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园林在清代臻于成熟。这种成熟与中国古典美学在清代进入总结期是一致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古典美学的精髓集中在园林。中国园林也可以视为中国古典文化精神包括美学精神的感性显现。
园林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化精神包括美学精神的感性显现与中国园林的综合性分不开。首先,中国的园林既具实用性,又具审美性;既具工作性,又具休闲性。中国古典园林造园一大原则是“可游可居”,“可游”是审美性、休闲性,“可居”则是实用性、工作性。这点皇家园林与私家园林没有什么区别。其次,中国园林既具自然性,又具人工性。它是中国人为自己建造的比较理想的生活环境。再次,中国园林兼容各种艺术。正是因为园林具这种综合性,使得园林有可能成为中华文化精神包括美学精神的最佳载体,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性艺术。
中国园林的美学精神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儒道兼得,取格“清雅”
中国古典文化的主体是儒家与道家。儒家思想有两个基本点:一、家庭文化本位。家庭是儒家文化的生发点。儒家将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当成一个家来治理。儒家文化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和合性,这种合充满着家庭的温馨。儒家文化既讲和,又讲礼。礼是制度,制度建立在人与人之间有所区别的基础上。这个区别最重要的是上下等级区别。在家庭,有上下、嫡庶的区别,在社会上有尊卑、贵贱的区别。
儒家的这种思想在园林中得到充分体现。中国的园林总是营造出浓浓的家庭意味。园林中的厅堂,是家庭人员聚会的处所,也是会客的地方。这里宽敞、明亮,适宜于议事。家庭中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士如父母、祖父母的房,除卧室外还有会客厅,便于儿孙辈探视,问礼。天井、后花园是家庭人员公用的游戏之所,这里相对显得自由、活泼,稍多变化。园林中的回廊曲径是家庭人员相互往来、交通之途,也是欣赏园林景致的地方,它就显得变化多端,摇曳多姿。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气氛。儒家的等级思想以及由礼仪体现出来的法度井然,也从园林中处处见出。私家园林中的主要建筑物为堂,它集中呈现出宗法的森严。园林中各色人等的身份与住房的方位、大小是相应的。
儒家文化的第二个基本点是人生价值本位。儒家重视人生的价值。它讲的人生的价值区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为国家为人民为民族做一番重要贡献,其体现为做官。这一方面的价值,儒家叫“外王”;另一方面,儒家很重视个人品德的修养,称之为“内圣”。儒家认为,修身与事功是统一的。修身是事功的基础。儒家是尚事功的,但未必任何一个儒家知识分子都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因为种种原因,不少儒家知识分子不得一售其志,只得退而养其身,园林则是他们暂时退隐修身的好地方。为了励志,园林的风物总是体现出一种高洁的情怀。松、竹、梅、兰、菊等植物,由傲岸的假石构成的风景,还有各种励志的楹联、匾额都体现儒家特有的清高。
虽然园林处处透出儒家的气息;但主流方面还是道家崇尚自然的意味。道家崇尚的“自然”有两个含意,一是自然而然,另一是自然界。就自然而然来说,它更多地体现在造园的法则上,强调“虽是人作,宛自天成”。道家多为隐士,为了体现这种隐的意味,在园林中不仅有意制造“山中无所有,岭上多白云”的意境,而且还人为地制造田园风光,取东晋大隐士陶渊明躬耕田园的意象。除此以外,还多从道家或具道家意味的着作中创造出一些特殊的景点,如取庄子的“濠梁观鱼”典,无锡的寄畅园有知鱼槛,颐和园有知鱼桥,苏州留园有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亭。从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取意,北京紫禁城的宁寿宫和承德避暑山庄都有曲水流觞亭。
