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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明末清初的吴梅村一句“恸哭三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似乎为这段历史和其主人公之一吴三桂的抉择动因定下了永恒的基调。事实是否真如此？在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委员、长期致力于清史研究的着名专家李治亭眼里，吴三桂绝不是一个脸谱化人物，历史也绝非因红颜而改变那么简单。

“少年悬印”

　　无论对于东西方历史，1644年都可谓决定命运走向的一年。在英格兰，克伦威尔指挥的英国国会军在7月2日于马斯顿荒原一举击溃王军，这次转折性的胜利导致5年后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一世走上了断头台。万里之遥的中国，史书上这一年纪年有崇祯十七年、永昌元年、顺治元年，此外还有一个地方政权大西朝大顺元年。《明史》记载，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7天后，李自成就率领百万大军出西安，渡黄河，分兵两路长驱北京。此时关外满清数十年的袭掠已经让明王朝北部边防摇摇欲坠，而1641年明朝又遭遇“三百年来未有之饥荒，父子相食”的境况。1644年一年之内，紫禁城的龙椅上坐过三个皇帝，直接促成这一历史的人物，正是吴三桂。

　　吴三桂能够成为影响历史的人物，不得不追溯他的发迹史。其父吴襄为明将，而吴三桂在十六七岁时就应试武功并中得武举，《庭闻录》里说他“自少为边将”。他的教生陈邦选也说他“少年悬印”。史书说吴三桂勤于读书习武，“终日无惰容”。他年少读《汉书》，被“仕宦当作执金吾，取妻当得阴丽华”这两句话深深打动。不过李治亭认为，吴三桂能够迅速升迁，乃由于他家与关东豪族祖大寿一家有亲戚关系。

　　吴三桂的家庭背景和非凡天资，终于让他在崇祯五年(1632年)20岁就荣升为游击将军。虽然明清正史从无记载，但是《庭闻录》、《吴三桂记略》和《平吴录》都曾记载吴三桂“少年救父”的“忠孝”事迹，说吴三桂在数万清军的围困中，率数十家骑出城成功救父并受伤。李治亭说，如果这一历史属实，那应该是在崇祯三年，皇太极第一次率领大军绕道蒙古入关，祖大寿应朝廷之命支援，在建昌(今天辽宁凌源)与皇太极部相遇。当时吴三桂父亲吴襄率骑兵侦察被清军围困，吴三桂此举可以说无愧“忠孝”二字。

　　自努尔哈赤起兵反明、高迎祥、李自成起兵举义后，明朝的精兵良将已经在长期战争中丧失殆尽，最优秀的军事人才在崇祯皇帝的猜忌和文臣党争中也逐一凋零。然而吴三桂却是一个例外。崇祯四年(1631年)，吴襄在皇太极于8月发动的大凌河之役中，在增援大凌河战斗中因逃跑而导致全军溃败，遂被削职，但吴三桂仍然被朝廷留在军中供职。《明清史料》记载，崇祯十二年，吴三桂在27岁时被任命为宁远团练总兵，至此效力朝廷更倍于前。在次年五月与清兵在杏山的遭遇战中，吴三桂一得到警报，立即出动3000人马“长驱直过杏山”，“与贼血战”。最后他奏报战斗“大获全胜”。

　　《明史》这样记载了此后的松山、杏山战斗中，吴三桂部“胆勇倍奋，士气益鼓”，“凡三战，松山、杏山皆捷”。在锦州被围之际，吴三桂在众运粮官“惊心奴儆”的情况下，亲自“督运米车”，成功躲过清军的监视，在春节期间将粮食运入锦州。《明档》记载他自当总兵后“忠可炙日，每逢大敌，身先士卒，绞杀虏级独多”。

忠孝和背叛

　　然而在决定明清战争命运的松山决战中，吴三桂前后表现却判若两人。在初战中，洪承畴在小胜后上报朝廷的奏章中称赞:“吴三桂英略独擅，两年来，以廉勇振饬辽兵，战气倍尝，此番斩获功多。”然而在此后决战中，他却未能和主帅兼老师的洪承畴同命运，反而擅自撤逃。尽管他布置有方，成为战争中损失最小的一部，以至清太宗赞叹他:“吴三桂果是汉子！得此人归降，天下唾手可得矣。”然而无论如何，一向被明朝视为“敢战”的他在决战中逃之夭夭，李治亭认为实在“难以解释，而最终他竟没有受到朝廷处罚，也同样令人意外”。

