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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国家安危的大计,自有当政的王公大臣支撑,我这个不在其位的寒儒何须杞人忧天,枉自老泪长流呢!
[出典] 杜甫 《去蜀》
注:
1、 《去蜀》杜甫
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
如何关塞阻,转作萧湘游?
万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
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
2、注释:
五载:760年—765年(上元元年—永泰元年)。
梓州:四川三台,758年(唐乾元元年)改梓潼郡为梓州。
关塞阻:蜀道难,难返长安。
潇湘游:将往荆楚游历。
万事:从前之事。
残生:后半生。
大臣:指郭子仪。
3、译文:
在成都客居了五年时间,其中一年还是在梓州(四川三台)度过的。当前到处兵慌马乱,关山交通阻塞,我为什么反要远潇湘作客呢? 回顾平生万事,一无所成,可头上发丝已由白转黄,表明身衰体弱之极;而展望此去前程,又是那么渺茫难测,只能以抱病残生象江上白鸥一样到处飘泊了。国家安危的大计,自有当政的王公大臣支撑,我这个不在其位的寒儒何须杞人忧天,枉自老泪长流呢!
4、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河南巩县。祖父杜审言是唐初着名诗人。青年时期,他曾游历过今江苏、浙江、河北、山东一带,并两次会见李白,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
唐玄宗天宝五年(746) ,杜甫来到长安,第二年他参加了由唐玄宗下诏的应试,由于奸臣李林甫从中作梗,全体应试者无一人录取。从此进取无门,生活贫困。直到天宝十四年(755),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一职,负责看管兵甲仓库。同年,安史之乱爆发,此时杜甫正在奉先(今陕西蒲城)探家。第二年他把家属安顿在鄜州羌村(今陕西富县境),只身投奔在灵武(今甘肃省)即位的肃宗。途中被叛军所俘,押到沦陷后的长安,这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叛军杀戮洗劫的暴行和百姓的苦难。直到至德二年(757)四月,他才冒险逃到肃宗临时驻地凤翔(今陕西省凤翔县),授官左拾遗。不久因疏救房琯,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自此他对现实政治十分失望,抛弃官职,举家西行,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后被严武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
严武死后,他离开了成都,全家寄居夔州(今四川奉节县)。两年后,离夔州到江陵、衡阳一带辗转流离。
唐太宗大历五年(770),诗人病死在湘江的一只小船中。
他的诗在艺术上以丰富多采着称,时而雄浑奔放,时而沉郁悲凉,或辞藻瑰丽,或平易质朴。他擅长律诗,又是新乐府诗体的开创者。他的诗声律和谐,选字精炼,“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正是他严谨创作态度的真实写照。在我国文学史上有“诗圣”之称。他的诗留存至今的有一千四百余首。有《杜少陵集》。
5、这首四十个字的短小五言律诗,总结了诗人在蜀五年多的全部生活,笔调堪称恢宏寥阔。正如清人浦起龙所说:“只短律耳,而六年中流寓之迹,思归之怀,东游之想,身世衰颓之悲,职任就舍之感,无不括尽,可作入蜀以来数卷诗大结束。”(《读杜心解》)。
首联“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蜀,广义指四川,此诗专指成都,这句诗是说诗人在成都客居了五年时间,其中一年还是在梓州(四川三台)度过的。次联说:当前到处兵荒马乱,关山交通阻塞,我为什么反要远潇湘作客呢?这是以设问的语气表达难言的隐衷,是问自己,也是问一切关心他的亲友。言下之意是自己是知道时局如此纷乱不宜远行的,表隐衷而出以设问,无奈与愤激之情自见。在严武当政时期,为了照顾诗人贫困生活,曾表荐他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但诗人性忠直难被群僚所容,时受讥讽,因此不久坚决辞职归草堂。严武在世时尚且如此,此诗他人亡职歇,更待不下去了。暗示此去原非本意乃是迫不得已。“潇湘”,是湖南两条重要河流,此泛指湖南地区。诗人前往,因为那边有可以投靠的亲友故旧,如舅父崔伟,朋友韦之晋、裴虬等人。
三联说,回顾平生万事,一无所成,可头上发丝已由白转黄,表明身衰体弱之极;而展望此去前程,又是那么渺茫难测,只能以抱病残生象江上白鸥一样到处飘泊了。这是在去意已决之后,抚今追昔的感慨,“去蜀”之举更显其悲。困苦生涯,莫此为甚,不能不悲愤交集,“黄发”、“白鸥”联成对仗,表示行廉志洁如故,决不肯为穷困改节。由此结出尾联的反语。尾联说:国家安危的大计,自有当政的王公大臣支撑,我这个不在其位的寒儒何须杞人忧天,枉自老泪长流呢!表面是在负气说话自我解脱,其实是位卑忧国的肺腑之言。明知这班肉食鄙夫只会以权谋私,承担不起国家顶梁柱的重任,而自己“致君尧舜”的理想久遭扼杀,国之将覆,不能不悲。寄忠诚忧国之思于愤激言辞之内,感人的力度更见强烈。清人蒋士铨有诗赞杜甫云:“独向乱离忧社稷,直将歌哭老风尘。”(《南池杜少陵祠堂》)指的正是这位诗圣的高尚情操。
此诗尾联用激切语言所寄托的深于忧患不忘国难的赤诚丹心,更是一篇精髓所在。
