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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近代（1840—1919）中国人民（以资产阶级为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宣言和精神依托，中国近代哲学必须独树一帜，最大限度地克服中国古代哲学的惰性、奴性和陈腐性，营造新的哲学构架和价值体系。这使中国近代哲学显示了与古代哲学的对立和差异，带有鲜明和浓重的转型特征。
　　1　自从盘古开天地到鸦片战争，中国大地上虽然屡经改朝换代，更名改姓，但始终是中国人支撑政权。这是一部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历史，中国人始终是中国的主人。
　　鸦片战争急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把近代的中国推进了半殖民地的屈辱深渊。亡国灭种的危险强烈地刺激和震撼了柔顺的中国人，使他们痛感到唇亡齿寒、国破家亡的道理。为了保家、保种、保群、保国，近代的中国人民不仅在行动上同帝国主义进行了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反抗，而且在思想上为反帝呐喊助威，高唱爱国主义、弘扬国家观念、强化群体意识。这表明，中国近代的社会为近代哲学的转型提供了深重的社会历史契机，中国近代哲学必须实现从崇尚君权和夫权向推崇人权和国权的转型，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同时，主权的丧失和外来商品的输入，使近代中国开始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艰难历程。伴随着近代中国向半工业文明的迈进，中国近代哲学在价值观上必须实现从群体本位到个体本位的转型。
　　如果说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和经济形态为中国近代的哲学转型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那么，促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的直接动力则是中国近代历史舞台的主角——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资产阶级不论是在政治、经济上，还是在思想文化上，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显示出了与古代封建文化的格格不入，从而使标志他们思想文化最高成就的中近代哲学带有鲜明的转型特征。
　　此外，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和深层文化，其嬗变、沿革不仅靠其内部的张力，而且依赖于外力的驱动。中国近代社会愈演愈烈的江河日下，尤其是鸦片战争的失败，极大地挫伤了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炽热感，使他们开始怀疑中国古代哲学乃是治国平天下的灵丹妙药的说教，而渴望向外寻求真理。与此同时，随着洋人大炮涌入中国的，不仅有西方列强的商品，而且还有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西学的东渐来华，打破了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程序和模式，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融合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和接纳印度佛教文化不同，近代中国大门的失守使中国文化兀然被抛到了世界文化的面前，从此华夏文化尤其是汉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一去不复返。在文化传播中生存竞争、弱汰强存的铁的律令面前，如果中国哲学还是一味地恪守古代传统而不及时转型，已为时代所不容。中国近代就是一个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地介绍和宣传西学、进而对中国传统哲学加以变革和创新的转型时代。
　　2　哲学转型的历史使命和燃眉之急使清理和批判中国古代哲学，吸纳和借鉴西方文化进而建构崭新的中国近代哲学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家所面临的首要课题。经过他们的一番创新和重塑，中国近代哲学从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到价值观都发生了从形到神的深刻变化，实现了中国近代的哲学转型。作为这个哲学转型的中心环节与核心内容的乃是本体论的转型。
　　中国近代哲学的转型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从整体到个体——思维方式的转型
