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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10月周恩来与斯大林的会谈及其结果与中国出兵朝鲜作战的决策有直接的关系，也反映出在朝鲜战争问题上中苏之间的微妙关系。对于这个问题，过去国内学术界便有不同的看法，[1]最近，俄国学者又撰文对此发表了颇为不同的见解。[2]
　　关于周恩来与斯大林在黑海别墅会谈的情况之所以出现众说纷纭的现象，是因为至今尚没有关于这次会谈的正式文件和记录公布于世，人们只能根据当事人的回忆来描述当时的情况。[3]因此，面对各方面材料说法不一，甚至大相径庭的状况，不能完全根据个人的回忆认定历史事实，而只能根据旁证材料和逻辑推理对周恩来赴苏谈判的目的和会谈的结果等主要问题进行分析，至于许多细节则无从考证。[4]
　　首先，对于周恩来去苏联进行谈判的目的就存在完全不同的说法。一种意见以师哲的回忆为据，认为周恩来离京前，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未取得一致意见，周恩来是带着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后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说国内多数人的意见还是出兵，于是才与斯大林商谈军事援助问题。[5]另一种意见以康一民的回忆为据，认为周恩来此行的目的就是告诉苏联关于中国出兵的决定，商谈志愿军改换苏军武器装备和苏联出动空军配合作战问题。[6]俄国学者则根据费德林的回忆，认为“周恩来和林彪是带着中国不会也不应该介入朝鲜问题的坚定信念去见斯大林的”。[7]第一种意见的根据是周恩来在会谈中首先摆出了中国不出兵的种种理由。在这一点上，师哲和费德林的回忆是一致的。第二种意见的根据是周恩来访苏的最终结果是达成了中国出兵，苏联给予军事援助的协议。第三种意见的根据则主要是认定周恩来的本意就是坚决主张中国不能出兵。关于这个问题，周恩来本人后来几次谈到他是带着两种意见去的，或者出兵，或者不出兵，主要目的是要苏联出动空军援助中国军队入朝作战。[8]实际情况是，在周恩来出国之前中国领导人已经有了出兵的打算和安排，10月6日中央军委召开的会议就是周恩来主持的，这次会议不是讨论出兵不出兵的问题，而是研究作战部署和出动志愿军的准备工作。因此他不会不知道已经作出的决定。但周恩来与斯大林谈判时的确先摆出了中国出兵有困难的理由，而且正如下文将要谈到的，黑海会谈的最初结果就是中国不出兵。如此可以判定，周恩来访苏确实是带着出兵或不出兵两种意见去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苏联是否出动空军协同志愿军赴朝作战。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已决定出兵，而周恩来却先摆不出兵的理由了。这无非是一种谈判手段，目的是为了争取苏联政府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和保证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入朝作战。
　　至于俄国学者认为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内部反对中国参战的重要人物”，周恩来“把他对斯大林的访问看作是阻止中国参与朝鲜战争以及把解救金日成政权的负担全部压在斯大林肩上的最后机会”，[9]是缺乏根据的。尽管中国领导层内部最初对出兵朝鲜的问题有不同看法，但在10月5日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出兵援助朝鲜的方针后，中国领导人已经统一了认识。周恩来本人这时也表示赞成出兵的决定。在10月6日周恩来主持的部署出兵准备工作的军委会议上，他发言说，我们不想打，但是敌人逼我们，快到鸭绿江边了，不能见死不救，这是援朝，也是卫己，唇亡齿寒嘛![10]不过，与毛泽东的理想主义相比，周恩来作为政务院总理更讲究现实主义。如果说毛泽东比较强调中国出兵的决心和英雄气概，那么周恩来则更注重中国出兵的实际困难和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在谈判中才首先强调中国出兵存在的种种困难，而且在斯大林提出苏联空军暂时无法出动协助中国军队作战时，周恩来表示了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
　　关于中苏领导人会谈的结果，也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说法。据康一民回忆，“斯大林在会谈中答应先装备中国10个师，并同意派空军到东北安东一带和沿海大城市驻防。因此，中苏双方在会谈中就抗美援朝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会谈十分顺利”。有些研究着作就采用了这种说法。[11]据师哲回忆，斯大林建议“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由苏联“供应武器装备”，苏联还可在作战时“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但“只限于在后方和前沿活动，而不能深入敌后”。会谈讨论的结果是，通知朝鲜同志“不失时机地早日做好撤退准备”，并决定“立即采取不出兵的准备和安排”。[12]还有一种说法是会谈结束后，当晚7时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会谈结果，因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出动，故决定中苏均暂不出兵，要金日成撤到鸭绿江以北。其根据是毛泽东13日给周恩来到回电中有苏联空军“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可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一句。[13]俄国学者曼绍洛夫则根据费德林的回忆认为，斯大林与周恩来的谈话持续了两天，最后还是没有作出双方一致同意的决定。因此，斯大林根本就没有与周恩来一起给毛泽东发过联名电报。周恩来只是说他需要与北京联系，以便得到新的指示。曼绍洛夫还坚持认为斯大林在会谈中“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为中国军队提供空军掩护的要求，并且“从来没有背弃他答应毛泽东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苏联空中掩护的许诺”。[14]
