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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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译文] 露水太重，难以飞行；风太大，鸣声也受阻。

[出典] 骆宾王《在狱咏蝉》

注：

1、《在狱咏蝉》骆宾王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

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序文：

余禁所禁垣西，是法厅事也，有古槐数株焉。虽生意可知，同殷仲文之古树①；而听讼斯在，即周召伯之甘棠②，每至夕照低阴，秋蝉疏引，发声幽息，有切尝闻，岂人心异于曩时③，将④虫响悲于前听？嗟乎，声以动容，德以象贤。故洁其身也，禀君子达人之高行；蜕其皮也，有仙都羽化之灵姿。候时而来，顺阴阳之数；应节为变，审藏用之机。有目斯开，不以道昏而昧其视；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乔树之微风，韵姿天纵；饮高秋之坠露，清畏人知。仆失路艰虞，遭时徽⑤纆。不哀伤而自怨，未摇落而先衰。闻蟪蛄之流声，悟平反之已奏；见螳螂之抱影，怯危机之未安。感而缀诗⑥，贻诸知己。庶情沿物应，哀弱羽之飘零；道寄人知，悯余声之寂寞。非谓文墨，取代幽忧云尔。

2、注释：

①虽生意两句：东晋殷仲文，见大司马桓温府中老槐树，叹曰：“此树婆娑，无复生意。”借此自叹其不得志。这里即用其事。

　　②而听讼两句：传说周代召伯巡行，听民间之讼而不烦劳百姓，就在甘棠（即棠梨）下断案，后人因相戒不要损伤这树。召伯，即召公。周代燕国始祖，名，因封邑在召（今陕西岐山西南）而得名。

　　③曩时：前时。　④将：抑或。　⑤徽：捆绑罪犯的绳索，这里是被囚禁的意思。

　　⑥缀诗：成诗。

　　西陆：指秋天。

　　南冠：楚冠，这里是囚徒的意思。用《左传·成公九年》，楚钟仪戴着南冠被囚于晋国军府事。

　　玄鬓：指蝉的黑色翅膀，这里比喻自己正当盛年。

　　白头吟：乐府曲名，《乐府诗集》解题说是鲍照、张正见、虞世南诸作，皆自伤清直却遭诬谤。两句意谓，自己正当玄鬓之年，却来默诵《白头吟》那样哀怨的诗句。

3、序文的译文：

囚禁我的牢房的西墙外，是受案听讼的公堂，那里有数株古槐树。虽然能看出它们的勃勃生机，与东晋殷仲文所见到的槐树一样；但听讼公堂在此，象周代召伯巡行在棠树下断案一般。每到傍晚太阳光倾斜, 秋蝉鸣唱, 发出轻幽的声息, 凄切悲凉超过先前所闻。难道是心情不同往昔？抑或是虫响比以前听到的更悲？唉呀，蝉声足以感动人，蝉的德行足以象征贤能。所以，它的清廉俭信，可说是禀承君子达人的崇高品德，它蜕皮之后，有羽化登上仙境的美妙身姿。等待时令而来，遵循自然规律；适应季节变化，洞察隐居和活动的时机。有眼就瞪得大大的，不因道路昏暗而不明其视；有翼能高飞却自甘澹泊，不因世俗浑浊而改变自己本质。在高树上临风吟唱，那姿态声韵真是天赐之美，饮用深秋天宇下的露水，洁身自好深怕为人所知。我的处境困忧，遭难被囚，即使不哀伤，也时时自怨，象树叶未曾凋零已经衰败。听到蝉鸣的声音，想到昭雪平反的奏章已经上报；但看到螳螂欲捕鸣蝉的影子，我又担心自身危险尚未解除。触景生情，感受很深，写成一诗，赠送给各位知己。希望我的情景能应鸣蝉征兆，同情我象微小秋蝉般飘零境遇，说出来让大家知道，怜悯我最后悲鸣的寂寞心情。这不算为正式文章，只不过聊以解忧而已。

