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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6年，一股中国旋风席卷欧美。旋风来自一位年逾古稀的中国老人。这位已经七十三岁高龄的老人，带着自己的棺材，历时190天（3月18日-10月3日），访问俄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和美国等8个国家，横跨三大洋，行程9万多里。所到之处，受到上至王公大臣、下到黎民百姓的热烈欢迎，万人空巷。

　　他那超过1.8米的高大身躯，以及雍容的气质、坦率的谈吐，令西方朝野为之倾倒。从此，脑后拖着"猪尾巴"（Pigtail）的中国人，在欧美报刊的漫画中，不再只是丑陋粗鄙的代表；中国人第一次以健康、正面的形象，出现在不少欧美产品的广告中，连《纽约新闻报》（New　York　Journal）这样的大报，也将这位老人阅读该报的漫画，作为报社的形象广告。

　　这位向世界传递了中国人新形象的老人，他的名字就叫做李鸿章。
　
　　李鸿章出访欧美之前，正是他人生的最低谷：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李鸿章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在远东有切身利益的俄国，联络德国和法国，出面逼迫日本归还辽东。俄国迅速被中国朝野视为可靠的"老大哥"，中俄亲善俨然已经成为"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心声"了。

　　甲午战争正酣之际，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病逝，其子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即后来被列宁下令处决的末代沙皇）即位。中国派遣了正在京述职的湖北布政使王之春，以头品顶戴作为唁贺专使被派出使俄罗斯。

　　王之春与老毛子结缘，在他署理广东布政使任内。当时的俄国皇太子尼古拉二世来访，广东巡抚刘瑞芬因病（不知是否装病）回避，王之春代为接待。这位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的七世孙，在湘军崛起时，以弱冠之年投笔从戎，后专注于外交，着有《谈瀛录》、《清朝柔远记》等书，俨然洋务人才。

　　登基后的尼古拉二世确定将于1896年5月举行加冕典礼，清政府于1895年12月28日决定再派王之春出席。但俄国公使喀西尼(Aruthur　P.　Cassini)立即提出，王之春品级太低，希望该派宗室王公或大学士出使俄国。
1月4日，光绪皇帝与翁同商量出使人选。御史胡孚辰被选定给朝廷找个台阶，他上奏称王之春资望太轻，似宜派李鸿章前往。2月10日，已经是腊月廿七，朝廷以慈禧太后懿旨的名义，宣布改派李鸿章为正使，邵友濂为副使。

　　春节一过，2月14日（正月初二），李鸿章上《吁辞使俄折》，一方面称"现在中外大臣，通知洋情，娴习仪节，堪膺专对者，尚不乏人"；另一方面则乞怜说："微臣以七十有四之衰龄，涉三万有余之海路，时逾数月，地隔三洲。凡风涛寒暑之交侵，实疾病颠连之莫保......　即使凭杖威灵，长途无恙，亦岂能以残躯暮齿，从事于樽俎之间。倘陨越于礼仪，殊有伤于国体"。因此，他请求皇帝"收回成命，别简贤员。"

　　第二天，圣旨下："李鸿章耆年远涉，本深眷念，惟赴俄致贺，应派威望重臣，方能胜任。该大学士仰当体仰朝廷慎重邦交之意，勉效驰驱，以副委任，无得固辞"。
 
　　如此严命，李鸿章只好领旨，便上了一份《使俄谢恩折》表态说："俄国本通聘最早之邦，而加冕又异俗至崇之礼，但有益于交邻之道，何敢惮乎越国之行？"

　　同日，朝廷命张荫桓接替李鸿章与日本谈判通商条约的事宜，李鸿章总算甩开了又一个"奉旨卖国"的苦差。2月20日，光绪皇帝再次下旨，命李鸿章同时访问德法英美等国。次日，还加恩给李鸿章儿子李经述赏带三品衔，随同出访，以便照顾李鸿章生活起居。随后，又根据总理衙门的奏请，命李鸿章与出访各国商量提高关税的事宜，为支付给日本的巨额战争赔款开源。

　　李鸿章立即开始出访准备。在他2月25日上奏的《随带人员折》，附了两道片奏，一是《洋员参赞片》，请皇帝批准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所奏，带外籍税务司柯乐德（俄）、德璀琳（德）、穆意索（法），赫政（英）、杜维德（美）等五人随行。