　　中国古代哲学注重整体，习惯于把混沌、鸿蒙的存在如气、理、天、太极、同心等视为宇宙万物的始基。建立在这种理论基石上的哲学大厦，其基本框架是先有全体后有局部，先有一般后有个别。具体地说，宇宙万物和人的本性已经先天地存在于宇宙本体之中，它们是由于禀得了这种本体才得以存在。宇宙本体不仅决定万事万物的产生和存在，而且主宰着它们的变化和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世界万物的本体都是宇宙本体赋予的，是宇宙本体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这注定了它们具有相同的追求目标即尽善醇美的宇宙本体——万物复归自然，人类与天合一。这种哲学在推崇世界的整体性和普遍联系的同时，抹煞了万物的差别和对立，从而束缚了人的个性和自由。
　　与古代哲学相反，在近代哲学中担当世界本原的主要是以太、原子、元素（元质、原质）、细胞（生元）、心（个人的情感好恶）等具体存在。这些具体存在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自身具有自性、运动、知觉和好恶，彼此之间不同数量、不同方式的组合构成了事物、个人、家庭、国家和社会。个体构成群体同几何学中连点为线、积线为面、堆面为体相似。这一切表明，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是先有个体后有群体，先有局部后有整体。整体和群体是由各自独立的个体组成的，犹如社会由单个的个人构成一般，整体的属性和功能是由个体和部分决定的。就人类社会而言，国家的强弱兴衰取决于这个国家中每个公民素质的好坏。这些思想肯定了个人的地位和价值，为人格独立、塑造个性提供了哲学依据。
　　2.从恃天命到恃人力——哲学意蕴的转型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命论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天命论宣扬天、神或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是世界的主宰、本原和创造者，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万能的天、神事先安排好制定好的。上天不仅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寿夭、道德操作，而且决定他的贫富贵贱、吉凶通塞。富贵通达是上天的恩赐，贫贱抑郁是命该如此。这样，在天的强大威慑力面前，人显得是那么渺小和卑微，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完全丧失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尊严，永远只能做天命的奴隶，顺天应命。面对这个无助无奈的天命，乞求上天的庇护和观照、恃天命保福保寿便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唯一企盼。
　　中国近代思想家则断言，心（心力）是世界的本原，人之心是世界的创造者和立法者。在天命与人力的关系上，不是天主宰人，而是人创造了天，创造了世界。自然界离不开人心的成毁、改造，人类社会也离不开人类心理的造作，外部世界的面貌是随着人的主观臆想的变化而变化的。这样，人不仅创造世界，而且为世界立法。所谓的理只有人理而无天理。世界就是也只能是人的世界，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作为，也就没有世界了。基于这种认识，他们指出，国家的前途和个人的命运都是它自身努力和作为的结果。人们只要充满信心、坚韧不拔，就会做出英雄豪杰的壮举，行信于天下，达到其预想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人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帝。只要自强不息、锐意进取，没有办不成的事。于是，他们得出了“国民恒立于其所欲之地”（注：梁启超：《说希望》。）的结论。
　　3.从拒斥到吸收自然科学——阐释方式的转型
　　中国古代哲学历来具有轻视自然科学的倾向，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论被冠以“大学”的美誉，意即高深的、根本的学问。中国古代哲学家大都是历史学家、政治家、文字学家，而罕有自然科学家。他们大多空谈性理，对自然科学很少问津，这使中国古代哲学长期处于与自然科学相隔绝的状态。
　　这种学术倾向使中国古代哲学所运用的概念、范畴由于缺乏实证经验而极其含混、模糊、晦涩。它们往往是某种恒常之物，随着社会历史的嬗变而内容日见陈旧。与此相应，中国古代哲学的命题论证和理论阐释是通过对经书的注疏、考证、训诂、辩伪进行的，留下的思想资料注疏考证和语录方面的多，而短文尤其是自成体系的论文极少。注疏考证、引经据典的文化传统在禁锢每位哲学家思想的自由驰骋、大力发挥的同时，也使他们的思想显得支离破碎。通过只言片语表述出来的思想不仅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完整意图，而且也给后人的研究带来了困难。
