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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过短短的几年，人类就要告别20世纪，步入新的一百年和一千年。21世纪中国的哲学会有一个怎样的发展前景？这自然成了哲学界目前最热门的话题。本文以为，目前哲学界所面临的现实问题、20世纪中国历史的未竟之业便预示着下个世纪哲学发展的某些端倪或征象。而本文想要突出的论点是：
　　⑴中国社会目前所处的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根本转型的大时代背景，决定了下个世纪中国要建立的真正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首先是一种深层次地把握有中国特色现代化发展客观逻辑的科学历史观。⑵中国正从孤立走向开放，从作为东亚的传统中国转变为世界历史意义上的现代中国。所以，以中华优秀的理性文化传统为根本，从广阔的理性主义视野来重新审查和吸收人类各主要文明体系的积极文化成就，使中国哲学成为真正的世界哲学，这是21世纪中国的文化哲学事业所肩负的一个历史重任。⑶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是以传统的人文价值体系崩溃危机衰落为开端，而以西方近代的科学民主文化权威取而代之为走向的。目前，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人文价值体系仍待建立，而以媚俗亵圣为特征的当代中国社会大众文化浪潮和以颠倒一切等级、消解一切偶像权威为己任的西方后现代主义狂飙都在严重侵蚀着现代中国文化的生存基础，造成理性文化无家可归与大众文化无所寄托的双重困境。如何重建文化的权威与秩序，这既是目前正处失落和“边缘”位置的哲学界所面临的现实挑战，也是下个世纪中国文化和哲学建设事业的又一重大问题。故此，本文所拟“历史使命”标题就是指：21世纪中国的哲学将肩负着探索现代化发展规律的科学指导使命、积累融合创造人类文明新成就的学术思想建设使命，以及改造重塑国民文化心理结构和引导日常生活方向的文明启蒙教化使命。具体内涵概述如下：
　　　　　　一、以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为指导，全面地比较借鉴和吸收人类一切反映现代化发展规律的先进的学科学派思想理论成就，深层次地透视和把握有中国特色现代化发展的客观逻辑，建构起既具有人类终极价值关切境界又有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理性评判尺度、既反映现代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又反映现代人类文化心理结构的哲学思想体系，为实现中国社会结构的彻底现代性转型提供科学指导和意识形态服务。
　　大概没有人会否认，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和思想史演进的主旋律是要探索一条救亡图存、自强自力、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同样也没有人会否认，对20世纪中国思想史最没有争议的概括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所有基本问题无不充满着争议。从上个世纪末的“体”“用”之争、本世纪初的革命改良之辨、20年代的中西文化比较论战、30年代社会性质论战和革命道路对立，到五六十年代工业化道路的分歧，再到80年代的计划派与市场派的争吵……概莫能外。就学理意义而言，争论当然是通向真理的桥梁；而从社会实践角度来看，争议有时无疑会加剧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艰难和痛苦；以哲学观点来论，以上诸多纷争明显存在着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双重误区。
　　首先是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本体”的误设。中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外迁的后发的依附的发展形态，而非自主的自生的内源的形态，缺乏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人为的”（自觉计划的）特点非常明显。走什么样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似乎不是一个历史必然规律或社会本体论问题，而是一个选择的设计的方法论问题。其中，是要搞“中体西用”还是要搞“西体中用”，这成了贯穿百年现代化历史的一条或明或暗的斗争主线。其实，这些争论都是文化决定论政治全能论的表现，都是舍本求末、不着要害。因为无论“西学”（科学与民主）或“中学”（内圣外王之道统）皆非“体”而乃“用”。作为根本的“体”既非西方文化，亦非东方传统，而是现代人类共有的工业文明和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
