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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092.2；D93／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0）03—0042—09
　　　　　　一　美国“常平仓”制度的提出
　　30年代，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了两部《农业调整法》（AgriculturalAdjustment Act），第一部诞生于1933年5月。罗斯福执政之初， 面对愈演愈烈的农业危机， 很快通过了由享利. A. 华莱士（Henry　AgardWallace）组织起草的这部农业调整法。 罗斯福在处理农业法案上雷厉风行的作风，反映了他和许多顾问的共同看法，即新政的成败直接取决于它的农业纲领的成败与否[1]。
　　1933年农业调整法包括三个部分：（1）农业调整法；（2）紧急农场抵押法；（3）处理货币问题条款，核心部分是农业调整法。 它是一个满足不同利益集团要求的妥协法案，主要思想是通过削减农产品产量，提高粮食价格。这是华莱士的父亲亨利.C.华莱士（Henry C.Wallace）任哈定（Warren G. Harding ）政府农业部长时所极力支持的麦克纳里—豪根农业法案（McNaryHaugen Bill）的核心内容， 当时这个法案在1927年和1928 年两次经国会通过， 但都被柯立芝总统（John　CalvinCoolidge）否决了。1933年华莱士任农业部长后，还是想通过限制谷物产量，从生产环节开始，减少耕地面积，遏制粮食生产，进而减少供应，提高农产品价格，实现工农业产品的“平价”，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复苏农业，进而复苏美国经济。
　　1933年，美国农业部通过新成立的商品信贷公司，执行了一项农产品的无追索贷款计划，它是针对参加农作物种植分配计划的农场主的一项法律措施，具体做法是：政府以高于农产品市场时价，预购参加土地减耕计划的农场主的农产品，在农作物收获后，如果谷物市场价格高于预购价，农场主可以以预购价把自己的农产品赎回进行销售，偿还抵押贷款；否则这些农产品将归政府所有。
　　表面看，这个措施类似于我国古代的常平仓原理，然而二者之间有所区别，古代常平仓是通过控制剩余粮食流通来控制价格，实现粮食市场“平价”目的，既保护农民，又保护消费者。1933年农业调整法却通过对农产品生产的控制来调节价格。这个做法在资本主义大农场生产条件下，似乎有所针对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美国资本主义大生产的严密计划思想。在谈到其思想渊源时，华莱士[2]指出，
　　我接任农业部长后，在最快的时间内敦促国会通过立法，把中国古代农业政治家的实践——”常平仓”引入美国农业立法中。“常平仓”的名称，我是从陈焕章的“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原理”一书中得来的。
　　如果在此他是指1933年农业调整法，那么他是对借鉴中国的常平仓思想作了某种变化，以适应美国农业生产的情况。而明确提出建立美国常平仓制度的是1938年农业调整法。
　　前已指出，1933年农业调整法是一个当时各个利益集团妥协的产物，经过3年的实施，也确实获得了相当的成功[3]，然而，由于各个压力集团的利益格局在农业经济形势变化之后又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项法律还触及了粮食加工集团的利益，遭到他们的一致反对，最后被美国国会判决部分条款违宪，停止执行。为了填补1933年农业调整法失效后的法律真空， 1936 年《土壤保护和国内农作物种植分配法》（The　 SoilConservation and Domestic Allotment Act of 1936 ）作为临时性的替代法案，由农业部提出，很快在国会通过之后成为法律。这个法律的目的仍然是通过给予农场主一定的土地撂荒补贴，限制土地播种面积，减少粮食生产，这次只不过是以土壤保护的名义出现而已[1]， 即通过给土地休耕的农场主休耕补贴，换得他们放弃种植，削减粮食生产。然而这个法律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在立法之初，华莱士就已经认识到，要根本解决农业危机，必须有新的办法，所以在1933农业调整法停止执行之时，他就以全新的哲学，组织起草一个永久性的农业法律（注：这个过程长达2年，从1936年1月到1938年2月，参见Lechtenberg，1963。），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美国农产品过剩问题以及由之带来的一系列经济问题。1938年2月，新的农业调整法在国会获得通过，并成为法律， 它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依据我国古代常平仓思想，把由对农业生产过程的控制转向对剩余农产品的控制，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美国农业生产过剩问题。
　　　　　　二　中国常平仓：思想起源与制度发展
