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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马玉芝）
　　　　一、追求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剧作家孙德民，六十年代初毕业于河北大学中文系，后又于南开大学进修文艺理论，之后，便主动申请回乡，在河北省承德话剧团工作至今。他的剧作生涯由１９６８年起步，与人合作《虎山行》、修改剧本《青松岭》是他剧作的发端。《千秋大业》（１９７５年）、《对峰山》（１９７６年）、《飞水滩》（１９７８年）是他主创和独立创作的头几部作品；接着，《懿贵妃》（１９８２年）、《班禅东行》（１９８６年）、《女人》（１９９０年）、《十三世达赖喇嘛》（１９９３年）等十几部作品相继问世，并创作影视作品３０余部集。其代表作《懿贵妃》、《班禅东行》、《女人》、《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国家、华北区及河北省各种戏剧颁奖活动中频频获大奖，使孙德民本人和承德话剧团声名远播。
　　孙德民的剧作自《飞水滩》开始就受到了广泛关注，并获奖励。其艺术上的成熟是迅速的。他的剧作大致可划归两种题材，即现实题材与历史题材，现实题材又可细分为农村题材和行业题材两种。在从事创作的六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２０多年里，孙德民始终忠实于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始终规循于中国话剧传统，创作的兴奋点始终置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重要方面，以历史的、现实的、批判的目光，向生命的个性、社会性及其存在状态投去一份深沉的关注。他的成熟与超越也始终不曾脱离这一根基。
　　如果说孙德民早期作品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主要基于传统的话，那么，他后来作品的现实主义则是出于自觉。现实主义具有强烈的理性品格，又兼有理想的色彩，它必然会成为孙德民剧作探求真理、探求人生的自觉选择。
　　在１９８０年之后，孙德民又经历了一个改编与创作并行的时期。其改编作品有：根据浩然长篇小说《男婚女嫁》改编的《嫁不出去的女儿》；根据同名电影文学剧本改编的《神秘的大佛》、《怪影》；根据古华的中篇小说《浮屠岭》改编的《愿望》；根据浩然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苍生》。这些作品的原作就都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孙德民最初改编的《嫁不出去的女儿》、《神秘的大佛》、《怪影》等作品，主要着眼于大众所喜爱的生动有趣的情节内容，初步尝试了创作改编的甘苦，并从中得到设置人物、构思情节、结构全局等艺术手法上的滋养。改编古华的《浮屠岭》和浩然的《苍生》，则是由于这两部作品最能引起他心灵上探索人生、追求真理的共鸣。孙德民把改编过程作为自己接受原作又使原作接纳自己的过程。这些剧作，站在他人肩上，达到了思想和艺术上的较高品位，使孙德民剧作得到了一次次提升。随之，便有了最近１０余年质与量并进的创作实践，其代表作《懿贵妃》、《班禅东行》、《女人》、《十三世达赖喇嘛》就都产生于这一时期。
　　　　二、追求崇高的创作主题
　　马克思主义美学认为，崇高是一种由人的审美感多种多样地反映出来的客观世界的审美属性。孙德民剧作，就集中表现了以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及塞北农村为轴心的文化内容和以崇高为主旨的主题思想。
　　剧作主题的涵义是极其丰富的，社会、生活、生命的任何要义，都可以成为戏剧的主题；主题的思想倾向也是极为复杂的，古今中外任何生命哲学、历史哲学都可以其理性化的方式作为戏剧的主题。孙德民的剧作创作过程，往往是他活跃的思想被生活的火花点燃，激发他对崇高这一审美理想的深入探求和创作欲望，进而再到生活中去，去认识人的实践活动，去发现主题的艺术意义，发现人物与主题相辅相成的逻辑关系，从而赋予人物以坚实的思想意义。他的历史题材作品多是出于对某一历史人物或事件的部分了解，靠艺术的直觉再去挖掘和积累，构思剧作。他面对的是千头万绪、支离破碎的史料，是完全“死”的东西。要塑造出鲜活的艺术生命难度是很大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孙德民的历史剧多以人物经历、历史事件为贯穿，以现实烛照历史，从而展示出历史文化的厚重、壮美，阐示更深厚的社会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懿贵妃》、《班禅东行》、《十三世达赖喇嘛》都取得了这样的艺术效果。
　　《懿贵妃》以揭示清末历史政治观念为主题，立足避暑山庄，开掘出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对闻名中外的“辛酉政变”进行历史评判，创造出了严谨、完整的事件过程和丰满的各色人物，并首创了青年时代慈禧的艺术形象。《班禅东行》、《十三世达赖喇嘛》则以大型史诗剧的艺术容量，通过这两个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反映出民族团结、宗教文化、社会政治矛盾、帝国主义列强的实质等多义性主题。