　　这里的问题比较复杂，各种不同渠道和来源的材料交织在一起，难以进行细节的择选。不过，根据现有的文献，仍然能够看出事情发展的基本脉络。首先是斯大林与周恩来的会谈是否作出了一致的决定，他们作出了什么决定?根据赫鲁晓夫的回忆：会谈结束后，斯大林回到莫斯科，他说周恩来是奉毛泽东之命前来的，当时北朝鲜军队已经全面溃败，周恩来前来征求斯大林的意见，中国军队是否应该出兵，阻止美国和南朝鲜部队继续前进。起初，斯大林和周恩来都认为，中国进行干涉并无益处。但在周恩来归国前，他们决定中国应当给予北朝鲜积极的援助，中国军队当时已集中在边境上。[15]这就是说，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的初步意见是一致认为中国不出兵。从毛泽东10月13日给周恩来复电的措词和语气看，他得到的信息也是会谈作出了中国不出兵的安排，而且电文中还提到了斯大林和周恩来的“联名电”，这就说明不出兵的会谈结果是斯大林和周恩来的共同意见，而并非是周恩来一个人的主张。当然，更能说明问题的还是斯大林本人对会谈结果所作出的反应。根据俄国的档案材料，斯大林在10月13日下午给什特科夫发出一封转交金日成的电报，通报了他与周恩来和林彪会谈的情况，并抱歉地通知金日成，周恩来已经表示中国人还不准备参与战争。因此，斯大林建议金日成最好把他的残余部队从朝鲜撤到中国和苏联，还命令什特科夫帮助金日成制定一个执行这一撤退命令的措施的计划。[16]同一天，苏联在联合国的代表维辛斯基在成功湖发表讲话，呼吁美国放弃“强硬化”政策，恢复与苏联战时的合作关系，他还保证苏联会对美国作出“迁就”。[17]显然这种举动也是受了中苏领导人会谈结果的影响。还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不出兵的会谈结果是中苏领导人一致认同的。斯大林在14日确知中国已经决定出兵后，立即指示金日成“此前通知您的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时提出的建议无效了”。有人认为斯大林电报中所说的“建议”是指苏联空军援助中国一事，[18]但把斯大林连续发出的两封电报联系起来看，斯大林宣布“无效”的这个“建议”当是指他与周恩来会谈后共同作出的劝告金日成撤退的决定。如此看来，中苏领导人会谈的初步结果确实是中国暂不派军队入朝作战，同时建议金日成撤离北朝鲜。这个结果是周恩来和斯大林共同认可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斯大林和周恩来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共同决定?从斯大林10月1日到7日之间两次至电毛泽东强烈要求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的情况看，斯大林是主张中国出兵的，[19]至少在美国仁川登陆以后他表示出这种强烈的要求。毛泽东在朝鲜局势出现危急情况后也是决心要派兵入朝作战的，[20]尽管面临着重重困难。显然，斯大林不会主动要求中国不要出兵，他只是在周恩来提出中国出兵有困难的情况下才勉强同意暂不出兵的。而周恩来是代表毛泽东来与斯大林谈判的，他在未与毛泽东商量之前便表示中国不能出兵，肯定是因为他和毛泽东事前共同商定的出兵条件没有得到满足。这个条件就是要苏联提供足够的军事援助，特别是出动空军支援中国军队入朝作战。毛泽东派周恩来与斯大林谈判的主要目的是要求苏联的空军援助，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就出在苏联没有满足中国的出兵条件，没有答应派空军支援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要求。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曾说过：“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周恩来也说过：“我们出兵就是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周恩来还说过：“我们问：能否帮空军?他动摇了，说中国既有困难，不出兵也可，说北朝鲜丢掉，我们还是社会主义，中国还在。”我们只要苏联“出点空军，这样我们就可以去了，没有空军有困难。斯大林说空军不能派。”[21]苏联是否答应过派空军援助中国，斯大林是否违背了这一许诺，这是中苏领导人黑海会谈的主要问题，也是反映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之间关系的关键环节，所以很值得进行仔细分析。
　　中国军队进入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从军事角度讲，最不利的条件就是缺少空军。根据俄国的文献，中国早在7月初就提出空军的问题了，而且中苏之间已经交换过意见。周恩来在7月2日与苏联大使罗申的谈话中就询问苏联空军是否有可能掩护中国入朝作战的部队。[22]斯大林在7月13日经罗申给周恩来或毛泽东的电报中对此做了回答：“我们不知道你们是否已决定在中朝边界部署9个中国师。如果你们已作出这样的决定，那么我们准备给你们派一个配备124架飞机的喷气式战斗机师掩护这些部队。我们打算由我们的飞行员培训中国飞行员两到三个月，然后把全部装备转交给你们的飞行员。我们打算让在上海的航空师也这样做。”[23]7月25日维辛斯基给罗申电报还谈到，“经菲利波夫同意，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我们同意他们提出的训练中国飞行员驾驶喷气式飞机的步骤和时间安排”。8月27日斯大林又致电周恩来：“苏联政府答应你关于派苏联军事顾问——防空专家和空军专家到华东和东北军区的要求。38名顾问将被派到中国，其中10名是防空专家，28名是空军专家。至于其余26名顾问，我们认为不是特别需要派他们去，因为这些顾问的工作可以由派去的38名顾问完成”。[24]
