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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与周扬、夏衍等，同是30年代初左翼文艺团体“左联”的发起创建人。初期，他们之间关系良好，1932年底却骤起风波，到1933年下半年周扬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之后，他们间的矛盾不断爆发并恶化起来，至1936年决裂。对此，周扬等都怪罪于胡风的“挑拨离间”。事实到底如何，让我们从“左联”内部的矛盾发展谈起。
　　　　　　“左联”的诞生
　　1929年夏，中共有意以鲁迅为领袖，以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左翼作家和鲁迅周围的一批青年作家为核心，组织一个革命文学团体，此即后来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但在1928年之前，因为“革命文学”的论题，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左翼作家曾联合同鲁迅进行激烈论争，两方论争言词极其尖锐，似乎难有妥协余地。为摸清鲁迅的态度，中共江苏省委首先派夏衍、冯乃超、李初梨（均为创造社和太阳社骨干，中共党员）同鲁迅联络，确认了鲁迅的合作意向之后，派出同鲁迅关系良好的冯雪峰出面正式邀请。据冯的回忆，鲁迅当时没有犹豫，完全同意成立这样一个革命文学团体。于是筹建“左联”的工作便开始。
　　鲁迅的态度是真诚的。以后在筹备过程中，鲁迅还提议在“联盟”前冠以“左翼”两字，“使之旗帜更加鲜明。”这便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全称的来由。
　　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正式成立了。鲁迅出席了成立大会，并被推选为包括夏衍、钱杏＠①（即阿英）组成的3 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当天成立大会有冯乃超、潘汉年、郑伯奇和鲁迅4 人发言。鲁迅的发言经过冯雪峰整理之后，加进了平时鲁迅常讲的一些内容，最后经过鲁迅本人的审定，以《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为题，发表在“左联”盟刊《萌芽》杂志上。成立大会上还通过了一个“戏联”7人常委名单，鲁迅也是其中之一。
　　现在看来，鲁迅和“两社”从论战对手结为盟友，虽然并非表明双方对过去的论争有任何让步， 但起码表明两者之间是有共同基础的。1926年11月7日，那时鲁迅还在厦门大学教书， 他给许广平的信中便称：我还有一个野心，是希望到了广州以后，能够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可以这么说，筹组“左联”，实践了鲁迅联合向旧社会进攻的愿望。
　　还有一点值得提起，这便是鲁迅“甘为人梯”的一贯思想。“左联”成立之后不久，鲁迅致一友人的信中也说：“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假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所以我几年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有论者认为这是鲁迅加入“左联”之后发现自己被架空而发泄不满。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
　　诚然，“左联”虽以鲁迅为领袖，而实际权力却掌握在历任党团书记手中。对此似乎一开始鲁迅便清楚。自从筹建开始，似乎便形成了“除非鲁迅必须亲自参加不可的活动”外，其余“左联”的活动则通过联络员向鲁迅作汇报的规矩。在鲁迅自己的日记中，记录参加“左联”筹备会也仅有一次，即“1930年2月16日在公咖啡店， 召开上海新文学运动底讨论会”。至于“左联”成立后，每个成员都编入小组，每10天左右开小组会，而鲁迅却未被编入小组活动。日记中记录鲁迅参加“左联”全体活动也仅一次，即1930年5月20日左联第二次全体大会。 鲁迅在“左联”中的领袖地位，主要是通过汇报员的汇报维系的。虽然如此，但并不排除鲁迅本人的主动积极参与。如在与梁实秋的论战中，鲁迅在“左联”刊物上发表《硬译与文学阶级性》等大量杂文；除写文章外，鲁迅还为“左联”编辑杂志，如1930年4月创办的《巴尔底山》， 1931年1月出版的《前哨》，以及1931年12月出版的《十字街头》， 这些都是鲁迅主编的“左联”主要刊物；另外，鲁迅还花了大量时间，为联盟的青年作家看稿件，写序言，推荐及协助发表和出版作品等等。鲁迅虽不主张“左联”参加游行，贴标语等这些易于暴露目标的公开活动，但对于因这些活动而牺牲的青年作家却寄于深情。他主动参加“左联”领导组织的这些活动，如出版《萌芽》纪念刊，抗议“左联”5 烈士李绋森、殷夫、柔石、冯铿及胡也频等被害，此外还在金钱上尽可能支持“左联”的革命活动。总之，从“左联”成立至1932年上半年，鲁迅同“左联”的关系是和谐的。他同潘汉年、冯乃超、冯雪峰等3 位党团书记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只是到了1932年底发生了《文学月刊》事件之后，鲁迅同“左联”领导层的矛盾才爆发了。
　　　　　　“文学月报”的风波
