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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以上，我们概略地研究了苏（俄）、东欧各国宪政改革的背景，比较了它们的异同；又对各国（主要是前苏联和俄罗斯）宪政改革的发展过程、基本经验和主要教训进行了探讨。读者不难看出，所有这些探讨，其背后都隐含着对中国本身问题的关注，或者说，都是围绕中国宪政改革的未来需要而进行的。

在结束本文之际，我想就苏东改革可能给予中国人的启示再强调如下要点。从操作层面看，这些要点都具有第一等的重要性：

● 宪政改革是一件早晚要做的事情。苏东经验已经证明，或是改革，或是死亡（急剧解体或慢性自杀），对传统党专制体制来说，再无其他出路。

● 执政党主动进行的改革，将是最有利于整个民族、成本最小的改革。

● 如果理性的、渐进的中国宪政改革是可能的，那么时间问题将成为最大的政治问题。合理安排改革的轻重缓急，使其能够稳妥地、但又是实质性地一步步推进，是对改革者心智的真正挑战。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琐碎的细节的改变也可能比原则性的决定更起作用，通过一系列技术性的细节动作，往往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 “通过雷区是神圣的”，但又是艰巨的。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来说，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中国民间民主化应强调不同政见运动与维权运动的结合，并与体制内改革派形成良好互动。

● 要防止民主的幼稚病。当年的俄民主派曾有一种错觉，认为只要给市场以自由，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中国的民主派则要防止另一种错觉，似乎只要实行多党制，一切问题亦可迎刃而解。

● 改革者也可能犯错误。无论是体制内改革者还是民间自由人士，作为个人，都会有普通人常有的缺点、弱点，所以在改革者内部也要强调沟通、理解、互谅。

本文开头曾谈到中国和苏俄的“30年时间差”问题。赫鲁晓夫50年代的“解冻”和改革孕育了80年代苏俄的新一代改革者，正是这一代人完成了前苏联党专制体制的解构和俄罗斯宪政民主体制的初步建设。中国的“解冻”则发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的青年人如今也都走上了这个国家的关键岗位，或者以体制外的自由身份在民间获得了相当影响力。那么，这些人能否像自己的俄罗斯和东欧同道们一样，在改变扭曲的历史、建设一个宪政民主社会方面有所作为呢？

历史正看着我们。 

（本文作于2007年3月28日～6月15日，北京）

张博树 2013-08-26 15:0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