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动态] 毛泽东：真实的故事序

簡體傳統

序

绪论

神话与事实

　　历史人物应该有客观的传记。可是，即使在最佳状况下要写出这样一本传记，挑战也很大。传记作家必须探索似乎没完没了的已出版和未出版的数据源（经常涉及多种语文）、翻遍无数档案的内容、筛析真相事实和谣言虚假、在公开角色与私下角色之间找出平衡，判断传主一生的智愚。传主若是死守秘密的封闭社会领导人，困难度更要加倍。要为现代中国的创建人MZD写传，尤其如此。但是，现在距他在一九七六年去世已经三十五载，中国已发表重要的新文件，我们又可独家取得前苏联的重要档案，因此对于现代史上这位最重要的中国领导人已经可以得出更清晰、更精细、更完整的图像。这是这本传记的目标。

　　其实，自从一九三六年七月，美国新闻记者艾德加‧史诺（Edgar Snow）首度写下MZD的生平故事以来，MZD已是无数西方文字写作的传记之主角。一年之后，史诺以这篇故事为中心写成《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China），这本影响历史深远的书迄今仍在印行。从西方文字写作的MZD传记脉络而言—我们写的这本传记很显然不合这个脉络—很值得说明为什么这个游击队头目转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会和这位年轻的美国记者会面。

　　史诺在一九三○年代中期已是知名的新闻记者，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极端同情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他的文章散见于《纽约前锋论坛报》（New YorkHerald Tribune）、《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s）、《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Evening Post）等主流媒体，享有思想独立的声誉，并不像在中国的其他左翼记者那样公开夸耀他们的亲共观点。

　　也正由于这份声誉，吸引了MZD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注意。他们打算利用这个三十一岁的美国人改善他们的公共形象、扩张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史诺也有他本身的理由要找MZD。他是个雄心勃勃的记者，有追求重大新闻的本能，当然不放过可以轰动四方的独家报导的机会。两个人都想利用对方。史诺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三日抵达陕北的保安，两天前MZD才在这个边区荒城扎营。MZD正在躲避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委员长的追剿，国军已经痛击中国红军。

　　MZD同意接受史诺一系列访谈；访谈中，他首先详细叙述童年身世及青少年时期的故事，然后才畅述他作为共产党革命家的事业。共产党挑选史诺是个很聪明的决定。这个容易受感动的美国人把MZD看成明智的圣哲之君、相貌像林肯、聪明、和气、有自信。两人一连多日在窑洞里秉烛夜谈，史诺拚命在笔记本上记下MZD的独白，很快就成为MZD的记录员、而不是有判断力的记者。任务一完成，史诺带着宝贵的笔记回北平，开始整理文稿，写成《红星照耀中国》。

　　果如MZD和史诺所希望，《红星照耀中国》大为轰动，西方国家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左翼人士尤其喜欢它。它把MZD细腻地描绘成罗曼蒂克的革命家，在已经对日益专制、一板正经的蒋介石失去信心的西方读者心目中，触动同情的神经。史诺这本开路先锋作品替日后许多同样或甚至更同情MZD的作者所写的传记定了调。日后的着作和史诺的书只有一个重点完全不同。史诺认为MZD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忠实的信徒，其余作家则认为早在一九三○年代末期，MZD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已变得威权专制且自力更生。根据这一派观点，MZD身为独立自主的思想家和主角，基本上已和莫斯科保持距离，不像在党内斗争中败给他的那些死守教条的中国斯大林派。MZD有骨气，是真正的中国革命家，不是斯大林（J. Stalin）的跟班。这正是想向美国读者解释中国革命的作者，觉得MZD有魅力的特征。