　　孙德民的现代剧作着眼于时代精神。他把现实生活看作是时代精神的实践活动。他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提炼这种精神，因而，他的选材也完全服务于这一主题。《女人》、《愿望》、《苍生》、《野百合》等几部优秀的现实题材剧作，无不高扬着这种精神。
　　切摸时代脉搏并非是件容易的事，孙德民写时代，不仅写现实政治、写颂歌，还着重写人的真性情，写自己的满腔政治情怀。《女人》写了我国统计战线上的一位优秀女干部秦颖，写了女性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与处境，是对我国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真实反映，通过这位女干部歌颂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弘扬正气，同时，写改革时期的社会矛盾冲突，写秦颖与一部分人、事甚至与党纪的具体冲突。秦颖有着个性情感和生活经历，但她的精神生活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代表着民族性格和时代精神的符号，即一个典型化人物。
　　《野百合》写百合岭人致富的荆棘之路。以村党支部书记韩贵山为代表的农民，在经历了极度贫困之后，坚定地走上致富之路。伴随他们的是旧观念与新思想的屡屡冲突。孙德民写出了这种冲突的必然性，写出了在这种必然中人生的价值和牺牲。《野百合》的结尾悲壮、豪迈，让人感到震动又充满希望。
　　《愿望》虽是创作改编作品，但孙德民每每提起，总是以其倾注了真情而感到欣慰。他着力从田清泉的人物形象中阐发自己独到的思想，使人物性格凝重、鲜明，充溢着锐气，从而深化了原作的主题。
　　根据浩然同名小说改编创作的《苍生》，其作品本身就是一个由《金光大道》延伸的一条否定之否定的时代之路。它清晰地记载了作家的时代意识，以及它的提纯，它的升华。它首先表明了孙德民与原作精神的相通和共鸣。可见，剧作家经历了自觉的理性思考，明了前人的经验得失，避免了某些局限性，又大胆抒怀，使剧作具有了以崇高为美学追求的创作主题和较为深远的社会意义。
　　　　三、追求真善美的人物形象
　　真善美的统一是美学的最高境界，这种追求集中表现于孙德民笔下的人物。他通过人物语言、行动、性格发展，赋予人物以鲜活的艺术生命，赋予他们多样的人格精神和行为方式，并由此写出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乃至生命哲学、伦理道德和人生情致的关联和比照。而最能显示其作品本质的，还在于写“真”。
　　在我国，美善统一的美学思想自孔子以来已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形成了风尚和传统。人们对“尽善尽美”产生了认同，并能在两者的统一中获得审美满足。但是美善往往是在社会发展的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所产生的完满而自足的审美态度，而在历史经历重大变革及其转型时期，社会将无意于维护单纯的美善统一的思想，因为人们无法完全依赖它们而进入新的社会秩序，无法进入相对自由的新的精神境地。要剔除落后的传统观念，弘扬优秀传统，从而构建新的道德体系和行为规范，而通过人物所反映的“真”，便是一种客观有效的艺术手段。象“美善统一”的审美思想一样，“真”本身也足以构筑一片艺术佳境，甚至以人性“恶”的东西，也可以用来反映真，并且得以揭示“善”所不能包容的完整人性的另一面。因此，这也是许多艺术家的审美追求。值得称道的是，孙德民的剧作始终追求着真善美三者的统一。
　　以《女人》中的主人公秦颖为例，一位身为市统计局长的独身女人，她的生活课题中，既有党性原则与腐败世风的尖锐矛盾，又有独身生活带来的许多敏感问题，还有纷杂的干群关系、亲属关系等。生活的方方面面，把她推到了一个令人关注的位置。她的一举一动都表达了一种思想作风和倾向。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党的好干部素有“以身作则”对人民负责、对党负责的严肃性和自律性。秦颖的人物性格围绕为市“三干会”换届选举报送统计数字这一原则问题展开。秦颖始终坚持如实报送统计数字，完全出自正直、坚定的人格力量，维护党性原则不畏惧邪恶，不随波逐流，不谋私利，甚至于以这种力量来抗拒现实生活中已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规范，义无反顾地去坚持真理。剧作全力描写了秦颖美好的道德情操与个人品质，写了真、善、美在这个女人身上的完美统一。
　　再如大型民族历史话剧《班禅东行》中的六世班禅，《十三世达赖喇嘛》中的达赖两个重要历史人物的塑造。孙德民的选材及其文化视角，使作品达到了重新认识宗教文化和历史文化的新高度，突破了地域文化局限和大汉族思想局限，把班禅和达赖两个人物的宗教、政治、民族、文化属性以及个人情感体验生动地表现出来。４２岁的六世班禅，为赴避暑山庄恭贺乾隆皇帝的７０大寿，从后藏扎什伦布寺起程，历时一年余，行程两万里。这一壮举，在我国民族团结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孙德民写《班禅东行》没有简单化地从盛世乾隆居高善待、六世班禅屈尊为臣来写统一、写团结，而是着重写六世班禅追求人生终极意义的佛性，写他富于坚忍精神、安静平和、善于协调理智和情感的处世态度。通过他与乾隆皇帝两人间的相互尊重和往来，写出了清廷与西藏宗教界的相互一致的根本利益，同时写出了班禅的明达与尊严。这是《班》剧尊重历史真实，获得艺术生命力的重要方面。
