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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和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于17、18世纪英国和法国反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进一步演进，成为一个源远流长、内容庞杂的理论学说。自由主义因时而变，因人而异，不同的历史时期自由主义有不同的内涵，不同的思想家、学者对自由主义有不同理解。尽管如此，自由主义自有其内在的一致性。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坚持以个人自由为核心和 出发点，强调天赋人权、自由民主、权利平等以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基本价值， 主张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把市场经济、宪政国家作为根本的制度设计。就 其内容来看，自由主义可谓近现代西方以“自由”、“民主”为基本价值理念的各种思 潮的基础、前提和总汇，它们所阐述的实际上都是对自由主义这个理论体系中某一方面 内容的侧重、加强，或者至少与自由主义共同分享同一理论前提，或者是自由主义在某 一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
    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自由主义也传播、渗透和影响到世界各个角落。早在五四运动时期，自由主义就由一些受欧美思想文化熏陶、影响的知识分子、社会精英引介到中国来，对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斗争，自由主义在中国失去了市场和存在空间。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自由主义重新找回了市场，在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缠斗竞争中又获得了存在的空间，成为当代中国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社会思潮，并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综观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思想文化领域的情况，自由主义主要作为社会主义主流思想意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挑战者，其历史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
    在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不是一种完整的思想理论学说，而主要表现为一些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精英、政治人物要求基本按照西方模式进行激进变革的政治诉求和政治行动。1979年春天，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思想解放热潮中，北京和上海等地出现了以反对国家政权、批判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和目的的一些政治活动，发生了“西单民主墙”事件和部分青年人上街游行，一些人还组织了“解冻社”、 “民主讨论会”，鼓吹资产阶级“民主”、“人权”，从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到走到 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这可以说是自由主义在当 代中国的最初形态，一开始就体现了其与社会主义相对抗的特征。之后，虽然党和国家 着重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在思想理论战线上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加强了在意识形态领 域的斗争，但一些自由主义的知识精英并没有停止活动，自由主义的影响不但没有消除 ，反而随着国内外政治气候和环境的变化，也以“启蒙”、“反传统”、“人道主义” 等形式，在民众特别是思想界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扩散自己的影响。
    8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知识界涌入了西方各种思潮，但反映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启蒙主 义”无疑是其中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众所周知，启蒙主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 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武器，即资产阶级用“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去 启迪封建专制思想之“蒙”，把人们从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统治之下解放出来。这样的“ 启蒙主义”得以出现在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几十年的80年代的中国，自然是自由主 义知识精英鼓吹操弄的结果。在他们看来，当代中国实际上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 封建专制主义，主宰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价值观念仍然是蒙昧主义和思想专制，即所谓 “现代迷信”，主要矛盾仍然是民主与专制、科学与迷信的冲突，因此解决问题的首要 方式仍然是“启蒙”，只不过形式和内容具有当代特点，所以叫“新启蒙主义”。通过 这样的“启蒙”，向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宣传民主自由的观念，破除人们的蒙昧主义专 制主义的价值观念，无疑是形成和凝聚颠覆性力量的根本和前提，对于改变现行政治结构具有极大破坏作用。因此，在整个80年代，自由派人士极力推动的就是所谓“新启蒙”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人道主义”和“反传统主义”是自由派手中的两个利器，两者既相互关联、贯穿始终，又代表不同的发展阶段，各有不同侧重。
    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思想学说中一种以人性、人道、人权为主题和价值的哲学思想，具有独特的世界观历史观，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是资产阶级反封建专制的思想武器。80年代伊始，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精英就把人道主义搬运进来，传播开来。不过，这种传播在刚开始的时候是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解释而表达出来的。1980年，有人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孔子再评价》一文，对孔子的思想作了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解释，认为孔子所维护的周礼包含着原始人道和民主遗风，孔子思想的中心范畴是“仁”，它主要是由“人道主义”、“个体人格”等四大因素组成的，其基本特征是实践(实用)理性。[1]这一转折性评价被认为直接触发了80年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