　　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农业大国，几千年来，仓廪体系是我国封建经济时代独特的财政制度，对于仓廪制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历代统治者无不重视有加。随着封建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古代的仓廪制度建设也愈加完善，陆续出现了职能各异的仓库，如太仓、军仓、义仓、转运仓、正仓和常平仓。在《周礼》中就有如下记载[5]：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种＠①？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为法而县于邑闾。巡野观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掌均万民之食。而周其急，而平其兴。
　　所谓“司稼”，职能就是根据农业年成的丰歉，决定市场上粮食的价格，而设立这个官职的思想，似可看作是后世实行常平仓制度的前身，或者说自从西周时期，我国已经出现了履行类似后来出现的常平仓职能的官吏，因此我们完全可推断当时执行常平仓职能的相应机构的存在。就一般职能来说，“常平仓所以均贵贱也”[6]。而《管子》、 范蠡、李悝和桑弘羊也都曾经在各自的理论探索、经济活动或执政政策中提出、接受或贯彻直接产生常平仓经济思想的相应先行思想。
　　西汉汉宣帝五凤4年（公元前54年）“耿寿昌请于边郡皆筑仓， 谷贱时增价而籴，贵时减价而粜，名曰常平仓，常平之名起于此也”[7 ]。一般认为这是我国“常平仓”制度的正式设置[8][11—p104][ 13 —p25]，但其必然有得到一致公认的先行思想和措施。“常平仓”的基本作用就是稳定市场谷物价格[9]，但也曾经“设常平仓以给北边， 省转漕”[10]，然而这只应看作是“常平仓”基本职能的延伸。至于说“常平仓”是为了“保证国家有赋役对象”[11]，似更可看作是常平仓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个衍生职能。
　　古代轻重之法和平准思想是常平仓的理论基础，耿寿昌倡立的常平仓制度是把前人的平籴思想的具体化，并“综合成与以往各说都有所不同的新制度”，以稳定农产品价格，保证粮食供应和便利边地人民[8 ]。而平准制度的滥觞，有学者[13]以《周礼》“泉府”[4] 条中所记载的例子，收买“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待不时而买者，执行的是类似常平仓职能。总之，“常平仓”制度思想在我国已经有三四千年久远的历史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自西汉以来，我国“常平仓”制度时断时续并一直延续下来直到近代。然而由于历史因素或自然条件的影响，“常平仓”制度在各个时期发挥作用的程度也不尽一致。但是，综观历史演变，作为我国长期实行的一种有效经济制度，常平仓起过较大作用，它能够长期延续下来就是最好的证明。
　　　　　　三　华莱士与美国常平仓思想
　　建立美国农业常平仓思想，是华莱士对美国农业的最大贡献之一，无论是在他自己的演讲、回忆录、日记中，还是他的传记中，无不特别指出这一点。Hadwiger[14]指出，华莱士对农业的贡献远不止建立常平仓一项，华莱士终生献身于农业事业，通过立法保护他们的利益，他致力于稳定农业经济，竭力倡导保护土壤，保护自然资源，不但通过科学手段，而且致力于从制度上保障世界粮食生产。但应指出的是，建立美国农业常平仓思想，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一直占有核心的地位。
　　与1933年农业调整法相比，1938年农业调整法在哲学思想上是个飞跃。前者曾经设计了通过减少耕地面积以限制粮食产量，从而控制农产品价格的办法，但是由于美国农场大生产的急剧膨胀，农业技术的不断进步，育种技术的开展，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施肥量的增加，粮食单产不断提高。由于粮食的价格弹性很小，同期国内农产品的消费量没有相应增加，世界市场也无法容纳更多的剩余粮食。而1933年农业调整法规定，农场主自愿参加减耕计划，也会使农民们根据个体利益最大，决定是否参加限制耕地面积的协议，因此，“一个自愿参加的计划，无论组织的如何好，是注定失败的。[15]”这也是华莱士从他1922年鼓吹限制农业产量运动失败中得到的教训，当时他已经认识到粮食过剩是造成美国农业地区贫困的直接原因，并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在《华莱士农民》（Wallace'sFarmers）杂志上提出，“少种点玉米， 多种点三叶草，钱就会多起来”（Less corn,more clover,more money），号召农场主自愿休耕土地（注：早些时候，他提出，“少种点玉米，少点工作，钱就会多起来”（Less corn,Less work,more money）。当他意识到保护土壤的重要意义后，才提出“多种点三叶草”，呼吁农民休耕土地。）。他认为粮食价格应该由实际生产成本决定，决不能任由市场决定农产品的价格，那样会导致一个活力旺盛的中产阶级农业人口无法维持[16]。实际上，华莱士从20年代起就一直在《华莱士农民》杂志上鼓吹“常平仓”制度，以解决美国农产品过剩问题[17]，Blum也认为，华莱士很早就有了建立美国“常平仓”的想法，但是在1938年以前他一直没有机会实现这一理想。[18]