　　看来中苏领导人都很重视空军的问题。不过，从上述电文看，中苏双方在苏联帮助中国空军建设和训练的问题上谈的比较仔细，并作出了具体安排和计划，而在苏联空军援助中国军队作战的问题上却没有一个明确和准确的意见。但中国领导人最关心的恰恰是后一个问题，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一支真正的空军部队，一旦战争打起来，在空军方面只能依靠苏联。[25]这里，中苏双方未谈清楚的地方有两点：一是苏联空军出动的时间问题，是与中国军队同时行动还是让中国地面部队先行一步?一是苏联空军援助的方式问题，是配合中国地面部队进入朝鲜作战还是只负责中国领土的防空或掩护中国部队的后方供应线?从苏联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战略方针来分析，斯大林显然宁愿下功夫武装中国的空军，将来让他们承担起入朝作战的任务，而避免在使用苏联空军的问题上过早地作出明确和具体的承诺。但是对于中国方面来讲，要求苏联援助的目的是很明白的，关键就是苏联空军能够协同中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这个问题越到临战时就越显得迫切。在10月9日彭德怀召开的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上，就特别提出了这个问题，以至会议尚未结束，彭德怀和高岗便向毛泽东发急电询问：“我军出国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志愿军总部很多领导人也认为，在没有空军配合的情况下出兵，弊多利少，甚至建议“三两月内新的装备确有保证(尤其是空军能够出动)，则可按原计划进行。否则，推迟出动时间的意见是很值得考虑的。”[26]从周恩来11日电和毛泽东13日电看，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的结果只是明确了苏联空军出动的时间推迟，而没有说明空军援助的方式是什么。但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毫不含糊。他在1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除了表示在苏联暂缓派空军支援的情况下中国军队仍要出动外，还特别指出：“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出动志愿军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并保护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毛泽东同时还明确地要罗申转告斯大林：“我们所需要的主要是能够为我们提供空中掩护的空军。”[27]这里所说“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和“为我们提供空中掩护的空军”显然是指苏联空军配合中国地面问题入朝作战的问题。毛泽东在这里接受了苏联空军推迟出动的条件，但也更加明确地提出了苏联空军提供援助的方式。
　　毛泽东之所以决心在没有空军掩护的条件下仍然坚持派军队入朝作战，是因为他的初战安排只是进行防御，只与南朝鲜军队作战，而不与美国军队正面接触。毛泽东制定这样的战略，是因为中国领导人掌握的有关朝鲜战局的情报有误。当时的情况是平壤防线已被突破，金日成已经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作出了撤离朝鲜的安排。而10月14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电报却说，中国得到的情报是美韩军队“集结汉城以北三八线上开城、金川地区作进攻平壤之准备”，从而认为“美是否进攻平壤及何时进攻平壤，似乎尚未作出最后决定”，还认为“金日成指挥的朝鲜各个尚能战斗的部队”正在“三八线坚决对敌”。14日的另一封电报又说，“美军现尚停留在三八线”。因此，毛泽东考虑的战略一是“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二是继续加强工事，“修筑布防”，进行防御，“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28]
　　斯大林在得到中国已经决定出兵的消息后，一方面在苏联空军出动的时间上作出了让步，即无须等到两个月后才出动，[29]另一方面则明确表示苏联出动空军只是保护中国领空和中国军队的后方，而不能直接配合中国军队入朝作战。根据师哲和周恩来的回忆，周恩来向苏联方面转告了毛泽东13日电报中关于中国军队已经决定入朝作战的情况后，苏联政府当时答应将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掩护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但当周恩来进一步提出除战斗机外，苏联可否出动轰炸机配合中国军队作战；除出动空军入朝作战外，可否加派空军驻扎在中国近海各大城市等要求时，斯大林表示苏联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不能配合志愿军入朝作战。[30]正是由于出现了这一情况，10月17日毛泽东再次急电彭德怀和高岗，要他们火速回京商议，部队出动时间“当再有正式命令”。[31]因此，上文所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谈到苏联不出动空军，应该指的就是苏联空军不能出动配合中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这一情况。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发现直接的文献证据，但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后的实际情况表明，斯大林肯定下达过这方面的命令。许多当年参加朝鲜战争的苏联空军人员都承认，“他们的空军与中朝的地面部队没有任何合作”，还有人说，“中国人没有空战经验，他们要求苏联空军提供空中‘掩护’，但苏联拒绝了”。“由于缺少合作”，有一次苏联的“高射炮团打下了一架中国飞机”。[32]中国空军的回忆史料也证明，朝鲜战争中的空战大都发生在鸭绿江与清川江或大同江之间的地区。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的主要任务是“掩护交通运输线和机场的修建”，“保卫水丰发电厂、鸭绿江大桥和第一线基地及清川江以北的主要交通线”。仅有的一次轰炸西海岸大和岛等地美韩军队情报站，配合地面部队登陆作战的任务，也是中国空军第8师独立完成的(军中苏联顾问在战斗前已经回国)。[33]