　　中国近代思想家不仅在理论上阐述了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而且如饥似渴地从西方自然科学中汲取新鲜营养来论证和展示自己的哲学。在中国近代哲学中，原子、以太、元素、细胞、原始星云等西方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和新发现被升华为世界本体、宇宙始基，这使近代哲学的概念和范畴拥有了具体、清新、灵感和运动等特征。把这些宇宙始基，编配起来组成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的则是牛顿力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
　　初步植根于自然科学基础上的中国近代哲学，不仅克服了古代哲学直观和猜测的朴素性，而且使中国近代哲学的论述方式摆脱了古代的训诂考证，开始运用归纳和演绎等逻辑方法，借鉴几何学的公式推导，利用生物学、心理学以及进化论的原理来阐释哲学问题已成为一种新的时尚。这使中国近代哲学的思想资料多了自成体系的文章，少了短句和语类。
　　4.从求静到尚变——价值框架的转型
　　在几千年的递嬗流变中，中国古代哲学尽管不断地更换着表现形态，但其维护神权、君权、夫权和父权的社会功能和立言宗旨并没有变。这决定了古代思想家谈变，只囿于具体事物，而宇宙的本体天理、太极则是寂然洁净、岿然不变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变化的只不过是帝王将相们礼乐典章的损益，而社会制度本身是万古恒常的。在说明事物变化的动力时，将其归于阴阳的矛盾推动。但又强调阳尊阴卑、阳贵阴贱，阳永远处于主导地位，阴永远处于从属地位。阴阳斗争的结果是达到一种永恒的和谐，在一片“仇必和而解”（张载语）中消除和融化了矛盾对立，进而泯灭了运动和变化。或者是把运动说成是循环，视之为封闭的圆圈。于是宇宙归于恒静，这才是宇宙和人类社会的最佳状态。静是动之根，动源之于静，动归于静，这是中国古代的本体哲学；静者善之本，人在行动中应该以静处动，以柔制躁，这是古代哲学的人生哲学。
　　利用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牛顿力学，中国近代思想家热情讴歌了运动和变化，指出变是宇宙间不可逃循的必然法则，不仅自然界在永无止息地斗转星移、沧海变桑田，而且人类社会也在进化之途。自然界的事物越进化越复杂、越高级，人类社会愈进化愈文明、愈美好。因此，变是正当的、合理的。一个人只有不断地新陈代射、吐故纳新，才能充实新鲜的血液和营养，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一个国家只有及时地变化日新、变法维新才能跟上时代，顺应历史潮流，变得强大兴旺起来。这使谈变成为中国近代哲学的热门话题。中国近代思想家不仅剖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种种骤变，而且为中国社会的未来设计了一幅幅的变化蓝图。
　　5.从追求善恶到感受苦乐——人生追求的转型
　　在中国古代，性善论、性恶论、性三品论和双重人性论尽管具体主张不同，但其本质却只有一个：都把宗法等级制度和封建的伦理道德美化为善，而把人们求生存的物质欲望和生理需求斥之为恶。进而叫嚣善与恶、义与利、天理与人欲的不共戴天，势不两立。要想超凡人圣，成为君子圣贤，就必须去恶扬善，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这套带有蒙昧主义和僧侣主义的道德说教最后蜕变成为“去人欲，存天理”的反动口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认为，人作为一种生物（尽管是高级的），和其它生物一样，具有刺激反应性，对外界的刺激会有适宜和不适宜的感觉。适且宜者神魂为之乐而受之，不适不宜者神魂为之苦而拒之。因此，追求幸福、逃避痛苦是人的天然本性和追求目标。人们的行为，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都是受“求乐免苦”这一动机支配的。在他们看来，没有抽象的善恶，只有具体的苦乐。善恶是以苦乐的大小广狭为划分和衡量标准的。具体地说，一种法律政教伦理道德或社会制度，能给人带来快乐的就是善，使人痛苦的便是恶。这就从伦理学的高度肯定了人的生理需求和物质欲望。这也是注重个体的本体论哲学在人性论中的具体贯彻和必然结论。
　　3　中国近代的哲学转型是一项空前的伟大创举， 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1.因时制宜，及时进行哲学转型
　　中国近代是一个风雨骤变的多难之秋，它所面临的是一个如何变而决非不变的问题。在这重大的历史关头，中国近代思想家愿意做识时务之俊杰，力排种种阻挠大胆地进行了哲学转型。这种勇气是令人钦佩的。从动机上看，他们进行哲学转型是为了救国而非个人的好恶。具体地说，中国近代思想家不是不好中学，他们中的许多人如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等都是国学大师；也不是沉醉于欧风美雨。这种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来调整自己的学术视野的精神使他们的哲学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指导功能。