　　从1938年农业调整法开始，美国政府开始通过控制剩余农产品的数量，实现农产品价格的稳定，把粮食产量的波动问题由国家加以解决。在丰收年，国家协助农民把多余的粮食存储起来，到了歉收年景，再拿出来补足正常供应不足部分，这样做既保证了粮食价格的不致大幅波动，还稳定了粮食生产，避免更大波动（实际上，当代农业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理论——蛛网模型指出，当农产品供给弹性的绝对值总是大于需求弹性的绝对值时，就会出现永远达不到均衡价格的情况，即价格波动幅度越来越大，这样就需要政府出面干预，这个思想也是在30年代提出的），当然，在美国资本主义大农业生产条件下，这项制度主要是解决粮食价格问题，达到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平价，提高农场主购买力，拯救大萧条中的美国经济。其思想实质与中国的常平仓思想是一致的。
　　1938年农业调整法除了永久性地保留1936年《土壤保护和国内农作物种植分配法》的土壤保护原则（注：这里可以看出华莱士的农业政策思想是有连续性的，1936年《土壤保护和国内农作物种植分配法》直接继承了1935年《土壤保持法》（The Soil Conservation Act of　1935）。），主要包含以下内容：（1 ）继续对农产品实行全面的价格支持；（2）授权发放无追索贷款，以建立农产品“常平仓”；（3）实施农作物保险计划；（4）建立农业实验室，开发农产品， 特别是过剩农产品的新用途，扩大农产品消费。国会在该法通过时，重申了政策目标，在可能的情况下，帮助农业生产者取得公平的价格和公平收入（注：华莱士曾经对罗斯福解释实施本法的目的：（1）资源保护（2）保证粮食供应（3）稳定农业价格。参见Higgings,1998,Part 1:7 。 ）。 纵观1938年农业调整法全文，建立农业常平仓是核心，其余的几个部分都有赖于常平仓制度的实行，如对农产品价格的全面支持和实行农作物保险计划，措施依旧是依靠建立常平仓。
　　那么什么是美国的常平仓呢？
　　1938年农业调整法规定，由国会授权，政府应按照一定的供应条件和价格条件，向广大的农场主发放无追索权的农业贷款（即农作物抵押贷款），同时政府要求农场主（主要包括玉米、小麦、棉花生产者）服从政府下达的农作物生产计划，农业部把农场主每年按计划生产的粮食的多余部分以仓储的形式储存下来，这就是华莱士倡导建立的美国“常平仓”（the Ever Normal Granary），当粮食丰收， 市场价格下跌时，农场主可以选择归还政府已经抵押的粮食，这样农场主就不亏本；当收获时，市场价格超过贷款时的价格，农民就可以在市场上出售粮食，获得一定的利润，然后归还政府贷款和利息。实质是政府变相地通过收购多余的粮食，起到维持粮食价格的作用，不致出现“谷贱伤农”。但到了歉收年景，这些存粮就可以发挥作用。这也是我国古代常平仓思想在美国的继续发展，尽管其形态是不同的，但是常平仓精神实质并未有丝毫改变。当时由于美国一直是丰收年，常平仓尚没有发挥平抑粮食价格的作用，但是在日用品领域，常平仓的作用却得到了体现[19]。
　　Higgins[15] 在谈到常平仓思想在华莱士政治和学术研究生涯中的地位时指出，“30年后，华莱士把常平仓视为‘我任农业部长最值得骄傲的行动’”。对于美国常平仓思想的渊源，华莱士个人的观点[12]是毋庸置疑的，即常平仓思想的源泉在中国（注：参见沁清，华莱士与中国农业界，农业推广通讯，6（8）：39—48,1944。 该文全面记载了华莱士在中国访问期间的讲话，几乎在各个场合他都表达了一个看法，即他的常平仓农业立法的思想渊源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古代的常平仓制度。），有不少学者[20][21][22]都认为是来自中国，或部分来自中国[1]， 也有人认为是来自于华莱士对《圣经》传说的借鉴（注：这个观点以Higgins（1998）为代表。）。
　　关于美国常平仓的中国渊源说，当时美国农业部的官员也持这个观点。如，曾经在华莱士领导下的美国农业部从事农业规划评估和规划发展工作的Louis H.Bean（注：Louise H.Bean.Reminiscence, ColumbiaOral History Collection，151。他是美国着名的新政农业经济学家之一，曾在数量经济学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Karll A.Fox， “农业经济学”，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Vol.I:A～D.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63）。原文为微缩胶卷，部分字迹已坏，文中以［］表示。）回忆说，
　　有一次，我［碰巧］发现有一些中国人到他的公寓来，提出了常平仓思想，我感到很有趣，不知道这个思想可能是从某个中国留学生的研究中得来。　它正是哥伦比亚研究中出现的那个“Constantly　　Ever-Normal Granary”（常平仓），华莱士用我们的语言称为“the　Ever-Normal Granary”（常平仓）。这是一个有趣的例子， 一个人具有某种思想，尽管有人［反］对，依然紧迫不放并接受了它。但是我相信他能作到这一点，因为在这个国家中有支持的环境。我从来不认为它是错误的思想。