译文1：

西角高墙外，枯瘦的古槐树上，秋蝉在一声声嘶鸣，

　　狱中囚禁的我，思乡的心绪一阵阵渐深。

　　真不能忍受，这秋蝉扇动乌黑双翅，

　　对我一头斑斑白发，不尽不止地长吟。

　　蝉儿啊，清晨露水太重，你虽双翼轻盈，却难振翅向高处飞进，

　　到黄昏，冷风狂虐，你高亢的吟唱，也容易被风声掩沉。

　　你——枉居高树啜饮清露，可浊世昏昏，无人相信那高洁冰清，

　　哎，又还能有谁为我表白皎皎廉洁的一颗心！

译文2：

秋天蝉儿在哀婉地鸣叫，作为囚犯的我，不由得生出了阵阵悲伤。我虽不到四十岁已是满头白发，哪还经得起那如妇人黑发般的蝉儿哀鸣的侵袭。秋露浓重，蝉儿纵使展开双翼也难以高飞，寒风瑟瑟，轻易地把它的鸣唱淹没。虽然蝉儿居高食洁，又有谁能相信我的清白，代我表述内心的沉冤。

译文3:

深秋里秋蝉不停地长鸣,触动了我在狱中念家思乡的愁情。哪禁得住乌黑的蝉影，对我已白头之人高声悲鸣。秋露重重有翼也难以向前飞进，秋风阵阵歌声也容易淹没而变得消沉。无人相信我如秋蝉一样清高廉洁，有谁来替我表白此种心意。

译文4：

院角高墙外

枯瘦的古槐树上

秋蝉在一声一声嘶鸣，

狱中囚禁的我

思乡的心绪

一阵一阵渐深。

真不能忍受

这寒秋的蝉儿

不停扇动乌黑的翅影，

对着我的

一头斑斑白发

无尽无止地长吟。

蝉儿啊

清晨露水太重

你难振翅向远处飞进，

到黄昏，冷风狂虐

你高亢的吟唱

也容易被风声掩沉。

你——

枉自栖息高树

只啜饮露水的干净，

可是昏昏浊世

无人相信

你的一怀高洁冰清，

唉，又还能有谁

为我表白——

这皎皎廉洁的一颗心?

4、骆宾王（约630—684 ），字观光，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为“初唐四杰”中最富于传奇色彩的诗人和文章家。

　　骆宾王自幼随父到博昌，从师于张学士、辟吕公，七岁时赋《咏鹅》诗，被传为佳话，时称神童。父骆履元，曾任青州博昌（今山东济南东北）令。可惜父亲早逝，生活窘困，母亲带着他到衮州瑕丘投靠亲友，“藜藿无甘旨之膳”，以致沦落为“市井博徒”。青少年时期落魄无羁的生活经历，对他的性格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他崇尚侠义，性格豪爽，富于反抗和冒险精神。文如其人，宾王的豪爽及侠义精神自然也现于他的文学及诗歌的创作中。

　　青年时代的骆宾王曾在道王李元庆府中任参军、录事之类的小官。适逢乾封元年高宗登泰山封禅，宾王作《为齐州父老请陪封禅表》，因此被赐为奉礼郎，后又任东台详正学士。咸亨元年，骆宾王以奉礼郎的身份从军西域，正遇薛仁贵战败于大非川，滞戍边塞两年多，回到长安不久又进入蜀地，从军姚州（今云南楚雄一带），在姚州道大总管李义总府里任书记，随军征战，拟写檄文布告等。上元元年官任武功主簿，后又调任明堂主簿、长安主簿。仪凤三年，升任侍御史。此后不久因事入狱，究其因，据说为“坐赃左迁临海丞”。《新唐书·文艺本传》中却记载为：“武后时，数上疏言事，下除临海丞。” 诗人在狱中作有《萤火赋》、《狱中咏蝉》和《狱中书精通简知己》，屡次诉说自己的冤屈。仪凤四年改年号元调露元年，大赦天下，宾王因此得以出狱，之后又赴幽燕进入幕府。

　　调露二年秋天任临海县丞，因郁郁不得志不久弃官而去。嗣圣元年九月，徐敬业起兵扬州，以匡复李唐王朝的名义征讨武则天。骆宾王加入了匡复府在其中任艺文令，此期作《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名扬天下。

　　徐敬业兵败后，骆宾王的下落不明。史诗记载说法不一，《朝野佥载》称：“宾王与徐敬业兴兵扬州，大败，投江而死。”《本事诗·征异》则说他落发为僧。

　　民间又有他在灵隐寺与宋之问联诗的传说。

　　骆宾王现存的作品，有《骆临海集》十卷，《全唐诗》中收入其诗三卷，共一百多首。

《在狱咏蝉》是骆宾王陷身囹圄之作。公元678年（唐高宗仪凤三年），屈居下僚十八年，刚升为侍御史的骆宾王被捕入狱。其罪因，一说是上疏论事触忤了武则天，一说是“坐赃”。这两种说法，后者无甚根据。前者也觉偏颇。从诗的尾联“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来看，显然是受了他人诬陷。闻一多先生说，骆宾王“天生一副侠骨，专喜欢管闲事，打抱不平、杀人报仇、革命、帮痴心女子打负心汉”（《宫体诗的自赎》）。这几句话，道出了骆宾王下狱的根本原因。他敢抗上司、敢动刀笔，被抨击者当然要以“贪赃”、“触忤武后”将他收系了。也正因为如此，骆宾王才在狱中写下这首诗。

