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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的“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于１９９５年６月１日至５日在上海举行。来自比利时、葡萄牙、日本的专家学者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专着的作者及有关研究人员参加了研讨会。与会学者对有关学术问题进行了重新认识，对有的问题加深了理解，达成了共识。
　　一、关于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的方法问题
　　比利是卢汶大学让·拉德利埃教授认为，两种哲学的比较，必须涉及到哲学与文化的关系问题，这是比较的基础。现在的状况是，哲学与文化相分离。造成分离的原因是，哲学把寻求普遍性、一般性当作自己的目标；而文化则呈现为多样性。国此，哲学与文化产生冲突，哲学排斥文化，使哲学成为外在的东西，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拉德利埃认为，人类生活就是文化的框架，人类所有的活动包括宗教、意识、伦理等等都是文化。失去文化根基的哲学，不能真正反映世界面貌，因而是没有生命力的哲学。但是，哲学并不等于文化，拉德利埃站在现象学和释义学的立场，通过对意义产生的过程的阐述，来说明哲学和人类生活、尤其是文化生活的关系。他指出，进入有意向的人的活动中的那些事物，总是作为人的一种工具，或具有某种功用而与其他事物相联系，这便是事物间的指向关系。把这些指向关系提示出来就是意义，而人的活动则是意义产生的基础。哲学就是去发现正确的方法，引导人们走向真实可靠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哲学是智慧、是理解、是和谐、是启发、是洞察力、是平和的心境、是正义、是真理，等等。
　　比利时卢汶大学名誉教授弗洛莉娃则依据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理论作为不同文化、哲学比较研究的基础。她认为，人的身体是同时包含被感和感知两种功能的实体，这种功能称为感应性（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人的五种感觉以及时空，都是在对感应性反思基础上展开出来的。在感应性中，被感和感知不断调整，以期趋利避害，达到生存的目的。这种理论应用到文化、哲学的比较研究中，是把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交往看作一个类似于感知和被感的过程。她认为，从这个角度去观察，容易理解一种文化在与其他文化的交往中首先注意的是哪些方面，以及如何进行交流，文化交往的结果必然会在多样性的基础上达成某些一致性。
　　“意义问题”是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中一个重要而基本的层面，会议对哲学应扎根于文化和生活这一点取得了共识。但对其中某些问题，与会者认为应进行深入探讨，拉德利埃教授对于哲学的表达，表明西方哲学在探寻不同于传统的方向，但他同时又肯定哲学应当寻求普遍、一般，这反映出传统哲学对他的影响。传统哲学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它的逻辑性，普遍、一般作为相对特殊、个别的范畴，都是逻辑的语言。拉德利埃认为，如果哲学不讲普遍性，那么交流也不可能了。但有人指出，哲学的最高境界恰恰是不能用语言、尤其是逻辑的概念交流的，因为那是人自己的一种亲身感受或体验；它也不能用一般、普遍那样的语言去描述，一旦描述出来了，它就成了知识而不是智慧，禅宗哲学就是一个例子。这里又涉及到了哲学究竟是知识还是对智慧的追求这样一个古老的问题。
　　二、关于比较哲学研究的视野问题
　　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今道友信人生圈伦理学（ｅｃｏ－ｅｔｈｉｃｓ）的角度为比较哲学研究开辟出又一片视野。他在《生圈伦理学的认同比较研究》论文中，对生圈伦理学下了定义，他认为生圈伦理学既不是环境伦理学，也不是生态伦理学，它是广泛意义的人类伦理学。也就是说，它不仅包括人的自然生存环境，而且包括文化和技术在内的伦理学。他比较了东西方哲学传统两种不同的认同形式，认为西方重个人认同，东方重集体认同。这种不同方式蕴含着的哲学意义是呢？今道友信认为，东方集体认同的危险是从个人心理上放弃道德责任，导致国家主义、功能性集体主义等等，因此，这不是一种精神认同，只是一种功能性认同。而西方人的个人认同心理则导致个人主义，社会生活涣散。在每个人身上，存在着两种个人主体，一是作为公众生活领域中的集体认同的功能主体，另一个是私人生活中个体认同的个人主体。东方人往往将其真实的个体认同主体融化于品诗、绘画中，而从公众领域逃离出来。这样人们可以发现自我完善之路，却无补于社会。西方人则不论从公众领域还是个人内心都倾向于个体认同，但在高度技术化的社会，集体认同愈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比如，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拥用核能源，而作为集体认同的社会就可以拥有它。