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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主体性的存在，人既是类，又是个体。它既表现为统一的整体（群体），又以自我（个体）为其存在形式。二者的关系究竟如何定位，乃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群已之辨，涵盖了群体价值和个体价值、社会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两层关系。群已之辨是传统文化的核心问题，历代各派哲人对此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也正是在此问题上，各派确立的不同价值取向凸现了传统文化丰富多彩的形态。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学说更是一枝独秀，在群已观上蕴含更多的合理成份。本文试图揭示出儒家的群已价值观涵盖的多重价值意蕴，展现其与现代化相适合的一面，避免或限制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负面效应。
　　 一
　　儒家重个体价值，又重群体价值，把自我实现的过程看作是个体认同、归依群体的过程，从而建构出群体本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并不强调群体价值和个体价值的异向张力，而是给予了群体原则和个体原则的双重认可。并非是在群体价值观念的一体化结构中，个体人融化在社会整体之中而没有什么价值，却是群体认同和个体关注的双重确认。
　　儒家是最早对群已关系作自觉反省的学派之一。儒家确认了自我的力量，肯定了个体的价值。孔子的个体价值观表现在：“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在“为仁”的道德实践领域强调了个人的能动性。个人独立意志是其内在价值的体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孔子十分推崇个体人格的尊严性，他主张个体为群体服务，但这个群体必须是符合“道”的。当“道”可行时，个人应当为其献身，甚至“杀身成仁”；而当“道”不可行时，个人应当保持独立人格，不随波逐流，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一语道破人格尊严之真谛。正由于此，孔子要其学生“各言其志”时，子路、由有、公西华三人皆以仕进为心，唯曾晰无意用世，所答非正，希望“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听后，“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先进》）在道消世乱之时，曾晰不谋仕途，不随波逐流，保持了独立个性，故孔子亦有同感。正是尊重个体价值的观念，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便自然生成。“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在此，孔子在强调个体“为己”即自我完善。“为己”主要从道德涵盖的目标上肯定了自我的价值，在实现此目标的方式上，孔子强调“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确认了自我的能力及价值，二者从不同的方面表现了对个体自我的注重。孟子与孔子一脉相承：“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告子上》）便是对个体内在价值的认同。正因为此，孟子主张培养个人“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成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大丈夫”。他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便是对顶天立地，有独立意志伟岸人格的真情写照。荀子亦没有摆脱孔孟的传统，他十分重视个体的价值。他认为一个人要确立自己的价值，首先不要成为物欲的奴隶，而应成为善于主宰和控制物欲的主人；个人的价值不在于物质的占有欲，而在于志向远大、精神高尚、心情愉快。他说：“欲养其欲而纵其情，欲养其性而危其形，欲养其乐而攻其心，欲养其名而乱其行。……夫是之谓以己为物役矣。”反之，“故无万物之美而可以养乐，无＠①列（权势）之位而可以养名，如是而加天下焉，其为天下多，其和乐少矣。夫是之谓重己役物。”（《正名》）在荀子看来，“己为物役”是没有价值的，“重己役物”才是个人价值所在。荀子一如孔子注重修己，“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劝学》）“美其身”即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显然也是对个体价值的珍重。此外，个体还有另一重价值：“故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强国》）“生”即人的生命存在。在此，荀子从德性完善和生命存在两方面突出了主体的价值。