　　由是观之，21世纪中国哲学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要深入研究探索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和政治社会结构及其文化心理结构的生成转换规律问题，而不能再停留在表层次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念的抽象学理争论方面，也不能满足于对政策操作层面的“现实”（形势）的分析论证上；当然还不能过分醉心于研究某些所谓社会大众热门话题。在此，马克思所创立的经典唯物史观的社会本体论原则、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理论仍是不可超越的，他对市民社会日常生活和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辩证分析，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对于我国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仍有着科学指导意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当代中国哲学，必须彻底摆脱原苏联教科书体系那种包罗万象的泛逻辑主义思维定势的束缚，同时也要超越现代新儒家和“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种种同样抽象的理想主义解释框架，要以实证的历史的分析精神来把握中国现代化发展这一“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必须充分意识到，真正的现代中国哲学既不能拿传统文化古董或国粹来充数，也不能靠进口西洋精神口粮来渡日，而是要靠扎实深入地研究当代社会问题，吸收消化提炼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在内的众多社会科学、实证科学知识成就，来求得生存发展。
　　对哲学而言，本体论思维既是内在的又是超越的（此所谓“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辩证思维），它既关注整个人类和某个民族生存发展的终极意义价值问题，又思考特定历史时代社会内在矛盾和人们文化心灵深处的问题。这两方面的工作，目前的哲学研究都做得很不够。一方面，长时期的政治工具论性质的哲学思维方式严重抑制了哲学理论“形上”务虚方面的发展，而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实用理性主义（即所谓“体用不二”论）思维惯性更妨碍着中国哲学对人生和世界意义的形式化终极性抽象。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近现代哲学从未经历过一个对传统本体论哲学进行彻底反省的理性“洗礼”阶段，所以现代中国哲学没有写出象《纯粹理性批判》、《大逻辑》那样的玄学宏篇（在这方面，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贞元六书”、金岳霖的《论道》等可谓“空前”而又“绝后”）。另一方面，哲学对社会现实生活和大众文化心理的经验实证分析一极也是难如人意，往往满足于笼统论证附会现实，或在文化哲学分析比较上做些抽象文章，很少从社会大众文化心理深处提炼出一种崭新的时代精神。有鉴于此，21世纪中国哲学必须在超越反省现实（形上）和深入分析现实（形下）两极上狠下功夫，不能再游离于那种上不及“道体”“通理”，下不着“日用”“具象”的“假空”状态〔1〕； 必须走出狭隘的政治化图释框架和泛道德主义理想视野，确立那种既能表征当代工业社会发展客观尺度和形式理性特征，又能张扬现代人类自省危机批判等超越意识的新型历史哲学。我们需要通过弘扬传统文化自强不息、通达乐观的精神遗产，来培养中华民族宽广崇高、奋发向上的文化胸怀和价值境界，同时特别要注意造就国民普遍缺乏的现代化的危机忧患意识。
　　最后，我们还要看到，对现代化发展“本体”的误设必然涉及到一个认识方法论问题。这就是方法论的幼稚偏激滞后和必然的“贫困”问题。传统的价值至上论、经验主义、体用不二的模糊思维，近代的科学全能论、机械形而上学思维（特别是“两极对立”式的“辩证法”）的诸多缺点在关于传统文化/现代化、中化/西化、民族独立/ 对外开放等关系问题的分歧争论方面都表现得尤为明显。而80年代以来所出现的后现主义式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倾向也严重妨碍着我们对现代化发展的正确定位。所以，21世纪中国的哲学也需要在方法论研究和应用上来一次突破和革命。在这方面，马克思的总体性历史辩证法思想，社会批判理论，现代系统科学方法论成就，在西方风行一时的现象学——解释学、结构主义运动，都会成为解决目前哲学和科学方法论贫困问题的丰富精神食粮。
　　二、以中华优秀的理性文化传统为本位，以当代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文明成就为前沿，全方位地审辨和吸纳人类各主要文化传统体系的特殊贡献，在平等对话、自由交流、综合创新过程中，建立广泛的理性文化联盟体系，实现人类文明和世界哲学思想的新突破。21世纪中国的哲学要获得独具特色的长足发展，要在世界哲学文化丛林中确实赢得重要位置，就必须在学术积累、思想创新、科研水平、人才培养等方面做长期认真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并要为实现学术研究发展的自律化、规范化、民族化，为形成学派学风多元化和学科建设的专业化综合化局面，提供良好宽松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
