和新中国的出现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事情，但文化传统有其自身的历史延续性，并且至今还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因此，放眼于五百年的历史，对我们理解欧盟的出现和近代中国的进程不无裨益。这次研讨会提交的相当一部分论文，探寻了中国和欧盟文化传统的特点，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比较。
　　中西文化的差异是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和关注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陈乐民研究员在发言中指出，文化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物质层面，属于表层文化；第二个是深入到人的心灵底层的心理、意识、精神灵魂等的文化；第三个层面是属于前两者之间的“功能性文化”，如制度、法律法规、具有准则性的文化。物质文化、功能性文化可以发展为世界大文化，而深层的精神文化则难以出现一种东西方相通“融合”的人类同一体。中国和西方是两种历史、两种不同的传统，这在清朝末叶便提出了。中国传统的思想模式通常是“应当怎样”或“理当怎样”；欧洲人运用思想的方式更看重“是什么”。
　　湖南师范大学刘景华教授的《真与善：中西文化精神的不同出发点》一文，对中西文化的基本心态和思维方式作了探讨。他认为，追求真善美是中西文化的共性，但在西方文化中，真是善和美的基础，善和美都必须服从真；中国传统文化则以善为本，真与美必须符合善。河南大学《史学月刊》杂志社周祥森副编审在《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基本特征之区别》中指出，中国文化发展从未中断过，而欧洲文化存在着断裂。中国文化始终存在一个王朝中心，存在着某种“正统”，存在着汉族文化中心；欧洲文化则缺乏这样的中心，且在发展过程中趋向分裂——形成东西不同的各民族国家文化。前者由分裂走向统一，后者则由统一走向分裂。中国文化始终是一种世俗文化，而欧洲文化则与宗教纠缠在一起。
　　南京大学陈晓律教授《关于英国保守主义的若干思考》一文，对当代世界的政治思潮之一——保守主义作了梳理。文章指出，由爱德蒙·柏克开创的保守主义有以下特点：尊重历史和传统、权威和秩序，反对任何极端的行为，认为社会应该有合适的等级；保守主义是守旧的，但这种守旧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自由主义的目标，相反保守主义认为自己是在坚持自由主义的价值，其对待当前社会变革态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并不仅仅关注它在原则上是否正确，而是极为关注其具体的细节。20世纪的新保守主义在目标和形式上都有一些变化，但最根本的变化还是本质上流露出的一种极端冷酷的心态。
　　近现代历史的进程告诉我们，欧洲从自己的传统中发展出现代社会，而中国却没有，这里涉及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为什么西欧首先发展出现代文明？为什么中国没有能独立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陈乐民研究员认为，这是因为中西两大文明的各自历史轨迹不同。中国的朝代更迭，留下的是从上到下的“专制主义”、从下到上的“臣民主义”传统；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文化必然是因袭性的，缺乏创造性和革命性。欧洲历史变动不居，特别是近代西欧在政治、经济和精神条件等方面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条件。在他看来，如果没有欧洲文明的影响，中国历史仍会继续沿着老路走下去，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科学和民主，不可能发展出现代化来；而欧洲自市场经济机制、理性主义到今天以高科技为动力的现代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等等，都是水到渠成的欧美文明进程中的事。
　　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刘成博士的《中国和欧盟国家民族问题发展的不同轨迹》从民族主义角度，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解释框架。文章认为，民族主义从本质上说是利己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需要一个依托，需要调动它可以调动的一切资源，而民族主义正是调动各种资源的方便途径。在中世纪基督教大世界里，欧洲国家的发展水平基本相当，几乎处于同一状态。然而，民族国家的意识确立之后，各民族、各国家的差距拉开，造成了总体发展的不平衡，纠纷和隔阂成为西欧近代历史上的一大主题。但时至今日，这种不平衡又被拉平了，民族的纠纷开始平息。在民族主义的驱使下，几乎所有的西欧国家都已基本完成现代化。正在这时，西欧一体化运动开始了，发展至今天的欧盟。欧盟各国的民族意识已渐渐地被统一的欧洲意识所取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这种倾向越来越明显了。相比之下，古代中国与自己文化发展水平相当的其他异质民族之间没有接触，因而很难像欧洲国家那样，产生民族的自我意识，也不可能培养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形成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民族国家”概念。鸦片战争后，中国终于认识到中国不过是多元世界中的一个政治实体，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意识也随着曲折、艰难的发展道路而产生，中国的现代化也正是从这时开始的。在现阶段，民族国家仍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要因素。在民族国家的形成上，中国是从天下主义到民族主义；欧盟国家正好相反，经过了民族主义的阶段之后，开始向天下主义发展。