　　早在一九四○年代末期、一九五○年代初期，费正清（John KingFairbank）、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布兰德（Conrad Brandt）和诺斯（Robert North）等美国中国事务专家，就举MZD和斯大林的关系、以及他对中国的观点为例，提出他自有一套「独立」见解的说法。这套说法日后成为经典之论。他们写说，斯大林不信任MZD，认为他是「农民民族主义者」、不是共产主义者。甚且，MZD领导下的中国农村革命情势上涨，正足以证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具有「历史角色」的观点，乃是错误的。中国的「农民革命」乃是后殖民世界全面农民革命这个戏剧化时代的序幕。苏共和中共在一九六○年代初期分裂之后，俄国和中国学者也接受同样的思路。

　　同时，MZD也摇身一变，从脚踏实地的革命家变成一九六○年代某位传记作家笔下的「蓝蚂蚁的皇帝」（指的是中国人全都穿蓝色衣服）。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MZD迁入从前皇室居住的北京紫禁城。往后几年，除了亲近同事和随从人员，别人愈来愈不容易接触到他。每次公开露面，事先必经仔细规划；接受访问和公开讲话也愈来愈深奥难解。MZD在世时出版的西方语文传记，包括着名的中国事务学者施兰姆（Stuart R.Schram）一九六七年推出的最佳巨作在内，大体上依据的都是中国共产党已发表的文件；MZD发表的文章、讲词和声明；和MZD晤谈过的外国访客之印象；少数政治上的熟人和敌人的回忆录；以及各种零散的数据。MZD具有独立性、能够有创意地把马克思主义调适进中国的环境，一直都是中心论述。

　　乍看之下，这个论述颇有根据。直到一九四九年底，MZD从来没去过莫斯科，斯大林也完全不认识他。同时，称MZD是「反列宁主义」、指控他犯了「托洛茨基主义」这项滔天大罪的负面报导，不时从中共党内外消息管道传到莫斯科。因此，赫鲁晓夫（N. S.Khrushchev）说斯大林认为MZD是「住窑洞的马克思主义者」，显然也合乎逻辑。一九五○年代末期，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谴责斯大林主义之后，MZD本人也经常回忆说，他意识到斯大林不相信他。

　　然而，仔细检视之后，关于MZD和斯大林、苏联关系的这类定论，其实并不正确。事实上，近来出现的苏联和中国档案透露，MZD是斯大林忠实的追随者，按捺着性子向他的主子一再表示效忠，直到斯大林过世之后，才敢脱离苏联模式。

　　这一项揭露是值得彻底再评价MZD的许多原因之一。真相早就躺在中国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CommunistInternational, Comintern）的秘密档案中。直到最近，这些档案才全部或局部公开。关于MZD政策、观点和私生活有许多新揭秘，最有趣的部分包含在莫斯科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党部档案室有关MZD及其敌人、友人未出版的文件当中。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不久就开始组织这个档案室。打从一开始，它的主要职责就不只限于搜集与布尔什维克党史有关的文件，也负责搜集与国际劳工及共产主义运动史有关的文件。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它所有的文件数据全部移交给中央党部档案室。一九五○年代，共产情报局（CommunistInformation Bureau, Cominform）的档案也都存放到那里。最后，一九九九年六月，前共产主义青年团档案也并入这个搜藏。今天，这些整合起来的档案被称为「俄罗斯社会暨政治史国家档案」（Russian StateArchive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稍微介绍一下这些档案的内容，就可以知道它们是我们写这本MZD传记努力挖掘新数据的重要来源。

　　第一，它们是全世界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苏联共产党党史文件最大的搜藏所。它们搜藏大约两百万份书面文件、一万二千一百零五份照片材料和一百九十五部纪录像片，分为六百六十九个主题。档案的核心部分是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十分丰富的文件。它们包括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卷宗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各种账册及财务收据；共产国际和布尔什维克党给中国的指令；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L. Trotsky）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文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派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秘密报告；许多重要的中国革命家之相关个人资料。