在中国的园林之中,自然风景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一般来说,它占的面积最大,而且它的景象处处透出潇洒出尘的意味。在这点上,儒家与道家达成了默契。儒家虽然尚事功,但也尚自然。孔子就很推崇假日邀三五朋友游山玩水的生活。宋代的大学者欧阳修说有两种快乐,一种是富贵者之乐,一种是山林者之乐。前种快乐为事功之乐,属于儒家的人生理想;后种快乐为隐逸之乐,主要属于道家的人生理想。欧阳修慨叹两者不能得兼,园林在某种程度上倒是兼顾了这两种快乐。
中国的佛教禅宗也是很看重自然山水的。自古名山僧占多。禅宗将自己的爱好山水看成是“林下风流”。与此相应,中国的园林不管是皇家园林还是私家园林常引禅意入园。
从整体来看,中国的园林,其文化精神是儒道释兼得,而重在“道”意。这个“道”意主要是道家的“自然之道”。从本质上看,园林是退隐的精神寄托物,尽管主人不一定是道家。从儒家的审美趣味来说,园林宜雅,雅而脱俗;从道家的审美趣味来说,园林宜清,清而出尘。两者结合,当得上“清雅”二字。“清雅”可以视为中国古典园林的基本品格。
二、气韵生动,重在“韵味”
“气韵生动”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着名绘画理论家谢赫提出的命题,后来广泛地应用到各种艺术。中国古典美学十分看重气韵,一般来说,中国古典美学说的“气韵生动”是指事物具有蓬勃的生命气息或生命意味。
中国的古典园林从整体格局上看,充满着生命的气息和生命的意味。园林具有生命意味主要指从园林的景物可以品出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当然,更多地感受到人生的快乐。从审美的眼光来看园林,园林中的一切都是有情物,它们相互呼应,相互友爱,相互嬉戏。杜甫咏严郑公宅院里的竹子:“绿竹半含箨,新梢才出墙。色侵书帙晚,阴过酒樽凉。雨洗娟娟静,风吹细细香。但令无剪伐,会见拂云长。”这宅院中的新竹,清新得好像出浴的女孩。那清秀的姿态,那淡淡的清香,让人喜爱。长长的竹影侵入书房,将一片绿叶的倒影洒在书帙上,似是无意,又是有情。整个庭院就是这样充满着生命的意味。
中国古典美学虽然一般将“气”与“韵”都看成生命的形态,但适当地将二者区别开来。“气”重在生命意味显露的一面、动态的一面、劲健的一面、发展的一面、可以明确把握的一面;“韵”则重在生命意味隐蔽的一面、静谧的一面、柔和的一面、精细的一面、无限发散的一面、难以明确把握的一面。将“气”与“韵”分成两个概念来看,大体如此。但是将“气”与“韵”组成一个概念时,“气韵”似是偏正结构,韵为正,气为偏。这样,气韵更多地是指生命精神存在的阴性状态:静态的、深沉的、悠长的、绵远的、无限的、亲和的、精微的。
中国宋代理论家范温为“韵”下过两个定义:一是“有余意之谓韵”,另是“韵者美之极”①。前一个定义揭示了“韵”的本质,后一个定义揭示了“韵”的价值。园林的总体风格尚韵,也就是说,它更多地倾向于生命意味中静态的、深沉的、悠长的、绵远的、亲和的、精微的、无限的状态。这就是中国古典美学津津乐道的“含蓄”。
中国园林为了体现“含蓄”的风格,采取了各种方式:一是遮蔽,中国园林运用院墙、树林、山丘等多种手法,将一些景物遮蔽起来,不让人一眼看尽。二是曲折,让园内的溪流曲折地流去,又将园内的某些道路、院墙设计成曲折多变的迷宫。由于“隐”、“曲”,景观不仅变得丰富起来,而且增加了神秘感和某种欣赏的难度,由是激发了审美主体的游园的兴趣,激活了游园者的想象与创造。
遮蔽与曲折,概而言之为“隐”。“隐”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隐”的目的是为了“美”或者说“韵”的开显。要开显须借助一定的手段,这就是“秀”。“秀”在园林中多为“引景”。宋代叶绍翁的《游园不值》云:“应怜屐齿印苍苔,十扣柴扉九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满园春色为柴扉所关,此为“隐”;一枝红杏出墙,此为“秀”。由于这一枝红杏的秀出,逗引了过路人对满园春色的无限遐想,激发起入园欣赏的欲望。
中国古典美学关于“隐秀”的理论最早是南北朝时期着名的文艺理论家刘勰提出来的。他说:“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刘勰《文心雕龙·隐秀》)隐什么?隐“文外之重旨”,即文外的余意、多意、意外之意、味外之味,也就是“韵”。刘勰说的“秀”是“文中之独拔者”,即表露在文章之中的可以感受到的形象,它相当于园林中的“引景”。
