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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学理论方法　史学理论方法仍是2003年学界关注的热点，史学理论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日益为国内史学工作者所认识。《历史研究》编辑部、《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学海》编辑部分别就“新世纪的中国史学”、“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历史理论与历史学家”等议题组织笔谈，多视角探讨史学理论方法研究、史学理论方法与相关学科理论方法相互借鉴和融汇、史学理论方法与中国史学的发展等问题（见历史研究1、史学理论研究2、3、学海1）。
    中国近代史学是在西方理论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如何看待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经典，是当今史学研究难以回避的问题。汪征鲁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所以具有真理性与合理性，根本在于其最高原则与精神，及物质的统一性、发展演化的辩证性、人的主体性。其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模式彻底贯彻了上述原则，具有基本概念上的合理抽象性与架构上的立体型、兼容性与张力。在新世纪，唯物史观仍是人类的主流思潮之一（唯物史观的历史命运/历史研究2）。张立达《评蒋大椿和吴英、庞卓恒围绕唯物史观的理论争鸣》（史学月刊3）指出争论双方都以人类实践为中心看待唯物史观，所不同的是庞强调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性，蒋注重把握人类实践的总体性；合理的态度应是兼顾抽象与具体，开展历史观与历史学的对话以及吸收跨学科的理论，建构中介层次的社会理论，并以此作为唯物史观新的生长点。郭小凌《论唯物史观及其历史命运》（史学理论研究1）认为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或基本原理只有一条，即人类历史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所制约的合乎规律的过程。沈长云主张《在历史研究中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同上），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认识历史问题的最尖锐的武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指坚持它的基本原理，而赋予唯物史观过多含义，把本来不属于它范畴的东西当作基本原理去宣传的教条主义，反倒有碍于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何晓明探讨《唯物史观视野中的历史必然性问题》（史学月刊8），指出历史必然性是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核心问题之一，有本体论与认识论依据，是人类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理论武器，在未来预测中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徐浩认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史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给近代中国史学理论注入新质思想，但我国中观史学理论创新的匮乏已成为制约新世纪中国史学理论发展的“瓶颈”。俞金尧也主张历史学要不断创新，理论创新是其主要内容之一（史学理论研究2）。马敏结合评价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一书，思考如何实现中国史学典范的转移。认为李着的创新不在于引进新方法或刻意标新立异，而主要是研究视角的调整与思维方式的更新，或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经典理论的再认识。这对我们如何更加重视自身历史经验的独特价值和特殊性，建立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典范，有深刻的启迪性（据之于实情：建立中国史学新典范的若干启示/历史研究1）。张曙光《试论现代历史观念的演变与问题》（学习与探索6）指出：以进步主义为思想旨趣的现代历史观念产生于西方并逐步在世界获得主导地位。但这一观念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普世主义的道义与西方中心的强权之间的矛盾，并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上世纪初迄今，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念在世界范围内受到现实与理论两方面的挑战，在西方呈衰落之势。现代历史观念的演变要求对历史与现代的关系作出新的阐释。
    口述史学是20世纪中期以来逐渐盛行的史学研究方法。它源于美国，其方法是以访谈形式收集资料，并对资料进行研究。邬倩肯定口述史学在深入探索历史真实中的地位，指出口述史学在新的理论和视角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历史课题的重新诠释和解读（口述历史与历史重建/学术月刊6）。陈献光着重对口述史学中记忆与诠释两个问题作理论探讨，以期引起人们对口述史学理论的关注（口述史二题：记忆与诠释/史学月刊7）。张广智认为：口述史学具有生动性、广泛性、民主性的特点，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史学，即由大众直接参与而又为大众建构历史的史学，是对传统史学的反叛（“把历史交还给人民”/学术研究9）。赵世瑜则认为：现代实证史学把传说与历史对立起来，后现代史学又将二者对接起来。其实，口头传说与历史文献是历史记忆的不同表达方式，从历史考据到现代实证史学，再到后现代史学，人们始终关注史料，只是对如何了解事实有着不同看法；这不仅表现为学术史的断裂，也显示一以贯之的思想链（中国社会科学2）。陈春声、陈树良在实践中探讨乡村故事与社区历史的建构的关系，指出乡村社会格局和乡民生活方式是历史积淀的结果，而乡村故事则可视为乡民的“历史记忆”，对我们理解乡村生活具有独特的意义；但在强调重视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同时，研究者必须保持一种自觉，即在“口述资料”中发现的历史未必比官修史书更接近“事实真相”，研究者的责任在于通过对百姓历史记忆的解读，理解乡村历史的事实或内在脉络（历史研究5）。朱小田以某江南乡村庙会为个案，解读民间记忆方式，诠释社群关系的成长（史学理论研究4）。