　　有关中国共一产一党人私人文件的搜藏，特别有意思。不像其他许多档案材料，即使在一九九○年代初期叶尔辛（B. Yeltsin）意识型态「解冻」的短暂时期，这些文件也不开放给大多数学者。它们一直锁在档案室的最高机密部门。即使今天民众要借阅这些档案也受到高度限制。只有本书作者之一潘佐夫（Alexander V.Pantsov）等极少数专家，才获准借阅这些材料，而且因与馆方人士及当今俄罗斯学者私交甚笃才能够持续接触到它们。这些管制材料包括三千三百二十八个卷档，有MZD、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王明和其他许多中共高阶党员的相关资料。

　　有关MZD的卷档最令人叹为观止。它包括十五卷非常独特的文件，有他的政治报告；私人信件；MZD和斯大林、斯大林和周恩来、MZD和赫鲁晓夫的会谈速记记录；由苏联医生汇整的MZD病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和共产国际特务的秘密报告；有关MZD妻儿子女的个人资料，包括早先大家都不知道的第九个小孩在莫斯科出生的证明；由他在中共党内政敌执笔控诉他的报告；还有许多苏联大使馆和KGB特务从一九五○年代末期至一九七○年代初期就中国政治局势呈报的密电。我们是首开记录可以利用所有这些材料的MZD传记作者—这些材料在重新评价MZD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时，乃是无价之宝。

　　补充这些俄罗斯及中国档案的是近年来在中国出版的许多传记材料、回忆录和手册。其中有MZD的秘书、情妇、亲友故旧的回忆录和日记，全都有助于我们重新解读MZD的一生。同样重要的是北京中共中央委员会持有的一批受到严格管制的文件，这些档案近来因中国历史学者的努力而为人所知。档案内括十三册的MZD手稿集，时间上溯至中共建党之始。另外有七册韶山的MZD家族年谱、MZD的私下谈话记录、MZD之前不为人知的草稿、演讲稿、建议、评论、笔记及诗词。

　　我们这本MZD传记是根据以上所有这些独特档案及最新出现的文件，再加上许多熟悉MZD的人士之访谈录所写成。因此，它的数据最新。近来张戎和哈利戴（Jon Halliday）着作的《MZD：鲜为人知的故事》（Mao: TheUnknown Story）遭学术界批评，指它不可靠、判断歪曲。我们设法避免这些缺陷，比其他任何传记作者更仔细地、严谨地采用广泛的数据源，审慎评估证据，提出不受政治考虑影响的坚实、有力的判断。这种冷静的态度使我们可以呈现出这位伟大的舵手之多样性面貌—是革命家、也是暴君；是诗人、也是专制者；是哲学家、也是政客；既为人夫、又四处留情。我们展现出MZD既非圣人、也非恶魔，只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的确尽全力要为国家带来繁荣，并争取国际尊敬。可是他犯了不少过错，自陷于政治和意识型态乌托邦的死巷，并且沉浸在个人崇拜之中，身边簇拥着一堆阿谀谄媚的廷臣。

　　毫无疑问，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乌托邦者之一，但是他和列宁、斯大林不同的是，他不仅是个政治冒险家，也是个民族革命家。他不仅推动激进的经济、社会改革，也在原本半殖民地的中国完成民族革命，并且统一了深陷内战的中国大陆。原本被先进的西方世界及日本所鄙视的中国及中国人民，在MZD手中争回了世界的尊敬。可是，他的国内政策造成全国大悲剧，数千万人断送了性命。

　　我们也试图写出一个有血有肉、有趣的人的故事，花了相当篇幅讲述MZD的性格、个人及家庭生活，以及他的政治和军事领导。本书有许多摘自回忆录和访谈录的有趣故事，呈现MZD为人子、人夫、人父、朋友、情人，以及战略家、理论家、政治家和政治斗士的诸多面貌。我们从许多角度展现MZD也有七情六欲，会陷入深邃的忧郁，也会有飞涨的激愤，是个有强大意志力和野心的人物，在他担任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时，实际上获得无限制的权力。我们的目标是画出鲜活的图像，希望能使对MZD和中国所知不多的读者有兴趣一读。我们也试图描述MZD所遇到的五光十色的众多人物，以及他在中国居住、念书、工作和休憩的地方，从他出生地韶山冲到过得有如皇帝的紫禁城都会提到。我们这本书透过它最重要的领导人叙述现代中国的历史，试图传递中国的感受、气味和感触。

