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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均衡论既是分析工具又是基本理论。言其为分析工具，是因为西方经济学分析的诸多经济命题，如商品价格的决定、货币的供求、资源的最优配置、经济的稳定增长乃至国际贸易、国际收支等，都与均衡理论有关。言其为基本理论，主要指经济均衡理论被用于论证资本主义制度能否达到各种资源的最优配置状态，或者说是论证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能否使市场供求达到均衡、市场机制是否有效等问题。本文试图在简要考察均衡论与非均衡论之争的基础上，对其作为基本理论问题的论争实质作一评述。
　　　　　　一
　　19世纪70年代，瓦尔拉斯以边际效用理论为基础，研究了完全竞争条件下静态一般均衡的实现条件、实现方式以及动态条件下均衡变化的一般趋势等问题，创立了一般均衡理论体系。实际上，瓦尔拉斯的均衡理论表述了一个自斯密以来一直被大多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推崇的思想：市场价格的变动，会使有效需求等于有效供给，使所有市场都处于结清状态。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后经马歇尔、帕累托以及瑞典学派的修正、补充而得到发展，其主张的自由竞争的市场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的思想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信条。但应本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而生的“凯恩斯革命”突破了传统均衡观，导致经济理论出现均衡与非均衡的分歧与争论。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西方经济学也就来回往返于一般均衡论和非均衡论之间。
　　“凯恩斯革命”对传统的均衡观的突破在于，他从“三大基本心理因素”的作用出发，分析了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而引起消费不足，又因预期的利润率有偏低的趋势而与利息率不相适应从而引起投资需求不足的问题。由此他认为，如果让市场供求力量决定工资、价格和产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可以趋向于均衡，但通常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这样，凯恩斯既否定了“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的传统理论，也否定了通过市场的自动调节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传统教义。
　　更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尖锐地批评了从瓦尔拉斯到马歇尔以及他们的后继者超越现实的理论假设及把生产要素视为既定量的作法。他为自己确定的任务是批驳瓦尔拉斯定律和瓦尔拉斯总体系，发展一个关于产出和就业的货币理论。在这一理论中不肯定因素起着重要作用。因为，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体系中，认为预期和事实可以明确，风险也可以用统计方式计算。换言之，他们的市场机制理论，是以完全竞争为理论前提，以存在一个信息中心和价格制定者的“叫价者”，每一个参加市场的“经济人”对现在及未来的价格有完全的信息，经济中不存在不稳定因素为假设条件。但现实经济生活是既不可能有一个“拍卖商”，也不可能不存在不确定性因素。凯恩斯抓住传统理论这一要害，批评传统理论是“企图通过对未来知之极少这一事实的抽象方法来研究现在”〔1〕。这样，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贯穿的是如果没有“拍卖商”，价格就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使一切市场都出清的基本思想；采用的是不仅把价格，而且把数量也作为调整变量的基本方法；得出的是“就业不足均衡”应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通例的基本结论。
　　凯恩斯对传统均衡观的突破，在西方经济学均衡理论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非均衡观，扩大了理论界对均衡论的认识分歧。在此之后，西方均衡理论便沿着均衡与非均衡两个不同方面不断深化发展。一方面，以希克斯、萨缪尔森为代表的“主流学派”，从凯恩斯没有考虑在非充分就业均衡条件下市场体系与价格结构是否均衡，也就是凯恩斯宏观理论缺乏相应的微观经济学基础这一重大缺陷出发，引入了以完全竞争市场运行为特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这样就把凯恩斯的宏观非均衡分析嫁接在新古典微观均衡分析的理论结构之上，从而使“经济理论回到推敲瓦尔拉斯的性质”〔2〕中去。另一方面， 以琼·罗宾逊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与“主流学派”的做法相反，坚决信奉“历史观”，反对用一般均衡理论来解释凯恩斯学说，力图恢复凯恩斯的非瓦尔拉斯均衡思想。他们认为，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包括就业理论）是非均衡理论，他是非均衡分析的先行者。因为，历史时间概念是“凯恩斯革命”的实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主要论点就在于“打破均衡的束缚，并考虑现实生活的特征——昨天和明天的区别”〔3〕。 他们还认为，正是凯恩斯强调了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的存在，才能得出投资会产生波动从而使产量和就业会产生波动的结论。所以，“凯恩斯体系的价格理论（同某种所谓凯恩斯主义的价格理论是对立的）肯定不能用瓦尔拉斯相协和。”〔4〕