    比较研究方法已为众多学者所熟悉和运用，但如何确定研究对象的可比性或评价标准，诸学者见仁见智，不尽相同。吴承明回顾以往的比较研究，重点评说近年西方学者中西比较研究方法的特点。认为比较研究一般有两方面：一是比较双方的人口、资源、生产水平、消费水平和生活状况，比哪方更富；一是制度性比较，比哪方更先进。这种比较的困难在于中西文化和价值观不同，没有共同的评价标准和综合指标。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以GDP衡量，虽是客观标准，但18世纪前的GDP无法精确计算；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济的局限》则在比较研究方面有重大突破：1、通过比较主体与客体的转换创立了新的历史观；2、以经济发展动力为比较研究的综合指标；彭慕兰《大分流》采用王国斌的方法，又在比较研究中加入市场指标（西方史学界关于中西比较研究的新思维/中国经济史研究3）。
    多学科研究的相互交叉与融汇是近年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一些学者探讨了历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朱凤瀚《论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历史研究1）认为，现代考古学虽日益发展为利用多学科方法与手段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但其主要与终极目的仍在于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应归入广义历史学；主张建立考古学与利用文献进行研究的狭义历史学的结合点，并培养兼有两种学科造诣的人才。苏基朗认为：以历史上的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不可避免地需要运用经济学的概念及理论方法。而历史学与经济学的学术标准不同，前者常用的举证方法对后者而言会觉得没有足够的阐释力或流于以偏概全；后者惯用的推理方法对前者而言又好像证据不足或见林不见树。要达到融汇相关学科的不同标准有两条可能的取径：一是同时满足全部学科的标准，一是写历史时满足历史学科的标准，论经济事实时合乎经济学的要求（中国经济史的空间与制度：宋元闽南个案的启示/历史研究1）。刘志伟指出土地垦殖、宗族发展、户籍制度的演变等，既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主要课题，又是人类学的范畴。尽管社会经济史学家与人类学家的出发点、视角、研究方法有诸多差异，但基本关怀一致，其研究展现了地域社会文化结构的动态过程。他认为近年人类学家注意到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为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对话开辟了更宽广的舞台。强调在与人类学的对话中，社会经济史研究既可扩大研究课题，更应改变研究的范式（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历史研究1）。王子今认为人类史以及与人类生存有关的自然史都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课题。20世纪学界对生态史的关注是史学进步的体现之一。但生态史学的进步有待于若干理论问题的解决，譬如“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的作用，生态条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等等，需要新的理论说明（中国生态史学的进步及其意义/历史研究1）。《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期发表了迈克尔·威廉斯的署名文章，介绍、讨论环境史研究的各种模式和议程，以及与历史地理的关系。
    社会形态理论是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郭沂提出社会形态可分为社会经济形态、关系形态、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四个自下而上的层面。一般意义的社会形态与历史分期为社会政治形态及其演变阶段，而社会经济、关系、意识形态则通过社会政治形态影响以致决定社会基础面貌。据此，中国自有文明以来经历了圣权、王权、霸权、皇权、民权时代五种社会形态和相应的五个发展阶段（中国社会形态的四个层面及其历史分期/文史哲6）。
    史学研究是研究主体与客体的有机结合过程。于沛讨论史学主体意识与主体的创造性问题，认为历史观念的进步、历史学思想的发展和史学理论的创新，离不开历史认识主体意识的提高和加强。历史认识不是、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地再现历史，机械地重构历史。历史认识的过程，是历史认识主体依据一定的史学理论方法论进行积极的“创造”的过程。“创造”的目的是使主体认识的结果更加接近客观的历史本质，更加符合历史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性（历史认识：主体认识和主体的创造性/历史研究1）。弗兰克·安克斯密特《为历史主观性而辩》（学术研究3）认为历史主观性的真正问题不是伦理与政治标准的引入造成对史实的歪曲，相反，历史实在与历史学家的伦理或政治价值经常非常接近，以致无法区分。伦理和政治标准与史学家的主题的天然、密切关系，有助于史学家理解过去。张耕华《论历史学的用途及其滥用和误用》（史学理论研究3）指出：史学本应是公益性事业，但自史学研究成为一种职业，史学就开始发生异化，各种滥用和误用层出不穷。呼吁历史学者应自觉承当合理运用历史的责任和使命。