在技术伦理领域，可能某些社会中的个人会反对一般的伦理原则，但又不得不接受社会成员所必需接受的原则。因此，当代技术化社会中的道德观更接近于东方的两主体：作为公众生活中的集体认同和作为个人生活中的个人认同。但当代的集认同，不同于东方传统中的功能性集认同，它需要加上作为私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体的积极参与社会的认同，需要进行个体反思所达到的自觉认同。也不同于西方的不注意社会集体功能的纯个人认同。现代集体认同应当是建立在个人认同基础上的新的集体认同，这种认同包括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环境，个人与文化间的互动关系，在关系中实现认同。这种新的认同视野应当从语言学领域，人的本体结构，逻辑的观察，宇宙的范围等几方面进行研究，以造就出一种共生集体认同关系，并同时在精神活动中表现出个体认同。这种新的认同是人所独有的，具有人类文化意义的新的哲学视野。日本清泉女子大学的桥本典子教授指出，从日本古代神话中考察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有价值的语言的转换是通过“间”（Ｍａ）完成的，“间”既是时间距离，也是空间距离。间即关系，意义在关系中产生。因此，哲学研究必须注意研究关系，这是意义产生的基础，也是哲学发生的基础。
　　三、关于比较哲学研究的目的问题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张仲礼研究员认为，东西方哲学都追求智慧以对人生、世界的透彻理解。但是，东西方哲学在表达方式、思维形式、论证过程等方面是存在差异的。比较研究的目的就是取长补短，建立更好更高的哲学，以促进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中国具有丰富、悠久的哲学传统，但它并不排斥一切外来哲学文化中有益的东西，例如外来的佛教，它在与儒道两家中国本土哲学思想的交流冲突中，最终产生出中国自己特色的指教哲学，而儒道两家也吸收了佛教哲学的思辨精深的特点，最终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哲学思维的一次大发展，产生了宋明理学。从西方来看，西方哲学从古腊哲学算起，已有二千余年历史，这不仅是西方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同时也是世界人民共有的精神财富。自本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形态也在发生重大变化，现象学、释义学等流派的兴起，标志着西方哲学也在探寻新的表达方式和新的内容，东方哲学成为其注目点。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通讯的发达，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交流、接触日益频繁，为了人类的和平进步，为了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共同进步，进行不同哲学间的交流理解尤为重要。共创人类文明，共享精神财富，是我们进行哲学比较研究的主要目的。拉德利埃说，如今我们开展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无疑是一项重大任务，东西方都有着历史悠久和非常丰富的哲学传统，并且在当代哲学研究中充满活力。我们开展比较研究，当然为了解决目前哲学中存在的一些危机，为了达到东西方人们间的相互理解，为了获得智慧。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任务还在于承先启后，建立一种更为完善的将来哲学，为哲学文化的繁荣兴盛，为人类精神文明的提高做出哲学工作者应有的贡献。葡萄牙里斯本大学的米歇尔·雷登（Ｍｉｃｈｅｌ　Ｒｅｎ－ｄｅｎｄ）教授提出了由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为标志的主体哲学在当代遇到的挑战，出现危机的看法。因为笛卡尔重建知识的方法是建立在主体确定性上的，笛卡尔认为，思想既是活动也是内容。在西方从他开始，第一次从思维角度谈人的主体性，从康德到黑格尔，主体性哲学得到了发展。然而，从１９世纪始出现了对哲学主体性批判的潮流，这个潮流包括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结构主义以及利科、福科等。主体性哲学遭到批判的主要理由是，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表象知识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认知主体和知识客体二个方面，并且认为主体意识当统驭客观对象。根据这一分析，笛卡尔认为，真理不在于主客一致，而是主体意识的清楚明白。然而利科在尼采所开启的方向上指出，笛卡尔过分相信了人自己意识中清楚明白的一面，即自信的一面。事实上，意识中怀疑的方面也常常会占上风，而且人往往不可避免怀疑。况且尼采早已指出，人有追求真理的愿望，但有时也会撒谎。这里，从“我思故我在”出发去寻找真理是无济地事的。