    与此同时，人道主义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和道德问题，开始在学术界讨论。但这样的讨论不久就超越了学术范畴，把“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联系起来，赋予了越来越浓厚的政治内容和现实要求，并在1983年达到高潮。在这场讨论中，自由派照般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观点，竭力宣传抽象的“人性”、“人道”、“人权”等人道主义的核心价值，把抽象的人性和孤立的个人作为考察世界分析社会的基本前提，认为马克思主义把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现实社会关系和能动地表现自己的实践活动当作最基本的出发点，是不关心人、不研究人的切身问题，是见物不见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提倡阶级斗争、社会革命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等，都是不讲人道，社会主义就是泯灭人性、践踏人权、扼杀人的个性和自由的制度，这些都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所讲的人类解放的初衷背道而驰，导致“社会主义异化”和“马克思主义异化”。因此，他们主张用人道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或者放弃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一元化的地位。
    “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以其强烈的否定社会主义的政治倾向，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之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造成了很大影响，相当程度上导致了意识形态领域里讲“党性”、“阶级性”等传统政治观念和价值标准的滑落和失范。比如，文艺界有人公开提出文艺的最高目的是“表现自我”；新闻界有人把人民性和党性对立起来，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绝对自由”等典型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观在社会上特别是青年学生中流行起来。
    自由主义者这一时期的思想倾向和理论学术主张，是在人民推动下，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声讨林彪、“四人帮”的封建主义，批判毛泽东晚年专断、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揭示我国社会和政治、经济体制中仍存在封建遗迹的旗号下提出的，有些口号客观上对当时的一些政治、思想批判也曾起过积极作用，但他们自由主义的主观追求将客观真理向前推进了一步，从而陷入了荒谬，也暴露了自己的真实面貌，表现出自己是当时社会 主义前进力量的同路人。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采取措施，加强了对思想文化的领导，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由于种种原因，“清除精神污染”半途而废。之后，自由主义思潮进一步扩张。自由主义的知识精英出于对“清除精神污染”的怨愤和反弹，在继续挥舞人道主义思想武器的同时，又在中国文化和革命传统问题上大做文章，最主要的就是通过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自“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的全面反思和彻底否定，割断社会主义政权的历史脐带，并且在对历史的反思中进一步散播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进而提出“全盘西化”的激进主张。与“人道主义”相比较，这种“反传统主义”更具有直接的破坏性和杀伤力。
    如前所述，自由派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始于1980年，但当时并没有对传统文化全面否定。而在1984年以后，自由派反思传统文化的目的在于全面否定，他们自命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继承者，放言“向传统全面开战”、“要使传统文化后继无人”，其基本思路是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不畅归咎于儒家思想的阻碍，认为当务之急仍然是把儒学批倒批透；认为思想解放的根本出路在于彻底反传统，用西方人文传统全面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实行“全盘西化”。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自由派掀起了“文革”以后又一次的批儒浪潮，其最大成果就是1988年轰动一时的电视系列片《河殇》。该片把中国近代的落后归罪于中国的黄色文明，即农业文明和内陆文明，认为黄色文明的代表者儒家文化已经造就不出一个民族的进取精神、一个国家的法治秩序、一种文化的更新机制；宣告儒家文化已经被历史所淘汰，黄河文明已经陨落，必将为蓝色文明的代表者西方文化所取代。
    自由派对革命传统的反思集中体现在对“五·四”精神的曲解和“五·四”以来的革命爱国传统的诟病。众所周知，五四运动高扬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极大地启迪了处于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统治下人民的民主意识，并通过爱国救国的实际行动，进一步唤 醒了人民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忧患意识和救国意识，从此，中国人民走上了反帝反 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因此，五四精神不仅包括民主、科学，而且还体现为拯救国家、复兴民族的历史责任感。但自由派却对五四精神作了符合“新启蒙主义”的解释，认为五四精神的真谛在于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民主”、“自由”、“个性解放”和“全盘西化”的主张；而对于“五·四”及其以来的救国运动和爱国精神，则视之为“教训”，认为中国现代史的“悲剧”是“救亡压倒启蒙”，爱国主义代替了个性主义。在对中国现代史反思的基础上，自由派提出，今天中国的启蒙，必须吸收五四的教训，不能仅停留在振兴中华、高喊爱国上，要以个性解放、个性自由为主要目标，强调个性主义高于民族主义；有的人甚至把爱国主义看成是民主自由的对立物，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和民主虚无主义的泥坑而不自知。