    史学史研究　盛邦和、何爱国反对用时代、阶级或方法论划分史学流派，提出以近代中国社会三大矛盾（新旧、内外、上下矛盾）引发三大思潮（民主、民族、社会主义思潮）进而引发三大史学思潮、形成三大史学流派为史学流派划分方法，将中国现代史学分为批判主义史学、民族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三大流派（中国现代史学流派及其形成的社会原因/史学理论研究4）。尚小明《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史学月刊5）认为梁启超的史学理论主要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中有选择地移植而来，基本没有创见，将其视为中国新史学理论的创立者不准确；但梁在移植中结合中国旧史弊病有所演绎，因此在新史学发展史中有无人能取代的地位。宋学勤作《梁启超鲁滨逊“新史学”思想比较研究》（中州学刊1）认为二者的史学思想虽有差异，但在时代的感召下产生“共振效应”，二人都力图以进化论的观点研究历史，并重视史学的垂训作用。张妍妍则认为，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虽借鉴了国外新的史学理论，但探其源流，仍有传统经世思维根源，新史学后期还出现了向传统的回归（论新史学中的传统因素/学习与探索6）。黄静禹阐释《禹贡派与食货派的学术关联》（学海3），认为顾颉刚与陶希圣二人有共同的学术主张，都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禹贡派和食货派之间保持学术往来，有合作也有竞争。这种学术关联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30年代中国史学发展的特点及走向，是一代学人对中国史学发展做出的相同思考。周云发表《学衡派史学思想述论》（社会科学辑刊6），指出学衡派将人的活动视为历史的主要内容，强调史学研究应发现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主张将历史事实放入历史环境中，作“了解之同情”。另外，《中国史研究》第2期主办了“纪念侯外庐先生诞辰100周年”专栏，卢钟辉、刘宝才、陈祖武等学者从不同侧面评述侯先生对中国史学的贡献。王秀青着文称赞范文澜成功运用史学比较方法（学术研究11）；徐晓旭、朱丹彤《论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人文杂志4），对傅的史学思想作了评论。
    谢维扬检讨以往中国古史研究，提出《二十一世纪中国古史研究面对的主要问题》（历史研究1），指出中国古代史迄今未能在一系列主要和重要问题上建立公认的解释的基础，为此新世纪的古史研究需要有突破性进展：1）在现代研究的水准上寻求建立真正合理和科学的古史史料学基本理论；2）寻求建立成熟的解释性工作的基础和提高其水准；3）实现合理的跨学科研究并建立合理的规范。陈争平认为近年经济史研究的多样化发展日趋明显，主张在多样化的发展中重视贯通古今的专题史研究，注重历史的连续性（在多样化发展中注重历史连续性/中国经济史研究3）。
    传统经济的发展与评价　《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发表一组“传统经济再评价笔谈”，讨论了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及传统经济再评价引发的理论问题等等（详见2002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张家炎发表《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中国经济史研究2），介绍2002年6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组织的关于中国传统经济研讨会的内容，并对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发表评论，认为这场争论不仅是不同理解间的争论，更是不同研究学风间的较量。彭慕兰以《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历史研究4）为题，回应黄宗智对《大分流》的批评。文章对江南农业和纺织业的劳动生产率及劳动者收入提出新的估计，并与同时期的英格兰进行比较，用以证明《大分流》的观点。文章综合最新研究成果，包括对现代早期欧洲工作模式及时间利用方面变化的研究和对日本德川时期的研究，力图将近世江南放在符合全球历史的背景中，“而不是衡量它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根本不同的当代世界的标准”。
    徐旺生在《论中国传统农业的“效率空间”及相关问题》（中国农史2002、4）中提出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即是“效率空间”的概念，并从农业起源方式、生活方式和继承制度等三个方面，论证中国传统农业不存在效率空间，是一种“效率”较高但是没有“效率空间”的农业类型，而西方古代农业是一种“效率”较低但是有“效率空间”的农业类型。杨师群从土地收益权、处置权诸方面论证中国传统社会自耕农的国家佃农性质，并在与西欧中世纪农民产权比较的基础上，探讨中西法律传统对社会发展的不同影响（中国传统社会自耕农产权问题的考察/学术月刊8）。赵冈依据清代河北获鹿县编审册资料探讨《中国传统社会地权分配的周期波动》（中国经济史研究3），指出地权分配在康熙年至乾隆初年呈逐渐集中之势，乾隆中叶后渐趋分散，前后形成周期波动。这种波动由土地市场变动及诸子分家继承制共同形成，不同于俄国恰亚诺夫式周期。黄志繁试图揭示《地域社会变革与租佃关系》（中国社会科学6）间的关联，指出16世纪以来赣南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流民与土着频繁激烈的租佃斗争实际是地域社会变迁的表现和结果；18世纪后，流民最终获得永佃权，开始定居和“土着”化，赣南抗租风潮渐趋平息。赵冈认为中国的地主没有主导力。从农地零细化、找价之惯行及永佃制之发展与普及看，地主是在逐渐边缘化（试论地主的主导力/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韩茂莉探讨了各历史时期草原民族的游牧方式（中国经济史研究4）。
