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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萨特研究者来说，萨特文学和哲学的关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萨特一身兼文学家和哲学家两者而有之，在两大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深入探讨萨特文学和哲学的关系，是完整准确地把握萨特这个人物的关键。　　　　　　　
　　关于萨特文学和哲学的关系，通行的看法是：萨特主要是一个哲学家，他是用形象化的文学语言来图解他的哲学。实际上萨特文学和哲学的关系十分错综复杂，需要用综合分析的方法进一步探讨。本文是这一尝试的初步结果。
　　　　（一）　　　　
　　有一点应该是很明确的，但很少见论者提及，那就是：文学，在萨特一生中始终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而哲学，则是在萨特到了一定年龄才进入他的生活，并且与文学相比，始终只处于次要地位。
　　萨特童年时发生了两件大事，使他一生与文学血肉相连，文学成为他生命的意义。一是一岁零三月时丧父，二是失去对上帝的信仰。
　　由于幼年丧父，萨特随母亲寄住在她的娘家。母亲在娘家不受尊重，对萨特无权威性，萨特视之如姐。外祖父异常宠爱萨特，视为上帝赐给他安度晚年的礼物。一直到十岁，萨特都是生活在一个老头（外祖父）和两个女人（外祖母和母亲）中间，没有小玩伴，十分孤独。外祖父是语文教师，家中藏有丰富的文学书籍。在外祖父的影响下，萨特很小就对书产生了特殊的爱好。孤独之中，书成了他不可或缺的伴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生活是从书本开始的，从懂事起就泡在外祖父的书房里啃那些文学作品。他从书本上获得的东西要比他在实际接触物体中获得的东西多得多。外祖父在不经意间培养了萨特对文学的爱好，对读书和写作的浓厚兴趣。　
　　母亲寄居娘家不受尊重，连带地，萨特因这种寄居生活感到自己存在的偶然性和无意义。他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但又完全依赖他人（外祖父），他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就抽象意义而言，他占有一切，他富有，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另一方面，实际上他一无所有。后来母亲再嫁，他与继父的关系也是这样。于是，由于移情作用，他就在词语中来行使自己的所有权，词语成了他满足占有欲和实在感的工具。这是他从童年就对文学写作感兴趣的重要原因。
　　萨特童年时对上帝信仰的丧失使他在文学中寻求那种类似宗教的不朽。外祖父是新教徒，外祖母是天主教徒，他们常常在餐桌上拿对方的宗教信仰取笑（虽然并不含恶意），似乎成了家常便饭。母亲也并没有十分虔诚的宗教信仰，只是例行公事地带萨特去教堂。在这种家庭氛围中，小萨特受到熏陶，认定无论何种宗教信仰都没有真正的价值。在他十二、三岁时，终于有一天早上，他在等隔壁同校的女孩去上学，一个念头突然跳进了他的脑海：“上帝并不存在！”从那以后他就成了一个无神论者，再也没有恢复过任何宗教信仰。但是在法国那种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一个人即使抛弃了任何宗教信仰，潜在地却受着宗教传统的影响。于是小萨特在文学中找到了宗教的不朽。他把对宗教的需要变成对文学的渴望。他认为，如果他能写出一个具有独创性的句子，就创造了某种绝对的东西，就会使自己处于永恒之中，作品会超越时代而存在，作者也会超越时代而存在。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萨特都具有这种藉文学而不朽的思想。　　
　　萨特初次接触哲学则是在中学毕业读高师文科预备班的时候。他读了柏格森的《时间与自由意志》，被它深深吸引，产生了研究哲学的欲望。报考巴黎高师时，他选择了哲学专业。但他这样做仍然首先是从文学角度考虑的。萨特这时把哲学理解为对人的心理状态和活动的系统描述，这样，哲学就可以作为文学创作的方法和工具。他认为当一个哲学教师会有助于自己处理文学题材，可以从哲学研究中得到一些新的真理，但他并没有打算以哲学为写作对象，他看不出自己在这个领域会有什么建树。他对哲学的兴趣代替不了他自小就有的文学创作的欲望，相反地，这种兴趣倒是为文学服务的。总之，他并不想成为一个哲学家。他晚年总结说，最后他还是成了哲学的创作者，这在他自己看来也是很奇怪的事［（１）］。有论者说，萨特在巴黎高师“选择了哲学为终生事业”［（２）］，显然是不确切的。　　　　
　　总的来说，萨特对自己的哲学成就是不太重视的。他多次表明，甚至在他完成了《辩证理性批判》这部哲学巨着之后他还是这样说，他的本意不是当一个大哲学家，哲学方面他只是想写一点简短的思想札记之类的东西。萨特在１９７４年后双眼几乎完全失明，不能看书和写作。这一时期他的社会政治活动在公众中仍有巨大影响，他还同别人一起合写哲学性很强的书，但他多次流露出这样一种情绪：他实际上已经死了，他已失去了生存的理由。这是因为，他首先把自己看成了一个作家，一个文学家，至少在潜在的意义上讲，文学是他的生命。　