　　我们的研究也发现许多有关MZD生平的惊人的新事实，需要修正我们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以及特别是MZD本人的既有的共同认识。根据广泛的研究，我们记载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建党至一九五○年代初期持续依赖莫斯科财务支持。仔细注意MZD的一生，我们发现只有考虑到它持续依赖莫斯科对它下达权威的政策指导和指令，才能理解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有关张国焘、周恩来、刘少奇、蔡和森、瞿秋白、邓中夏、王若飞、陈云、李立三、高岗、俞秀松及其他人的档案材料也显示，中共依然听命于斯大林及其副手，他们不但控制共产国际，手上也掌握着中共领导人的命运。我们从中共主要人物因为所谓的错误或「托派活动」被迫接受无数的、羞辱性的盘问及自我批判，可以看到这一点。甚至，还有证据显示斯大林在一九三八年考虑公审周恩来、刘少奇、康生、陈云、李立三及其他人在内的共产国际官员。如果不是他放弃这个计划，许多中共领导人或许就成为他的枪下幽魂。不过，有些文件显示，他谋杀了大多数中共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代表团人员（举行时间为一九三五年七月至八月）。

　　斯大林没把MZD列入「黑名单」。斯大林本人及共产国际的确协助MZD在中共党内崛起掌权。其实，MZD并不像东德的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Ulbricht）、保加利亚的托多尔‧日夫可夫（Todor Zhivkov）或依附于莫斯科的其他中欧、东欧共产党领导人，但是我们不再有怀疑，他的确忠于斯大林，向斯大林寻求指导与支持（我们谈到MZD、斯大林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年一月的会谈，就会透露这方面的内情。同样有密切关系的是，我们会叙述韩战期间MZD和斯大林局促不安的关系。斯大林并没有打算统一韩国，而是设法让美国不只和北韩交战，也和中国冲突，希望藉此削弱美国。斯大林企图进而在全球搧风点火掀起革命）。一直要到斯大林于一九五三年三月去世之后，MZD才开始与苏联领导人保持距离。他觉得赫鲁晓夫是不值得信任的小丑，刻意蔑视他。我们会显示MZD和赫鲁晓夫个人不和，是中、苏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到了一九六○年代末期，中、苏交恶已升高到一个程度，却经常被低估。依据前苏联的秘密档案，我们显示在一九六○年代末期，中、苏关系已紧绷到苏联领导人甚至开始考虑武装介入中国事务，例如针对中国的工业重镇发动原子攻击或炸毁中国的原子基地。

　　我们也试图呈现年迈的MZD于一九五○年代末期至一九七六年九月去世这段期间一个鲜明、客观的图像。这段期间，MZD发动大跃进（一九五八至六一年）和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至七六年），企图大胆依循独特的毛式社会主义路线改造中国社会，却造成极大规模的悲剧。这些事件全都根据新的档案材料检视，目的是指出其狂妄的目标和中共高级领导人彼此之间的权力斗争；MZD因为上了年纪，对他们日益疑神疑鬼，技巧地加以操纵以遂其目的。

　　和传统观点不同的是，我们显示文化大革命不只是MZD最后的夺权斗争，而且是非常不幸、有许多严重瑕疵想达成其乌托邦理想—要在新的理想社会建立新的理想公民—的努力。到了一九六○年代中期，MZD认为社会主义重建社会政治关系还不够。即使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人还是有惰性、自私自利。每个人都会潜藏贪婪的自我，梦想重回资本主义。因此，如果听任发展，即使共产党本身也会堕落。他因此得到一个信念：若不先捣毁中国文化里的旧传统价值，就不可能建立共产主义。然而，他显然低估了人性。这个误判不仅造成文化大革命失败，也使MZD主义的计划全盘破灭。MZD所拟想的粗糙的威权专制共产主义制度、一个严厉统制的社会，随着MZD本人去世也埋入地下。

