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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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

  [译文]  国家安危的大计,自有当政的王公大臣支撑,我这个不在其位的寒儒何须杞人忧天,枉自老泪长流呢!

  [出典]  杜甫  《去蜀》

   注:

    1、  《去蜀》杜甫

    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

    如何关塞阻,转作萧湘游?

    万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

    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

    2、注释:

      五载:760年—765年(上元元年—永泰元年)。

      蜀:广义指四川,该诗专指成都。

    梓州:四川三台,758年(唐乾元元年)改梓潼郡为梓州。

    关塞阻:蜀道难,难返长安。

    潇湘游:将往荆楚游历。

    万事:从前之事。

    残生:后半生。

    大臣:指郭子仪。


    3、译文:

      在成都客居了五年时间,其中一年还是在梓州(四川三台)度过的。当前到处兵慌马乱,关山交通阻塞,我为什么反要远潇湘作客呢? 回顾平生万事,一无所成,可头上发丝已由白转黄,表明身衰体弱之极;而展望此去前程,又是那么渺茫难测,只能以抱病残生象江上白鸥一样到处飘泊了。国家安危的大计,自有当政的王公大臣支撑,我这个不在其位的寒儒何须杞人忧天,枉自老泪长流呢!

 

    4、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河南巩县。祖父杜审言是唐初着名诗人。青年时期,他曾游历过今江苏、浙江、河北、山东一带,并两次会见李白,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

  唐玄宗天宝五年(746) ,杜甫来到长安,第二年他参加了由唐玄宗下诏的应试,由于奸臣李林甫从中作梗,全体应试者无一人录取。从此进取无门,生活贫困。直到天宝十四年(755),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一职,负责看管兵甲仓库。同年,安史之乱爆发,此时杜甫正在奉先(今陕西蒲城)探家。第二年他把家属安顿在鄜州羌村(今陕西富县境),只身投奔在灵武(今甘肃省)即位的肃宗。途中被叛军所俘,押到沦陷后的长安,这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叛军杀戮洗劫的暴行和百姓的苦难。直到至德二年(757)四月,他才冒险逃到肃宗临时驻地凤翔(今陕西省凤翔县),授官左拾遗。不久因疏救房琯,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自此他对现实政治十分失望,抛弃官职,举家西行,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后被严武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

  严武死后,他离开了成都,全家寄居夔州(今四川奉节县)。两年后,离夔州到江陵、衡阳一带辗转流离。

  唐太宗大历五年(770),诗人病死在湘江的一只小船中。

  他的诗在艺术上以丰富多采着称,时而雄浑奔放,时而沉郁悲凉,或辞藻瑰丽,或平易质朴。他擅长律诗,又是新乐府诗体的开创者。他的诗声律和谐,选字精炼,“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正是他严谨创作态度的真实写照。在我国文学史上有“诗圣”之称。他的诗留存至今的有一千四百余首。有《杜少陵集》。


    5、这首四十个字的短小五言律诗,总结了诗人在蜀五年多的全部生活,笔调堪称恢宏寥阔。正如清人浦起龙所说:“只短律耳,而六年中流寓之迹,思归之怀,东游之想,身世衰颓之悲,职任就舍之感,无不括尽,可作入蜀以来数卷诗大结束。”(《读杜心解》)。

     首联“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蜀,广义指四川,此诗专指成都,这句诗是说诗人在成都客居了五年时间,其中一年还是在梓州(四川三台)度过的。次联说:当前到处兵荒马乱,关山交通阻塞,我为什么反要远潇湘作客呢?这是以设问的语气表达难言的隐衷,是问自己,也是问一切关心他的亲友。言下之意是自己是知道时局如此纷乱不宜远行的,表隐衷而出以设问,无奈与愤激之情自见。在严武当政时期,为了照顾诗人贫困生活,曾表荐他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但诗人性忠直难被群僚所容,时受讥讽,因此不久坚决辞职归草堂。严武在世时尚且如此,此诗他人亡职歇,更待不下去了。暗示此去原非本意乃是迫不得已。“潇湘”,是湖南两条重要河流,此泛指湖南地区。诗人前往,因为那边有可以投靠的亲友故旧,如舅父崔伟,朋友韦之晋、裴虬等人。