　　　　（二）　　　
　　从相互影响和作用的角度来看，萨特文学和哲学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它们之间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作用和影响。
　　萨特早期的作品没有在语言形式上作文学和哲学的区分。他发表于１９３１年的《真理的传奇》，既是一部文学作品，又可看作是一部哲学着作。这一时期他认为用文学语言、用华丽的随笔语言可以表达哲学。后来，他逐渐认识到这样做不妥，哲学不可能用文学语言来表达，它有一套专门的语言。到他发表小说《恶心》、哲学着作《想象》的时候，他已经克服了把文学和哲学两者相混的毛病。　
　　萨特在思想成熟期从语言角度对文学与哲学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了自己独特的结论。　
　　他认为，从语言角度看，文学与哲学的区别，在于文学不是单义的而哲学应力求单义的。在文学作品中，每一句话都不是单义而是多义的，这些意义相互重迭。一句话可以容纳所有其它的东西，因此包含着一个表达总体的意义。哲学语言则应该是单义的。哲学家应该尽可能地不用文学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他应该使语言透明、概念清晰。哲学自有一套专门技术性的术语，必须使用这套术语。这套术语的每个词都是作为符号使用，有严格的单义性。每个句子也应该只有一个意思。一个句子并不能包含整部哲学着作的总体意义。只有把所有这些句子合在一起，才能创造出一种多层次的总体意义来。
　　萨特认为，由于文学语言和哲学语言的这种区别，文学作品就要讲求风格，哲学着作只需要清晰明白，没有什么风格问题。把这种看法落实到写作实践中，萨特写起哲学着作来，不打草稿，不加修饰，一气呵成，速度极快。他写哲学名篇《辩证理性批判》的情景使波瓦尔惊叹不已，觉得是在看一场上乘的武功表演。而他写起文学作品来，却是字斟句酌，仔细推敲，要打许多遍草稿。也正是由于这种区别，他写哲学着作时往往服用兴奋剂以加快写作速度（《辩证理性批判》就是这样写出来的），而写小说时从不服用兴奋剂（写《自由之路》时曾尝试过一次，觉得不行，此后不再这样干）。也正是由于这种区别，他在双目近乎完全失明、丧失阅读和写作能力时说，用录音机或许还可以搞哲学，却决不能搞小说。哲学既可以讲给别人听又可以写给别人看，而小说只能是写给人看的。　
　　萨特在从语言角度研究文学和哲学的关系时，还注意到了它的另一方面，即两者的内在联系。　
　　萨特认为，哲学要求词语的单一性，但这种对单一性的要求又不同于自然科学。在一定意义上说，自然科学语言同人没有关联。哲学不是这样，人既是论述它的主体，又是它论述的客体。不能把哲学归纳为任何一种科学，它是以概念模拟为手段，来尽可能地在散文中接近人的单个普遍的水平。正是这一点，使哲学离科学较远而离文学很近。因为文学真正深层的交流部分，也就是人的单个普遍之所在。另一方面，文学作品虽然并没有自我意识的总体性，但它的语句以其模糊性，以其非自我意识的浓缩形式具有哲学最终寻找的意义。
　　由于文学和哲学之间有着这种既相互区别又不能完全分割开来的复杂关系，一个同时从事这两方面工作的人，搞的好就会两全其美、相得益彰，搞得不好就会发生串流、相互干扰。这两种情况在萨特那里都屡有发生。
　　萨特早期作品《真理的传奇》等是相互串流的例子。用华丽的随笔语言写哲学文章，结果是不伦不类。《恶心》则是相得益彰的例子。《恶心》首先是一部小说，是一件艺术品，它首次完美地体现了萨特独特的艺术个性，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它的独特性也来自于萨特哲学思想的独创性。将偶然性、荒谬性当作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这是萨特所独创的。以独创性的思想作为基础，以成熟完美的艺术形式把它表达出来，这是《恶心》获得巨大成功、在法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只有重要地位的根本原因。《恶心》可以说是哲学的深刻性和文学的完美性结合得近乎天衣无缝的典型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曾有一个很长的时期，萨特处于文学和哲学相互串流和干扰的状况中。这段时间，他开始仔细研读马克思的着作，想给自己的历史人学确立一个哲学基础。同时他又在进行文学创作。他发现，这种哲学思考严重地影响和干扰了他的文学写作。无论他写什么，这种思考都缠绕着他。写着文学作品却又无法摆脱哲学思考的干扰，这使他在写每一页、每一行时都有一种得了疝气似的痛苦。战后十多年来，他有许多文学作品没有完成，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他写那部影响了整个西方思想界的哲学巨着《辩证理性批判》的一个主要动因，就是为了摆脱这种串流的干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把自己所有的哲学思考都放进一口棺材里即写进一部书中，从而结束这种痛苦的状况，可以安下心来写一些自己喜欢写的文学作品［（３）］。　