　　中国近代急待哲学转型。关于如何转型？向哪儿转型？中国近代思想家敢于面对现实，剖析利弊得失。采人之长，补己之短，走出了一条博采众长、中西合璧之路。如何利用他山之石来建构和重塑21世纪的中国哲学，中国近代思想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和玩味。
　　同时，为了积极地配合和推动中国近代的哲学转型和社会转型，中国近代思想家提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转型理论。关于变与不变，论证了转型的正当性、合理性、必要性和迫切性，从思想上端正了对哲学转型和社会转型的认识；关于如何变，一方面阐释了转型过程中新与旧、破与立的关系，一方面在中西结合中把这种理论转化为现实操作；在寻找转型动力时，高扬主体意识，对转型的光明前途做了种种设计和规划。这些言论和创举是中国哲学史上的空前现象，对于我国当代哲学的建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把提高人的素质奉为改造中国的关键
　　中国近代哲学转型的主要内容就是把中国古代哲学的尚同观念改造为高扬个性，把中国古代哲学的恃天待命转变为依凭人为。这体现了中国近代哲学对人的主体精神的膜拜与弘扬，也流露了中国近代思想家对人的人格和个性的向往与渴望。
　　经过转型的近代哲学，人成为宇宙的主宰和社会的核心。不仅自然界的成毁、好坏赖于人的改造，而且，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也靠人的奋斗进取。基于这种认识，中国近代思想家把改造国民奴性、塑造新民，提高中国人德智体各方面的素质奉为改造中国的基本纲领。在他们看来，社会是由一群单独的个人组成的，人类组成社会群体就像细胞构成生物有机体一样。生物有机体强弱取决于每个细胞的强弱，一国一群一社会的荣辱兴衰取决于该团体中每个人素质的好坏，群体在性质、结构等方面的变化都是由个体所决定的。进而言之，如严复所言，国民素质的好坏主要取决于“血气体力”、“聪明智虑”和“德行仁义”三个基本要素。三者强且优者国家必然富强兴盛。反之，国家必然贫困衰微。为了改革和提高中国人的素质，中国近代思想家不仅提倡进取、毅力、自由、自尊、自信、冒险、平等、独立、自助等私德，而且弘扬利群、爱他、爱国等公德，对主体重塑做了大量的工作。
　　人永远是宇宙的灵魂和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能？如何使人解除役化获得最大自由？这是一切哲学都回避不了的问题。中国近代思想家们所做的工作反映了人性的启蒙与觉醒。
　　3.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哲学的指导功能
　　中国古代哲学虽有“道德哲学”之称，但它所关注的是个人道德提高和修身养性。不论是儒家束身寡过的“慎其独”、“不贰过”，还是道家洁身自好的轻名誉、远礼义，都是让人顺应现存的社会制度，而不让人变革现存的社会制度。
　　中国近代哲学直接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提供理论武器和精神支柱。这不仅表现在中国近代哲学的转型是迫于现实斗争的需要，而且转型后的哲学所探讨的内容和谈论的话题都是围绕着现实的政治斗争这个中心展开和转移的。与严复翻译《天演论》是为了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一样，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是为了解决革命党人轻视革命理论、畏慎革命行动的不良心理。
　　哲学不仅回忆历史，解释现在，而且，更重要的是预测未来。作为一种深层的社会意识形态，哲学具有指导人们实践的指导功能和预测价值。一种哲学只有冲出书斋、走向社会，脚踏实地地解决现实的社会课题，才能发挥自己的指导功能和预测价值，为自己找到广阔的用武之地和操作空间，进而充分发挥理论的反作用，变成有用的、物化的、现实的东西。在这方面，转型后的近代哲学比古代哲学前进了一步。但是，如何更好地发挥哲学的指导和预测优势，为我国商品经济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法和原则，仍是一个重大时代课题。
　　4　作为一次史无前例的尝试， 中国近代的哲学转型尽管不容低估，但其留下的缺憾和误区也是毋庸讳言的。
　　1.转型不彻底，使中国近代哲学显得庞杂和肤浅
　　哲学转型与文化转型一样，带有古今今交错，新旧并陈的性质。中国近代的哲学转型体现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由于思想来源的繁博，理论酝酿时间短以及近代中国思想家哲学修养的困乏和态度的暧昧，中国近代哲学的转型是不彻底的。虽然他们对于中西哲学都曾下过一番选择取舍的功夫，但由于他们不论是对中国哲学还是对西方哲学都缺乏深入的理解，因此，他们并未能对两者做有机的综合。他们所做的中西合璧的工作只是中与西、新与旧的杂拌，并未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这使他们建构出来的中国近代哲学不仅是中国古代的“经典”哲学与西方近代的新发现、新思潮同时并存、互竞雌雄，而且唯物与唯心、实证与玄想、推理与比附、科学与宗教、进化与退化、激进与保守兼而有之，不一而足。每一位思想家所推崇的学说都千流百派、五花八门，其庞杂与繁博远非人所能堪。