    赵德馨《论商兴国兴》（中国经济史研究3）将中国商业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依次考察它的兴衰与国家兴衰的关系，发现商业兴衰路径与国家兴衰路径呈平行状，商业兴衰先于国家兴衰。吴海鹰《论回族历史上的商贸经济活动及其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3）对商贸活动的基本情况、动力机制和作用进行初步探讨。曾昭璇等《论中国古代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6），认为广州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和海岸城市，徐闻、泉州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外贸港，但即便是徐闻、泉州兴盛时，广州外贸也并未消失，只是退居次要地位。赖琼指出徐闻港、雷州港是历史时期雷州半岛的两个主要港口，前者在秦汉之后被后者取而代之，二者的兴衰受港口所在地经济开发、交通状况及国家政治、军事、外贸政策的制约（历史时期雷州半岛主要港口兴衰原因探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9）。毕道村、肖翠松《论中西封建时代城乡关系的不同性质》（人文杂志1）认为由于中西方封建社会土地权和货币权关系截然相反，致使二者城乡经济关系大相径庭：西欧以商品经济关系为主、租赋贡纳关系为辅，中国则以租赋贡纳为主，商品交换为辅。王明德、陈爱平提出中国古代都城的变迁与中华民族的融合密切相关，民族迁徙带来都城转移，都城转移又促进民族的融合（中国古代都城的变迁与中华民族的融合/社会科学辑刊1）。程民生作《中国古代北方役重问题研究》（文史哲6），认为：1、中国古代北方地区赋役并重，唐宋以来尤以劳役沉重为特色，是历史形成的地域分工；2、政治中心所在、各种社会活动和工程众多、军事重心及黄河河患频繁是北方役重的主要原因；3、役重严重影响了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经济重心南移的主要原因之一。
    徐晓望针对学术界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的质疑指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有其合理内核，这就是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研究。明清时期广泛存在的资本主义企业，在工业化因素的推动下，成为近代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动力之一。中国的轻工业发达、重工业落后的经济构成，其实与明清时期便已经形成的传统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合理内核与中国近代化问题/学术研究1）。刘秋根与科大卫商榷《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与资金市场的几个问题》（文史哲3），指出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生产方式或生产组织，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既要重视与之相关的“资本流通”暨资金市场等制度性因素的探讨，也要对生产方式本身继续进行深入研究。基于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国没有经历特许设立的历史阶段，故而中国的营利性商业社团（合伙乃至公司）虽在古代有了区别于股东个人的团体性，某些类型的合伙也有了一些类似于法人的因素，但法人的正式形成还要到清末《公司律》公布之后。中国15—18世纪的资金市场（金融信用）相对于同时期西欧一些国家，表现出票据化、社会化进展迟滞的特点，新的信用工具有的缺乏，有的进展缓慢，但它毕竟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经济的发展。江太新对判断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准、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及发展道路、“萌芽”发展又不发展的原因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两三事/中国经济史研究3）。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6期发表了布雷特·辛斯基的《气候变迁和中国历史》，该文联系东亚、欧洲和北美的气候变迁及其影响，论述中国各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和历史发展的关系，认为从新石器时代至清朝，中国气候温暖期与寒冷期的周期性变化过程，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两种生态环境较量与整合的过程；气候是中国北方政治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龚胜生指出：2000多年前江汉-洞庭湖平原是一个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其湿地空间逐渐由平原边缘向腹地萎缩，水陆交错型湿地之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早于水体型湿地之生物多样性的破坏，而耕地转化是湿地空间萎缩和湿地生物多样性损失的主因（江汉——洞庭湖平原湿地的历史变迁与可持续利用/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2·6）。李并成运用正史及汉简、敦煌文书、西夏文书、明清方志等资料，参以实地调查，探讨河西走廊绿洲边缘荒漠植被破坏、绿洲沙漠化的历史过程（张掖“黑水国”古绿洲沙漠化之调查研究、河西走廊历史时期绿洲边缘荒漠植被破坏考/分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4）。
    郑显文作《中国古代关于商品买卖的法律文书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指出中国古代关于商品买卖的管理十分严格，民间进行重要商品交易时，通常要制作法律文书，并对历代土地、人口、牲畜买卖文书形式作了具体分析。林文勋告诫读者不可将中国古代的专卖制度与重农抑商政策混为一谈，否定政府在实施专卖制度的同时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因为二者的实施动机、理论基础与实际应用不同，且长期并行不悖（思想战线3）。孙文学认为，历代《食货志》所记述的是国家经济活动的理论与实践，可见“食货”不是一般意义的社会经济概念，也不是国家财政经济的统称，而有其特定含义（食货：中国封建社会的财政诠释/社会科学季刊5）。邹礼洪追溯《早期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社会科学研究3），认为1889年李鸿章奉命勘察山东黄河，特聘比利时工程师卢法尔为监工，卢拟定《办河新法》，首次明确提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思想。