　　每个个体都有自身的价值，但每个人都是社会的分子，只有在群体中才能生存、发展。群体价值重于个体价值，个体价值只有融合在人类价值中，才能得以实现，表现了群体本位的价值中，才能得以实现，表现了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孔子作为儒学的开山鼻祖，一开始就十分突出群体原则。他认为个人总是生存于社会群体之中，“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微子》）因此，社会群体的价值是崇高的，人应该兼善天下，把实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的境界作为人生理想。为此，他提出以“仁”和“礼”来维护社会群体的和谐和安定，“仁”是维护社会群体和谐的情感纽带，“礼”是维护社会秩序安定的制度规范，二者从纵向和横向体现了钟爱群体价值的趋向。任何个人维护群体价值的方式有内外两个方面，从内心情感方面就是做到：“仁者爱人”，即以爱别人为己任。表现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的原则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从外在行为规范方面则以“克己复礼”（《颜渊》）为价值取向，即把自己的言行举动纳入礼的轨道，具体说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孔子还提出了“忠”、“孝”、“悌”、“敬”、“信”等道德要求，实质上都是“仁”和“礼”的具体化，都从不同的角度突出了群体价值。孔子注重群体价值的取向，被孔后诸子所继承和发挥，孟子和荀子分别从“性善论”和“性恶论”出发强调了群体价值的重要意义。孟子曰：“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尽心上》）“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尽心下》）其出发点是自我完善，而以群体的完善为最终价值目标。“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独善其身”主要是一种道德上的自我实现，其内容是不失其义。故“穷则独善其身”亦称“穷不失义”（《尽心上》），“义”所体现的是普遍的社会责任，追求的是群体本位取向。孟子通过“独善其身”达到“兼善天下”，在“不失其义”的规范下，儒家的群体认同提高到了显着地位。荀子认为人“最为天下贵”，关键在于人能“群”。“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王制》）作为个体，人的某些自然禀赋往往不如动物（如力不若牛，走不若马），其力量无疑是十分有限的，如果彼此分离，则势必难以生存；但一旦不同的个体合为群体，结成一定的社会组织，那么，便可形成支配自然（服牛驾马）的力量。在这里，群体实际上成为个体存在的基本前提；正是通过合群，人们不断地驾驭并征服自然，而个体则在这一过程中彼此相待，并作为群体的一员而实现了自身的存在价值。由此，群体己获得了超乎个体的普遍意义：“人之生，不能无群”（《富国》）。很显然，荀子把群体价值放在了突出的地位。
　　纵观儒家群己观，其精神实质即是群体价值高于个体价值，个体只有在社会群体那里才能展现和实现自我存在的意义。荀子之所以重视“明分使群”、“名分纲常”，其道理全在于此，在于把群体价值看作是自我实现的前提。与西方人不同，这是一种重人伦关系的价值观念，表现为群体本位价值取向。但儒家群己观似乎并不强调群体原则和个体原则的对立，即不否认个体价值的合理性，相反却给予了许多的关注。中国文化异于西方文化，西方的那种个体自由自主的至上和否定个体价值的宗教禁欲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地位。依儒之见，没有个体，群体也无从谈起；没有群体，个体也无法显示和发挥其功能和作用。尽管群体价值和个体价值处于异向张力中，但儒家的如上观念，决不会导致也不会形成群体价值和个体价值的对立、分裂、冲突的思维模式。可见，儒家的群己观是相当可贵的，蕴含更多的合理成份，如果拂去蒙在其上的时代灰尘，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极大的理论参考价值。
　　 二
　　儒家的群己观对于避免由于现代化带来的负面效应有积极意义。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引导人们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更显出传统文化超越时空的现代价值。
　　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具有二重性，它既体现了进步与发展的历史趋势，又往往蕴含着负面的文化后果。后者在西方工业社会已越来越严重地暴露出来。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个体原则的空前突出和个体价值的高扬。对个体原则的注重诚然为主体创造性的发挥、个性的多样化以及竞争机制的引入等提供了价值观的基础，但由此过分地划定个人权利界限，并以无情的竞争为实现个体权利的方式，却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后果，极易导致个人主义乃至利己主义的价值现。对个体价值的过分关注，相应地是群体价值的漠视，必然导致人际关系和谐的丧失。这在西方工业文明进步的过程中已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早在１９世纪中期，托克维尔便通过考察正在走向工业化的美国社会，得出了如下结论：近代的工业化总将归属于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与普遍的商品化交互作用，使人与人之间往往只有契约、业务与竞争的关系，而缺乏超功利的情感联系纽带，其结果必然是人际关系的疏离、淡漠，乃至紧张、冲突。当存在主义者宣称“他人即是地狱”时，便十分典型地折射了西方现代人际关系的特点。８０年代的一项调查表明：当代欧洲十分之六的人认为，就他们所经历的十多年的经历而言，人们很少愿意彼此帮助。一半以上的欧洲人表示，当他们同他人打交道时，从来都相当谨慎。这种心态，正是根植于冷漠、紧张的现实人伦。其根源就应归为由于过分强调个体价值，突出个体原则而走向极端所导致的个人本位主义的盛行。此正是由于现代工业社会在走向文明进步的同时，在人的价值观上所付出的惨重代价。控制这种负面效应已刻不容缓，显然儒家群己价值观有其现实价值。儒家群己价值观的合理之处在于对个体原则和群体原则作出了合理定位，不致出现群己关系的对抗冲突，使社会人际关系处于和谐状态，从而避免了现代工业社会相对忽视群体原则所引起的严重后果。