　　他在此非常确切地指出美国常平仓思想来自哥伦比亚的“中国留学生的研究”，　还评价华莱士“对于一个思想”，　　尽管有人反对［opposition］仍然“接受了它”，而且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即他“从来不认为这是个错误的思想”（注：英语表达“思想”一词常用 thought, thinking, ideology和idea等词。）。 这里提到的中国留学生， 是1907年到哥伦比亚大学的陈焕章[24]，他于1911年取得了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原理”（注：陈焕章先生曾把这部巨着题名为《孔门理财学》，并准备译为汉语，但未果。本书30年代曾经在美国重新出版，并引起轰动，可见其在海外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据胡寄窗.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介绍，《美国历史评论》为此作了书评，加以宣传。）（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 ）是第一部系统总结儒家经济思想的优秀着作。这部长达700 多页的巨着当年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经济和公法丛书”之一以第64卷112 号同时在纽约和伦敦出版。
　　在此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这本曾经在海外极受关注的着作。全书除了“引言”部分，还包括消费、生产、公共财政和结论四部分内容，以9册的篇幅论述先秦以来儒家经济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 即：孔子及其学派、经济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一般经济原则、消费、生产要素、生产的各个分支、分配、社会政策以及公共财政等。值得注意的是，他把“社会政策”一册主要用于论述儒家的政治理想，如井田制、封建王朝的救荒政策，等等。其中在第30章“政府对粮食的控制”[21—p568 ～585]　　中，　　他详述了中国古籍中记载的历朝有关粮食“平价”（equalizing the price of grain）的做法。列举了《周礼》、 《管子》、范蠡和李悝的粮食论述或对粮食生产的重视，或全面重视粮食平价制度建设的事迹，认为在中国， 粮食平价的原则经李悝和孟子[ 21 —p571]鼓吹，在汉朝以“常平仓”（the Constantly Normal Granary）的制度形式固定下来。他定义“常平仓”说，“当粮食价格很低时，仓库用高于市场价格的正常价格而收购，以使农民获利；而粮食价格太高时，粮仓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正常价格出售，以使农民受益。这种仓库就叫常平仓（the Constantly Normal Granary）[21—p571]。
　　陈焕章还分析了“常平仓”的起源、理论原则、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实施的连续性等有关这套理论的各个方面，并认为这个制度在解决农业问题上的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为历朝历代中国政府所效法，他也指出，“常平仓”制度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问题，如贪官污吏趁机利用权力从百姓手里大肆聚敛粮食，而由于粮食长期堆放，管理不善，在有的年代里造成霉变和浪费等，但这些问题，并不是常平仓制度本身的不足所造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因此，执行得当总是能够避免的。总之，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常平仓制度是一项十分完美而有效的经济制度，只所以能够长期实行，也是它的有效性的反映，他对“常平仓”制度的论述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华莱士本人在读到这篇论文后，他对用“常平仓”制度来解决美国农业问题是充满信心的。因此，他最终把“常平仓”纳入美国立法，还特别指出是受到陈焕章的启发（注：Henry A.Wallace. Mr　Wallace's　speech　atthe luncheon party given by Admiral Shen,June 22,1944.载唯明编注：华莱士在华言论集（Wallace in China），重庆：世界出版社，民国33年10月，钱存训先生尝言，“常平仓”法为1933AAA所采用， “乃罗斯福新政补救，1930年代前后美国经济不景气的一种重要措施，也是中国经济制度在美国具体化的一个例证”。）。
　　再看华莱士[18—p196]在日记里是如何记录的，
　　1943年2月25日
　　蒋夫人告诉我她对农业是多么地感兴趣，她已经听总统讲，我们的农业计划部分根据的是中国哲学。然后我就告诉她我是如何从一本书，“孔子的经济原理”得到“常平仓”概念的。