  三联说,回顾平生万事,一无所成,可头上发丝已由白转黄,表明身衰体弱之极;而展望此去前程,又是那么渺茫难测,只能以抱病残生象江上白鸥一样到处飘泊了。这是在去意已决之后,抚今追昔的感慨,“去蜀”之举更显其悲。困苦生涯,莫此为甚,不能不悲愤交集,“黄发”、“白鸥”联成对仗,表示行廉志洁如故,决不肯为穷困改节。由此结出尾联的反语。尾联说:国家安危的大计,自有当政的王公大臣支撑,我这个不在其位的寒儒何须杞人忧天,枉自老泪长流呢!表面是在负气说话自我解脱,其实是位卑忧国的肺腑之言。明知这班肉食鄙夫只会以权谋私,承担不起国家顶梁柱的重任,而自己“致君尧舜”的理想久遭扼杀,国之将覆,不能不悲。寄忠诚忧国之思于愤激言辞之内,感人的力度更见强烈。清人蒋士铨有诗赞杜甫云:“独向乱离忧社稷,直将歌哭老风尘。”(《南池杜少陵祠堂》)指的正是这位诗圣的高尚情操。

  此诗尾联用激切语言所寄托的深于忧患不忘国难的赤诚丹心,更是一篇精髓所在。


    6、公元765年四月间,传来了叫杜甫震惊的消息,好友严武病故。一下子失去了凭靠的杜甫,不得不辞别草堂,带领全家人乘船东下。临别他在草堂做了一首《去蜀》。“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万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

    公元770年四月,杜甫由长沙到衡阳,一直身患疾病的他,心里清楚的感觉到“羁旅病年侵”的严重情况,在旅途中写下了一首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诗中从追思一生仰慕的古圣贤起笔,迎风凭眺,到忧虑天下局势仍然动荡不安。最后说“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这也成为诗人留给后人最后的话。不久杜甫就在漂泊湘江的船上永远的闭上了眼睛,享年五十九岁。后来同为诗人的元稹为杜甫撰写一篇墓志铭,其中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傲。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7、杜甫入蜀时(759年),安史之乱尚未平息,到公元763年史朝义战败自缢,部下将领田承嗣等降唐,连续八年的战乱暂得结束。但吐蕃、回纥相继进攻以及藩镇割据的局面已形成。

  开元天宝之际,唐边防以西北为最雄厚。安史乱起,河西、陇右、朔方军全被征调,西北一空。吐蕃、回纥乘虚而入。自公元761年起至诗人写《秋兴》八首的时候,吐蕃、回纥以及党项羌、浑奴剌不断进攻,他们或分或合,或长驱直入,或骚扰边境。他们不仅占有河陇一带,还在公元763年兵临京师,迫使代宗出奔。吐蕃军入长安,使长安在收复后(安史乱中,长安曾陷落)又遭受一次焚掠。公元764年吐蕃、回纥又一度逼近奉天,京师戒严。765年又举兵数十万进攻。其他如蜀北部和西北部也遭受吐蕃等的攻击或占领,经常处于战争状态。

  自安史乱后,藩镇就各拥重兵,唐中央政府难以控制。杜甫所在的两川,这几年间军阀混战,此起彼伏,少有宁静时候。如公元761年有段子璋反,762年有徐知道叛乱,后又与部将李忠厚争雄。765年又有崔旰之事。广大人民陷于深重的苦难中。

  杜甫对国家大事和政局的变化无一日忘怀。上述情况,在诗人创作中都得到反映。见《早花》、《对雨》、《愁坐》、《警急》、《王命》、《征夫》、《西山》三首、《巴山》、《天边行》、《岁暮》、《释闷》、《去秋行》、《光禄坂行》、《草堂》等诗。这些重大事变,有的是诗人辗转听到的,有的是他亲身经历的,或者是在身边发生的。尽管杜甫宽慰自己说:“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去蜀》),其实,诗人却“十年朝夕泪,衣袖不曾干”(《第五弟丰独在江左,近三四载寂无消息,觅使寄此二首》)。