如果说陈子昂作为主帅扯起了唐代诗歌改革的旗帜，那么骆宾王和初唐四杰的其他三位便是唐代诗歌改革运动的先驱。从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所见到的具有强烈现实主义时代精神的文人的哀歌与愤怒中，我们可以认为，从初唐四杰才开始正视人生，敢于面对生命中的悲欢离合。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把自己的人生感慨、悲愤沉痛于比兴之中，把客愁乡怨人生苦短壮志难酬，以及遭谗被诬的悲哀愤怒表现的淋漓尽致，很好的体现了“兴寄”“风骨”的特色。骆宾王和初唐四杰的其他三位为后人作出了榜样，开唐代诗歌变革，回归汉魏的关切现实，关切人生命运的优秀诗歌传统的先声。

5、　这首诗作于公元678年（高宗仪凤三年）。当时骆宾王任侍御史，因上疏论事触忤武后，遭诬，以贪赃罪名下狱。起二句在句法上用对偶句，在作法上则用起兴的手法，以蝉声来逗起客思，诗一开始即点出秋蝉高唱，触耳惊心。接下来就点出诗人在狱中深深怀想家园。三、四两句，一句说蝉，一句说自己，用“不堪”和“来对”构成流水对，把物我联系在一起。诗人几次讽谏武则天，以至下狱。大好的青春，经历了政治上的种种折磨已经消逝，头上增添了星星白发。在狱中看到这高唱的秋蝉，还是两鬓乌玄，两两对照，不禁自伤老大，同时更因此回想到自己少年时代，也何尝不如秋蝉的高唱，而今一事无成，甚至入狱。就在这十个字中，诗人动作比兴的方法，把这分凄恻的感情，委婉曲折地表达了出来。同时，白头吟又是乐府曲名。相传西汉时司马相如对卓文君爱情不专后，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伤。其诗云：“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见《西京杂记》）这里，诗人巧妙地动作了这一典故，进一步比喻执政者辜负了诗人对国家一片忠有之忱。“白头吟”三字于此起了双关的作用，比愿意更深入一层。十字之中，什么悲呀愁呀这一类明点的字眼一个不用，意在言外，充分显示了诗的含蓄之美。

　　接下来五六两句，纯用“比”体。两句中无一字不在说蝉，也无一字不在说自己。“露重”“风多”比喻环境的压力，“飞难进”比喻政治上的不得意，“响易沉”比喻言论上的受压制。蝉如此，诗人也如此，物我在这里打成一片，融混而不可分了。咏物诗写到如此境界，才算是“寄托遥深”。

　　诗人在写这首诗时，由于感情充沛，功力深至，故虽在将近结束之时，还是力有余劲。第七句再接再厉，仍用比体。秋蝉高居树上，餐风饮露，没有人相信它不食人间烟火。这句诗人喻高洁的品性，不为时人所了解，相反地还被诬陷入狱，“无人信高洁”之语，也是对坐赃的辩白。然而正如战国时楚敢原《离骚》中所说：“世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来替诗人雪冤。“卿须怜我我怜卿”，意谓：只有蝉能为我而高唱，也只有我能为蝉而长吟。末句用问句的方式，蝉与诗人又浑然一体了。

　　这首诗作于患难之中，感情充沛，取譬明切，用典自然，语多双关，于咏物中寄情寓兴，由物到人，由人及物，达到了物我一体的境界，是咏物诗中的名作。

　　好诗，不但要有诗眼，以放“灵光”，而且有时须作“龙吟”，以发“仙声”。试读杨炯的《从军行》，杜甫《蜀相》诸诗，两诗若无“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样的“龙吟”句殿后，直抒胸臆，剖献“诗心”。则全篇就木然无光了。此诗亦然，尾联诗人愤情冲天，勃发“龙吟”，喷出蕴蓄许久的真情：“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遂脱去了前三联罩裹诗句的“蝉身”，使人看到了作者洁纯无瑕的报国诚心，这颗诚心恰如其《序》所说，乃“有目斯开、不以道昏而昧其视，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乔树之微风，韵姿天纵；饮高秋之坠露，清畏人知。”不以世俗更易秉性，宁饮坠露也要保持“韵姿”。正是这裂帛一问，才使《在狱咏蝉》成为唐诗的卓荦名篇，超然于初唐诸官体艳诗之上。