　　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加措的坎坷人生较之六世班禅又另具特点。十三世达赖喇嘛一生经历了１８７７——１９３３年的风云岁月。十三世达赖喇嘛一度“曾对英帝国主义抱有幻想，曾对策划西藏独立的‘西姆拉会议’产生过一线希望”，之后又经历了幻梦的破灭，终又皈依了祖国。剧作泼墨重写十三世达赖喇嘛力主抗英的光辉一页，又以他大彻大悟皈依祖国的义举来呼应，写出了一个矛盾的、真实的人与“神”。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人物性格，不同于封建帝王将相等世俗权力人物，也有别于其它佛教文化圈中追求“出世”的高层僧侣。藏传佛教赐予他理性化、哲理化的佛学真谛；政教合一的制度又使他涉足于西藏世俗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孙德民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展现，准确地把握了人物的这一文化特征。
　　“留下些新的形象”是孙德民戏剧人物创作的一大特色。所谓新就是要赋予人物独特的审美品格和审美价值。他认为，“舞台上没有写过的，能够从生活中获得。”早在《飞水滩》的创作中，他就开始了这种自觉追求。为塑造县委书记赵青山的艺术形象，孙德民走访了青龙、兴隆、满都等地，深入体验生活，最终将这一人物从纷杂的生活现象和多个生活原型中托举出来。人物的思想内容和作为一县之长的完整形象，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的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又如《女人》的主人公秦颖不愧是一个新形象。《班禅东行》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中的两个宗教领袖形象也都是舞台上前所未有的。
　　正是这一个个丰满、坚实的人物，承担起孙德民剧作厚重的思想内涵和文化负荷，成就了孙德民的以戏剧为载体的美学理想。作为一种特色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品质，孙德民的剧作是有艺术价值的，特别对于当代审美文化中的平面化、世俗化倾向，有着批判和引导的积极作用。
　　　　四、美学追求是超越也是过程
　　美是自由的象征。一个不懈努力的剧作家，要实现对美的追求，必然要伴随着不断的自我超越。所谓从自然到必然的升华，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和自由总是相对的、不断提升和无尽期的。孙德民的创作经历不断为此留下印记。
　　孙德民的剧作虽仍有其不足和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我们认为，社会对艺术的影响是最为现实和不容忽视的。因为这往往是艺术家本人所难以左右的。从这一角度来看，他在“文革”时期的戏剧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社会政治的影响，商品大潮的到来又使之为经济因素所支配。出于对审查部门和经费的考虑，作品的生存权常常是先于作品的艺术构思而产生。这样的创作在获得的同时也失去了一些东西。这在特定历史阶段有其存在的理由，但在人物塑造方面，必然会或多或少地缺失剧作家通过人物所表现的自身的创作冲动和情感体验。创造人物的个性特征便成为较之其他剧作更为艰难的事情。且这类作品，在创作时间上一般都较紧迫，一旦演出后又多不再需要进一步加工、提高，其缺失的东西就会成为剧作家特别是优秀剧作家的一个遗憾。当然，这是对此种创作的近乎苛刻的态度，为的是激励真正的艺术家们的创作生命。同时，任何一种作品都不会完全脱离作家自身的情感体验，每一部作品都是他们对生活对自我的再认识。对于象孙德民这样极严肃、极富责任感的剧作家，每完成一部定向戏需要做更深的挖掘、更自觉的体验，由此，像《女人》这样的定向戏中的优秀之作，才得以产生。
　　生活中的孙德民正直、严谨、幽默、亲切，尊重他人、尊重文化传统。他几十年的生活经历，也是几十年接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经历。孙德民幼年家境贫苦，青年时期又因父亲的历史问题受挫，一次次政治运动，也是对他这种特定身份的人心灵上的一次次创伤。虽说我们的民族都遭受了共同的苦难，但孙德民以一个艺术家的敏锐，走过了较一般人更为复杂更为动情的感情经历。它积淀于艺术家的情感深处，使一部部作品、一个个人物奔放于心底，奔放于生活。他的作品构思缜密、结构严谨，情节凝炼、张驰有序，语言因人而异，人物设置丰富而不冗杂。
　　了解孙德民的人都知道，他写戏“没有一部是不流眼泪的”，他喜欢说着写，让人物的语言如同己出，让人物的内心感受沟通着剧作家的心灵，情深之处，常常不能自己。这便是他与人物交流的一种特殊形式。孙德民的剧作几乎没有大团圆结局，即使如《进城》这样的喜剧性作品，也流露出些许心底里的悲怆。用他自己的话说：“人物的情感是作者内心的情感，人物命运的坎坷也是作者命运的坎坷。”归根到底，孙德民的剧作是他对自身情感世界的不断开掘和拓展，是他对理想的建构和展示，他的名字与他的剧作一起，获得了一个完整的生命。
　　由此我们说，剧作家的美学追求，是其人生经验使然，是一种积累，一种宣泄，一种超越，而超越自己的最佳方式是把它作为一个不断的过程。艺术在其中获得生命。
　　　　　　　　　　　　　　　　　　　　　责任编辑／郑毓华
　　
　　
　　
大舞台石家庄028-031J5戏剧、戏曲研究马玉芝/周大明19951995 作者：大舞台石家庄028-031J5戏剧、戏曲研究马玉芝/周大明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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