    1988年10月，自由派创办了以宣传人道主义、全面反传统为己任的《新启蒙》杂志。虽然前后只出了4期就被停刊，但却出了《论异化概念》和《庐山会议教训》的专刊，发表《为五四精神一辩》、《形而上学与中国文化》、《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等文章，力图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再检讨来承继五四以来的人文精神，将抽象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人格”的思想情怀发扬光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新启蒙》的创刊，连同电视片《河殇》的上映，把“新启蒙主义”推向了高潮。1988年被认为是“新启蒙”年。
    自由派的知识精英在致力于“新启蒙”的同时，并不甘心坐而论道。一方面他们按照自己的“思想、政治、经济”的顺序设计了激进的改革方案，即先在思想上进行民主启蒙，破除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再通过政治改革取消共产党领导，实行西方的政治模式；最后是通过经济改革向私有化过渡。另一方面，把自己的政治诉求付诸行动，到处写文章、散发传单，特别是在高校发表演讲、组织政治集会和政治上书，对青年学生进行政治性煽动。从1986年开始，我国一些大城市多次发生学潮，直到1989年严重的政治风波。学潮和政治风波的发生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和自由派知识精英的鼓动，无疑是最为直接的因素。
    由上述分析可知，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第一阶段，自由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挑战者，其最基本的色调就是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无论是它在反封建反专制口号下对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彻底否定，还是它以民族虚无主义的情绪对待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它关于“全盘西化”的主张和按照“思想、政治、经济”顺序的改革方案，都表现了这一时期自由主义的偏执和过激；同时，自由主义者还往往以“民主斗士”自居，把对现实的批判直接付诸政治行动，进行改变、颠覆现政权的政治动员，这更是其激进主义的充分体现。激进主义是这一时期自由主义思潮的基本特征。
    　　　　二
    1989年6月党和国家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因自由主义思想泛滥而引起的严重的政治风波。从此，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发展演变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如果说第一个时期自由主义思潮基本特征是激进主义并与国家政权直接对抗的话，那么，此后的整个90年代则是自由主义淡化激进色彩而转向保守、并在与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和国家政权的缠斗竞争中实现某种契合的时期。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的两三年时间里，随着思想界学术界对80年代激进主义的反思和 批判，特别是党和国家加强了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早已声名狼藉的自由主义一时失去 了市场而沉寂下去，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成为思想舆论界的时髦话题。但是，1992 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 标的提出和确立，自由主义在进行了巧妙包装之后又以新的面貌重新全面上市，很快成 为思想舆论界的话语核心和主要社会思潮。人们在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各个领域都能 够听到自由主义的声音。
    鉴于八九政治风波的教训，自由派不再像80年代那样赤膊上阵，而是调整策略，改变了与国家政权激烈对抗的做法以及颠覆现状的政治诉求，转而寻求与国家政权的契合点，力图对国家政策施加自己的影响。综观1992年以后的自由主义思潮，其最显着的特征和主要形式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市场经济要求资源配置通过市场来完成，市场主体之间的自由竞争是其基本特征。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有本质不同，但毕竟有作为市场经济的共同之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提出、确立、推进，不仅在客观上为自由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以很大刺激，而且也为自由主义发挥作用提供了着力点。因此，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和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之后，自由主义很快获得了巨大的话语空间而活跃起来，一些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甚至成为政府智囊和主流媒体吹捧的对象。而自由派也利用这一大好局势，着力在经济领域大做文章，竭力鼓吹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政治学说，力图以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来影响改革开放，并对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符合自由主义胃口的解读，推动改革向着自由主义的方向发展。自由派相信，经济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定会导致政治的自由化和思想的自由化。
    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经济自由主义者极力鼓吹和推动的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主张不加限制的自由竞争；二是主张全面私有化。就第一点而言，自由派盲目照搬西方古典自 由主义经济学说，以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主张限制政府的 管理职能，只发挥市场“守夜人”的作用，反对政府的宏观调控。1992、1993年我国出 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提出以后的第一次严重的经济过热，其矛盾问题在1994、19 95年集中体现出来，如果不采取宏观调控的有力措施，经济危机将不可避免。而一些自 由主义经济学家却对此视而不见，坚持政府不干预经济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教条， 对中央治理整顿经济、控制通货膨胀的做法大唱反调。