　　萨特晚年创作的传记巨着《家庭的白痴》即《福楼拜传》则又是文学和哲学相得益彰的例子。萨特写《辩证理性批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研究福楼拜。萨特一直想为福楼拜写一部传记，但又感到自己缺乏应有的方法。他认为写作《方法问题》（《辩证理性批判》导论），可以为《福楼拜传》奠定一个方法论基础。他写作《福楼拜传》也确实得益于他这一时期的哲学思维成果。这部传记是文学作品，但又不同于他以前所写的《恶心》这样的小说，萨特称它是真实的小说。其中自然有作者的大量想象，但又都是福楼拜真实情况的再现。萨特把福楼拜完全作为一个个体，同时又完全作为他那时代的表现来让读者感受和理解。萨特在这个文学工程中所想做的不是文学和哲学形式上的表层结合，而是一个宏大的立体结构，它以哲学方法论为基础，以文学为血肉，综合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政治学、民俗学等多方面的东西为支架，再现一个总体化的人和一个时代。正由于这部作品以深刻的哲学方法为依托，文学和哲学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综合成不同凡响的效果，使之成为当代传记文学的一个独具特色的丰碑。　
　　　　（三）
　　萨特文学创作面广类多，几乎无有不涉及者。他的文学和哲学的关系也因其创作的时期和种类的不同而随之变化。我们只有联系他的各具特色的种种文学创作，才能更深入地探讨这种关系。
　　他的小说代表作的是《恶心》。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了，《恶心》所描写的既是一个独特的人的心理活动，又是同“存在是什么，人是什么”这些人生根本问题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它是通过艺术创造，不断地加工提炼，最后达到文学最深层部分－－人的单个普遍的存在，在这里与哲学最终追求的意义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这也正是许多作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萨特的其它小说再未达到这样的深度。他的多卷本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甚至没有写完。究其原因，是缺乏这种文学和哲学深刻的自然结合，有的还蹈袭了传统的传奇故事的套套。这种最高境界毕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
　　与小说相比，萨特在戏剧方面的成就更高一些。他的十来个戏剧在上演时几乎个个都产生了轰动效应。萨特看重戏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把哲学和戏剧联系起来考虑：他认为当代哲学在本质上是戏剧的。苦思冥想实体所具有的不变性或揭示现象过程所蕴藏的规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哲学的注意力已放到人的身上。人既是动因又是行动者，他制作并演出自己的戏剧同时经历着自己境况诸矛盾，直到他作为个体被毁灭或他的冲突被解决。戏剧是表现当代人活动的最恰当的工具，它在某一侧面把活动着的人完全截留下来。所以说当代戏剧含有哲学意味而哲学又带有戏剧性。同时萨特也认为，关于人的实在的各种看法又是不能互换的。哲学是戏剧的，但它并非象戏剧那样来研究个性，所以又不能把两种东西混淆。　
　　萨特认为，戏剧中的人物是有个性的，同时戏剧又应当表现人类普遍的境况和在这种境况下自我选择的自由。戏剧最使人感动的东西，是正在形成的性格，是选择的时刻，即自主选择道德和终生的时刻。只有让各种各样的观众都统一起来才成其为戏剧，因此必须找到普遍的境况，即所有人共同的处境。使人物陷入普遍的极端的处境，不能不作出选择，于是他们在选择出路时就选择了自己：这样，就可以写出一出好戏来。正是在这个地方，戏剧达到了哲学也在追求的最高境界：单个的普遍存在。
　　在萨特的文学作品中，传记所占的比重最大，他花的气力也最大。萨特的主要传记作品有《圣·热内：一个喜戏演员和殉道者》、《词语》和《家庭的白痴》（《福楼拜传》）。　　　
　　《圣·热内》本来是萨特为热内作品的选集写的一个序，但后来写的篇幅长得出奇，有５７８页，完全超出了序言的体例，写成了一部关于热内的长篇传记。国外评论者认为，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它都是研究萨特所必须参考的一部主要着作。而萨特本人在晚年表示愿意留传给后人的几部着作中，就有这一部。关于这部书的性质，萨特晚年说，《圣·热内》是一个长篇文学随笔，不是哲学着作，但他在这书中又一直创造性地运用着哲学概念，从这个角度讲，称它为哲学着作也可以［（４）］。萨特在写《圣·热内》时深入研究了辩证法，从哲学的角度看，它代表《存在与虚无》和《辩证理论批判》之间的一个重要阶段。萨特哲学的一个关键概念－－自由，在《圣·热内》中比在《存在与虚无》揭示得更为充分。萨特多次谈到，《圣·热内》也许是他对自由解说得最清楚的一本书。　