园林景观建设要求处理好“虚”与“实”的关系。虚与实不仅体现在情与景的关系上,就是景与情本身也还有一个虚与实的关系问题。景有实与虚之别。天上的月亮为实,水中的月亮为虚;可视可听之景为实,想象、猜测之景为虚。情也有实与虚之别。可言之情为实,难言之情为虚。状溢于外的情为实,而深藏于心的情为虚。如此等等,在园林审美中以特有的方式体现之。
“实”与“虚”的关系从哲学上看亦为有限与无限的关系,在中国的老子哲学中则为“有”与“无”的关系。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老子·第一章》)“无”是宇宙之终极,终极怎么会是“无”呢?老子的推论是:因为它不可能是“有”,如果为“有”,它就应有边界,应再有源头,而宇宙不应有边界,不应有源头。这不应有,就是“无”。“无”即为无限。在老子看来,宇宙之本为“道”,道是“有”与“无”的统一。在中国人看来,有限的景观,如果悦耳悦目可以称为“美”;无限的余意(韵)能让人回味无穷,那才是“妙”。如果让人从有限景观领悟到景观外的无限的世界,那就是“道”,也就是中国古典美学最高范畴——境界。这种美学观不仅在诗、画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也在园林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一座园林如果能让人百游不厌,韵味无穷,可以说就达到了中国哲学包括中国美学所极力推崇的“道”的境界。
三、众美荟萃,趋于乐境
中国的园林是一种综合的美。首先它有自然的美,其次它有人工的美。人工的美中,它有社会生活的美,集中地反映那个时代比较高雅的生活方式、礼仪典章;它体现特定时代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特别是建筑工艺,因而兼有科学美与技术美。当然,最为突出是艺术美。它将那个时代最为优秀的艺术尽皆纳入园林中,主要有建筑、绘画、雕塑、诗文、音乐、舞蹈、戏曲,等等。值得我们高度注意的是,中国的造园艺术不是将上述的各种美堆放在一起,而是将它们有机地组织起来,组成一个美妙的整体。
如果我们将园林中的审美欣赏分出层次来,那么,它至少可以有如下四层:
第一,以视觉为主的绘画的美感。中国园林过去大多是按照某一张画的构思来造园的。如画是造园的第一原则。画是视觉的艺术,如画的园林给人的美感也应是悦目的。中国画构图用的透视法如郭熙的“三远”法——平远、高远、深远被搬上园林②。宋代画家韩拙有另外的“三远”法。他说:“有近岸广水,旷阔遥山者,谓之阔远;有烟雾溟漠,野水隔而仿佛不见者,谓之迷远;景物至绝而微茫缥缈者,谓之幽远。”(韩拙《山水纯全集》)这种构图在园林中也是常见的。由于中国园林以画为蓝本,所以也常取用画题作为景观名,有意创造出具有绘画范式的景观来。
第二,以听觉为主的音乐的美感。中国美学很注重听觉的美感。在景观设置上有意加强“听景”,如鸟声、溪流声、风声等。唐代诗人李商隐有一诗句——“留得枯荷听雨声”③,表达了一种特具情调的音乐美。好些园林有意制造“枯荷”的景观,为的是获得听雨的审美享受。园林中,有时也安排有音乐演奏,歌舞表演等,这也造就了音乐的美。
第三,想象兼理解为主的诗文的美感。诗文进入中国园林有两种情况:一是园林在适当的地方陈设诗文,如厅堂、书房的墙上往往有以诗文为内容的书法作品,在建筑的廊柱上悬挂楹联,在园林空旷之地有碑,碑上有诗文等。这些诗文的内容与园林的自然景观、园林的人文历史有某种内在关系。诗文进入园林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作为造园的总体理念,在某种意义上,一座园林是某一诗文的形象注解。岳阳楼是中国江南三大名楼之一。宋代着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为它写了一篇文章,此文表达了中国文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极其卓越的思想加上美丽的文词使这篇文章千古不朽。此文一出,岳阳楼园林此后的建设基本上就以它为理念。