    就第二点而言，自由派特别不喜欢在“市场经济”之前冠以社会主义的字眼，极力排斥公有制作为我国社会基本的经济制度，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论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不相容，为私有制、私有化大造舆论，有的公开喊出了“私有制万岁”的口号，认为限制私有制是“戴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项神秘的无形紧箍咒”。[2](p.320)不过，鉴于历史的教训，自由派更多的不是直接鼓吹私有制，而是通过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曲解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主张，误导舆论和民众。其中最为显着的就是对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1997年十五大报告的曲解，认为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破除了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教条，从而冲破了“姓资姓社”的界线；而十五大报告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股份制“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等论述，则是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否定，从而冲破了“姓公姓私”的界线。按照自由派的理解，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五大报告无异于不问“姓资姓社”和“姓公姓私”的自由主义宣言书。他们以此大做文章，对那些责问“姓资姓社”和“姓公姓私”的观点主张大加责难，一概斥之为“左”，是反对“三个有利于”标准。在自由主义的话语霸权之下，“私有化”思潮已有汹涌之势。十五大以后，国有企业改革成为重点。有人高声宣称，当前国有企业改革“要突出一个卖字，落实一个股字，抓好一个私字。”[2](p.521)而在事实上全国许多地方的确出现了“卖”字当头的国企改革恶潮，导致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化为少数人的 私产。这正是自由主义思潮影响改革的典型注脚。
    实际上，在自由派心目中，“市场经济”本来就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只有这样的市场经济才是惟一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他们认为，中国要按照市场经济的模式来改造自己的经济体制，只有照搬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特别是要全盘学习美国的经济法律制度，并且要不惜代价强制实行。
    自由派在着力鼓吹经济“自由化”、“私有化”的同时，还热衷于在政治问题上大做文章，解析他们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基本思路。第一，他们竭力鼓吹按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模式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他们说，“既然我们的经济体制必须和世界接轨，那么政治体制又怎么可能独立于门外?”[3]提出政治体制也要与世界接轨。他们虽然没有明说如何接轨，但意思是很清楚的，即向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模式接轨。第二，鼓吹按照“弱政府”的理念设计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认为“强政府”容易践踏“人权”。而当前中国政府就属于“强政府”型，因此要给予“限制”。同时要保护个人权利，特别是保护个人财产权，要把“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写入宪法。第三，在人权观上也要与西方“接轨”。在自由派看来，中国坚持“人权首先是生存权”不是世界共同的观念，是完全过时的。他们认为，世界共同的人权观是“人权即公民权利”，不赞成经济、社会、文化权，更不承认生存权和发展权。这种说法显然既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也有悖于全面的人权观。
    与上述经济政治发展观相关的是，自由派还不加分析地照搬“腐败无害论”这一西方政治学领域中曾时髦一时的观点，大肆散布“腐败有利论”和“代价论”，荒谬地认为“腐败是一种保障系统，可以抵制坏政策”，“在某种意义上说，有些腐败是消除计划经济约束的催化剂，就是说，腐败在某种条件下对旧体制的解体有促进作用”；认为腐败和贿赂“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了经济改革的成本费”，“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同时，腐败还“化解着人们的革命愿望——你可以通过行贿的方 式达到利益上的要求”[2](p.394)。自由派鼓吹这样的荒唐理论，既是为腐败自由邀功请赏，为那些通过腐败得到好处、而又对他们给予支持的利益集团进行辩护开脱，又是与他们所倡言的“弱政府”的价值和目的相通的，即把以消除权力腐败根源为重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引向邪路，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侵蚀于腐败、消解于无形。
    除了经济政治问题之外，历史文化领域仍然是自由主义者活动的空间。自由派继续通过反思历史来散播其观点主张。其中最盛行一时的就是1995年以《告别革命》一书在香港的出版为标志掀起的“告别革命”的讨论，内地的自由派遥相呼应。就历史渊源而言，“告别革命”并不新鲜，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救亡压倒启蒙”的思想把“救亡”(即民族革命)看作一种消极力量、把五四运动看成是“破坏运动”而予以否定。这实际上就是“告别革命”的一种形态。但相比而言，90年代的“告别革命”则更加彻底系统，不仅否定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包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而且也否定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包括法国大革命在内的资产阶级革命，认为“革命是一种情绪化的东西”，“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破坏社会秩序，阻碍历史进步；相反，改良则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一种好的方式，“革命是一种能量的消耗，而改良则是一种能量的积累”。[4](pp.68、71、79)他们因此对诸如戊戌变法、英国“光荣革命”、日本明治维新这样的中外近现代史上的改良运动倍加赞赏。自由派“告别革命”的宣誓对现政权的历史合法性无疑具有侵蚀作用(这也是其主要目的所在)，但他们对改良的推崇，又在客观上为当代改革从而为现政权提供了历史的合理性论证。