　　总结而言，身为历史学者，我们的职责不在责备或赞颂MZD。我们给自己订的职责是，尽最大努力详细地呈现二十世纪一位最有权有势的政治领袖。我们希望本书有助于读者对MZD、对他所生长的时代和国家、对他所创造的中国，有更深入、更正确的了解。

内容试阅

第二十九章
思想大解放

一九五六年发生另一件事，大大震撼了中国和全世界。二月二十五日，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发表报告，谴责斯大林搞个人崇拜。这位已故的独裁者被控诉多项罪行。赫鲁晓夫强调，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犯了严重错误，违反集体领导的原则，并且建立个人独裁。他谈起斯大林在民族问题及农业政策上犯的错误，也谈他在苏联国际关系上犯的错误。然而，他没有提到斯大林不信任MZD；赫鲁晓夫倒是提到斯大林对待狄托犯了错误。

MZD没有出席这次苏共全代会。朱德、邓小平及其他人员代表中国共产党与会，他们将这个惊天动地的新闻回报给毛主席。MZD也大吃一惊。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才发贺电给苏共二十次大会，照例歌颂已经去世的斯大林。贺电提到「列宁创造、斯大林养大的所向无敌的苏联共产党」。朱德也极为尴尬，他在大会主席台上才宣读贺电，全场掌声如雷。赫鲁晓夫这番话给人的印象是，他根本不管他的讲话会在共产世界引起什么回响。他甚至没把报告书交给外国的共产党过目。MZD必须靠新华社译自《纽约时报》三月十日刊登的全文，才得知个中内容。赫鲁晓夫只顾着解决自己的问题。换句话说，在谴责斯大林主义时，这位苏联新领导人的行径与斯大林无异，一点儿都不怀疑莫斯科所有的卫星附庸国家会照单全收克里姆林宫所讲的一切。他们曾经在一九三九年接受令人难以置信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即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完全翻转了苏联与希特勒德国的关系，而今他们也将接受斯大林被批判。

然而，经过一番思索，MZD压抑下原先不痛快的感觉。姑且不论其他，批判克里姆林宫前独裁者使他彻底解脱。赫鲁晓夫于一九五四年到访所开始的过程，现在达到它合逻辑的结尾。隔了一阵子，赫鲁晓夫送来了官方正式消息，MZD注意到这个拆卸斯大林神坛的苏联首脑并没有百分之百的自信。他很明显试图争取MZD的赞同。MZD为此甚爽；它证实了他原先对赫鲁晓夫的印象；赫鲁晓夫是个软弱的伙伴。这个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在私函中告诉MZD，苏共通过了有关斯大林的决议之外，又提议协助中国兴建五十一个军事项目和三个科学研究机构。他也表示愿意与中国合作，兴建一条连接新疆乌鲁木齐到中苏边境的铁路。换句话说，赫鲁晓夫企图争取MZD。一九五六年四月七日，赫鲁晓夫的个人代表米高扬和中方签署了一份苏联援助兴建五十五个新工业设施（包含制造火箭和原子武器的工厂）的协议。

这一切激烈地改变了中、苏关系之间的力量均衡。从现在起，MZD不再需要仰事苏联，觉得必须抄袭苏联的经验。如果说他在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初推动类似苏联的斯大林式集体化时，只敢要求以比苏联更快的步调进行，现在他完全可以摸索自己的发展路径。他甚至可以试图赶上、并超越苏联，把中国打造成最强大的工业强国。

他搞懂了赫鲁晓夫的报告之后，于三月三十一日邀请回莫斯科出席苏共二十大、而今回到任所的苏联驻北京大使尤金过来一谈。尤金本人也想要见MZD。赫鲁晓夫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要求尤金大使求见。然而，MZD以生病为托辞，让尤金等了一段时候才终于答应见他。两人谈了三个小时。MZD精神十分亢奋，尽管话题严肃，他却谈笑风生。他希望给人的印象是，他的人生阅历丰富，智慧深邃，能够安然笑看世界风云变色。然而，很显然他无法坦然讨论斯大林这个话题。