　　《词语》和《家庭的白痴》也都具有非萨特莫属的个性特征。《家庭的白痴》我们在前面已作了介绍，被评论界认为是传记文学史上的奇书。而《词语》系萨特自传，一出版即被列入畅销书的首位，萨特因此书而获１９６４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者授奖的理由是，“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两部书都得益于他以其深刻独特的方法论和人生观作为思想基础。萨特成功的传记文学作品都是同他的哲学思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但在语言形式上并没有重犯早期作品的错误，他是严格地将其作为艺术品即文学作品来创作。《家庭的白痴》同《辩证理论批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我们决不会把前者看成是一部哲学专着，它的确如萨特所言，是一部真实的小说。而《词语》，尽管它获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思想的深刻性，但为读者和评论界所首先称道的，是它那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和个性。萨特是把它作为一部纯美文学作品来创作的，他也的确达到了这一目的。　　　
　　综上所述，萨特早期主要致力于小说，中期是戏剧，中晚期则着重在传记，这每一时期每一种类型的文学作品，凡属十分成功、产生巨大影响的，都跟他把自己深刻的哲学思想揉合于其中分不开。而且有的文学作品，在萨特自己看来，是比其哲学专着更能表达自己的某些哲学思想。但这些文学作品并不只是他哲学思想的图解，它们首先是具有独特个性的艺术品，它们的魅力在于达到了文学和哲学深层次的结合：充分体现了人的单个普遍的存在。
　　　　（四）　　
　　萨特的文学和哲学活动是属于他的精神生活，但就萨特这个特定人物而言，如果不联系他的实际社会生活和活动来予以考察，就难以准确地把握他的文学和哲学关系。　
　　如前所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萨特一直保有一个自幼就形成的思想：他可以借助于文学而达到不朽。因此在对待文学和哲学的关系上，他一直把文学放在首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萨特生活的一大转折。在经历了应征入伍、被俘后关入集中营、参加抵抗运动等重大生活事变后，萨特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不再认为文学有一种永恒不朽的价值，也不认为文学可以拯救一个人或完全改变一个人。他的文学观由“不朽”变为“介入”，他开始提倡作家或文学介入现实和社会的必要性。萨特对自己以前的文学观是有所扬弃的。
　　与此同时，萨特的哲学思想也有了根本的变化。他从一种古典传统式的哲学思想过渡到那种哲学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他开始对马克思的哲学感兴趣并深入地研究了辩证法。萨特认为，哲学探讨的是人的存在，任何不归结为探求人的生存的思想都是毫无价值；由此出发，哲学家就把哲学变成自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萨特的文学和哲学在介入社会、介入人生上具有一致性。但与哲学相比，萨特仍然更喜欢文学。在他看来，即使从介入的角度考虑，文学也比哲学更有价值。哲学不能直接介入时代、介入现实生活；它不是为同时代人写的，而是超越时间超越现实的思辩；它谈论的是远远超出我们今天个人观点的那些东西，其目的是阐明一种从本体论出发来构想世界的方法；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要被其它东西超越。文学则相反，它始终是以某种方式直接参与生活；它记录的是当今的世界，是人们通过阅读、谈话、激情、旅行发现的世界；它是一个人同他人交流自己一种独特的感受；所以，文学反倒有一种比哲学更绝对的性质。　
　　文学上由不朽到介入，哲学上由唯理思辩到结合行动和实践，萨特从４０年代后期起，有大量的精力花在那些随笔文章上。这是他的非哲学作品中最近接近哲学的部分，风格十分朴素，谈的是这个时代大家都很关注的人物和事件，也可以说是对这个时代的各个方面－－政治、文学、艺术－－的一种批判的反思。萨特说，在他所写的东西中，最可能流传后世而且他也最愿意留给后人的，就是把这些集合在一起的十大本《境况》文集。萨特在经历了很长一段对文学着迷的时期后惊醒过来，最后认定，从根本上说，最好的作品总是在没有太多的苦心经营的情况下写成的。他后期不再写《恶心》、《词语》这样的文学性极强的小说，而致力于‘什么都有一点，又什么都不是”的随笔文章，这种对文学性的勘破和洞穿是一个原因。萨特的随笔文章，既是文学作品，又有很强的哲理性。看来萨特好象又回到青年时代把文学和哲学混在一起的做法上去了，实际上这里呈现的是否定之否定。这不是文学和哲学在形式上的混同，而是两者内在的融合，统一于人的单个普遍的存在之中。