    要“告别革命”，就不能留恋爱国主义，要批判民族主义。在自由派看来，许多革命都是在“爱国”、“救国”的旗号下发动起来的，共产党更是善于利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搞无产阶级革命。因此，90年代的自由主义在承继80年代“用个性主义代替民族主义”主张的基础上，继续这方面的反思和批评。一方面，他们在“全球化”的讨论中，用“地球村”反对“民族性”，不赞同动辄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主张中国无条件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另一方面，以批判“狭隘的民族主义”为借口，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表现出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大加谴责。甚至危言耸听地说“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情感的崛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激化着中国人同西方人的对立情绪。”[5](p.280)
    此外，在思想文化领域，自由派一方面继续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鼓吹思想多元化，排斥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把政治和文艺对立起来，要求在意识形态方面也要和西方接轨，也要去实现全球一体化；另一方面又承继80年代“反传统”的香火，对历史特别是革命历史进行反思、篡改和批判，贬损共产党和革命者形象，按照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大肆诋毁鲁迅这样的左翼作家和爱国主义者，吹捧民国时期的自由主义名家胡适，甚至大做翻案文章，为周作人这样的汉奸鸣冤叫屈。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要颠覆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和价值标准，可以说是“告别革命论”的继续和延伸。
    综上所述，90年代的自由主义在继承80年代自由主义精神遗产的同时，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说80年代的自由主义是激进的、左倾的自由主义，那么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则是保守的、右倾的自由主义。80年代自由主义者自诩为“民主斗士”，在体制外进行以颠覆现政权为目的的政治动员；90年代自由主义者则致力于以经济自由、法制分权为内容的制度设计，更侧重于体制内的缠斗竞争，期待着“静悄悄”的革命；虽然与社会主义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对立甚至冲突，但自由主义还是力避它与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权的直接冲撞，在淡化原来的激进色彩、进行巧妙的学术包装的同时，努力寻找它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契合点，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取得了某种契合，致使经济自由主义大行其道，成为这一时期自由主义最主要的形式。保守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就是这一时期自由主义思潮的基本特征。
    　　　　三
    90年代末，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进入到它发展演变的第三个阶段。在此之前，自由主义历经近20年的发展演变，虽然已经成为中国具有相当影响的政治社会思潮，但它在相当程度上并不是一种系统的思想理论学说，并没有呈现出完整的面貌而显得支离破碎，更多的只是一些零散的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甚至只是一些名词术语，诸如“自由”、“民主”、“人权”、“个性”、“私有”等，这些时常被自由派人士和对现政权不满者引用来阐述支撑自己的政治诉求和观点主张。至于究竟什么是自由主义?如何以自由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对当代中国问题进行理性分析?这些并不是自由派人士关注的重点。可以说，90年代末以前，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些人急功近利的批判现实、颠覆传统的思想武器和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它时而以人道主义、启蒙主义面目出现，时而表现为经济自由主义、宪政主义。到90年代末，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自由主义逐渐成为知识界学术界的核心话语，开始在本身的旗号下以完整面貌出现，进入到了系统阐释和全面宣传时期。许多文章关于“90年代末自由主义浮出水面”的断语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本文开篇所说“真正意义上的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观点也是从这个角度而言的。
    一般认为，90年代末自由主义“浮出水面”，1997、1998年是具有标志性的重要年份。1997年7月李慎之为《顾准日记》作序，被认为是自由主义公开亮出旗帜的标志。这篇序不仅把顾准定位为自由主义者，而且认为“中国的近代史，其实是一部自由主义理想屡遭挫折的历史”，“从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志士仁人真正追求的主流思想，始终是自由主义，虽然它在一定时期为激进主义所掩盖。”[6](p.16)11月，《南方周末》大版刊登了评介刚刚去世的英国自由主义学者伯林的文章，对自由主义作了初步推广宣传。但是自由主义刚一露面，就遭到了一些被冠以“新左派”的学人的批判，爆发了“自由派”与“新左派”的争论甚至论战。1997年，《天涯》杂志先后发表了“新左派”学者的《读书札记：关于自由主义》和《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等文章，对自由主义、“新启蒙主义”进行抨击批判，拉开了争论的序幕。随即“自由派”进行反击，发表系列文章论着，特别是借1998年北大成立100周年之际，编辑出 版《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收集了89篇文章，其中李慎之为该书 写的序《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的发轫与复兴》，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 展过程、性质、目的、功能等，并且表明自己的坚定的自由主义立场。1998年自由派还 围绕着如何认识顾准、国学大师陈寅恪和当年病逝的具有自由主义风格的青年作家王小 波等三人的思想和人生历程，进行了讨论。