　　在60年代，西方经济学掀起了重新解释凯恩斯理论的浪潮。其中，一些经济学家如帕廷金、克洛尔、莱荣霍夫德等人，建立起非均衡学派。这一学派的建立，是对非均衡理论的发展。如前所述，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与传统微观的均衡理论之间存在矛盾。非均衡学派是在它们的矛盾之中产生的。30年代，凯恩斯为非均衡分析奠定了基础，但是长期以来，正统的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一直企图从一般均衡的框架中导出凯恩斯的结论。但结果是，所得出的重要推论“难以与可观察到的现象协调一致”〔5〕。但非均衡学派则不同， 他们从凯恩斯的基本思想出发，在市场不出清假设下建立一系列非瓦尔拉斯的微观经济原理，然后又以适当的方式在这些原理上构筑起非瓦尔拉斯宏观经济框架，统一处理各种传统的宏观论题。因此，非均衡学派既不像“新古典综合派”回到均衡分析，也不同于“新剑桥学派”否定均衡观。简言之，他们从价格缺乏完全弹性这一比较现实的假设出发，分析研究了“经济人”所受到的各种数量限制以及这些限制对其行为的影响。也就是说，它是通过对“经济人”行为的研究来阐明实现配额均衡的机制的理论。由于非均衡学派是在批判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上，引入数量调节，强调价格刚性，在市场不结清的假设下建立一系列非瓦尔拉斯的经济理论，它对于协调宏观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的意义是深刻的。
　　70年代，凯恩斯主义理论因无法解释高失业与高通货膨胀同时并存而遭西方经济学的非难，特别是一些中青年经济学家对凯恩斯主义尤其是对新古典综合派发起猛烈的攻击。他们在批判凯恩斯主义理论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创立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即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但是，理性预期学派本质上“是把理性的预期仅仅作为一种假设加以认可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图象是，这个学派是建立在古典经济学基础之上的，包括个人的最优化和市场的供求平衡这两个前提”〔6〕。也就是说，理性预期的均衡论仍然没有脱离原有的均衡理论框架，有所不同的在于他们把预期看作合乎理性而已。因为，他们在研究现代经济学中的价格总水平、产量与就业总水平的决定时，是以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分析为出发点，以微观经济学的心理预期为方法，以人们普遍存在有自发的预期为假定，以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工资、价格和利率具有充分的弹性为条件。
　　正当“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试图从传统微观经济学出发建立新的宏观经济理论大厦时，80年代初却有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如哈佛大学的格里戈里·曼基（G·Mankiw）， 麻省理工学院的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Blanchard），斯坦福大学的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等，扛起新凯恩斯主义的大旗。他们在坚持市场非出清条件下借用理性预期概念和经济人行为最大化原则的假设，努力在正统的凯恩斯经济学框架上构建新的宏观经济理论并称之为新凯恩斯主义。〔7 〕他们的理论实质是非市场出清模型，或称非均衡经济学，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市场随时处于“结清”状态的模型相对立。因为他们认为，由于工资和市场价格具有刚性，如果市场供求出现失衡时，工资与价格不能迅速反应促使市场达到出清水平，经济将处于持续的非均衡状态。这种工资价格具有刚性的市场非出清模型，既是回到凯恩斯主义非均衡理论，又是对名义工资刚性下的非市场出清模型的突破。同时，他们在寻找价格与工资刚性时，是从经济当事人的最大化原则与理性预期假设出发，这也突破原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框架。因此新凯恩斯主义日益引起经济学界的重视。
　　　　　　二
　　市场机制有效率还是无效率，实行自由主义还是实施国家干预，是均衡论与非均衡论及其政策主张的分歧所在。
　　主张经济均衡论者一般认为，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可以达到宏观均衡和资源的最有效配置。或者说市场经济有充分的自我调节或自我矫正的力量，市场能连续出清，经济能经常处于均衡状态。它不仅能保证收入分配的合理和公正，而且能保证最大限度的福利和进步。这样，国家只充当保护自由企业家精神的“守夜人”，而不必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过程本身。不过他们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或是将市场经济体系作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加以研究，力图把握经济体系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说明市场机制的有效性；或是从经济体系的局部来分析单一的商品市场的均衡。前者为一般均衡，后者为局部均衡。但他们都从不同程度上描述了经济体系的各种数量和现象的联系。
　　主张非均衡论者一般认为，由于信息的有限性和价格缺乏灵活的伸缩性，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是有限的。经济社会肯定会出现危机、萧条、失业，而且一旦出现了萧条和失业，将不是短暂的而是持续的。所以，有的西方经济学者认为：“凯恩斯和瓦尔拉斯之间在有关失业的出现问题上的分歧仅仅是，在瓦尔拉斯体系中，价格的立即调整将会消除这种失调，而对凯恩斯而言，不完全的情报和无弹性的预期会使得这些最初的价格调整推迟进行，相反，经济体系可能通过数量调整而作出适当反应。”〔8〕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非均衡论者主张， 在市场机制作用不能自动调节而实现充分就业均衡下，就需要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通过采取一定的政策与措施刺激总需求，以便使总需求等于充分就业的总供给，达到或者恢复充分就业水平。不过要注意的是，他们没有全盘否定市场的作用。如凯恩斯对经济制度能否自行调节这个问题做出挑战性的否定回答时，他只是简单地否认了经济活动和总就业水平在宏观经济上自行调节的有效性，他从未彻底否认在国际贸易和收支领域存在着有效的自行调节力量。甚至认为在微观经济方面，经济制度或多或少地可以做到适当的自行调节。〔9〕