    8、杜甫的仁者胸怀也表现在热爱祖国,密切关注国事的发展,这已经超越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忠君”的范畴,上升到对国家社稷的关怀,并将之诉诸笔端,用诗歌全面、深刻地表现时代的重大主题,他的诗被称为“史诗”,是因为其可以证史,亦可以补史之不足。例如《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北征》、《洗兵马》等诗,继承了《诗经》、《离骚》重视兴寄的爱国忧民精神,又发展了两汉乐府民歌“写时事”的优良传统,以时事入诗而饱含热泪深情,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几乎所有国家大事,展现了战火中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就连《月色》、《月夜忆舍弟》、《秋兴八首》、《登高》、《岳阳楼》等写景抒情的诗也是心系国事,把个人的遭遇融于国家的命运中。这些诗作,可谓家愁与国恨互为因果,因国恨而使家愁愈显深重,因家愁而将国恨具体化,从而家愁、国恨一一落到实处。杜甫始终关注着国家的安危,他的喜怒哀乐总是和国家命运的兴衰紧密相连。如《春望》、《闻官兵收河南河北》、《收京》等诗就反映了诗人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与祖国的安危息息相连。“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等渗透着爱国血诚的诗句读来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由此,一个忧国忧民的仁者形象就呼之欲出了。

    9、说“哭”:

     男人有泪不轻弹,但有的时候有泪还得弹的,这泪浑浊、厚重、真挚、深沉、悲壮、崇高、凄凉。
 
     初唐诗人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中“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劝远走他乡的朋友不要太过悲伤,因为“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虽流泪但情境高远开阔,无儿女情长之羁。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这是男人的孤独和悲凉之泪,令无数听者在猝然间为之神动心折,感叹不已。
   
    杜甫《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国愁家恨浸透纸背;《喜达行在所三首(其二)》“愁思胡笳夕,凄凉汉苑春。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司隶章初睹,南阳气已新。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中兴有望,正使人欣喜至极。然而诗人却“呜咽泪沾巾”,哭起来了。这啼哭正是极致感情的体现,是激动和喜悦的泪水;“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这些诗句都表达忧国忧民之情,杜甫之泪深沉而悲壮。
 
    唐代诗人白居易《琵琶行》最后两句“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白居易之泪就远不如杜甫之泪那么有境界了,充其量也只是顾影自怜,最多让人生怜悯之意罢了。
 
     宋代词人苏东坡《江城子》“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此词是悼念已逝十年的妻子的,作为苏东坡是豪放派的代表,但这首词并不豪放,他此时的泪,感情真挚,情境凄凉。
 
      南宋词人辛弃疾《水龙吟》中“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此词豪而不放,壮中见悲,力主沉郁顿挫,其泪真乃“英雄泪”!
 
     曹雪芹《红楼梦》中“自题一绝”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辛酸泪”一句道尽曹雪芹一生经受的酸甜苦辣。

 
    10、一个人能把国家的人民的事情系在自己身上,把自己的生命和国家人民的命运连在一起,他就可以配得上“伟大”二字。屈原“国无人莫我知兮,又和怀乎故都”中有一份深厚的忠恳挚情;杜甫“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把个人的荣辱完全抛到了脑后;陆游临死,悲伤的是“不见九州同”。他们把别人的“大生命”和自己的“小生命”连接在了一起,并最后融在了一起。虽然我们说生命是个体的,但那些依然顾我明哲保身的思想与为民请命家国一统的思想有没有高下之分呢?

 
    11、 “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世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杜甫的《去蜀》则是行者的最佳写照。旅行者永远无法像游者那样只沉迷于山水风景带来的感觉刺激之中,因为使行者“行”的,并不是简单的对新奇环境生活的追求,而是一种深层次的,内心深处的对固有生活模式的颠覆。这种颠覆是来自精神上的,是与庸俗、市侩、丑陋的现实生活不可避免的矛盾与碰撞。你可以把行理解为一种逃避,但在更深的意义上,它是一种背叛,一种对更高的精神世界的追求和渴望。