    近代化或现代化　许苏民指出：在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的“冲击-反应”论西方模式与“侵略-革命”论的苏联模式占据主要地位，而以明清之际为开端、强调中华民族历史创造活动之主体性的“早期启蒙”模式则长期受到冷落。他汲取海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启蒙思想的大量研究成果，试图确立中国近代化之路的“内发原生”模式，将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明万历九年（1581年）确定为中国近代史之开端。并认为，这一突破不仅将改变中国近代史的叙事方式，而且有助于突破世界近代史研究领域占统治地位的“一元扩散”的西方话语模式，确立现代性因素“多元发生”的新观念（“内发原生”模式：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实为明万历九年/河北学刊2）。谢庐明在翻检方志、族谱资料并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探寻赣南农村市场非正式制度与近代社会变迁间的关系，认为赣南乡村墟市从建立到运作都打上宗族、宗教、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烙印，体现典型客家传统社会结构的双层架构特点。在近代社会变迁中，墟市非正式制度有的被淘汰或受限制，有的则演变或延伸，闭塞而顽固的非正式制度是制约乡村市场近代化的重要因素（赣南农村市场中的非正式制度与近代社会变迁/史学月刊2）。田毅鹏认为：中国传统“自我中心”的对外观念妨碍国人对世界的理性认识，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产生巨大的滞阻效应（中国传统对外观念对早期现代化的影响/史学集刊1）。张淑珍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延误进行了分析（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延误及其历史分析/学习与探索6）。
    另外，吴江考察美国西部开发与中国西部开发的历史过程，指出二者的开发背景与开发模式不同，对今天的西部开发有借鉴意义（中美西部开发的对比与启示/中国经中国经济史研究京110～114F7经济史刘兰兮20042004经济全球化尽管是与资本主义相伴发展的历史进程，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美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是经济全球化的最终结果不可能是“西方化”、“美国化”。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全球经济市场化。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是多样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加入这一进程的目的是利用市场经济，为本国经济发展奠定强大的物质基础，而不是就范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向性必须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指导下，作出制度性的分析，从而得出社会主义将是经济全球化的最终归宿，使社会主义者理直气壮地坚持欢迎经济全球化、顺应经济全球化、最大限度地利用经济全球化的观点。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03年重点课题“中国经济史前沿追踪”的阶段成果。课题负责人魏明孔，课题组成员刘兰兮、高超群、董志凯等。高启杰承毅　厦门大学南洋研Economic Globalization:Studies on Development Direction
  GUAN Li-xin 1,QU Hai-dong 2
  (1.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Harbin 150028,China;
  2.NortheastAsia Research Institute Jinlin University,Changchun130023,China)刘兰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00836 作者：中国经济史研究京110～114F7经济史刘兰兮20042004经济全球化尽管是与资本主义相伴发展的历史进程，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美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是经济全球化的最终结果不可能是“西方化”、“美国化”。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全球经济市场化。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是多样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加入这一进程的目的是利用市场经济，为本国经济发展奠定强大的物质基础，而不是就范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向性必须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指导下，作出制度性的分析，从而得出社会主义将是经济全球化的最终归宿，使社会主义者理直气壮地坚持欢迎经济全球化、顺应经济全球化、最大限度地利用经济全球化的观点。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03年重点课题“中国经济史前沿追踪”的阶段成果。课题负责人魏明孔，课题组成员刘兰兮、高超群、董志凯等。高启杰

网载 2013-09-10 20:5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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