　　吴三桂父亲吴襄说，他们父子有家丁三千人。在决战中自率部署逃跑，因此李治亭认为，惟一可能解释，是吴三桂为保存自身性命和自家的军事实力。他认为，“以祖大寿和吴三桂为代表的关外豪族，凭借自身军事实力，才成为明清朝廷都全力争取的力量”。这也是吴三桂几乎从来没受到猜疑极重的崇祯惩罚的原因。李自成东渡黄河向北京进军后几天，崇祯就曾在德政殿召集大臣商讨调吴三桂入关事宜。其时崇祯征召全国兵马“勤王”，几乎无人响应，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是朝廷惟一能够调动的机动力量。

　　正当崇祯皇帝和大臣们为了避免承担失地的责任相互推诿时，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不畏崇祯可能“事定以‘弃地’杀我辈”的危险，强调了将吴三桂撤离宁远的重要性:“……吴三桂勇将益收用，(不可)委之敌人。”此后他更再次上书，指出，“边臣不可令有惧心，尤不可令有死心。臣读三桂疏，言切情微，若有格格不忍言之意。臣知其有惧心……”其实当时吴三桂给崇祯的上奏，已经显示他主张从宁远撤退的意思。

　　然而受封“平西伯”的吴三桂接到勤王的圣旨，从驻守的宁远(今天辽宁兴城)到山海关一百二十公里距离，竟走了八天。此前金军入侵北京周边时，镇守宁远的袁崇焕为解金兵之围，曾以精锐昼夜兼程赶赴北京。而此次吴三桂却“迁延不急行，简阅步骑”，然后才亲率精兵殿后，这其中有没有政治上的权衡，后人已不可考。

　　事实是，当吴三桂迟迟抵达河北丰润，崇祯皇帝已于前日自缢于煤山。《明季北略》记载，吴三桂于是感到再去勤王已没有实际意义，马上拨转马头会师山海关。在崇祯下令吴三桂入关前，为反驳吴三桂有降清之意的谣言，吴襄曾很肯定地说:“三桂忠孝，必不至此。”

从降李到乞兵的剧变

　　明人看重“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在与清军抗战的最前线宁远，城内至今保存着祖氏兄弟在明帝批准下修建的雄伟石坊。上面“忠贞胆智”、“登坛骏烈”所赞颂的，正是在抗清前线与清军死战数十年，被俘降清，之后反清投明，最后再次在绝境中无可奈何就缚于清军的祖氏兄弟。与祖氏兄弟相比，吴三桂显示出更大的矛盾性。他曾冒死杀入清阵拯救父亲 ，却也能“冲冠一怒”而与父亲的生命决裂;他曾在与剽悍的八旗兵作战中赢得明清双方赞颂，却也会在决定两国命运的决战中抛弃恩师统帅全身而退;他曾在锦州城下用对清兵的战斗来回应恩主加亲戚的祖大寿来信招降，表现出在明王朝危难时刻对朝廷的忠诚。于是李自成试图以政治方式招降吴三桂，曾“令诸将各发书招三桂”;在三月底携带四万两白银前往山海关，赏赐已经14个月没有军饷的吴部;并再次派人“携带万两白银和黄金千两给吴三桂，并发书封侯”;同时令吴三桂父亲吴襄写信招降吴三桂。

　　对李自成的招降，吴三桂曾高姿态表示:“都城失守，先帝宾天，三桂受国厚恩，益以死报国。”但他最后故意要问手下将领，“然非藉将士力不能以破敌，今将若之何？”在所有人都不敢表态的情况下，他不得不逼问下属，“今闯王使至，其斩之乎，抑迎之乎？”当诸将在他带着暗示和压力的迫问下终于回答“今日死生惟将军命”时，吴三桂终于决定“报使于自成，卷甲入朝”。这和崇祯不愿承担失地责任何其相似。