6、在我国古代，蝉被视为高洁的象征，因为它高居枝上，餐风饮露，与世无争。因此古代很多诗人咏蝉，有的借以歌颂高洁的品格，有的寓意感慨身世的凄凉。

　　如“清心自饮露，哀响乍吟风。未上华冠侧，先惊翳叶中。”（李百药《咏蝉》）“饮露非表清，轻身易知足。”（褚澐《赋得蝉》）“ 烦君最相惊，我亦举家清。” （李商隐《蝉》），在不同身世经历的诗人笔下，平凡常见的蝉各具性灵，仿佛是品格高尚的高士形象的化身。而在历代鳞次栉比的咏蝉诗中，最受称颂、广为流传的就数这道《在狱咏蝉》诗了。

　　《在狱咏蝉》诗，与一般的咏蝉诗不同，感情真挚而充沛，不但没有无病呻吟，更非“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平常慨喟。它抒写的是含冤莫辨的深切哀痛。

　　该诗是骆宾王于仪凤三年在狱中所作。他下狱的原因尽管说法不一，然而多数认为是被诬陷的。例如有传说，武后专政，排斥异己，严刑苛法，告密之风盛行。

　　骆宾王屡次上书讽谏，因此获罪撤了职，并以贪赃入狱。也有人依据他的《狱中书情》，分析“三缄慎祸胎”等语，认为他是言语不慎招来了莫须有的打击。

　　具有侠义性格的骆宾王蒙受如此不白之冤，就借咏蝉来替自己的清白申辩，宣泄心中激愤之情。诗的序言中他写道：“仆失路艰虞，遭时徽，不哀伤而自怨，未摇落而先衰。闻蟪蛄之有声，悟平反（昭雪疑狱）之已奏。见螳螂之抱影，怯危机之未安。感而缀诗，贻诸知己。”在狱中诗人触景生情作该诗，既向知己的朋友诉说自己的冤屈，又表明了对昭雪信心不足。

　　序言的末尾说：“非为文墨，取代幽忧云耳。”由此可见所写都是肺腑之言。

　　诗的首联点题，上句中的“西陆”，一方面表明时令已是秋天，一方面又交待了诗人被囚禁的地点一禁垣西。蝉声唱，指蝉的鸣叫。诗序里说：“余禁所，禁垣西，是法曹厅事也。有古槐数株焉。..每至夕照低阴，秋蝉疏引，发声幽息，有切尝闻。岂人心异于曩时，虫响悲乎前听？”诗人失去了自由，听了寒蝉时断时续的鸣叫声，觉得异乎寻常，深感其中有一种幽咽、凄楚的意味。这就自然地引出了下句：“南冠客思侵”。蝉的哀鸣声唤起了诗人思念故乡的无限惆怅与悲戚。这个“侵”字，恰如其分地表现了诗人忧心忡忡的心境和情境。

　　次联“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是紧承上联进一步抒发诗人悲苦烦忧的心情。诗人仿佛是在对蝉倾诉，又仿佛是自言自语：我本来就够痛苦了，哪里还受得了你不断地向我诉苦呢！正所谓以苦引苦，人何以堪！

　　三联“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表面是写蝉，实际是抒写自己境况。秋季露水凝重，打湿了蝉的翅膀，使它难以飞行；秋风频吹，使蝉的声音传不到远方。此处以蝉的困厄处境比喻自己仕途曲折，蹉跎难进；受谗言诽谤良多，身陷囹圄，辩词无以传递。诗句委婉，意在言外。

　　尾联为一句深沉的慨叹：“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现在世上无人看重“高洁”，又能指望谁来替我平反昭雪呢！这声哀叹，仿佛对苍天呼吁，又象是控诉奸佞，满腔愤懑倾泄而出。诗人并没有言过其实，残酷的现实正像他所预料的，尽管“平反之已奏”，却如泥牛入海一般杳无消息。直到调露元年，高宗到东都大赦天下，骆宾王才得以出狱，但“坐赃”的罪名却和他的“文名”连在一起永远地被载入史册了。这愤恨如何能平消？到敬业起兵伐武，他积极参与并起草了《讨武曌檄》，或许原因正在于此。