他先开口告诉尤金，他认为已逝的导师「毫无疑问……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优秀忠诚的革命家」。据尤金的说法，MZD同时也说「（苏共二十大）代表大会的文件使他印象深刻」。MZD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和代表大会后所造成的气氛，也会帮助他们广开言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不能先说话的」。

MZD很清楚他在说什么。我们已经看到，在中国共一产一主一义运动的整个历史当中，它的领导人，包括MZD在内，几乎无可避免地在意识型态、组织和政治上，都得依赖莫斯科。虽然MZD心知肚明斯大林的奸诈阴狠，现在他一死，自己可以感到轻松，可是他无法公开批评他的「领袖和导师」。没错，他并不清楚斯大林阴狠的全貌。例如，他并不晓得这个克里姆林宫独裁者在一九三八年曾经计划，针对共产国际官员发动大规模政治审判。斯大林在思索要斗争哪些人时，一度把周恩来、刘少奇、康生、陈云、李立三、张闻天、王稼祥、任弼时、邓发、吴玉章、杨尚昆、董必武，甚至一九三五年已被国民党处决的瞿秋白，都列入黑名单。内务人民委员部调查员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郎方（AleksandrIvanovich Langfang）对一九三八年三月被捕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人事部官员郭绍棠动刑，逼得他攀咬出上述这些人。我们不用怀疑，郎方不会自己主动去做这件事。

斯大林打算在已经进行过的齐诺维也夫和卡门涅夫案（Zinoviev andKamenev）、拉狄克和皮亚塔可夫案（Radek andPiatakov），以及布哈林和莱可夫案（Bukharin andRykov）这三大案之外，再于一九三八年春末针对共产国际官员发动公审。这一次主要对象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约瑟夫‧帕特尼斯基。其他目标还有共产国际执委会官员贝拉‧孔（Bela Kun）和威廉‧柯诺宁（Wilhelm Knorin），至于上述中方人士只是配角。决定逮捕大批共产国际官员是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定案。五月二十六日子夜一点钟，季米特洛夫被请到人民委员叶佐夫办公室；叶佐夫告诉他说：「共产国际里潜伏了重要间谍。」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和一九三八年初，开始动手抓人；可是在莫斯科工作的中国人大部分没被抓。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如此，但是若非斯大林放弃他的计划，很有可能许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会遭到他的毒手。他没有把MZD列在「黑名单」上，但是又有谁真知道他究竟有多少份整肃名单呢？

MZD并不晓得有这么一件胎死腹中的整肃计划，他和尤金大使的谈话，大部分集中在斯大林对中国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有哪些政策错误。他提到他和斯大林历年交往过程遭遇到哪些羞辱。最后，他告诉尤金，《人民日报》即将发表社论谈苏联个人崇拜的问题。

这篇社论由陈伯达执笔，经过MZD本人及其他几个人（其中只有少数是政治局委员）润饰，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它的标题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由于它的读者对象是广大民众，它并没有对前共产主义偶像做出不平常的批评。中共领导人，尤其是MZD，并不希望有任何人打起反斯大林的旗帜来反对他们的独裁专政。四月二十八日，MZD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中承认，「我们并不打算把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干的坏事统统向群众揭露」。现在，MZD也不想透露他本身寻求自己的发展路径的计划。斯大林的功过被定为七三开，但是苏联还是被称颂能够「无私地批评︙︙过去犯的错误」。

次日，MZD接见赫鲁晓夫的私人代表米高扬时，又提到这个话题。米高扬是在四月六日来中国访问两天。根据社论精神，MZD花了不少时间批评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犯下的「严重错误」；可是他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米高扬在回话时，邀请MZD到莫斯科访问。MZD问说：「去干嘛？」米高扬不正面回答，只说：「总会有事的。」MZD很不爽米高扬一副家长口吻。