　　不知从何时起，西方人特有的“世纪末”情绪感染了全人类。如果说在上世纪末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充满迷惘危机恐惧的，西方人是乐观自信目空四海的，那末，本世纪末西方的情况似乎刚好相反。自本世纪初伊始，“西方中心论”便危机四伏（斯宾格勒的一部《西方的没落》可谓明证）。而经两次世界大战、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瓦解、后现代主义运动勃兴之后，“西方中心论”作为一种文化价值观和世界历史观，在本世纪末好象已寿终正寝了（近年来在西方世界颇流行的四部“名着”又可作证明，它们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布热津斯基的《大崩溃》、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以及奈斯比特的《全球化悖论》）。面对此情此景，走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既要充满信心，又要保持冷静头脑。
　　首先必须看到，西方中心论价值观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下世纪人类文化会来一曲“欢乐颂”或一出大团圆，因为各民族国家地区间的利益冲突必然会导致“文明的冲突”（亨廷顿所曰“三教纷争”或“三教演义”实乃为西方在东方的利益受挑战而担忧）。但同时也要看到，一元中心论时代的结束，即意味着多中心并存和世界各主要民族文化传统间平等对话交流的可能和开始。这种新格局便为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就此而言，扩大中国传统和民族特色的哲学文化的对外宣传交流，提高传统文化研究的品位水平，将是21世纪中国哲学事业的一大任务。在这方面，我们既应有充分的信心，也应有紧迫感。海外新儒学可谓先声夺人。它既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国际知名度，也给我们以许多方法上思想视野上的启示，但这何尝又不是挑战竞争！我们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解释范式上总不能一直唯海外新儒学的马首是瞻，总不能跟在“西化”派和“后化”派之后人云亦云、鹦鹉学舌，而必须要通过艰苦认真的学术积累和研究，形成自己的特色，造就一支水平上乘实力过硬、具有世界影响的理论研究队伍。
　　其次还必须看到，西方中心论的世界文明体系的瓦解并不等于西方人几百年来苦心经营的全球化殖民主义统治体系的终结；西方人对整个人类的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的垄断仍是一个现实，第三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方面对传统的西方文明中心的依附性边缘性联系还普遍存在。并且，西方文化有许多方面的确仍保持着遥遥领先的优势。21世纪中国哲学文化仍必须把首先引入消化“西学”成就作为一项基本策略。反过来说，我们不能跟着西方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运动，搞所谓崇尚前工业文明的“东方主义”远征（这种跟着西方人反对“西方中心论”的做法本身难道不仍是一种“西方中心论”吗？）。我们一定要把以西方价值观历史观为中心看世界的立场和充分利用西方先进科学文化成就的立场严格区分开来。我们真正要做的是从民族现代化发展根本利益出发，主动取舍西方高度发达的现代理性文明成就，自觉抵制后现代主义文化狂潮和生活方式的冲击，尤其要防止后现代性和前现代性文化合流侵蚀中国的现代理性文化基础。
　　有鉴于此，21世纪中国的哲学与文化就必须要建立广泛的理性文化联盟。这包括要正确处理人类终极价值关切境界与现代理性主义文化逻辑之间的矛盾与张力（即韦伯所说的价值实质理性与工具技术理性之间的冲突）；正确解决传统与现代两种理性文化的关系问题。而21世纪中国的哲学应当弘扬的理性文化，首先不是传统文化那种“天人合一”的道德价值理想，而是以技术理性、形式理性和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启蒙辩证法精神；要树立起一种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功能要求的自主、自律和平等的价值取向。
　　要建构理性联盟，就要使东方/ 西方文化体系从昔日相互冲突对抗和相互误读状态走向相互尊重和理解的交谈状态，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诸如生态、和平、资源、发展、人权）而确立各方认同的文明价值尺度。世界因现代化发展越来越一体化，人类族际国际关系越来越密切，人类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样化但也越来越全球化。这些现象既说明任何一种文化传统都不是万能的，但又是各有所长的。认为有一种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是幼稚的，而试图消灭人类文化资源的多样化，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总之，克服各种文化的傲慢与偏见，将是21世纪世界和中国哲学的神圣使命。