苏州的名园——沧浪亭不仅其园名而且园林的基本理念都来自屈原《渔父》一诗的名句:“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诗文入园增加了园林美的思想容量,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四,心听兼心悟的超音乐的美感。园林作为人们居住游冶的场所,是物质的;作为审美的艺术作品,它的灵魂是精神的。对于园林的灵魂,我的看法是具有音乐的意味却又超越音乐。中国园林造园的审美理念是音乐的。它将所有可能构成美的成分,组织成一曲音乐。说是乐曲却又不是真的音乐,它只是具有音乐的韵味,而没有音乐的形体。这种音乐其实不是用耳来听而是用心来听的。在中国的美学中,音乐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孔子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乐是最高的。乐的好处,一是情与理统一,理在情中;二是礼与乐统一,礼在乐中。在这种让人心荡神移的音乐欣赏中,达到了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相和谐的境界。中国先秦时期的着名美学着作《乐记》说:“大乐与天地同和。”“与天地同和”也就进入了“道”的境界。这种境界不只属于儒家,也属于道家,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理想境界。中国古典美学十分看重“和”。这种“和”的境界是精神性的,它消泯了情感与理智的区分,主体与客体的区分。这种境界中国古典美学称之为“化境”。中国园林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类于音乐又超越音乐的“化境”。
四、天人合一,人间仙境
中国园林最高精神是“天人合一”。这种“天人合一”精神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园林中的“天人合一”主要通过如下几个方面来体现:第一、整个造园理念讲究以造化(自然)为师,以自然天成为最高的美。明代园林大师计成说:“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功。”(计成《园冶》)任何违反自然本性包括违反生态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清代乾隆皇帝在《静明园记》中就描绘过这种自然生态之美:“若夫崇山峻岭,鹤鹿之游,鸢鱼之乐,加之岩亭溪阁,芳草古木,物有天然之趣,人忘尘世之怀。”第二、园林美是自然美与人工美的统一。中国园林强调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原有山水地势而造园。不仅如此,园林中的人造景观亦要与整体气氛相和谐,既合自然之势,也顺社会之理,切忌人力穿凿。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作品中的人物贾宝玉表达了这一思想:“此处置一田庄,分明见得人力穿凿扭捏而成:原无邻村,近不负廓,背山山无脉、邻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峭然孤出,似非大观。”(曹雪芹《红楼梦》十七回)第三、园林的建造主张有法与无法的统一。造园有法,但亦无法。有法是规则,无法是创造。无法中有法,有法中无成法、死法。第四、中国园林在精神上要让人感受到一种自由,这种自由就是与宇宙的精神相通,与神灵相通,与道相通。苏州拙政园中梧竹幽居亭的对联云:“爽借清风明借月,动观流水静观山。”借风借月,观水观山,人与自然,何等亲和。这种亲和,建立在人的移情之上。苏州沧浪亭有一副对联,联云:“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不仅移情,而且移意。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水成为智慧的象征,山成为仁德的象征。在中国人看来,人之所以能从自然找到知音,是因为人与自然的本质统属一个本体——道。这就是“天人合一”。
中国园林通常不是太大,通过院墙将它与现实隔开。这种院墙除了便于管理外,还要借它营造一种虽在人间却又不在人间的意味,也就是说,在人世间营造出超越人间的仙境来。园林在物质上是现实的,在精神上却是理想的。许多园林喜欢用“桃源”、“蓬莱”品题,实际上在他们看来,园林就是人间的仙境。中国人是最务实的,但中国人也是最向往理想的,这点在园林中也得到体现。