　　日记里的蒋夫人就是宋美龄，1943年她曾代表蒋介石到美国筹集战款，华莱士在日记中记录了2月25 日当天她和罗斯福及华莱士的谈话内容，又一次指出了“常平仓”的来历。罗斯福同样指出，美国的农业计划部分是来自中国哲学，实际上他指的就是常平仓。
　　1944年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夕，华莱士受罗斯福总统委托，从美国经苏联西伯利亚到中国访问，在他起程来华前，他曾经专门随身带了一份陈焕章博士论文的摘要，以便到中国后进行实地考察和进一步研究中国的常平仓，他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一事实[18—p326]。
　　1944年4月29日
　　文森特，作为国务院中国事务局的局长，似乎非常高兴与我一起到中国去。他似乎在各方面都是一个很棒的人。我们讨论了此次旅行的一些细节，而且我给他了一本孔子经济学关于常平仓的中文节选。我告诉他了一些我希望在中国作演讲的，需要认真准备的东西的梗概。
　　一般而言，日记里所记述的事情都是主人真实的内心活动、想法或计划安排或作为备忘录，华莱士的日记也是一样的，“记述了他在政界发展和对政策的政治影响”[18—p24]，其可信性是不容置疑的。 那么到此我们对美国“常平仓”的中国渊源就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了。
　　现在还有一个小问题，那就是，在陈焕章的论文中“常平仓”一词用了“the Constantly Normal Granary”，而华莱士用了“the　EverNormal Granary”。实际上这两个名词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前者不如后者更美国化罢了[25]，其实质是一回事，有时华莱士也有constantlynormal granary[26—p326]。美国着名历史学家Schlesinger,Jr.[3]也曾经说，
　　他最钟情的一项计划就是提高农业生产率；另一项就是更好地使用土地。他对于利用他所谓的， 从孔子那里借来的常平仓　 （　　先是constantly normal granary，后改为ever-normal granary）消除农业剩余非常关心。
　　他的用词要比Louis Bean准确，原因在于他是历史学家，而后者只是数量经济学家，对历史名词的把握不如Schlesinger,Jr.准确。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的认识是一致的，即美国“常平仓”起源于中国，并且几乎是完全照搬，从名称到原理，并且实施的成果也是巨大的。
　　如华莱士[2]演讲辞说，
　　由于实施了这项“常平仓”计划，在1939年欧洲大战爆发时，美国已经储存了4亿浦式耳的玉米和大约2亿浦式耳小麦的额外储备。以上存放在美国“常平仓”中的巨额额外储备为美国人民提供了食物准备，其重要性不但对美国人民，而且对于交战中的盟国都是决定性的。
　　实际上，“常平仓”思想自在美国成为“具体化”的制度以后，其贡献远远超出了农业方面。Frank Kingdom[18]指出，
　　在大旱与余粮耗尽之后，华莱士于1934年建议了“常平仓”办法。……这计划可使供应和物价稳定，农民兼受其利。……
　　这一计划一直进行的很顺利。它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过剩日用品公司”，该公司在1934—1937年间，曾将价值2 亿元的几百万磅产品分配给城市与城镇救济机关。这些过剩产物如流入无管制的市场，势将迫使农产价格跌到致人贫困的水平，并将因而引起另一次萧条的重来。
　　Kingdom不但认为华莱士早于1938AAA就实行了“常平仓”办法，而且较为明确地指出，“常平仓”对于解决当时美国日用品过剩同样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Blum[18]也曾认为，华莱士在美国战时经济领域运用了“常平仓”办法解决经济危机和战争物资的短缺问题。现在“常平仓”作为华莱士两届农业部长任内的主要政绩，各界对此的看法是一致的，而且，由于这一政策的极为有效性，他多次设想并在不同场合谈到要建立世界范围内的“常平仓”，如他在1942年2月24 日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18 —p56] 中说正在进行一个“国际性的常平仓计划”。 在1946年8月2日内阁会议上，他把当时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Orr 爵士建议成立世界粮食局的想法，总结为“国际常平仓”，这与他的一贯思想是吻合的[18—p607]。
　　最后再看一下美国常平仓“《圣经》来历说”。
　　Higgins[15]和Lechtenberg[1—p225] 都曾经认为“常平仓”来自或部分来自《圣经》，如Lechtenberg着作的一个脚注说，
　　华莱士的常平仓思想，部分是从阅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的一篇孔子经济学的论文中得来的。
　　在这段文字的后面尚有另一个注解，Louis Bean，COHC，p. 150。实际上，Bean的口述史只说到“常平仓”的中国渊源[25]。
　　以下我们看《圣经》[26—p41～43]的说法：