    自由派和新左派的争论涉及到双方的基本价值观、对中国国情和社会弊病的基本判断和对当代中国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吸引其他学者纷纷投入其中，不仅自由主义的推动者积极着书立说，出版“公共论丛”，宣传鼓吹自由主义，而且自由主义的客观研究者、反对批评者也纷纷发表文章论着，介绍研究批评自由主义。同时，学术界集中翻译出版了诸如伯克、伯林、哈耶克、霍布豪斯等自由主义经典 作家的着作。随着争论的延续扩展和对自由主义研究的深入，自由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 政治思潮，还是作为一种思想理论，都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影响。
    在这场自由主义的争论和学理推介中，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观点主张得到了极大张扬和鼓吹。一方面，自由派把自由主义看成是最好的“主义”，“是一切‘主义’中最为开放的主义、最能宽容其他主义的主义，是唯一允许甚至提倡反对自己的主义。”“自由主义者不但乐于听取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而且保护反对意见。”而自由则是各种价值中最核心的价值，“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他们认为，“自由主义可以是一种政治学说，可以是一种经济思想，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哲学。它可以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只有全社会多数人基本上都具备了这样的生活态度，也就是正确的公民意识，这个社会才可以算是一种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治国家。”[7](p.338)因此“自由主义对现代中国有特殊意义：可以推进我们采取有效的经 济建设方式，以便治理贫穷，可以促进我们进入一种适当的政治生活状态，可以导引我 们朝向一个民族精神解放的方向发展。”[8]自由主义被认为是社会稳定时期的建设性 方案，也是使中国走出忽左忽右、忽上忽下的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力量。
    另一方面，自由派还结合当代中国若干重要的思想理论问题，特别是在革命和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自由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上，阐述了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他们承袭了“告别革命论”的基本观点，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它脱离了资本主义这一世界文明的主流，改革开放就是要回归这一主流。冷战时期中国站到了历史错误的一边。甚至认为当代世界由于中国仍然是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没有进行最关键的政治体制改革，因而世界的冷战还没有结束。
    在民族主义和全球化问题上，自由派把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看成是五四以来的两个精 神“病灶”，并比喻为“庆父”，称“庆父不死，鲁难不已”。解释说，民族主义在根 本上是与个性自由相对立的，认为“民族主义强调族国的绝对主权，排斥个人自治，从 而极可能压制、剥夺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造就对内对外都不受约束的绝对专制的政治主 权。”“在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的眼里，个人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都是微不足道的 。”[7](pp.253、254)同时民族主义与全球化相背离，当前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不是外 来的资本主义，而是包括狂热的民族主义在内的体制问题与意识形态。并指出，全球化 就是“全球资本主义化”，中国应该而且必须进入世界这个主流秩序，尽早资本主义化 ，这是大势所趋。
    在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问题上，针对中国在推进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贪污腐败、化公为私和两极分化加剧等现象，自由派认为这些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问题，而是旧体制与市场机制并存造成的。解决之道在于完善市场机制，保护私有财产，而不是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并且进一步阐述了保护私有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的决定性意义，认为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无财产即无自由”，“经济自由是其他一切自由的保障，并为其他自由的扩展提供了最有效、最可靠的途径。”“财产权与经济自由为个人创造了一个不 受国家控制领域，限制了政府及统治者的专横意志。”[7](pp.365、368)
    在自由民主和政治改革问题上，自由派反对通过发展直接民主、基层民主、经济民主、文化民主来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认为只有把市场机制改革延伸到政治体制改革，在制度层面建设权力监督机制，以宪政治国，即通过西方式的代议制间接民主，才能既解决好社会公正，又避免“大民主”可能导致的混乱和暴政。认为间接民主是一种自由民主，其目的是保障公民的自由，是一种对权力的限制和监督的制度；而直接民主则是一种最简陋、最粗糙的政治结构，没有过滤器和安全阀，与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容易导致专制主义；两者的本质区别就是“自由民主”和“极权民主”的区别。[7](pp.212—213)
    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和观点主张的张扬，是以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学说被深入研究和系统阐述为基础的。这是这一时期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特点。综观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内容涉及到自由主义的概念内涵、基本原则、价值体系、内在逻辑、哲学基础、历史发展、思想流派、类别划分、人物研究等方方面面。这些研究既有来自自由主义的推进者，也有来自自由主义的客观研究者的，它们对自由主义的推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有许多学者以比较研究的视角，在对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民族主义、后现代主义甚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冲突、异同、关联进行分析辨别的过程中，分析了自由主义的价值特征和理论要旨以及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也指出自由主义不可自为中心，应弄清自身的局限性。