　　难道中国的文化传统就与现代性绝缘吗？北京大学的高毅教授在《现代文明中的东方因素》中表达了完全相反的观点。文章认为，从本质上看，现代化是普世的文明，包含着基本的共有价值观，是世界性扩散的过程，因此，现代化就是西化不合逻辑，而是现代文明首先现代化了西方。因此，文化霸权观念也就难以成立了。在高毅看来，现代性的发明，一是掠夺的财富奠定了工业文明的物质基础，一是以自由平等为精神的启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东方的养料。他以迪卡尔、斯宾诺莎、康德等思想者的实例，证明东方文明也卷入了现代性的创造过程。但问题是，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知道了几个中国古代文人的名字，一知半解地宣称中国文化的伟大，就能说明中国文化参与创造了现代文明吗？他们从“想像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蒸馏”出了现代文明，为什么中国自己的思想家没有类似的发现呢？
　　不可否认的是，今天欧盟作为世界上发达国家联合的实体，已成为与美国相抗衡的世界一极，在文化上也产主了所谓的文化霸权问题。欧盟自身的建设虽还处于没有完全明朗的发展进程中，但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资中筠教授指出的，对中国而言，欧洲一体化是一个客观的进程，而不是乐观或悲观的问题。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强势文化的冲击是存在的，但中国的政策选择更重要。无论如何看待中西文化传统，相互理解、尊重，吸收对方文化中的精华，求同存异，这才是务实的共同发展之路。
　　 二
　　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文化因素，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中，而且也渗透到当代政治外交行为中，影响了主体的选择和客体的进程。文化差异是造成中国和欧盟政治交往中矛盾和冲突的重要障碍之一，进行相关的研究有助于指导实践活动，这是与会学者的共识。约有四分之一的论文探讨了中欧当代政治外交行为中的文化因素。
　　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玛格瑞塔·西亚契教授在《变动中的边界与新的纽带：中欧关系中的文化与社会领域》一文中，首先通过意大利托斯卡纳的个案考察，指出至少对欧洲而言，旧的国际格局和新的国际格局的出现，是不同历史传统和社会、政治行为交织作用的结果，与相互依赖和社会包容的观念相关联。作者认为，在把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社会”时代里，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上的相互依赖造成了一些文化和社会后果；文化将在建立新的国际理念中发挥作用，成为促进中欧交流的框架结构中的组成部分。
　　意大利卡塔尼亚大学弗维奥·阿提纳教授提交的论文《欧洲和中国安全思想的文化维度》，对当前欧洲和中国的国际安全文化进行了具体的比较研究。文章指出，欧洲和中国是国际安全与政治变化的重要主体和客体。欧洲安全文化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一面是产生了新敌人、新威胁与新危险出现的意识，另一面是合作与安全的概念。中国则采取了一种此消彼长的结盟安全观，它建立在平行相待和国际事务互不干涉的原则之上，不赞同为保持稳定和预防侵略而签订安全伙伴协定的做法。对安全问题的认识以及对外关系的处理，都依赖于政治领导人的观点和该国的文化。中欧两种安全文化的距离正在缩短，这一趋势在今后仍将继续发展，并对中欧双方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决策过程产生影响。
　　一种文化观念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形成之后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会根据形势的变化作出调整，“经验决定了政治文化的独特性，也决定了政治文化的可变性”。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周弘研究员的发言，通过对瑞典和美国对外援助目标和结构在冷战前后的变化这一个案，对政治文化变化的条件作了进一步考察。她认为，政治文化变化的条件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世界格局的总体变化急剧地改变了国际领域里的活动者们的政治信念，使他们不能不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调整其观念和做法；第二、各国根据变化了的世界格局重新认识本国的世界地位和国际角色；第三、形形色色的国际多边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全球化的时代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虽然这种分析的结论还比较宽泛，但确是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
　　法律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格拉德·科尔教授提交的论文《发展与变化：中欧国家（奥地利）对中国法律的了解》考察了奥地利对中国法律的了解状况。武汉大学邵沙平教授和陈道丽博士在《欧盟在华投资与中欧经济合作的法律文化环境探讨》一文中强调了法律文化环境对于欧洲在华投资发展的重要性，指出中国正不断优化法律文化环境，以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欧盟在华投资以及发展中欧国际经济合作的要求；经济全球化和投资领域规则的国际化以及中欧法律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法律文化环境的现代化、国际化和法治化。
　　 三