　　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但还是全军缟素为崇祯举哀。他的这一举动又补给自己一笔。吴三桂在投降李自成后，按说已经进行了一轮政治抉择。但戏剧性的是，又出现了刘忠敏抢劫陈圆圆的变数。李治亭认为，陈圆圆对于吴三桂决策的改变，同样不容被历史忽视。在将山海关交付李自成手下后前往北京途中，吴三桂得知父亲吴襄被捕，反应起初是并不在意:“此胁我降尔，何患！”然而当得知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掠走后，终于咬牙切齿，“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见人耶！”当下立刻反军攻克山海关，并复信吴襄，声称“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

　　李治亭认为，吴梅村讽刺吴三桂为了一个女人而投降清朝，实在是忽视了对待一个女人态度的背后，是面对两大阵营的政策问题。“反过来说，刘宗敏为了占有一个女人，不惜拷掠吴襄，而完全不顾及吴三桂，这不是自坏大事吗？陈圆圆与吴三桂对于农民军孰轻孰重，一目了然。所以刘宗敏占有圆圆，不能说只是一个女人的问题，恰恰相反，是一个重大策略的原则问题。”

　　到底是吴三桂因一个女人投降了清朝，还是李自成、刘宗敏因一个女人而失去了到手的政权，谁自种了更大的悲剧和遗憾，实在一目了然。此前吴三桂多次受清朝劝降却未同意，而吴三桂因陈圆圆反李，有人提出“借北兵(清兵)进关，共歼‘李贼’”。《平西王吴三桂传》记载吴三桂在清兵统一全国后对当时决策的回忆:“正值闯贼构乱，召卫神京，计不能两全，乃乞师本朝(清朝)，以雪君父大仇。”然而事实上，他未能全力救君，也放弃李自成的和解而导致父亲和全家被杀，最终一心复仇，终与陈圆圆团圆。

从乞兵到降清的转折

　　1644年4月15日，清摄政王多尔衮接到吴三桂的书信，信中请求“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胁、西胁，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土以酬，不敢食言。”信中，吴三桂仍以“亡国孤臣”名义，恳请清朝出兵助他复仇，再图明朝“中兴”。吴三桂在信中称清为北朝，自称南朝，俨然以明朝代言人的身份与清朝商讨，颇似申包胥借秦兵复楚。晚明曲坛被称为“传情家第一手”的剧作家和戏曲理论家孟称舜曾创作《二胥记》，借春秋时伍子胥因父兄遭楚平王杀害而借吴兵灭楚复仇，以及申包胥忠君爱国借秦兵复楚的故事，歌颂忠孝真情。当时有文化名士夏允彝在《幸存录》中称，吴三桂借清兵，犹如“包胥复楚”，并称吴三桂“借东夷，而东夷遂吞我中华，岂三桂罪哉？所遭不幸尔！”

　　在与清军结盟后，吴三桂在多尔衮要求下，为“乞师”不惜“剃发无恨”，成为明朝最后一个投降清的重要将领，也是清入关时第一个投降的将领。李治亭认为，吴三桂在明亡之初的确并无降清念头。事实上，多尔衮收到吴三桂书信后，立刻复书，再次以清朝一贯对吴三桂的招降态度表示:“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福贵，如河山之永也。”吴三桂在回信中仍未对是否“来归”有任何明确表示，只是模糊表示，若得民心与财土，“何事不成”。

　　史料佐证，明亡后数年内，虽然也有亲历甲申之变的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中斥责吴三桂“西不能讨贼，东不能守关，有何功言？”但《谀闻续笔》曾记载吴三桂请求多尔衮“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明太子)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黄河为界，通南北好”。显示出他复明的确存在真诚性。而此后他在讨清的檄文中指责多尔衮“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居燕都，窃我先朝神器”，清朝官方对此不敢正面回答，更显示吴三桂当年与清朝的盟约并非子虚乌有。然而在山海关之战击败李自成后，多尔衮以顺治皇帝名义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并令吴三桂以下各将领和吴军全部剃发，这标志着吴三桂已经彻底投降清朝。身为明将多年不接受清朝招降的吴三桂，于是迅速完成了从降李到反李，从借兵到降清的复杂过程。