　　有了上述简单的区分，我们就不难认识“主流学派”和“新剑桥”之争的实质所在。前面已提到，凯恩斯并没有解决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问题，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在较长的时期中，占主导地位的正统宏观理论是凯恩斯的非瓦尔拉斯均衡分析，但微观经济学仍是传统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希克斯、萨缪尔森等为消除这种矛盾，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论出发，来重新解释凯恩斯宏观非均衡理论。这实质上是把“均衡论”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论”结合起来。由于他们回到均衡论中，他们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就表现出，在注重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前提下，又重新认识到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与之对立的新剑桥学派，坚持了凯恩斯的非均衡观，认为市场机制是个效率极差的调节器。“对于私营企业制度，在听任它放任自流时，持续的充分就业是没有保障的，而依靠政府的政策来控制它，为了缓和经济活动的起伏不定的情形，则至少是有可能的。”〔10〕尤其在一个存在诸多垄断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仅仅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既不现实也行不通，市场机制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
　　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争论和分歧所在。信奉理性预期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由于以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分析为出发点，以经济当事人的最大化原则、理性预期和持续的市场结清为假定，就认定市场机制、自由竞争能够保证资本主义解决长期协调，政府干预是多余的。因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被认为是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机制可以平抑过度的供给和需求的理论衣钵。相反，新凯恩斯主义以非市场结清为假定，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原凯恩斯主义的非均衡分析。所以就认为市场经济缺乏充分的自我调节或自我矫正的力量，市场不能连续出清，经济有可能处于持续的非均衡状态。换言之，他们认为，如果依靠缓慢的工资和价格调整使经济回到实际产量等于正常产量的状态，就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造成失衡的原因在于市场协调失灵，即市场机制不能协调经济中众多的经济人的行为。因此，在市场不能确保经济处于有效率的均衡状态时，就必须依靠政府的干预来消除协调失灵，来促使经济向最优均衡状态运动，保证社会资源得以充分利用。
　　　　　　三
　　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均衡与非均衡的争论，实际上是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的反映。新古典主义时期，由于社会生产与社会消费，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矛盾有进一步深化的趋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必须回答通过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能否达到供求的均衡和论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能否达到各种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一问题。以瓦尔拉斯和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均衡理论正是这一社会经济现实的反映。因为一般均衡理论旨在论证资本主义社会供求能达到普遍相等，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经济力量和社会阶级是互相依存、相互制约的平等关系，资本主义是能使社会各阶级都得到最大的利益和满足的制度。
　　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阶级矛盾并没有因新古典主义构造一般均衡模型而消失，相反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尖锐化。现实的经济世界给均衡理论提出种种挑战。30年代的大萧条，使新古典主义那种不承认资本主义自身存在任何产生不均衡的经济因素，资本主义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自发调节会使其自动达到稳定的均衡状态的理论陷入危机。而凯恩斯面对排长队等待救济的工人而提出的“就业不足的均衡”的非均衡理论就成为最有说服力的理论。凯恩斯的非均衡理论的提出不仅是对新古典主义均衡理论的突破，实际上也是给均衡理论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到60年代以后，在重新解释凯恩斯理论的浪潮中，非均衡学派的悄然兴起绝非偶然。因为：首先，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是失业和资源利用的不足，一些市场总处于非均衡状态，整个经济达不到一般均衡。特别是劳动力市场总存在着持续的不均衡。如美国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充分就业水平的失业率大约在5％左右，到70年代上升为6％。〔11〕在经济衰退期，劳动力市场的失衡就更加严重了。如在1974～1975年衰退期间的失业率最大值为8.8％；1980～1982 年衰退期间的失业率最大值达到10.7％。其次，现代资本主义商品价格并不单纯由供求关系决定。因垄断的产生与发展，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加强，价格的决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最后，市场信号不完备性和市场信息获取成本的不断提高，价格信号也就不是唯一的信号，实际交易的市场过程不仅受到价格信号的引导，而且还启用生产数量信号。非均衡理论就是从这种经济现实出发，建立其“非结清市场”、“数量调节”的理论框架。由于它更能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现象，自然就引起经济学界的重视和普遍应用。