　　要建构理性文化联盟，就必然要促成哲学与科学的互融互补。21世纪中国的哲学要赢得长足发展和公认的成果，就既要克服自身知识结构上的偏食症贫血症，又要克服研究视野上的偏执症和学术胸怀方面的孤独症；既要提高哲学队伍的科学知识水平，又要提高科技队伍的理论思维水平；既要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意识，又要增强全社会对科技的批判鉴别意识；既要与蒙昧主义神秘主义做斗争，又要同披着科学外衣的现代迷信做斗争。真正的哲学和理性文化是要用科学来武装自己，而绝不是用科学来伪装自己。
　　要在新的一个世纪乃至新的一千年实现人类文明新突破和“哲学的突破”，这恐怕是一项最能让世界各国文化巨子们心驰神往的宏伟的乌托邦工程。综观人类文明史，如果说在公元前后的一千年之内是人类几大古典文明形成的“轴心期”（雅斯贝尔斯语）的话，那末，我们可以接着这样概括说：公元第一个一千年是东方文明的繁荣昌盛期，是西方文化从属于东方世界的历史阶段；公元第二个一千年的前半部分（1500年之前）则是东方文明由盛而衰、西方近代文明孕育形成时期，后半部分则是西方文明逐步强大、主宰整个世界的时期；而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是西方文明统治人类的顶峰期，战后的下半叶则是其迅速走下坡路的时代。由此大势来看，我们也可以预言，公元第三个一千年可能预示着人类几大文明由撞击而融合，形成全人类性的新文明。用雅斯贝尔斯的话来说，那时的世界“或许会进入崭新的第二个轴心期，达到人类形成的最后过程。这个过程仍十分遥远，隐而不露。”〔2〕撇开预言，客观而言，西方的工业商业文明虽然把人类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但其发展模式的资源限制、民族和阶级局限性（马克思早就批判它是“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 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灾难性后果，都证明它不是万能的永恒的，必然要有一种新的文明超越它取代它。只不过，这种新文明不是哪一个民族的但却属于全人类各民族的。21世纪中国的哲学文化应当充分弘扬传统文化中固有的超越西方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念和批判精神，应当在那样一个新文明的孕育期作出理论上学术上的基础性开拓性贡献。
　　三、以当代中国社会日常生活为根本生长点，回归社会大众文化世界，改造国民传统文化心态，培育塑造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重建人文精神传统的权威，再造现代中国人的理想家园。21世纪中国的哲学一如20世纪的中国哲学，仍将肩负着繁重的理性启蒙、文化建设使命；但它已不可能再充当发号施令的先知角色，也不再需要扮演那种批判重估一切价值传统的狂圣形象，而是润物无声的园丁，是维护正义和平的使者，是要耐得住寂寞痛苦的现代“隐士”和“布道者”……
　　至少所有从事哲学教研工作的人不会否认，中国哲学界目前面临的现实是严峻的，甚至是一种困境和危机。这种危机是整个人文科学、严肃文化、精英文化危机的一部分；这种危机是由社会结构大分化大转型所导致的一种暂时、表面上的无序失序失导现象。但不管怎样，哲学的确由昔日的大红大紫的显学宝座上黯然退隐下来，从一呼百应的权力话语中心而退向默默无闻的文化社会边缘；哲学正在失去社会大众，在火热诱人的“过把瘾”活法面前显得格外寂寞。此情此景仍需我们冷静分析。
　　毫无疑问，造成目前哲学处境的最直接原因是改革开放所引起的深刻社会结构分化，即从改革前的政治权力高度控制社会一切领域的一体化结构转变为国家和社会、政治与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明确分化，由此导致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取向多元化、文化权威的多元化，特别是引起社会大众文化的兴起。哲学作为一种文化从昔日至尊无上的意识形态霸主回归到本来的独立自律的学术位置上，这在一定意义上倒是必然的和正常的，所谓的失落感是可以理解的但又是大可不必的。
　　但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哲学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毕竟不只是一个学科的前途命运的小事，而且是事关中国现代化发展成败的大事，是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所特有的难题和悖论。那就是西方现代化的历时性阶段性矛盾在中国则变为共时性并存的错综复杂格局，西方几百年中逐步出现和分别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却是相互掣肘、相互纠缠、互相反对又奇特共生的现象〔4〕。表现在社会存在层面上， 自然经济结构中的狭隘旧习、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残酷与幼稚、现代社会机械理性化的种种弊端，以及后工业社会中特有的“富贵病”（诸如高消费和环境污染）等都在同一时空的中国暴露出来。表现在文化的时空坐标上，传统的隐性道统文化心理由积淀而膨胀、显性的政治权力话语的泛滥、工业社会机械复制的俗文化的勃兴与后现代主义的错乱诱惑，正在导致中国当代文化市场上的混乱竞争和错位现象〔5〕。传统、 现代和后现代三种力量的并存似乎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许多可选择的方案和机遇，但更多的却是造成了中国现代化认知图象的混乱模糊，乃至造成现代化发展理性文化动力资源的匮乏和价值目标的虚无。面对此情此景，以至于有人感叹，我们丢掉了传统文化，却剩下了“没有文化”的传统；我们在经济政治上还尚未现代化，在文化生活上却已是“后现代”了。中国当代文化真可谓面临着传统文化“无子无孙”、现代文化“无家无根”、后现代文化“无父无君”那样一幕虚无景象。