　　这样看来，关于斯大林背弃了他向中国军队提供空军援助的诺言的说法有些勉强，因为斯大林除了曾一度要推迟时间外，的确一直答应为中国提供空军援助，只是他从来没有明确承诺派苏联空军配合中国地面部队与美国作战。但是，中国提出的出兵条件主要就是要求苏联空军为中国入朝作战的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和掩护，而苏联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表示出不满和抱怨是可以理解的，许多中国学者的论着在这方面对斯大林的政策提出指责也是在情理之中的。无论如何，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部队在10月19日渡过了鸭绿江，并于10月25日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
　　发表于《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4期
　　[1] 参见拙着：《朝鲜战争揭秘》第六章，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2] 亚力山大烈·曼绍洛夫：“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与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1950年9月16日至10月15日：俄国档案的新证据”(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Sept.16-Oct.15,1950：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第6—7期(1995/96年冬季号)。
　　[3] 目前中国方面发表的已有周恩来的翻译师哲和机要秘书康一民的回忆，最近俄国学者曼绍洛夫也对斯大林的翻译尼古拉·费德林进行了采访，据说费德林在会谈后整理了一份会谈备忘录，不久即将公布出来。
　　[4] 例如，对这次会谈的时间就有不同的说法。师哲的回忆说会谈是在10日和11日举行的，而费德林的备忘录则认为会谈是在9日和10日举行的。
　　[5] 见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95—500页；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第85—88页。
　　[6] 见熊华源：“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第83页；张希：“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前夕‘突然暂停’的经过”，《党史研究资料》1993年第1期，第3页。
　　[7] 见曼绍洛夫前引文第103页。
　　[8] 1960年7月31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第252页；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金日成时的谈话，见熊华源前引文第103页。
　　[9] 见曼绍洛夫前引文第102、103页。
　　[10] 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第24页；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央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第250页。
　　[11] 康一民的回忆见齐德学：《朝鲜战争决策内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2—63页。另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30页；杨凤安、王天成：《驾驭朝鲜战争的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99页。
　　[12] 《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97—498、500页。
　　[13] 参见李海文前引文第88页；张希前引文第3页。可以证明斯大林在会谈中表示苏联空军推迟出动的证据还有：毛泽东在11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上有一句：“惟空军暂时无法出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48页)；毛泽东在13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有一句：“我们希望看到空军尽可能快地到达，而不要超过两个月”(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f45，o1，d335，ll1-2)。
　　[14] 曼绍洛夫前引文第103、105页。
　　[15] 赫鲁晓夫的回忆见《远东问题》1990年第6期，第106页。