　　过了两年，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走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法老就醒了。他又睡着了，第二回做梦，梦见一棵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醒了，不料是个梦。
　　于是，法老让约瑟给他解梦，因此他听说约瑟会解梦。约瑟说，七只好牛和七个好穗，七只丑牛和七个干穗分别是七个丰收年和七个大荒年。神要法老在埃及的丰收年时，把“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城里做食物”，以防备将要到来的七个荒年。后来治理埃及的约瑟果然遇到了七个丰收年和七个荒年，由于约瑟聚敛了埃及“七个丰收年的一切粮食，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后来，尽管“各地都有饥荒，惟独埃及全地有粮食”，“约瑟开了各地的仓，粜粮给埃及人”。可见“创世记”的42～46节无非叙述了约瑟在埃及救荒的情况，全无任何关于常平仓的联系，如果说到救荒，中国远自先秦的丰富的救荒思想的实践都是约瑟所无法比拟的[27]。
　　实质上，约瑟的所作所为只是利用积存的粮食解救饥荒，全没有任何类似我国常平仓“谷贱时增价而籴，贵时减价而粜”的基本功能，而且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圣经》的记载是一个古代的传说，缺乏真实可信的史料的记载，而我国的“常平仓”思想是一套已经非常成熟的理论体系，自从有历史文献记载以来，几乎历朝历代均有具体实施的详实记载，岂是传说所能比的？当然，也不能说《圣经》对华莱士根本没有影响，那是不现实的，因为他毕竟是在基督教文化中熏染出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事实上，华莱士本人笃信宗教终其一生，他年轻时起就试图在宗教教义中找出人生的方向，他对多种西方宗教派别都做过探索，而且东方的宗教和哲学也曾使他非常着迷，对于常平仓思想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接触的[18—p13]。 而他能够有机会领导制定美国新政农业立法，也决不至于以一个农业科学家和农业部长的身份，把一个传说视为法宝，用作制定法律的思想根据，因此“常平仓”思想的渊源也就不言而喻了。而对于何时“常平仓”思想进入美国经济制度，可以认为1933年的农业调整法部分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常平仓”思想，但正式在美国经济立法中体现这种思想是在1938年的农业调整法。
　　总之，中国古代常平仓思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华莱士，促使他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和政府要员，面对他和千百万美国人利益所在的农业的极度不景气，提出了在美国农业立法中运用并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极其重要作用，同时又为每个普通人所理解的常平仓思想，为最终解决美国农业危机和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顽强生命力。
　　［收稿日期］1999—8—24
复旦学报：社科版沪42～50D410法理学、法史学李超民20002000文章通过翔实的史料和多方论证，首次揭示了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新政期间，“常平仓”思想作为美国农业立法中《农业调整法》的思想基础之一渊源于中国。随着1938年《农业调整法》根本奠定美国当代农业立法基本框架，为解决美国农业问题发挥巨大作用，“常平仓”也作为中国古代经济制度在美国具体化的一个宝贵实例，向世人展示了几千年中国农业文明的卓越遗产对美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常平仓/新政/农业调整法/中美文化交流　　Ever　Normal　Granary/　the　New　Deal　 /　　AgriculturalAdjustment Act/Sino-American cultural exchange特别感谢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吴格研究馆员给予本研究的多方面无私支持。感谢美国University of Chicago 东亚图书馆荣退馆长钱存训先生提供Asian studies in America:　 A　historical　survey:　 A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Summer　Institute　on　Asia　StudiesUniversity of Hawaii, 1959一文，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的张海惠女士，庞瑾女士，Ohio State University 图书馆总馆的李国庆先生，Arizona StateUniversity马季伟博士，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佟屏亚先生，中国科学院空间研究中心的李宏勋提供的大量原始研究材料，没有他们的帮助就没有本研究。