　　在传统即前现代性文化价值尺度和后现代性文化价值尺度双重衬映之下，现代化的理性文化和价值尺度的弊端无疑会表露得更为突出。但这也决不能动摇我们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决心。21世纪中国哲学的文化建设使命就是要使以科学和民主为内涵的理性化与以自由和平等为内涵的主体化真正成为中国社会大众普遍认同和自觉追求的主导性价值目标。我们当坚信，随着现代科技意识的普及推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化规范化发展，社会人际关系日益从地域化、人伦化、单位化向物性化、国际化、形式理性化转换，中国哲学所梦寐以求的现代科学理性文化意识和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一定会在社会大众心灵深处生根。
　　与传统社会那种天人合一、凡圣合一或神俗合一的混沌静态的神秘生活图象相比，现代社会生活似乎既是高度分化有序、清晰明了的，但又是变化无常、捉摸不定的。一方面社会生活高度世俗化，人们行为准则高度透明化规范化（公私利益界限分明、道德法律各尽其职），给人以井然有序之感；但另一方面，工业社会生活的高快节奏、商业竞争的冷酷无情和胜负难料，都造成了个人命运的沉浮不定，使每个人都难以找到可靠的精神寄托或归宿。一方面的冷静、理智、精明、功利，另一方面的孤独、空虚、焦虑、迷惘，这些矛盾在无情地折磨着现代人的灵魂。由此来看，所有现代哲学最终都面临着人生信仰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做过重建人类精神家园的承诺（哪怕这个家园不再是伊甸园，而是荒原或“废园”）。无论如何，做出这种承诺的现代哲学都不会“只停留在某种不变概念的先验预设和简单的理想宣传教化之层面，而必须具有洞悉现代人价值心理和现代生活之精神理想的理论透析力和揭示性，并由此形成一种足以洞悉人心、关怀人生、观照世界万象之意义，并富有崇高的现代理想和未来感召力的理论牵引力、凝聚力。”〔6〕
　　哲学要重建人文权威、重建理想家园、导引社会大众文化心理，就必须深入社会日常生活、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这既需要大众传媒，也需要大众文化形式。目前西方哲学正经历的“体系终结论”和“后哲学文化”转型期，也许可以给我们某些启示。其特点就是哲学与文学批评、大众文化批判的高度结合。哲学不能再孤芳自赏、闭门造车，而要借助于大众文化把握时代精神，来影响日常文化生活的发展。当然，哲学只是要还俗，但不能世俗，更不能媚俗。哲学要由凡而圣。马克思早就预言：由天国回到尘世，这只是启蒙和科学历程的一半，而由世俗引申出其“天国形式”，这才是唯一的科学方法〔7〕。哲学要深入生活的海洋，从中汲取营养，而不能被生活所同化所淹没所窒息。哲学对生活真谛的表达并非一种情感生理的宣泄，而是理智的提炼升华。
　　哲学要重建人文权威，并不反对科学权威，但也不听命于科学权威或任何其他权威。现代人类生活和文化已与科学融为一体，科学已成了现代人安身立命所在。但科学理性尺度与人生价值尺度之间永远存在着矛盾与张力。科学使人“四海为家”，但也从此使人失去了“家”而四处流浪。科学使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但亦常使人举目无亲乃至六亲不认。发达的科学媒体把地球变成了一个村落，但也在许多人的心灵间铸起一座座冷漠的冰山。科学永远代替不了生活和哲学。哲学和生活是长青之树。总之，未来的人类哲学既是鲜活的生活的，又是超越生活的；既是科学的唯物的，但又不是作为学科的那种科学或“为物的”那种唯物主义，而是“为人的”科学。哲学本来就不是“天（文）学”（神学/科学），而是“人（文）学”。
　　（本文作者：刘怀玉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赵景来
　　注释：
　　〔1〕参看万俊人《伦理学新探》，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 第293页。
　　〔2〕《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3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55页。
　　〔4〕见衣俊卿《论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定位》， 载《哲学动态》1995年第2期。
　　〔5〕见张一兵《痛苦的转换与历史的超越》，同上。
　　〔6〕万俊人《伦理学新探》第293～294页。
　　〔7〕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第23卷第410页注。
　　
　　
　　
天津社会科学30-34,105B5中国哲学与哲学史刘怀玉19961996 作者：天津社会科学30-34,105B5中国哲学与哲学史刘怀玉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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