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何以可能?  ——海德格尔论现代技术本质的形而上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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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2)03-0041-05
  海德格尔的思想在其着名的转向之后,研究的主旨虽然仍是追问存在的意义,但是研究的落脚点却有了很大转变,即从前期通过对此在的生存问题的分析来研究存在的意义转向对存在本身的直接思考,人同存在的关系也由强调存在对人的依赖性转变到存在对人的决定性。在他的后期思想中,一切本质的东西都呈现出二重性的特征:存在与显现、遮蔽与解蔽、思考与语言、大道与道说等。就存在本身而言,它不但是万物显现的根源,而且又命定的要显现为万物。人以及人的各种活动如哲学、技术、艺术、语言等既从存在的天命中得到根据,又是天命的具体展现。人通过对这些活动的追问去探寻存在的意义、存在的真理、存在的天命。正是基于上述的意义,海德格尔才在他的后期对语言、技术、艺术、哲学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在对上述诸方面的研究中,有一个方面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就是技术。海德格尔的技术观独特而深刻,并首开了技术的现象学研究的先河,对20世纪的技术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要把握海德格尔技术思想的真正内涵,有两个方面需首先提及:第一,照海德格尔自己的观点,他思考问题的方法是现象学的解释学方法,依这种方法,问一事物的本质,不在于问它是什么,而是要问它何以是其所是。第二,由于海德格尔的技术观与其他方面思想的不可分割性,因此对其整个思想体系做一简述就极为必要。
  海德格尔说他的哲学一以贯之,以探讨“存在”的意义问题为宗旨。“存在”是海德格尔整个思想体系中最重要、最基础的概念。“存在”既不是具体的“在者”,也不是存在状态,它显而为“在者”之“在”,隐而为无。是“在者”之显现、之为“在者”的根据,它又必然通过天命显现为具体的“在者”。“在者”不是由某一特殊的“在者”产生出来的,而是“存在”通过某种展现方式展现出来的。“存在”既盛行于“在者”之中,又超越和主宰着“在者”。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对传统真理观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把传统的真理符合论看作是一种“流俗的真理概念”(注: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207页。),认为它是建立在把人看作本质上是认知性的生物这一观点的基础之上的,没有揭示出真理的真正本质。在他看来,真理是对存在的揭示,真理就是“解蔽”(“解蔽就是使存在进入到无蔽状态”(注:Heidegger,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In Poetry.Language.Thought.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1,P.36。),海德格尔后来进一步把它定义成在场或使其显现(注:Heidegger,On Time And Being,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2,P.5。))。他认为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特别是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都同他持有同样的真理观,把真理的本质看作是对存在的提示,与这种真理观相对立,事物自身的真理性的存在也不止于个别性的事实,而是作为世界的展示者和汇集地而存在。事物中同时寓有天、地、神和有死者四个方面。在事物中,世界被汇集起来,被展示出来,事物的本质就是汇集或展示。事物本身也是一个从遮蔽到显现、从不在场到在场、从潜在到现实的过程。事物的到场方式有两种:自然的涌现和人工的产出,后者在古希腊称作“技艺”,它作为一种解蔽方式,是现代技术的前身。
  有了对以上两个方面的认识,再来看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分析就不会觉得那么突兀和难以接受了。在对技术进行追问的过程中,海德格尔首先批判了两种通行的现代技术的本质观:“其一曰:技术是合目的的工具。其二曰:技术是人的行为。”(注:Heidegger,The QuestionConcerning Technology,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7,P.4。)它们可被称为工具的和人类学的技术规定。这两种观点在海德格尔看来无疑是正确的,可是“正解的东西虽然总是表现出某种确实的东西,但却没有揭示事物的本质。”(注:Heidegger,The Question ConcerningTechnology,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7,P.5。)海德格尔通过现象学的解释学方法,区分了技术和技术的本质,认为现代技术的本质根本不是什么技术的东西,而是一种展现方式,一种解蔽方式,海德格尔把它称作“座架”(Gestell),“座架意味着那种解蔽方式,这种解蔽方式在现代技术的本质中起支配作用,而其本身不是什么技术因素。”(注:Heidegger,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7,P.19。)其根本特征就是“促逼”(“挑战”、“强求”)和“限定”,是一种控制精神的极限状态。现代技术为了使自然提供诸如能够提取和存储的能量之类的东西,就逼迫它、限定它,使它进入到非本真状态的展现中。作为座架,这种促逼性的限制要求将人与自然纳入到一个齐一性的结构之中。存在物在这一结构中是以持存物的方式展现出来的。