作者感谢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课题青年课题（JLI004号）和周松波中国经济思想史奖学金的资助。本论文为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文中观点概由本人负责。The Influence of the Idea of Ever Normal Granary on Henry　A. Wallace and the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 in the New Deal　　Li Chao-min　　Dept.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　&　Econ.,Shanghai, 200083With adequate historical data, this　author　tries　to　showthat the idea of the Ever Normal Granary in　the　AgriculturalAdjustment Act of the 1930s,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of thecurrent American agricultural legal structure,originated　fromancient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in combating the Great Depression.It serves as　an　example ofthe applic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economic system in the U. S.It also shows to the　world　thousands　of　years　the　greatinfluence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on　 thedevelopment of American economic thought.李超民，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系，上海　200083　　李超民（1963—　），男，河南偃师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系博士研究生，从事经济思想史研究。 作者：复旦学报：社科版沪42～50D410法理学、法史学李超民20002000文章通过翔实的史料和多方论证，首次揭示了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新政期间，“常平仓”思想作为美国农业立法中《农业调整法》的思想基础之一渊源于中国。随着1938年《农业调整法》根本奠定美国当代农业立法基本框架，为解决美国农业问题发挥巨大作用，“常平仓”也作为中国古代经济制度在美国具体化的一个宝贵实例，向世人展示了几千年中国农业文明的卓越遗产对美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常平仓/新政/农业调整法/中美文化交流　　Ever　Normal　Granary/　the　New　Deal　 /　　AgriculturalAdjustment Act/Sino-American cultural exchange特别感谢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吴格研究馆员给予本研究的多方面无私支持。感谢美国University of Chicago 东亚图书馆荣退馆长钱存训先生提供Asian studies in America:　 A　historical　survey:　 A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Summer　Institute　on　Asia　StudiesUniversity of Hawaii, 1959一文，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的张海惠女士，庞瑾女士，Ohio State University 图书馆总馆的李国庆先生，Arizona StateUniversity马季伟博士，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佟屏亚先生，中国科学院空间研究中心的李宏勋提供的大量原始研究材料，没有他们的帮助就没有本研究。作者感谢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课题青年课题（JLI004号）和周松波中国经济思想史奖学金的资助。本论文为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文中观点概由本人负责。

网载 2013-09-10 21:2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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