五月一日，天安门广场照例举行五一劳动节大游行，游行队伍和去年一样，高举着斯大林的巨幅人头照。全中国各城市的游行亦莫不如此。次日，MZD主动拜访尤金。根据苏联外交官康士坦丁‧克鲁提可夫（KonstantinKrutikov）的回忆，MZD再次表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斯大林「功过」的立场；可是他又提到上次和米高扬谈话之后，「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斯大林不信任他︙︙很显然，斯大林认为即使他最亲近的副手伏洛希罗夫、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根本比不上外国的受提携者。」可是，他拜访尤金另有目的。MZD是来表达他不同意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中的一些立场。赫鲁晓夫提到「两种制度和平共处」和「现阶段防止战争的可能性」，他不能苟同。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已悄悄表示，它不能同意同一份报告中有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理论。《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九日有一篇文章谈论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这个主张即被刻意忽视。

MZD决定也要对「和平共处」表达他的观点。他采取非常迂回的方式，不直接攻击。他告诉尤金大使，三国时期（公元二二○年至二八○年），由于年年征战，中国人口减少了四千万人，而在唐玄宗时期，安禄山作乱（公元七五五年至七六三年），人口减少得更厉害。他的意思是用不着害怕和帝国主义发生核子战争。即使帝国主义者能占领苏联的欧洲部分和中国的沿海省份，社会主义最后仍会胜利。他的结论是，帝国主义只是「纸老虎」。不知什么原因，他很喜欢「纸老虎」这个字词，在几个不同场合使用过，甚至还开玩笑地称江青为「纸老虎」。这一次，他只是迂回地重述他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底与芬兰驻中国大使卡尔—久翰‧孙士敦（Carl-JohanSundstrom）所说过的话。当时他说：「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我国有六亿人口，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美国如果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算它要打八年或十年吧，其结果是美国和英国及其他帮凶国家的统治阶级要被扫光，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要变成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他们发动战争愈早，他们在地球上被消灭也就愈早。

就在最近，即四月底，MZD在为期四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一项不寻常的讲话。四月二十五日的这项讲话，题目是〈论十大关系〉，它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基本上，这项讲话代表MZD整个世界观的重大转折，反映中国共产党思想正在解放的新气氛。它界定了党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政策，这条路将不同于苏联模式。首先，毛主席痛批苏联经验，公开主张党要走新路径：「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显然他已经开始重新检讨斯大林主义模式，觉得它不够激进，而且苏联的发展步调太慢。

MZD没有提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的详尽计划；然而，他指示一些策略元素，强调需要遵循「多、快、好、省」的原则。他心中盘算的是：大幅提升对轻工业及农业的资本投资，快速开发内地省份，减少在国防部门的投资，以及加速整体经济建设。MZD也谈到加强对工作的精神、而非物质鼓励，减少集中化官僚管理下的经济范围，并且开发相对自主的生产基地。他没有隐瞒新策略和苏联策略之间的差异：「我们必须以分析、批判的眼光学习，我们不能囫囵吞枣抄袭、机械地移植……有些人从来懒得分析，只知「跟风」。今天若吹北风〔即苏联〕，他们就加入「北风」派……如果每句话都奉行、即使是马克思说的话，一定大乱……我们若是已经清楚明白，我们就不能每个细节都学别人……苏联有许多人很自负、很傲慢。」

MZD的讲话稿当时没发表，一点儿也不奇怪。毛主席不只是公开批评苏联。他的想法与中国许多领导人的想法南辕北辙。后者包括刘少奇、周恩来c和陈云。邓小平也不了解他的想法。譬如，一九五六年四月底政治局扩大会议上，MZD主张增加人民币二十亿元的资本建设，周恩来就公开和他争辩。周恩来认为，这样做就会很难供应基本必需品给老百姓，会导致城市人口异常大增。MZD被这个主张刺痛，五月二日他把他的新主意又向最高国务会议成员提出来。