  认清了现代技术这一本质,那我们不仅要追问,它是如何可能的呢?它是如何得以产生、形成,如何得以成为统治和支配一切的控制力量的呢?海德格尔回答道:“作为真理的一种形态,技术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中”(注:海德格尔:《报告和论文集》,弗林恩,1978年,第763页。),并且“‘技术’这一名称在这里要作这样本质性的理解:它在其意义上与名称‘完成的形而上学’相一致。”(注:海德格尔:《路标》,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33页。)可以看出,他是通过把现代技术同形而上学的历史紧密地联系起来来探讨其产生渊源的。
  在人们认识世界的时候,首先照面的是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在者”,那种探寻世界终极根据的冲动促使人们去寻找一个绝对的无条件的东西——无论它是“存在”还是某一实存的或虚幻的“在者”,通过这一绝对(物),万事万物都得到说明和存在的根据。海德格尔把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史看作是一部不断上升的“存在遗忘”史。他认为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并不是形而上学家,而是“思”,他们思考的中心问题是存在及其显现。而自柏拉图以降的传统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认为它发端于柏拉图,并扩展到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中,最后终结于尼采(注:Heidegger,On Time And Being,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2,P.9。))并不追问存在本身的意义,反而执迷于在者,误将在者当作存在本身,并正是用想象的或特殊的在者(如柏拉图的理念、神学的上帝、笛卡尔能思的自我、尼采的强力意志等)替代存在,把它当作一切在者之为在者的最深刻最根本的根源,真理的本质也就相应地有解蔽转为主客观之间的符合。当这种形而上学忘却了存在,将各种特殊的在者作为本体时,这个特殊的在者就获得了支配和决定其他在者的力量,而形而上学的本体具有了这种支配、决定的特性时,它就已经潜在的蕴涵了现代技术的本质特征于其自身之中。正是因此之故,现代技术才可以说是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形而上学的形成和发展则为现代技术的产生不断开辟道路。
   柏拉图:形而上学的奠基者
  在海德格尔看来,正是从柏拉图开始,哲学实现了从思考存在本身向在者或存在状态的转变。(注:海德格尔:《路标》,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33页。)当希腊人同各种事物照面时,他们总是直观地响应它们,总是敞开地接受那些自发地涌向他们的事物。对于希腊人来说,事物的呈现也就是事物从遮蔽的状态中显现出来,这个过程就是“产出”。“产出”把事物从遮蔽状态带入到无蔽的状态之中。这个过程也就是解蔽的过程。产出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自然的涌现”,涌现着的在场者的涌现是出于其自身的原因,如鲜花开放、日升月落等都是这种意义上的产生。另一种产出是指手工或者人工产出的东西,例如银盘或诗歌,它的产出并非出自其自身的原因,而是出自外部原因而呈现出来,是出自一个“它者”中,出自工匠或者艺术家之中。
  事物从非自身原因的产出虽然需要“它者”和“技艺”,但还并不就是现代技术,它还需要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柏拉图的哲学无疑是使它开始转变的第一个步骤。柏拉图把人们感受到的世界看作是变动不居的可感世界,认为人们对它形不成真正的知识。要想洞悉这个世界的真知,就必须透过这个意见的世界从而找到那不变绝对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理念”。理念这一具体的在场者——无论它是真实的亦或是虚幻的——取代了存在成为一切在者存在的根据,而存在则抽身而去。存在者不在被按其所是来思考。(注:Heidegger,On Time And Being,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2,P.8。)理念在派生万物的同时亦对在者进行了控制和限定:一切在者既然均由理念处得到说明,这也就限制了它们从它物中得到说明。这正是现代技术的本质的最初雏形。随着柏拉图说“存在是”某物,他就设定了其后的西方哲学对存在的基本态度。(注:Heidegger,On Time And Being,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2,P.6。)自柏拉图产生(实质上源于古希腊哲学)的控制精神,不从事物的本来状态来展示事物的方式,逼迫着事物进入到非自然状态。这种控制精神发展到极至状态就成为现代技术的本质特征。在这种展示方式的支配下,没有事物能以其自身的方式展现出来。而现代技术就像是一架巨大的意义过滤器:事物具有技术上的功用的意义作为惟一的意义被保留了下来,而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其它的丰富多彩的意义和价值均被滤掉了。
   基督教神学: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延续
  虽然中世纪从总体上说不是技术性的,但是基督教的形而上学形态即经院哲学仍旧持续地哺育着潜滋暗长着的现代技术的控制精神。同柏拉图的理念论相似,神学创造了一个绝对的存在者——而不是存在本身——来解释存在者。在基督教神学中,一切存在者的神圣性均被汇集到惟一神圣的上帝的身上,存在物不再是神圣的了,他们无法从其自身中得到这种尊严,而只能从他者身上得到说明:他们全部都是由超验的绝对的上帝创造出来的。存在物再一次被限制、被降格。而正是通过这不断的降格,存在物原来所具有的丰富的自身特性才不断地被消解掉,并在现代最终被降格到只能从现代技术需求这一显现方式中的得到展现的“持存物”。
  因此,中世纪的形而上学对现代技术的形成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阶段。古代和中世纪这两大时期是技术的前提和准备阶段,在它们之中,技术明显的征兆虽然尚未显现出来,但它从解蔽方式的一种上升到惟一的解蔽方式的步伐却从未停顿过。