    在与各种主义的比较中，值得关注、颇有意味的是何家栋等自由派学者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研究。何家栋在其《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一文中，通过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思想历史发展的考察，认为两者虽然是相互竞争的思想流派，但同时也存在彼此借鉴、彼此补充的关系，二者的合流由来已久。在他看来，19世纪中后叶英国经济学家穆勒之所以对放任主义的自由主义做出修正，20世纪初英国社会学家霍布豪斯进一步提出并论证了“自由社会主义”，都是因为受了社会主义的影响；而当代德国学者在给“社会市场经济”下定义时，把市场上的自由与社会平衡结合起来，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思潮的结合。进一步指出，当今发达国家大多数人都是中间派或说折中主义者，不是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中间偏右的“自由社会主义者”。进而认为这样的情况很可能在中国出现。[9]自由派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表明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不仅在实践中努力寻求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契合，而且还试图为这种努力提供理论支撑；尽管他们反对和批判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制度，但却避免与之公开对立和冲突。这正是90年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的一贯逻辑。
    综观二十多年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出，这一思潮虽然经历了曲折和冷却，但在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与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竞争。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和主流意识，在本质上是与社会主义对立的。因此，如何处理好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关系、学理关系，有效地遏制其消极破坏作用，当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需要认真对待的理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沪77～83D4中国政治余科杰20052005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和主流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来，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是自由 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权激烈对抗的时期，具有浓厚的激进主义的色彩。第 二个阶段，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自由主义在总体上淡化其激进色彩而转向保守的同 时，把对现实的批判转化为以法制分权、经济自由为内容的制度设计，在某种程度上找 到了与国家政权的契合点。第三阶段，即90年代末以后，自由主义在对前一时期思想继 承的同时，开始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的阐述和宣传。真正意义上的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就 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对自由主义思潮批判与反思，是当今我国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和意 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历史演变/基本特征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2-2003年度重大研究项目“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项目批准号：02JAZJD71003)的阶段性成果。滴石张长浩，西安政治学院武装冲突法方向硕士研究生Develop a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promote the land system scientification
   SHEN Shou-yu
   College of Land Management,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 China北京外交学院副教授 作者：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沪77～83D4中国政治余科杰20052005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和主流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来，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是自由 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权激烈对抗的时期，具有浓厚的激进主义的色彩。第 二个阶段，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自由主义在总体上淡化其激进色彩而转向保守的同 时，把对现实的批判转化为以法制分权、经济自由为内容的制度设计，在某种程度上找 到了与国家政权的契合点。第三阶段，即90年代末以后，自由主义在对前一时期思想继 承的同时，开始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的阐述和宣传。真正意义上的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就 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对自由主义思潮批判与反思，是当今我国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和意 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历史演变/基本特征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2-2003年度重大研究项目“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项目批准号：02JAZJD71003)的阶段性成果。滴石

网载 2013-09-10 20:5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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