　　1932年11月，由周扬（即周起应）主编的“左联”主要刊物《文学月报》1卷4号，刊登了芸生的长诗《“汉奸”的供状》，其中多行出现了辱骂、恐吓，甚至是下流污秽的语言。其中如：穿着江北苦力的衣裳——倒也像，只是皮肤白一点……你这汉奸——真是混账——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会变做剖开的西瓜……”此长诗鞭挞的对象是胡秋原。胡氏在“文学革命”的论战中，曾以“冰禅”的笔名，发表了《关于文学革命论》的论文，不同意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左翼作家关于“一切文学都是宣传”，是“武器的艺术”，是“阶级的武器”，认为“伟大作家的不朽之作，不在于装入了一个‘革命’的模型，尽在于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实际上，胡秋原是支持鲁迅的。而鲁迅的观点，并非反对“革命文学”本身，所指向的恰是芸生长诗中所使用的辱骂和恐吓的这些创作方法及其作品。鲁迅对“左联”刊物登载芸生的长诗深感不满，于是便给周扬写去了一封信，这即是那篇《恐吓和辱骂决不是战斗》的着名杂文，摘引如下：
　　“前天收到《文学月报》第4期， 看了一下……我对于芸生先生的一篇诗，却非常失望。
　　这诗一目了然，……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有可不必作的。
　　尤其不堪的是结束的辱骂。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要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像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骂言愈多，就愈是无产作品似的。……至于骂一句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Q式的战法了。
　　接着又有什么‘割西瓜’之类的恐吓，这也是极不对的，我想无产阶级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的能提笔判定生死的。
　　我只说战斗的作者应该注意于‘论争’，……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这才是战斗的作品的本领。
　　总之，我是极希望此后的《文学月报》上，不再有那样的作品的。”
　　鲁迅是通过私人信件的方式表达自己意见的。这目的清楚表明了要内部引起警觉，并且内部解决问题。 但周扬却很快将此信刊登发表于1932年12月15日出版的《文学月报》1卷5、6 期合刊的“通讯”栏目内。过了1个多月的时间， “左联”的另一家刊物便出现了一篇公开反驳文章，此即1933年2月3日《现代文化》1卷2期由首甲（即田汉）和云明、郭冰若、丘东平等4 人联名的《对鲁迅先生的〈恐吓和辱骂决不是战斗〉有言》一文。田汉等对鲁迅的主要观点逐条进行辩驳。认为：“芸生的诗基本立场是正确的”，“鲁迅为要纠正‘切西瓜’之类的‘恐吓’时，却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鲁迅先生说‘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担笔制生死’的话，显然是把普洛文化运动的任务估计过低，把我们诗人与斗争实践分离，这是极危险的右倾文化运动中和平主义的说法，无形中已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了。”
　　首甲等人的文章末尾还写到：“说来伤心，鲁迅先生说的诬谄、造谣、恐吓、辱骂截至今天，身受的怕不是胡秋原一类的人，而是一切最好的先进战士，想必鲁迅先生对此是熟悉的而不会忘记的啊”。这一段话，显然是暗示在先前的“文学革命论争”中，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一切最好的先进战士”，早已受到鲁迅先生这样的对待。
　　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鲁迅对首甲等人的文章保持着沉默。到了1934年7月，又一位“左联”青年作家廖沫沙以林默的笔名， 在大公报副刊“火炬”上发表题为《论花边文学》一文，认为鲁迅1935年6 月24日发表于《申报》副刊的一篇题为《倒提》的杂文，“有买办意味”，从而激起了鲁迅的愤慨。但他还是尽量克制情绪。过后，他在致曹靖华的信中提到此事时说：“去年春天，有人在《大晚报》上作文，说我的短文是买办意识，后来才知道，这文章其实是朋友作的，经许多人的质问，他答说已经寄信给我解释，但这个信我至今没有收到”。显然是因为鲁迅并未收到廖沫沙的信，因而感到一连串的事件并非这么简单，这使他感到“左联”内部的复杂性。于是1935年4月28 日鲁迅给萧军的信突然重提了首甲等人写的那篇文章，信中称：那个杂志（指“文学月报”）的文章，难做得很，我生前也曾从公意做过文章，但同道人中，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我提出质问，但结果是模糊不得要领。我真好像见鬼，怕了……。此信第一次指明了“左联”内部“同道人中”处处与他作难，“我真好像见鬼”。这当然是暗示“左联”的党团领导层人员周扬、夏衍他们了。说明此时鲁迅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迅速恶化起来。这矛盾是由“文学月报”事件逐步发展起来的。　　　　　　　　　　　　　　　　　
　　　　　　　　（上）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屯右加邓的右半部分
　　
　　
　　
团结报L京③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农伟雄20002000 作者：团结报L京③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农伟雄20002000

网载 2013-09-10 21: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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