6、公元765年四月间,传来了叫杜甫震惊的消息,好友严武病故。一下子失去了凭靠的杜甫,不得不辞别草堂,带领全家人乘船东下。临别他在草堂做了一首《去蜀》。“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万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
公元770年四月,杜甫由长沙到衡阳,一直身患疾病的他,心里清楚的感觉到“羁旅病年侵”的严重情况,在旅途中写下了一首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诗中从追思一生仰慕的古圣贤起笔,迎风凭眺,到忧虑天下局势仍然动荡不安。最后说“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这也成为诗人留给后人最后的话。不久杜甫就在漂泊湘江的船上永远的闭上了眼睛,享年五十九岁。后来同为诗人的元稹为杜甫撰写一篇墓志铭,其中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傲。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7、杜甫入蜀时(759年),安史之乱尚未平息,到公元763年史朝义战败自缢,部下将领田承嗣等降唐,连续八年的战乱暂得结束。但吐蕃、回纥相继进攻以及藩镇割据的局面已形成。
开元天宝之际,唐边防以西北为最雄厚。安史乱起,河西、陇右、朔方军全被征调,西北一空。吐蕃、回纥乘虚而入。自公元761年起至诗人写《秋兴》八首的时候,吐蕃、回纥以及党项羌、浑奴剌不断进攻,他们或分或合,或长驱直入,或骚扰边境。他们不仅占有河陇一带,还在公元763年兵临京师,迫使代宗出奔。吐蕃军入长安,使长安在收复后(安史乱中,长安曾陷落)又遭受一次焚掠。公元764年吐蕃、回纥又一度逼近奉天,京师戒严。765年又举兵数十万进攻。其他如蜀北部和西北部也遭受吐蕃等的攻击或占领,经常处于战争状态。
自安史乱后,藩镇就各拥重兵,唐中央政府难以控制。杜甫所在的两川,这几年间军阀混战,此起彼伏,少有宁静时候。如公元761年有段子璋反,762年有徐知道叛乱,后又与部将李忠厚争雄。765年又有崔旰之事。广大人民陷于深重的苦难中。
杜甫对国家大事和政局的变化无一日忘怀。上述情况,在诗人创作中都得到反映。见《早花》、《对雨》、《愁坐》、《警急》、《王命》、《征夫》、《西山》三首、《巴山》、《天边行》、《岁暮》、《释闷》、《去秋行》、《光禄坂行》、《草堂》等诗。这些重大事变,有的是诗人辗转听到的,有的是他亲身经历的,或者是在身边发生的。尽管杜甫宽慰自己说:“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去蜀》),其实,诗人却“十年朝夕泪,衣袖不曾干”(《第五弟丰独在江左,近三四载寂无消息,觅使寄此二首》)。
8、杜甫的仁者胸怀也表现在热爱祖国,密切关注国事的发展,这已经超越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忠君”的范畴,上升到对国家社稷的关怀,并将之诉诸笔端,用诗歌全面、深刻地表现时代的重大主题,他的诗被称为“史诗”,是因为其可以证史,亦可以补史之不足。例如《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北征》、《洗兵马》等诗,继承了《诗经》、《离骚》重视兴寄的爱国忧民精神,又发展了两汉乐府民歌“写时事”的优良传统,以时事入诗而饱含热泪深情,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几乎所有国家大事,展现了战火中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就连《月色》、《月夜忆舍弟》、《秋兴八首》、《登高》、《岳阳楼》等写景抒情的诗也是心系国事,把个人的遭遇融于国家的命运中。这些诗作,可谓家愁与国恨互为因果,因国恨而使家愁愈显深重,因家愁而将国恨具体化,从而家愁、国恨一一落到实处。杜甫始终关注着国家的安危,他的喜怒哀乐总是和国家命运的兴衰紧密相连。如《春望》、《闻官兵收河南河北》、《收京》等诗就反映了诗人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与祖国的安危息息相连。“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等渗透着爱国血诚的诗句读来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由此,一个忧国忧民的仁者形象就呼之欲出了。
9、说“哭”:
13、作为泪水,悲戚的传说终于不再干涩,因为不再干涩,泪水便有了断续的缓与急、哀与乐,有了紧紧相拥,有了百般回首。只是茫茫的夜空,“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泪水,流也流不尽,淌也淌不完。
它继续漫延着,流经宋朝淮海居士(秦观,字少游)的心田,冲刷出恨愁哀怨,冲刷出落魄感伤;淌过清真居士(周邦彦,字美成)的柔肠,洗尽悒郁离愁,谱成一曲“渭城三叠”千古吟唱着。
此外,还有位容易触景伤情的诗人,就是大唐诗圣杜甫。他也曾哭着鼻子说过:“万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
不必泪长流,可他还是流了,流落在外数十年,直到万事已黄发,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于湘江上的一叶孤舟里与世长辞。
如果说,历史是一条长河,那么泪水便是它最真切的组成。
庄灿煌的博客 2013-09-10 21: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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