在这个情况下，中共中央觉得有必要派发MZD四月二十五日的讲话稿，但只发给党的高阶及中阶干部。这时候，周恩来、陈云和其他经济专家忙着起草第二个五年计划，他们没有完全理解MZD的非正统想法。基本上，他们没理睬他。刘少奇和邓小平也是如此。他们全都忙着日常的党、政工作，没有时间与「伟大的理论家」进一步讨论他的新构想。

MZD很生气，他提的构想竟然没人闻问。一九五六年中期，他从北京飞往广州视察，希望能像以前一样取得地方干部的支持。当时天气非常热，广东人饱受蚊蝇肆虐之苦。MZD居停的住处没有冷气机，可是他并不急着回北京。他必须解决一大堆问题、接见许多人、评估他们的想法、争取他们支持他和「死硬的温和派」继续斗争。这些「温和派」利用主席不在家，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批评「保守主义」和「急躁情绪」。MZD的反应却十分孩子气，他说：「我才不读它。我干嘛要读他们骂我的文章？」

他对这些完全缺乏「勇气与决心」，「仍有奴隶心态的殭尸」感到疲倦。不，他必须向他们展现他比全部人加起来都还有力量。

他决定要实现旧梦，游渡三江：广州的珠江、长沙的湘江，和武汉的长江。他的确是个游泳健将，但是他的想法也的确很荒谬。这三条河流都宽得不得了，长江更有许多漩涡和急流。但是想让他改变主意根本就是浪费时间。一九五六年五月底，他跳进水面宽逾一点五英里的、污浊的珠江。职责在身、必须陪他下水的医生说：「水可真脏，水色污浊，偶尔有粪便从身旁流过。毛躺在水中，大肚子成了一个气箱，全身松弛，两腿微曲，彷佛睡在沙发上。他随水流漂浮，只有时用手臂打水，或摆动两腿。」这次在珠江口漂浮了将近两小时，超过六英里。不久之后，他离开广州，前往长沙，两次游渡一英里宽的湘江，湘江的水也没比珠江干净。MZD高兴得不得了。他大声喧嚷：「湘江太窄，游长江去。」

MZD终于在六月初抵达武汉。很快地，在四十多个卫士簇拥下，他来到这条大河岸边。当然，他没办法游渡长江；那会是愚蠢之举。水流力量极大，MZD只是顺流漂浮而下，和珠江一样；这次漂流超过十八英里。MZD高兴得无以言宣，新闻记者也准备好了，立刻向全国发布「我们敬爱的舵手」勇敢征服长江的「好」消息。MZD在武汉逗留那几天，在长江游水三次。他后来热切地说：「事情就怕认真对待。认真准备，事无不成。」我们晓得，他心里念兹在兹的就是政治局里的「温和派」。

可是，新的一桩失望在北京等着他。政治局里的「温和派」正在紧锣密鼓筹备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把个人崇拜问题放到议程上。北京的气氛十分紧绷，MZD暂时不去碰党务，躲到黄海边安静的度假小城北戴河避暑。他可能心里想：「你们想逞能呀？请便。大家走着瞧！」他又玩起他钟爱的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夏末，他向左右宣布，基于「健康」原因，他打算交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位，只保留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一职。

刘少奇和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不希望冷落MZD，也赶到北戴河去。主席一直都是他们的领袖。他们只希望有些集体领导权。可是这也正是MZD所不能同意的。他认为，赫鲁晓夫的融化不仅威胁中国，也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大业，后果如何尚不可预料，中国共产党比以往更迫切需要团结在他四周。

中共八大就在这两种观点对立冲突的背景下召开。正式会议是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召开。一千零二十六位党代表和一百零七位候补代表，代表将近一千一百七十三万名党员出席会议。但是，正式会议之前，从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十二日还有闭门讨论（所谓的预备会）。在这些讨论中，敲定了大会的一切基本决策。代表们在闭门会议中讨论及通过所有的决议，以及所有的基本报告和讲话的文本。他们也要解决人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