　　经贸关系是中欧交流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欧盟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中国在欧盟的贸易地位也不断上升，加强和巩固双方正常的经贸往来是双方共同利益所在。但在中欧经贸关系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如反倾销、配额制、普惠制等，文化因素同样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原因。南京大学杨豫教授和刘沁秋硕士在《欧盟对华反倾销行动中的文化问题》中指出，虽然一体化或全球化已成为一种趋势，但人们在交往，特别是国际的交往中，依然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托于在某个区域共同体中形成的特殊文化及其特质。这决定了人们总是在同以自己的文化标准而构想出来的对方而不是真实的对方进行交流。在欧盟的对华反倾销行动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理论上，欧盟反倾销政策的依据是“保护欧盟成员国的厂商不受外来不公平竞争的损害”，但在欧盟内部失业状况严重、产业结构老化和国际竞争力降低的情况下，它不是根据商品的生产成本等有关数据来认定倾销，而是根据自己认可的市场经济制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作出武断的判断。欧盟对反倾销政策的滥用与其缺少诚意的文化理解有紧密的关系。
　　中国对外国投资者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潜在的市场，欧盟成员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近年来呈上升之势。但是，很显然，不是每一个投资者都会微笑着而来、微笑着而去的。在寻求投资的过程中，人们不仅会遇到技术性的困难，也会遇到因文化而产生的种种问题。1997年标致公司经理宣布撤出在广州的合资企业，成为当年轰动全球商界的头条新闻之一。是什么导致了标致公司在中国的失败？马赛大学管理研究所的皮埃尔—萨维埃·麦什教授和法国北方省商学院伊曼纽尔·麦塔教授提交的论文《欧洲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和法中合资企业》，揭示了标致公司从减产到完全撤资的过程，分析了法国股市随后的反应。文章认为，一方面，中国的客观环境，如在有关对外投资法律上的欠缺和不完善、经济环境的隐性成本过高，以及外国和中国伙伴之间的恶劣关系，给中外合资企业造成了许多问题；另一方面，中欧企业家对资本的不同理解、处理人际关系的差异，以及欧洲投资者对商业利润和中国实际消费市场过高的预期，这些文化上的陷阱导致了标致公司和其中国合资者实际上“同床异梦”，无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因此，有投资意向的人必须学习去辨清和处理中国市场存在的问题。
　　总的来看，欧盟并不是对中国最大的投资者，而是位于美国和日本之后。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薛彦平在《欧洲对华直接投资的现状与特点》中分析道，欧洲对华投资处于不利地位的主要原因是：（1 ）文化因素，中欧在文化、语言、价值上存在巨大差异；（2）地理因素， 中欧两个地区远隔万里之遥；（3）对中国市场缺乏足够了解， 对中国市场潜力的认识滞后于美日两国。90年代以来，欧洲对华直接投资走入比较正规和稳定的时期。纵观欧洲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有以下三大特点：（1）投资主体比较集中，主要国家是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和瑞士，如果考虑到香港地区的英资，英国稳坐第一把交椅，德国紧随其后，其它国家对华直接投资量很少；（2）在衡量FDI的三项主要指标（协议投资、实际投资和外资比例）上，欧洲对华直接投资具有资金到位高和平均投资规模大的特点；（3 ）欧洲对华直接投资正在从一般项目的投资向跨国公司投资方向转化，独资企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合资企业的地位相对降低。在21世纪前期的一段时间内，随着中国投资政策的调整和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欧洲对华直接投资将有可能更集中在高新技术和基础设施领域。
　　中国和欧洲的贸易并不是单纯的双边关系，而是在全球市场下贸易的一部分。苏州大学高芳英副教授提交的论文《90年代美欧贸易的冲突与中欧贸易发展的机遇》指出，90年代以来，经贸关系已经成为美欧政治关系和安全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欧盟经济实力的加强、欧盟国际地位的提高，欧美的贸易冲突、摩擦不断。它带来了对美欧经济实力的挑战，也考验了世界贸易组织正常运作的功能；美欧贸易冲突的加剧，也刺激了美欧双方进一步开拓贸易渠道的意愿，加大了中欧贸易发展的机遇。同时，美欧贸易冲突对我们处理中欧贸易不无借鉴意义。
　　2000年5月19日， 中国和欧盟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达成了协议，与会代表也对这一问题以及中欧经贸关系的前景作了积极的思考。华东理工大学杨逢珉副教授分析了中国入世的利弊，指出入世能增进中欧贸易的互补性，消除贸易中的歧视性待遇，增进双方的经贸合作。北京师范大学梅雪芹副教授强调，对中国入世的利弊要从不同利益集团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英国里丁大学教授爱德华·约翰·柯林斯教授以食品工业为例剖析了中国入世对欧洲和中国的意义，指出目前欧美食品工业处于萎缩状态，中国因具备良好的发展环境而成为西方投资与全球发展战略的首选目标，中欧都应抓住市场契机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的内容外，提交的论文还对欧盟的公民资格和公民权、中小企业政策、环境政策、大众传媒政策、养老问题、但丁的欧洲统一思想等，从文化因素出发作了考察和分析。
　　
　　
　　
史学月刊开封150～152G0文化研究李霞20012001李霞（1973年—），女，安徽合肥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主要从事世界史研究。 作者：史学月刊开封150～152G0文化研究李霞20012001

网载 2013-09-10 21: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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