   笛卡尔:二元论思维方式和主体性形而上学形成
  启蒙时代的来临,科学的兴起,宣布了上帝的本体地位的终结。然而,存在物并不因之而隐去,它们期待着一个新的绝对者的出现:这就是笛卡尔的“我思”、能思的自我。笛卡尔在他的普遍怀疑中确立了“我思”在本体论中第一性的地位,并从他的第一个原则“我思,故我在”中引申出了物质和上帝。现在,一切在者,甚至那曾经是至高无上的上帝,都成为“我思”的表象,它们都必须走到“我思”(作为“我思”的理性在最高原理中专门被设定为一切存在规定的引线和法庭(注: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883页。))的面前来,接受“我思”的检查,并从它那儿得到存在的根据。也就是说,存在者的存在是从作为设定之确定性的“我思”那里得到规定的。(注: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881页。)凭着笛卡尔的怀疑一切的精神,人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心急速地膨胀起来;凭着这怀疑和自信心,人也越来越将自己认作是一切在者的决定性的中心。“主体性所具有的第一性的本质规定是表象着的主体保证其自身,并且始终也保证它所表象的东西本身。”(注: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797页。)从而实现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曾经是以别的事物为中心的东西竟变成了别的事物——包括曾经的中心——的中心,“自那以后,我被特别地称为基体即‘主体’了,”(注: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884页。)其他的物本质上是作为一个被表象者处于与“主体”的关系中,作为客体与主体相对峙,主客体二元论思维形式宣告产生。(注: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882页。)作为精神性的实体的人获得了整个世界中最为特殊的地位,他高居于一切存在者之上,统治和支配着世界。一旦人成为了主体,一旦人从他自身那儿得到了对一切事物的解释,事物便不再有独立于主体的性质,便成为主体的表象,成为主体的隶属物。这种主客二分的展现方式对存在物本以所剩无几的自身特性再次进行剥削,存在物被降格为对象。
  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提供了现代技术本质最终形成所需的全部必要条件,可以说,现代技术是笛卡尔主、客体二元论思维方式的必然产物。从笛卡尔那里已经隐隐地看到了现代技术的身影,它以完成形态出现只是时间问题了。
   尼采:形而上学的终结和现代技术本质的形成
  笛卡尔的哲学标志着现代形而上学的正式形成,但是真正将这场现代形而上学运动推到顶点的是尼采。
  尽管尼采对形而上学做了彻底的颠覆和重估工作,但当他把在强力意志中为意的保存而固定下来的东西径直叫做存在或存在者或真理时,他还是停留在形而上学的百折不挠的道路中。(注:海德格尔:《林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P.245页。)尼采在询问一切实在的实在性时,发现强力意志具有最根本的决定性。“如果形而上学把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思考为强力意志,那么就势必把存在者思考为设定价值的东西。形而上学在价值、价值作用、价值废黜价值重估的视界中来思考一切。”(注:海德格尔:《林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P.243页。)一般主体的存在状态演变为自我意识的主体性,而自我意识则把其本质揭示为求意志的意志。(注:海德格尔:《林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P.242页。)实在或在者只有在它能够有助于增强强力意志时,才是真实的、有效的和有意义的。因此,人(的强力意志)成了一切存在者的惟一的尺度。尼采将笛卡儿的能思的自我上升到强力意志的自我,自我以强力意志的形式支配一切存在物。而形而上学的这种控制的绝对化、这种发展达到极限的特征,正说明了其本质达到了完成和终结状态:形而上学的历史做为存在的遗忘史,从一开始就不是从存在中探询存在者的根据,而是把这一根据确定为某种存在物或存在状态。当它发展到尼采的强力意志那里时,从根本上说,它的一切可能性都已经耗尽了。形而上学再也无法为在者找到一个绝对的根据,因为就形而上学遗忘存在的本性来说,这一根据依旧是个在者,而一切在者(包括人)都已经转变成为权力意志的工具,转变成持存物。在把存在者确定为持存物时,形而上学也就走向了终结——在耗尽了其中所有的可能性的意义上的终结。
  同时,在尼采那里,权力意志对存在者的逼迫和限定达到了绝对化的程度,存在者被整齐划一地展现了一种功用。而这种极端的展现方式则同现代技术的本质——座架这一展现方式达到了同一:它们都仅仅从某一方面去取用存在物,把存在物确定在特定的某物上,固定在某物上,定位在某物上;它们都强迫存在物进入到非自然的形态,达到对它们的需要来说适用的内容;存在物再也不能作为存在物本身而存在,存在物再也不能把自己的全貌展现出来,而只能因其对它们的功用性而展现出其惟一的一个侧面。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海德格尔才把形而上学看作是现代技术得以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又把现代技术看作是“完成的形而上学”。
哲学动态京41~45B2科学技术哲学李荫榕/田径20022002李荫榕 田径 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01 作者:哲学动态京41~45B2科学技术哲学李荫榕/田径20022002

网载 2013-09-10 20:4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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