　　另一道片奏则是《李经方随往片》，从这份附片很能体察李鸿章当时的心境。当时，朝中有人攻击他带长子李经方随行，他对此进行了反驳。李鸿章说，李经述向未学习洋务，此次随同出访只能"在起居动履方面尽心侍奉"，而李经方"幼曾兼习西国语言文字，嗣充驻英参赞，游历法、德、美各邦，旋充出使日本大臣。于各国风土、人物、往来、道里，均所熟谙......若得李经方同行，则程途之照料，宾客之酬应，均可分劳。"
李鸿章坦率地道出了心结："马关之役，势处万难，所有办理各事，皆臣相机酌夺，请旨遵行，实非李经方所能为力，局外不察，横腾谤议，应邀圣明洞鉴。"朝廷将"卖国"的使命尽交李家父子，这是李鸿章最耿耿于怀的，而上年甚至还指定李经方负责向日本交割台湾，李鸿章极力推辞，遭到光绪皇帝痛斥。李鸿章力争李经方随行，很有些分谤的考虑在内。
　
　　2月28日，正月十六，花灯正闹的时节，慈禧太后接见了李鸿章，密谈数小时。一般认为，他们谈的焦点就是与俄结盟的重大外交战略。联俄之外，李鸿章此次出访还有一个使命：提高关税。在列强武力压迫下，当时的中国关税仅为"值百抽五"（即5%），几乎成为自由港，但对日巨额赔款，却不得不再打关税主意。这又是一桩不容易见效的苦差使。

　　不少野史、乃至一些职业历史学者，还有种说法认为派遣李鸿章出访是因为慈禧太后"酬庸"。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那个年代，将万里奔波的苦差使作为酬劳，交给一位七旬老翁，这样的逻辑我实在难以理解，估计这是将今人对出国的向往之情套在了古人们身上。

　　而在促成李鸿章出访的各种因素中，各方研究者恰恰忽略了最为关键的一点："黄祸"（Yellow　Peril）。
甲午战争后，西方掀起了第一浪黄祸论，担心庞大的中国龙在已经西化的日本的"领导"下崛起。从1895年起，德国皇帝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就　"黄祸"问题不断通信、交流，威廉二世还特意请画家克纳科弗斯（Knackfuss）创作了一幅油画《黄祸图》（The　Yellow　Peril）赠给尼古拉二世，并下令雕版印刷，广为散发。《黄祸图》的画面上象征日耳曼民族的天使手执闪光宝剑，正告诫着欧洲列强的各保护神："黄祸"已经降临！悬崖对面，象征"黄祸"的佛祖(指日本)骑着一条巨大的火龙(指中国)正向欧洲逼近。天空乌云密布，城市在燃烧，一场浩劫正在发生。威廉二世还在画上题词："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
 
　　在这样的人种危机感中，在停战后的中日之间进行分化瓦解，是一种很正常的心态。根据美国《芝加哥先驱报》(Chicago　Tribune)　1896年6月21日报道，德国媒体和民众对李鸿章的访问表现了热烈的兴趣，而同时访德的日本名将、着名政治家山县友朋，却受到了冷遇。虽然德国在野党认为这是大错误，但德国政府照样"亲华反日"。在这些背后，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合纵连横"的影子。正如李鸿章本人在《使俄谢恩折》所说："今合五洲强大之区，俨同七国纵横之局，为从来所未有，实交际所宜隆。"　

　　1896年3月14日，李鸿章到达上海，在这里进行出国前的最后休整。

　　日本着名思想家德富苏峰说，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后，"寻常人遇此失意，其不以忧愤死者几希。虽然，彼以七十三岁之高龄，内则受重谴于朝廷，外则任支持于残局，挺出以任议和之事，不幸为凶客所狙，犹能从容，不辱其命，更舆榇赴俄国，贺俄皇加冕，游历欧美，于前事若无一毫介意者，彼之不可及者，在于是。"
各国的报纸报道说，李鸿章为这次出访带了一口华丽的棺材，以免万一客死他乡。尽管《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在随后采访李鸿章的发言人时，证明"这是一个编造的故事"（1896年8月29日），但在四年后，《纽约时报》却再度报道说李鸿章出访时所带的棺材将在法国马赛进行拍卖（1900年6月10日）。

　　至于李鸿章是否真的携带了棺材出访，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老大帝国的外交关系与国际运筹，不得不依靠一个随时可能谢世的七旬老翁去远涉重洋，这棺材、或者说棺材话题本身，就预示着大清的命运？

网载 2013-09-10 20:5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