　　70年代初，西方国家经济积难深重，普遍陷入“滞胀”的困境，新古典主义趁势复兴。他们推崇市场机制的力量，认为“市场比任何模型都更聪明”，主张尽可能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各种资源能实现合理的配置，经济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都能自动趋向均衡。然而80年代失业和经济停滞再度成为西方国家的主要经济问题，经济实践证明了新古典主义的市场连续出清假设与现实不符，客观上又为凯恩斯主义“复兴”提供了契机。经济均衡的实现不能仅仅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而必须借助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的理论又有了发展空间。
　　但是，不管是均衡理论还是非均衡理论，都只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流通领域的供求关系的表面描述，并以此提出政策主张。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揭示经济出现均衡与非均衡周期性背后的内在原因。因此，他们既不可能开出根治资本主义矛盾的“药方”，也不忘记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使命”。从本质说，决定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均衡与非均衡交替的内在原因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运动，即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运动使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初期，生产关系尚能容纳生产力，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劳动市场、产品市场、货币市场等各种市场或整个经济体系能实现均衡运动。这样，新古典经济学就在一般均衡理论下为资本主义唱赞歌。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化的发展，特别是在二战以后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市场的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趋激化。
　　这时仅仅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不可能实现均衡运动。为了缓解矛盾，就实施国家干预经济，结果是经济出现时而均衡时而非均衡。因此，凯恩斯及后来的非均衡理论或均衡理论，要么认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要国家进行一定的干预，不均衡是可以消除的；要么认定只要充分发挥市场力量，经济就可以自动达到均衡。其理论辩护性不言自喻。
　　注：
　　〔1〕［英］凯恩斯：《就业的一般理论》，《财经译丛》1984 年第4期。
　　〔2〕〔10〕［英］琼·罗宾逊、 约翰·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7页。
　　〔3〕〔4〕［英］罗宾逊：《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美国经济评论》1972年5月号。
　　〔5〕［美］罗伯·巴罗、 赫谢尔·格罗斯曼：《收入和就业的一般非均衡模型》，《美国经济评论》1971年3月号。
　　〔6〕［美］D·贝尔、I·克里斯托尔：《经济理论的危机》，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25页。
　　〔7〕为区分80年代以前的凯恩斯主义和80 年代以后的凯恩斯主义，一般用Neo-Keynesianism表示前者，用New-keynesianism表示后者。
　　〔8〕［英］布赖恩·摩根：《货币学派与凯恩斯学派》， 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5页。
　　〔9〕［英］特伦斯·W·哈奇森：《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6页。
　　〔11〕［美］查尔斯·L ·舒尔茨：《宏观经济决策导向——致总统备忘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63～67,83F11理论经济学郭其友19981998凯恩斯所提出的非均衡论，突破了西方经济理论中的传统均衡观。随后，西方经济学界围绕着经济均衡论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现实的反映，也是他们在实行自由主义或实施国家干预上的分歧的反映。西方经济学/均衡论/非均衡论/论争/实质厦门大学经济系讲师 作者：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63～67,83F11理论经济学郭其友19981998凯恩斯所提出的非均衡论，突破了西方经济理论中的传统均衡观。随后，西方经济学界围绕着经济均衡论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现实的反映，也是他们在实行自由主义或实施国家干预上的分歧的反映。西方经济学/均衡论/非均衡论/论争/实质

网载 2013-09-10 20:5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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