现代的研究更表明，一切表象性的知识不过是出于人的一种解释活动，这里与其说人是作为一种意识的主体，不如说更应该深入地从认识及能力的关系方面去考虑，这就要把人的身体及其各种能力，包括性的因素都考虑进去。总之，当今天人们再来追问人是什么的时候，已经不再是笛卡尔所说的那种确定的本质了。相反，不确定性，怀疑倒是在考虑人的本质时要注意的特点。显然，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传统的主体性哲学已经遭受到重大的危机，这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上海社会科学院俞宣孟副研究员比较了东西方不同的形而上学，说明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是建立在本体论之上的超验的领域，它以严密的逻辑推理构造的范畴体系作为哲学的第一原理。而中国形而上学并不是本体论的，也没有体系式的第一哲学原理，它是直接指导人们生活，教导人们做人的道理，它既是追求的目标，又是追求的过程。中国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哲学形态，同时也是生活态度，它既不脱离实际生活，又使人们追求高于实际生活的意义，以至于一些平凡的生活事实获得了超越的意义，如茶道、花道、棋道等，而最终则是为人之道。因此，形而上学是人类所不可或缺的东西。西方形而上学由于采取了本体论这种特殊形态，已见衰落，结果导致哲学上的相对主义，在生活中则反映为缺乏信念和目标，形而上学成了一个贬义词。然而，既然形而上学作为创造文化与意义的人类生活所不可缺少的东西，它决不会因本体论的垮台而同归于尽，事实上，本体论哲学倒台以后，西方哲学中依然有对形而上学的新的探索，如现象学、释义学及海德格尔哲学，尤其是海德格尔后期将他哲学中一个重要术语“是”（ｂｅｉｎｇ）等同于中国老子的“道”，这是值得重视的。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精神将在今后的世界哲学中发挥重大作用。
　　四、东西方哲学中几个课题的比较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王淼洋研究员认为，在中国学术界，一般认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思想，即使认为有科学思想，也主要考虑其与西方科学思想不同的方面。王淼洋指出，中国古代不仅有丰富的科学思想，而且与古希腊的一些科学思想极其相似。他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证：中国的象生数与毕达哥拉斯的数学思想相似；中国的五行说与古希腊的四元素相似；中国的阴阳学说与西方的宇宙万物二极说相似；中国的天人感应说与西方的大宇宙、小宇宙说相似。相似的原因是科学思想中有着确定性因素，定理是相通的。因此，由其科学思想产生哲学也有相通之处。从源头上看东西方哲学，坚定了我们将来的哲学可以会通的信心。上海社会科学院范明生研究员则从中西方思维模式及其现代形式分析了中西传统思维的不同，中国重辩证思维，西方重形式逻辑思维。他分别阐述了两种思维模式在各自哲学中起的作用，提出现代的思维方式不应偏颇，而应强调两者的互补作用。上海社会科学院陈超南副研究员，对东西方哲学中的感性与理性观念作了比较，认为西方人的感性与理性是相对立的两个概念，而中国的感性中带有理性的因素，如情操、情理、情志等，带有伦理意味，因而在中西哲学比较中出现困难。中国传统强调情与理结合，是从朴素水平上提出的，西方则从心理学上，从认识论上谈情与理，现代西方对情的理解也不仅仅局限于认识角度，如康德便认为应上升到伦理水平上看待情，情应与美相结合。这样，情就成为了道德的象征，与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识相近。这表明中西哲学美学可以互为贯通，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上海社会科学院周昌忠研究员，从认识论角度对中西科学作了比较，认为在认知心理倾向方面，传统中国保守、守成，对自然取淡泊态度；西方是进取、创造，对自然取理性认知态度。在知识的性质方面，中国重经验，重实用，表现为技术发达，不重科学理论，而西方是追求本质，重理论。在科学方法上，中国重获得，用经验的方法加以证明；西方重确立，用逻辑方法推论。知行关系上，中国重行，西方重知。理知品格方面，中国重伦理化人格，西方重智慧化人格。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中西比较，有可能从更广泛领域看待中西差异，寻求互补因素。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责任编辑：光君）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尸下加三羊
　　＠②原字簿去氵
　　
　　
　　
学术月刊沪108-110,113B5中国哲学史何锡蓉19951995 作者：学术月刊沪108-110,113B5中国哲学史何锡蓉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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