弑君：自以为智，而适成其愚

　　李治亭认为，吴三桂被人唾弃所谓“反复无常，见利忘义”，更多来自于明亡后他的作为。

　　吴三桂消灭李自成起义军后，南明朝廷不知他已经投降清朝，有人甚至称赞他“克复神京，功在唐郭、李之上”，拿他和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和李光弼相比。南明弘光政权皇帝还称赞吴三桂“雪耻除凶，功在社稷”，并封他为蓟国公，派专人将五万两白银的赏赐从海路运送给他。《明季南略》记载，南明弘光政权上层如此加封吴三桂，而“举朝皆知吴三桂无心本朝，而奸党故欲崇之，已寓卖国之意矣”。果然，吴三桂在接到南明使团的信件和册封文书后，不启封原件交给了摄政王多尔衮。不但如此，吴三桂还对南明使团的到来表示“清朝法令甚严，恐致嫌疑，不敢出见”，并谢绝了南明政权的一切赏赐。不过此时的吴三桂表示对南明“终身不忍一矢相加遗”，甚至在多铎消灭南明弘光政权后，还在清朝为崇祯修陵墓时主动捐银一千两，表示不忘故主。

　　然而吴三桂最终在对南明政权的追剿中却穷追不舍。清朝官书《清世祖实录》和《清史稿》等诸多文献都记载了吴三桂在顺治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上奏顺治皇帝，要求消灭永历皇帝的奏章，并提出所谓不灭永历，有所谓“三患二难”。当年“终身不忍一矢相加遗”的话此时早已被他抛在脑后。征途中，吴三桂收到朱元璋第十三代孙、永历皇帝的亲笔信，指责他“抑或封王锡爵之后，犹欲歼仆以邀功”，“岂天覆地载之中，独不容仆之一人乎？”永历帝那封信里的话，最终竟成了吴三桂命运的预言:"将军自以为智，而适成其愚;自以为厚，而反觉其薄”，“奕祀而后，史有传，书有载，当以将军为何如人乎？”

削藩和叛清:反复无常的悲剧

　　后来的乾隆皇帝对吴三桂极力要求入缅甸消灭永历皇帝的目的评价说，吴三桂坚决要求消灭永历皇帝，无论是招降缅甸、攻击李定国还是招降白文选，都是出自他的策划。但是他的策划哪里是为我们国家考虑！……“彼之为宣力，皆所以自为也！”

　　“三藩之乱”平定后，有人在云南楚雄题诗咏谈，所谓“擒人即是人擒路”。在吴三桂等三藩日益坐大时，康熙皇帝却开始削藩。这从根本上伤害了为清朝卖命一生的吴三桂及其势力的利益。对于削藩的方式，年轻的康熙皇帝坚持认为:“吴、尚等蓄彼凶谋已久，今若不早除之，使其养痈成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可也。”

　　李治亭认为，康熙将尚可喜当作凶谋毫无根据，实际上，尚可喜至死未背叛清朝，而康熙怀疑吴三桂早有异心也缺乏根据。吴三桂虽然看重自身利益，但反叛的原因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满族统治者对于拥有实力的汉族异姓王有畏惧心理，并由于康熙撤藩措施不当而直接导致。《平滇始末》记载，吴三桂侄子和女婿对康熙撤藩的直接反应是，如果顺从朝廷撤藩的命令，“就迁于辽东，他日朝廷吹毛求疵，我们只能引颈受戮！不如举兵，父子可保全！”可见吴三桂再次反叛清朝，并非完全是野心使然，更多乃是对康熙撤藩政策和手段的绝望。

　　1681年吴三桂叛军被全部肃清后，吴三桂的子孙后代最终被彻底杀光。在战争中，康熙为了分化瓦解吴三桂盟军，曾经多次以诏书形式明确表示赦免一切归顺的前吴三桂部下和盟友。但在吴三桂实力被彻底消灭后，这些人中的骨干又被康熙罗织各种罪名清除。在李治亭的采访调查中，今天吴三桂部下的后裔仍然说:祖上早已传话，当年凡是副将以上的将领都被杀头。这与清史的官方记载完全吻合。

网载 2013-09-10 20:5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