　　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萨特提出了介入文学、为时代而写作的口号，并且身体力行，较多地参与社会活动，在各种重大政治事件明确表示自己往往是十分独特的态度；在１９６８年“五月风暴”之后更是同当时的左派毛主义者密切联系，积极活动在法国政治舞台上，有不少论者认为这一时期的萨特与其说是文学家和哲学家，还不如他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对政治的兴趣大大超过了文学和哲学。对此我们应作深入分析。　
　　萨特从小就立志当一个作家，并对作家生涯有种种设想。他认为一个作家应该有一个起步的青年时代，一个创作辉煌的中年时代和一个投身于政治的老年时代。他是以雨果等人作为自己的榜样的。这样，当他晚年较多地投身于政治时，他并没有改变初衷，他的基本身份仍然是作家，他是作为一个知名的老年作家而投身于政治的；晚年投身政治不仅不与当作家的初衷矛盾，而且是作家生涯的完满体现。实际上在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的同时，他仍在认真细致地写作和修改文学作品。《家庭的白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直至他双目近乎完全失明才放弃最后一卷的写作。这期间他政治上的朋友多次劝说他放弃《家庭的白痴》的写作，改写一本关于平民的小说，被他坚决拒绝。可见，即使在他从事政治活动较多的晚年，文学在他的生活中仍占有首要地位。他介入政治，他参加各种社会活动，都是为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让自己沉下来，他觉得自己此前一直是在人的精神生活中遨游，甚至达到不食人间烟火的程度。现在他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他甚至说，看到世界上还有孩子正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与之相比，《恶心》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了。而另一方面，他又始终不能忘怀于文学；他在《词语》中说，一个人童年的梦，到了５０岁仍然会残存在他的生活中。理智认识是一回事，情感体验又是一回事。他力求把这两者统一起来，比如在《家庭的白痴》和《境况》文集中。但在两者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显然，归根到底，他仍然是把文学放在首位，而不是让文学屈从于政治。　　　　　　　　　　　　　　　　　　　　　　
　　如上所述，我们对萨特文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从而对萨特其人作了一个总的分析和把握，大致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结论：一、在萨特一生中，文学始终占据第一位，而哲学则处于次要地位；二、萨特文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颇为错综复杂，既有相得益彰的情况，又有相互串流的现象；三、萨特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凡属十分成功的，都达到了文学和哲学的深层次结合；四、萨特早晚期的文学、哲学观及对政治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他把文学放在第一位，把文学当作自己的生命这一点则始终未变。　
　　　 （作者：黄忠晶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张育铭〕
　　注释：
　　（１）（４）西蒙娜·德·波瓦尔：《永别的仪式》，英文本第１５５、１５６页、１２７页。
　　（２）杜小真：《一个绝望的希望－－萨特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６页。
　　（３）萨特：《在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英文本第９－１１页。
　　
　　
　　
晋阳学刊太原057-063J4外国文学研究黄忠晶19951995 作者：晋阳学刊太原057-063J4外国文学研究黄忠晶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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