    其实终点又何尝不是起点?人的一生都在不停的奔波和忙碌着,至死方休,只不过,有些人是在游,有些人,在行。

    行者无疆。旅行的不仅是人,还有思想和灵魂。

    屈子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它不朽的精神意义。愤而投江是无处行也无法行,虽然偏激,但是这种对思想灵魂、精神价值、国家命运的高度尊重直至要拿生命来祭奠的举动,构筑起了民族永恒的脊梁。只可惜生活在这个物欲横流、纸醉金迷的社会里的大多数人们,已经习惯了游,而不是行。 

     毕竟踏上自己的思想之旅本来就是件很痛苦的事。

 
    12、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读书人的小生命,与民族、国家之大生命,诗人之感性存在,与国家、社会之理性目的,紧紧相连。自此之后,中国人的乡关之恋便演化为、象喻为政治之恋、君王之恋和文化之恋。思家的魂梦飞萦,不仅是一己小我的温煦之情,而且是与国家民族文化理想循循相通的庄严圣洁之情。自此之后,政治之治乱兴衰,不再是外在于生命人伦之事,而是由生命中延伸开展而出的真实需求。中国人的政治情结也就生命化、人伦化了。
 
     韩愈有诗云:潮阳南去倍长沙,恋阙哪堪又忆家。(《次邓州界》)恋阙是理性的政治意识,忆家是感性的生命欲求,前者植根于后者,后者又为前者所强化、延伸。哪堪即表明,情感幅度之广与深,令诗人有难以承受之苦。中国怀乡诗浓重之忧患意识以及强烈感染力之缘由,于此即可见出一斑。
 
      恋阙与思家的相互强化,在杜甫身上表现最为典型。如清人袁枚所言:人但知杜少陵每饭不忘君;而不知其于友朋、弟妹、夫妻、儿女间,何在不一往情深耶?(《随园诗话》)仅以其在蜀诗为例,其基调即为思家。而思家又与恋阙组成错综而和谐的复调旋律。其中,归期未卜世乱未靖构成同一痛苦之源。如云:“望乡应未已,四海尚风尘。”(《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在老杜的咏唱中,怀乡的旋律与忧国的旋律,依然起伏相应,同存俱适,他那种真诚是足可以感动天地的。所以,不懂得“知人论世”为何物的批评家们批评老杜太“官迷”的时候,我是大不以为然的。
 
      用一个机心重重的现代人的心理去揣想一个早已把家国系于一身的忠心耿耿的古代忠臣,是有些厚侮古人的。尤其是到了南宋、晚明和晚清这些所谓“天崩地解”时代,国破家亡成为同一现实,两种旋律遂浑然为一,家亦国,国亦家,不复有区别,融汇为极悲壮深沉的时代音调。如事去空垂悲国泪,愁来莫上望乡台(汪元量《潼关》);秋风秋雨暗天涯,越鸟巢翻何以家(《越州歌》),字、字、字,异名同指。家非家、国非国,中国传统诗学中所谓黍离麦秀之思,即指此种作品。如果说,老杜仍有“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去蜀》)的信念,仍有青春作伴好还乡(《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欢颜,而到了南宋遗民,却一变而为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陆游《示儿》)的刻骨相思。
 
    中国思乡曲忧患之深、痛苦之至,唯有到遗民口中,方才越转越深,唱出了字字泣血的音符。由此,你也就不难理解遗民们的一腔愤懑,一怀愁绪,进退皆忧的矛盾心态了。

     13、作为泪水,悲戚的传说终于不再干涩,因为不再干涩,泪水便有了断续的缓与急、哀与乐,有了紧紧相拥,有了百般回首。只是茫茫的夜空,“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泪水,流也流不尽,淌也淌不完。

     它继续漫延着,流经宋朝淮海居士(秦观,字少游)的心田,冲刷出恨愁哀怨,冲刷出落魄感伤;淌过清真居士(周邦彦,字美成)的柔肠,洗尽悒郁离愁,谱成一曲“渭城三叠”千古吟唱着。

     此外,还有位容易触景伤情的诗人,就是大唐诗圣杜甫。他也曾哭着鼻子说过:“万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

     不必泪长流,可他还是流了,流落在外数十年,直到万事已黄发,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于湘江上的一叶孤舟里与世长辞。

     如果说,历史是一条长河,那么泪水便是它最真切的组成。


庄灿煌的博客 2013-09-10 21: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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