园林所体现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包括美学精神是非常丰富的。总之,园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方面,同时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中国园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化的卓越贡献,它的许多优秀的因子,在今天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5—10—12
注释:
① 范温《潜溪诗眼》,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原文是:“王偁观好论书画,常诵山谷之言曰:‘书画以韵为主。’予谓之曰:‘夫书画文章,盖一理也。然而巧,吾知其为巧;奇,吾知其为奇;布置关合,皆有法度;高妙古淡,亦可指陈。独韵者,果何形貌邪?’定观曰:‘不俗之谓韵。’余曰:‘夫俗者,恶之先;韵者,美之极。书画之不俗,譬如人之不为恶。自不为恶至于圣贤,其间等级固多,则不俗之去韵也远矣。’定观曰:‘灌洒之谓韵?’予曰:‘夫潇洒者,清也,清乃一长,安得为尽美之韵乎?’定观曰:‘古人谓气韵生动,若吴生笔势飞动,可以为韵乎?’予曰:‘夫生动者,是得其神,曰神则尽之,不必谓之韵也。’定观请予发其端,乃告之曰:‘有余意之未韵。’定观曰:‘如陆探微数笔作狻猊,可以为韵乎?’余曰:‘夫数笔作狻猊,是简而穷其理,曰理则尽之,亦不必谓之韵也。’定观曰:‘余得这矣。盖尝闻之撞钟,大声意之谓韵。’定观曰:‘余得之矣。盖尝闻之撞钟,大声已去,余音复来,悠扬婉转,声外之音,其是这谓矣。’余曰‘予得其梗概而未得其详,且韵恶从生?’定观又不能答。”
② 郭熙,郭思《林泉高致》,原文是:“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其巅, 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暗。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
③ 李商隐《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全诗云:“竹坞无尘水槛清, 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30~34B7美学陈望衡20062006
中国古典园林/清雅/乐境/人间仙境
中国园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古典美学的精髓集中在园林中。中国园林也可以视为中国古典文化精神包括美学精神的感性显现。中国园林的美学精神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儒道兼得,取格“清雅”。儒家思想有两个基本点:家庭文化本位和人生价值本位。中国的园林总是营造出浓浓的家庭意味,但是儒家的等级思想以及由礼仪体现出来的法度井然,也从园林中处处见出。为了励志,园林的风物体现出一种高洁的情怀。中国园林造园的基本理念是“法自然”,从本质上看,园林是退隐的精神寄托物。这些充分体现出道家的思想。从整体来看,中国的园林,其文化精神是儒道兼得,而重在“道”意。园林宜雅,雅而脱俗;园林宜清,清而出尘。“清雅”可以视为中国古典园林的基本品格。第二,气韵生动,重在“韵味”。中国园林的美学品味尚“韵”,也就是尚“含蓄”。中国古典美学关于“隐秀”的理论在园林中有突出的表现。第三,众美荟萃,趋于乐境。中国的园林是一种综合的美。它有自然的美、人工的美。人工的美中,最为突出是艺术美。中国园林造园的最高理念是音乐的。中国园林所追求的是类于音乐却又超越音乐的境界。第四,天人合一,人间仙境。中国园林最高精神是天人合一。中国园林在物质上是现实的,在精神上却是理想的。它是人间的仙境。
作者:衡阳师范学院学报30~34B7美学陈望衡20062006
中国古典园林/清雅/乐境/人间仙境
网载 2013-09-10 21:2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