　　《在狱咏蝉》诗最为突出的特点，用典贴切自然，比喻精辟传神，寄情寓兴深远。这真正是深领题中之精蕴，又兼得题外之远致，因此能够成为脍炙人口、千古传颂的名篇。诗的首联，“西陆”对“南冠”，“蝉声”对“客思”，“唱”对“侵”，对仗工整。次联则换以流水对，上下连贯，前后两联错落有致。第三联含蓄蕴藉，富于理趣。尾联用语犀利畅快。尽管有人认为“未免太露”，但精通诗道的骆宾王却认为不如此难以抒胸臆。这种“一吐为快”的风格，正是骆宾王诗歌一贯的特色。陆时雍曾经说过：“照邻清藻，宾王坦易。”这种“坦易”的诗风也表现了他倜傥不羁、豪放脱俗的气质。骆宾王的诗虽然不能摆脱六朝遗习，但不刻意追求形式。这首咏蝉诗，属对工整，句法善变，语言精炼，音韵和美，格调深沉而不颓丧，给人以整齐活泼的美感。

7、这是一首咏物抒情诗。“寓情于物”，借所咏之物——蝉，抒发了诗人品行高洁却“遭时徽纆”的哀怨悲伤之情，表达了辨明无辜、昭雪沉冤的愿望。诗中的蝉，既是自然之物，又是象征诗人品行遭际的人格化身。在这里，自然之物与人格化身契合为一了。　　

　　诗的开头两句点题，分别从蝉和己两方面写起。蝉最喜炎热的盛夏，那是它生命的辉煌时期。如今，到了白露已降、金风飒飒的清秋时节，临近它生命的尽头，这时的蝉鸣自然会变得凄切。诗人身陷囹圄，从荣耀的朝廷命官变成阶下之囚，也走上了人生的末路。人生天地间，无异匆匆过客；仕途多风波，尤其宦游之人。因此，遭逢厄运时闻蝉鸣，怎能不感怆悲伤，客思深重？这样，在“西陆蝉”（秋蝉）与“南冠客”（囚犯）之间，无形中就建立起了一种沟通。细心体味，不难发现二者的契合点：时运不济。以下诗句，就是此意的进一步申发。　　

　　颔联从“己”着笔，从自己感受的角度写蝉的外形、蝉的悲鸣。“玄鬓影”在这里指蝉，“不堪”的主语是“己”；“对吟”指“蝉”，“白头”指“己”。这上下两句，以流水对的形式，把“蝉”与“己”联系在一起。蝉通体黑色，薄薄的蝉翼的纹络亦呈黑色。诗人正当盛年，却遭逢厄运，早生白发，本当乌黑的双鬓已成昔日旧影。如今树上那乌黑的寒蝉对着自己哀吟，让人怎能承受得了？“白头吟”三字，如以名词视之，则是汉乐府相和歌辞楚调旧题。相传卓文君以此为题，写对负心人毅然决绝之辞。南朝鲍照、张正见都以此题作诗，写自伤清直而遭诬谤的哀怨。诗人巧妙地用在这里，语意双关，既说自己不堪听到蝉的悲鸣，又流露出对当权者失察而有负自己一片忠心的怨恨。此联是以“己”的角度写蝉，又是从蝉的形态写己，蝉与己相应，心与物相融。　　

　　颈联从蝉着笔，写蝉的生态及环境，实为借蝉喻己。“露重”、“风多”，既实写蝉所处的季节性气候特点，又比喻自己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飞难进”、“响易沉”，既是刻画蝉的生态形象，同时也喻写自己内心的痛苦。“飞难进”，喻仕途受阻，赴诉无门；“响易沉”，喻有志难申，心迹难明。骆宾王是被诬以赃罪下狱的，如作于同期的《狱中书情通简知己》有云：“绝缣非易辨，疑璧果难裁”。又如作于同期的《萤火赋》云：“嗟乎！绨袍非旧，白头如新。谁明公冶之非，孰辨臧仓之愬？”所言皆为赴诉无门、心迹难明的痛苦。这两句对仗工稳的诗，句句咏蝉，句句喻己。蝉与己，在这里浑融为一，自然无痕。　　