　　西方工业文明是伴随其发展市场经济走向现代化的。在经历了上百年的探索之后，市场经济在西方的经济发展史上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西方发达国家奉献了巨大物质财富，从而使西方从现代化已步入了后现代化时期，充分显示了市场经济的价值。我们国家在经过曲折的探索之后，认识到了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手段。为此，党的十四大果断地作出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决策。这样，同西方相比，我们自然地面临着一个基本事实：同是确立市场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市场经济在内在质上要求注重人，发挥人在社会经济运行和经济关系中的主体性，这一基本事实要求反映它的文化，必须是注重人及其主体性的发挥。我们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神文化实质，就是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即人的主体性。这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别在于更多地强调个体的价值和对主体能动性的认可。文艺复兴时期之所以发现了“人”，弘扬人的价值，注重人及其主体精神，主要因为是确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内在要求，它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作基础。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近现代的思想文化，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都是反映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规律内在本质的思想文化及价值观念。市场经济确立的文化价值观，对于破除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一统”趋向和对于个体价值漠视的价值取向显然具有规范意义。但市场经济并非如此完美，它不仅仅意味着进步和文明，它同时对社会的文化发展有负面价值。由于市场经济过分强调个人的价值和自由，相应地群体价值被淡化，一味地追求个人的能动性，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导致漠视群体的利益，往往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进而走向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这在西方文化的局限性中显而易见：它不注重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注重人伦，不注重人格修炼和顿悟，也不注重个人的社会性、合作性和集体性。因此个人主义盛行，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念已深深内化在西方人的内心世界。其直接后果不言而喻，利欲横行，人情淡漠、冷酷，社会失去和谐，失去了他人和集体之情的个人在“自我奋斗”、“自我创造”的个人本位的追求中，趋向主体价值的失落。
　　在西方，工业化过程完成较早的国家，已经开始从现代化走向后现代化。而由于现代化过程中发展市场经济所出现的负面效应，也相应地带到了后现代化或后工业社会。这样，这些国家在后现代阶段不可避免地将受到现代化问题的困扰。换言之，它们不得不在后现代社会去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西方工业国家从前现代化到现代化，从现代化到后现代化的历史演进，在某种意义上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的借鉴。对我们国家来说，如何在建立市场经济、完成现代化的同时，又尽可能地避免或限制由不适当的价值导向所引起的负面效应？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而在解决如上历史难题方面，儒家的群已价值观确乎提供了某种合乎道德的理论参照。针对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过分突个体原则的倾向，儒家在不否认个体价值和对个体原则认同的同时，对群体价值和群体原则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即在承认群体价值的前提下，珍视个体的价值。这对于避免由于突出个体原则而导致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消极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质言之，在现代化过程中负面现象背后，的确可以看到某种价值观的片面范导，这表明要避免或限制现代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和负价值，价值观的调整是一个不可不正视的问题。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儒家群已观无疑蕴含着合理的价值观范导资源。也正是在这一方面，展示了儒学与现代化相适应的一面，同时也揭示了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学说所涵盖的价值意蕴对现代仍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加逵去辶加丸
　　
　　
　　
淮北煤师院学报：社科版24-27B5中国哲学王宏柱/仲伟富19971997 作者：淮北煤师院学报：社科版24-27B5中国哲学王宏柱/仲伟富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0:4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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