　　中国近代哲学的庞杂不仅在理论上破坏了逻辑的严谨而自相矛盾，彼此抵牾，使其理论锐力大挫，而且在行动上极易引起混乱，叫人欲取不得、欲罢不能、进退两难、无所适从，从而使他们的各项主张不能产生预想的结果，使希望值与满意度相去甚远。
　　2.佛学的虚无主义阴影
　　转型后的中国近代哲学，其本体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宣扬万法皆空、唯心是实的佛学，为了鼓吹心学，近代思想家断言万物都是虚幻不实的，都是人心的一种显现和幻象，只有心才是宇宙间唯一真实的存在。为了破除人们对名誉物利的沾恋，鼓舞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近代思想家利用佛的“五蕴”说指出的人的肉体是由地水火风四大和各种化学元素构成的，是短暂的，终归要消亡，是不足恋惜也无可恋惜的。
　　佛学在中国近代为弘扬主体意识，鼓吹蹈死如饴的革命精神和纯化革命道德曾起了一定作用。但是，以这种宗教虚无主义为精神支柱，其后果则是不堪设想的。在对现实社会的分析上，佛学的虚无主义态度极易导致消极厌世、看破红尘的悲观颓废情绪，许多革命党人和维新志士放弃了自己原来的主张与佛学的消极影响不无关系。同时，假如一切如佛学所言，那么，敌人是虚幻的，西方列强是虚幻的，网罗也是虚幻的。它们不可怕，没有畏惧的必要；它们也不可恨，没有改变的必要。如此一来，一切维新的革命岂不是成了多此一举的闹剧！
　　3.弘扬主体的错误倾向
　　转型后的中国近代哲学，其突出的特征就是高度推崇主体意识，这为中国近代哲学注入了人的生机和活力。然而，中国近代思想家对主体意识的理解是不正确的， 他们讲主体意识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1）夸大主体的能动性，忽视、淡漠乃至否认其受客观规律的制约。在中国近代思想家看来，自心是世界的本原，自然界的成毁和人类社会的兴衰均系于此。因此，精神、意识是万能之神，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受其固有规律的支配，而时时随着人心的改变而改变。这使主体意识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2）不能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失败。 由于把人的主体意识视为主宰一切的绝对，所以，一旦自己的举措和计划失败了，便惊恐万状，百思不得其解。既不总结经验，重做计划，也不养精蓄锐，伺机再战。（3）不能协调个人与群体的关系。 在追求主体意识时，中国近代思想家用人的自然属性淡化了人的社会属性，用人的生理需求淡化了人的心理需求，从而使人成为生物学意义上的单独的个人。他们讲他人、家庭、群体和国家，只是把之视为生存的外在条件和场所，利他们、爱他们只是为了使自己活得更好，这使他们不能协调个人与群体的关系。
　　4.自然科学素养的肤浅
　　为了重建中国哲学，中国近代思想家吸取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来展开自己的论证，从而使中国近代哲学从形到神都实现了转型。然而，在中国近代哲学中，中国传统哲学与自然科学并不是可以等量齐观的，在许多人的论着中，自然科学只不过是一种标签、名词即“代言”或“托词”而已。许多近代思想家始终是用中国古代的传统哲学去接受和容纳西方自然科学的，西方的自然科学在中国近代哲学中只是一种注脚和论证工具而已。运用它们，是为了更好地给中国传统哲学注入新的生命力，使其论证显得绘声绘色、有理有据，更容易被一般人所接受。
　　出于这种态度，中国近代思想家在接纳西方的自然科学时，无暇探研其在西方自然科学中的真正含义是什么，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对之进行了自己的主观的猜测玄想、无端附会，乃至神秘发挥。例如，对于以太，谭嗣同在《仁学》中阐发为仁，严复在《天演论·真幻》安语中训诂为气，章太炎在《儒术真论·菌说》中解释为阿屯，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比附为太极。这使中国近代哲学所运用的自然科学成为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不伦不类之物。
　　这一切表明，近代的哲学转型不是完成式的，而是进行式的，如“托古改制”的外衣或科学救国的极端等，都说明近代哲学的转型只是一个开端，只是提出了任务，而没有完成历史所赋予的这一使命。
学术交流哈尔滨102～106B5中国哲学魏义霞19991999黑龙江大学哲学教授 作者：学术交流哈尔滨102～106B5中国哲学魏义霞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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