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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政府去年此时动用千亿港元外汇基金大战国际“金融大鳄”，乃是不得已的背水之战。要算香港运气好，购进的“官股”到今天帐面上已经净赚七八百亿。多数民意也支持港府的这场“金融保卫战”；倘非如此，港元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就可能被对冲基金打垮，对整体经济的冲击难以估量。
　　但香港内外仍然有一些人对港府入市干预耿耿于怀，断言香港“自由放任经济的声誉已成疑问”，英国的《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周刊就是其中之一。出版日期为8月14日的那期《经济学家》， 封面上用一幅香港夜景照片来衬托“香港前景雾茫茫”的标题，那也就是内里开首那篇评论的题目，后面另一篇报道的题目则是“香港乌云压顶”。一家香港中文报纸把这两篇文章翻译刊出时，老编可能嫌云啊雾啊不够味道，把标题改为“中国扼杀金鹅香港”和“香港金融中心失优势？”
　　　　　　指北京宁愿吹捧上海
　　说今天香港经济困难重重，说香港经济发展前景朦胧不明，大概没有多少人会反对，问题在于如何分析其原因。《经济学家》认为，那主要是因为：……中国对香港不是“恶意摆弄”，就是“善意忽略”。前者的例子是北京拒绝罗马教皇到访香港，后者的例子是北京宁愿吹捧上海而不愿显示香港的成就。
　　“……香港政府和商家都没有努力保存香港独特之处，没有致力于维护自治和法治，让自由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排挤。例证之一，香港终审法院对香港人在中国大陆所生子女居留权作出判决后，港府就要求北京的全国人大对《基本法》相关条文作解释。例证之二，一家猛烈批评“释法”的报纸总编辑（即指英文《南华早报》总编辑范力行（Jonathan Fenby）遭终止合约。
　　“……香港政府偏帮某些关系密切的大老板，经济上偏离“积极不干预”的传统，如去年8月政府大举介入股市。
　　“……结论则是，这些事情加在一起，如同对香港‘凌迟处死’”。
　　又有人宣布香港的“死讯”了，真恐怖。朋友问我对《经济学家》文章的看法，我只能苦笑着说：“像这么有声望的杂志，总不能讲他们对香港的分析是出于无知吧？”英国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最近出言不逊冒犯印度人，我倒觉得他与《经济学家》的主笔、编辑先生在心理上或有共通之处。
　　关于终审法院判决的事情，笔者半年多来已经写了不少，不想再重复，只是建议《经济学家》文章的作者注意一下香港两位近期退休的法官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高等法院法官范达理认为，有关北京干预香港司法制度的说法不是“完全荒谬”，就是“走向极端”。他强调：“不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基本法》已对有关问题作出规定，这是整个回归‘交易’的一部分。今天有人似乎已经把（1984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时的欢欣场面抛诸脑后；当时没有人料到我们会得到如此有利的‘交易’条件……我们既然已经接受了‘交易’条件，就要遵守规则”。
　　　　　　退休法官表示没受到压力
　　63岁的范达理在香港住了19年，当了6年法官， 退休后将回南非定居。另一位法官是上诉庭副庭长马天敏，他在香港司法机构工作了十多年，日前退休后已经回到英国，但仍然会出任香港终审法院的非常设法官。他认为，北京的全国人大解释《基本法》并没有影响香港司法界的士气，“我从未听过有法官说会辞职，据我所知，法官也没有受到任何压力；向法官施加压力实在是难以想象的”。这两位法官都是香港人所说的“鬼佬”，退休后又都离开香港回老家定居，应没有必要刻意为北京或香港政府开脱吧。
　　再说《南华早报》原总编辑范力行“炒鱿鱼”的事情。据我所知，香港新闻界中许多资深人士的看法同《经济学家》很不一样。英国《独立报》驻香港特派员韦安仕（Steve vines ）曾任香港另一家英文报纸的总编辑，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范力行给撤职之后到处对别人说，他离职同香港政治转向有关，因为他的编辑方针比其他报纸更勇敢、更独立。韦安仕则认为，离职的总编辑通常都会找出一些崇高的理由来向别人解释自己离职的原因。
　　曾任《明报》总编辑、现为《苹果日报》社长的董桥也有文章谈及此事，题为“可怜天下总编辑”。他引用了韦安仕的看法后说：“总编辑永远会遭受各种诱惑和中伤，为了坚定心志，他们的人格往往会不自觉地自我膨胀，错以为自己头上真的亮着光环，开口闭口不离漂亮的高调，人家批评都成渎神的大罪，顾全面子渐渐比做好报纸更重要，个人风头心态油然而生。”董桥和韦安仕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别人不宜随便解释，但他们应不会赞同《经济学家》的说法吧。
　　至于北京不让罗马教皇来香港，原因是梵蒂冈与台湾有外交关系，当前两岸关系恶化，大陆方面可能以此来对罗马教廷施加压力。但这怎么会变成北京对香港的“恶意摆弄”呢？一旦事关外交，香港从来就没有自主权，“九七”回归之后是这样，之前也是这样。英国人统治香港的时候，就对苏联集团的国家严密设防，一概拒之门外，更不要说爱尔兰共和军一类的反英组织、团体了。过去香港的利益必须服从英国的国家利益，今天则必须服从中国的国家利益，《经济学家》连这点常识都不懂吗？
　　《经济学家》的文章翻来覆去讲香港可能要被新加坡、甚至会被上海抛在后头，这倒不是什么虚妄之词，香港许多人早就有强烈的危机感了。但如果把香港目前的困境主要归咎于特区政府两年来的施政，或者归咎于北京，那不仅违背了事实，而且是不公平的。
　　　　　　刻意回避主要问题。
　　《经济学家》文章作者的最大毛病，就在于他们刻意回避今天香港的主要问题，实际上是英国人统治期间积累起来、遗留下来；这两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又使这些问题加快浮现出来或集中暴露出来，变得更加严重，也增加了特区政府解决问题的难度。
　　今天香港面对的问题是结构性的。最近几天香港接连发生旧楼外墙碎裂、水泥石块跌落的事件，还砸死一名女小贩，但香港“年久失修”的岂只是那几幢旧楼？《经济学家》雾里看香港，看走了眼顶多遭别人耻笑；香港人如果也相信他们的高论，看错了香港的病根，那就真要赔上自己的未来前途。
　　　　（新加坡《联合早报》1999年8月25日）
　　
　　
　　
港澳参考京10～11MF1体制改革19991999 作者：港澳参考京10～11MF1体制改革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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