　　尾联主要写己，但仍切合写蝉。这两句直抒胸臆，明确表达希望得到援救，昭雪冤狱，从而点明诗的主旨。从蝉的角度看，是说蝉高居乔木，餐风饮露，本是清廉高洁的；自己与蝉一样有着高洁的品性，却不被人理解。这样，自然之物“蝉”又与人格化身“己”相契合了。由分写至合写，有分有合，变化中达到整一。

8、“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诗句写蝉的处境艰难，用意却在比喻自己生活环境的艰险，字字说蝉，却字字有自己。有人认为“露重”喻武氏专权，“风多”喻奸臣在位，其实诗人只是比喻环境压力之大，不必一定落实。因为环境压力大，所以政治上不得意‘所谓“飞难进”；言论上也常受压制，所谓“响易沉”。通俗点理解，露水那么重，很难进一步腾飞，再响的声音在大风的环境也容易沉下去。“露重飞难进”，喻指环境的压力，有才难施；“风多响易沉”，喻指谗言太多，言论受制。这种比喻，构思娩曲，寓意含蓄，是为人称颂的名句。

9、托咏蝉以寄意的咏蝉诗，在唐诗中有三首最为着名，被称为唐代文坛“咏蝉诗”三绝。这三首诗由于作者地位、遭遇、气质的不同，虽同样工于比兴寄托，却呈现出殊异的面貌，构成富有个性的艺术形象。清代施补华《岘佣说诗》云：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非是籍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

10、“风多响易沈”中便指出了“响易沉”。“沈”沉也，沉没。从作者对蝉声的心灵体验的微妙变化中,从诗人的前后描写蝉声用词的不同变化中，我们完全可以感触到诗人精神世界中变化着的波澜：从首联的客思乡愁到颔联的人生苦短及隐含的报负不能为执政者所理解的委屈到颈联的悲愤哀痛。诗人的情感沿着秋蝉一泻而下，一直到末联的“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封建中国的文人，十年寒窗，十年磨砺，期望的便是有朝一日能“学的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而封建中国的文人的最大悲哀，也或就是一身治国之策无出施展，一腔忠义之心无出表白：帝王家们不理睬你的“言天下计”的“上书”。仕途的沉浮荣辱猛烈的撞击着中国文人敏感脆弱的精神世界。距骆宾王三百多年后的哪个写了《美芹十论》上书宋孝宗而没被理睬的辛弃疾，不也曾孤零零的登上建康的赏心亭，面对“千里清秋”的楚天，而长叹：“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么？

11、中国何以没有明晰可辨的「脱儒入法」启蒙运动？为甚麽中国就没有「新法家」？洪亮吉要求清廷以法治国、不以个人喜怒决定人事进取等主张，妙则妙矣，却已经是一百多年以後的事了。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的无奈，令人深思。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零星的复兴先秦现实合理主义的社会思潮，终因儒家心性之学的无所不在而未能呈燎原之势。戊戌变法时期，改革志士的眼光只盯着日本对西方制度的引进，而很少谈到江户时代日本内部变革，特别是思想变革给日本明治维新带来的巨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国破家亡的危机时刻，中国近代改革家所选择的思想武器除了最不实际的孔教外，还把佛教内容糅合於改革思想中。康有为作《大同书》，就是依佛教「四谛」说，构建了一个「大同极乐的境界」。而谭嗣同的《仁学》，则以《大同书》中构设的「大同极乐世界」作为实践的目标，并用佛教华严宗的教理来为其政治理想作注解。梁启超亦写下〈论佛教与群治〉等文章，以为佛教具有的智信、兼善、平等、普渡众生等特徵，正可用来救国救民救心。改革者宁愿在传统文化中搜寻「厌世」的佛教理论去附会西方的近代理论，也不愿意像日本近世「新法家」那样去追寻务实的先秦法家。所以，较诸日本通过近世「新法家」的内启蒙而使明治维新一举成功，从而极少反覆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情形，中国戊戌变法的悲剧结局，实际上亦应在逆料之中。
　　
　　韩着中体现出来的「新法家」思想，对於当下似亦不无意义。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对人的本质的发掘和公平、公正原则的真正确立，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时代对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从「礼乐刑政」思想资源中挖掘出来的「口诗书，身礼乐，习惯成自然」的外在之「礼」和顺应「人情」的「新法家」思想，可以给我们带来许多珍贵的启示。毕竟，在沉寂了两千多年後，我们还是听到了「新法家」在中国大陆的叩门声。这或许才是韩着「迟来而未晚」言说的心音所在。
　　（宋洪兵　男，1975年生；现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思想史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