　　[16] 什特科夫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于当天晚上会见了金日成和朴宪永，并向他们读了斯大林电报的内容。“电报的内容使金日成和朴宪永感到惊讶。金日成说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但既然作出这样的建议，他们将照此执行。”参见曼绍洛夫前引文第104页；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f45，o1，d335，l31。
　　[17] 斯通：《朝鲜战争内幕》，淅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第130页。
　　[18]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f45，o1，d347，ll74—75、77。朴文洙：“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与朝鲜战争：对历史的再考察”(Stalin's Foriegn Policy and The Korean War： History Revisited)，《朝鲜观察员》1994年第25卷第3期，第369—370页。
　　[19] 见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f45，o1，d334，ll97-98；f45，o1，d347，ll65-67。俄国着名军事史学家沃尔科格诺夫认为斯大林是被迫接受毛泽东要求直接支援朝鲜的建议的(沃尔科格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的政治肖像》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541页)，这种看法已经被新材料证明是错误的。
　　[20] 1966年苏联外交部文件说中国是在苏联的压力下才派兵支援朝鲜的(见凯瑟琳·威瑟斯比：“苏联在朝鲜战争初期的作用：新的文献证据”(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美国与东亚关系杂志》，1993年第2卷第4期，第443页)，显然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说法。
　　[21] 参见熊华源前引文第85页；力平前引书第252页。
　　[22] 叶夫古耶尼·巴加诺夫：“对朝鲜战争的政治评价：1949—1951年”(Assessing the Politice of the Korean War, 1949-1951)，《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第6—7期(1995/96年冬季号)，第88页。
　　[23]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f45，o1，d331，l85；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f059a，o5a，d3，p11，l118。
　　[24]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f45，o1，d334，l90、94。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化名。
　　[25] 实际情况是，刚刚组建的中国空军第4师直到1950年10月底才进驻辽阳基地，12月21日进驻安东浪头基地，随苏联空军进行训练。直到1951年1月21日中国空军才有几架飞机第一次参加空战。见《空军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245—249页。
　　[26] 王焰等前引书第404页；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41页。
　　[27] 李海文前引文第88页；熊华源前引文第86页；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f45，o1，d335，ll1—2。
　　[2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59—561页。
　　[29] 目前尚无这方面的直接文献，但实际情况是苏联空军在8月份就已经开始调动，并于11月初投入了战斗。根据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给斯大林的战况报告，从沈阳和鞍山机场起飞的苏联飞机在11月1日，即中国军队入朝后不到两个星期，就投入了安东-新义州地区和安州地区的空战。哈利迪前引文第150页；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f45，o1，d335，ll71-72；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f059a，o5a，d4，p11，ll187-188。
　　[30] 《在历史巨人身边》，第502页；熊华源前引文第85—87页。并参见乔恩·哈利迪：“苏联在朝鲜的空战”(Air Operations in Korea： The Soviet side of the story)，载威廉·威廉姆斯编：《一次革命的战争：朝鲜与战后世界的转变》，芝加哥1993年，第151页。
　　[31] 王焰等前引书第407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67页。
　　[32] 哈利迪前引文第154页。冈察洛夫的采访也证明了这一点，见谢尔盖·冈察洛夫、约翰·刘易斯、薛立台：《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和朝鲜战争》(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斯坦福1993年，第199—200页。
　　[33] 《空军回忆史料》，第251—260、309页。

沈志华 2013-08-27 16:2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