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文集胡绳何许人——致李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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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何许人——致李普信
李普同志：
　　你《悼胡绳》的文章收到了。拜读了两遍，觉得你援用蔡仲德先生评论他老丈人冯友兰先生的话，认为胡绳一生也有“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三个阶段，已经对胡绳作了全面确切的评价。你要我再补充点什么，我实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不过，你的文章启发了我，又使我再反复思索了一下，现在在你的评价的基础上再把我所亲历亲见的事多说几句，也许还不为辞费。
　　我认识胡绳比你晚了六年，是在1946初进《新华日报》的时候，也是先认识他的夫人小吴，我们连桌办公。那时胡绳好像已去北平、上海，只因家在重庆，才偶然回来。他一向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同我又没有什么工作关系，因此在当时白区党内的“才子”中，我同他的关系远不如同乔冠华、陈家康那样密切。
　　那年秋天，我随周公撤回延安，乔、胡则去了香港。1949年以后，他们都到了北京，但是因为工作关系，我同乔冠华和陈家康（在1957年划右派以前）倒是常见面。
　　同胡绳则一别三十余年，直到1980年我作为“中央写作小组”的“留守人员”，住进毛家湾时才又见面。毛家湾原来林彪的宅子当时已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办公地点，胡绳在那里当副主任。我们的办公室相邻。他温雅如故，毫无架子如故，然而大家刚刚经过十年浩劫（我还要再加十年），似乎也没有多少话可说，话题往往是那里存放的陈伯达、康生搜刮来的一些书画。就是从这些对共同爱好的交谈中，才似乎慢慢恢复了过去的相互信任。
　　那个时候，胡绳似乎还背着一个“凡是派”的恶名。他是从来不会替自己洗刷的，反而对我说：“我当时思想确实糊涂，是邓力群同志给我打了招呼，才猛醒过来的。”
　　我们比较接近是到1982年胡乔木把我俩都调到玉泉山为十二大准备文件的秀才班子里去以后。两人比屋而居，他带有聂绀驽的《三草》，时时吟哦，引得胡乔木也知道了聂老的千古奇诗而专门去拜访了一次，还请人民出版社为他出版了《散宜生诗》，并且亲自作序榆扬。那时，胡绳还送了我他重印的《枣下论丛》和刚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不过我的历史观当时已大有变化，翻了一翻，觉得并无新意，也就没有如当时权威人上号召的那样去认真学习了。
　　1985年他任社科院院长以后，我们算又是同事了，但是来往仍然很少。一是因为他是领导，二是分工不同。不过我们的办公室挨着。他偶尔也会到我屋子里坐坐。刚上任时，他颇为学术研究工作该怎么做而苦思焦虑。我曾给他提过两条意见，一条是“坐得冷板凳，才吃得冷猪肉”；一条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前两句是老共产党员、历史学家范文澜的名言；后两句胡绳当然知道是曾挨过全民大批判的胡适说的话。这两条意见，我提的都不很正式，他也不置可否。但是我注意到，在以后的党组会上，他都委婉地提出类似的方针。事实上，在当时的环境下，恐怕这也是学术工作惟一的出路。
　　1988年，他当选为第七届政协副主席，一下子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了。我怕自己秉性难改，言行不慎而连累他，交往也更疏远了一些，不过每年或者隔年春节，总是到他家里拜个年而已。
　　现在世人都知道胡绳在1998年初发表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再评价》是他晚年深入反思的代表作。以至于有人猜测胡绳的反思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问题我当然也答不上来，但是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那是在1987年反自由化的高潮中，胡绳(可能是奉命)在《人民日报》头版发了一篇当时可称是传诵一时的大文章：《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它得到了中央的表扬，认为是解决了青年学生的思想问题。社会上也是一片赞扬声。记得在一次党组会上。有人称赞这是“中国社会科学最高水平的体现”。就在这个时候，胡绳忽然扭过头对坐在旁边的我说：“其实我不过回答了一半的问题；还有一半问题根本没有谈呢!”我当时也没有很在意，会后细细琢磨，胡绳的话是不错的。他的大块文章确实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发扬蹈厉，以新民主主义为号召，以统一战线为依托，以坚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打败了反动腐败的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但是当时许多青年心中怀疑的还有：为什么新中国不实行新民主主义而实行社会主义，不实行市场经济而实行计划经济，不实行共同纲领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为什么会有反右派，大跃进，大饥荒，以至文化大革命这些大悲剧呢？这许多明摆着的问题，胡绳并没有回答，当时的中国也没有一个人能回答。
　　我越想越觉得：在胡绳这样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身上，理性的力量何等强大。
　　也许，胡绳的反思就是在写《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篇文章时开始的。
　　1989年的那场风波肯定也是刺激胡绳进一步反思的一个因素。那年五月底，他在领衔发表了社会科学院学者们的呼吁书以后，就率领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去了。当来自祖国的悲痛消息传到苏联的时候，代表团有人看到他暗自落泪。回来以后不久就是检讨，最后得了一个“免予处分”的“处分”。
　　那年年底柏林墙被推倒，到1991年的苏联瓦解改制，大概都进一步对他有所触动。
　　1994年5月，曼德拉领导南非黑人解放运动成功，南非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白人种族主义者和平交权，曼德拉也当选总统。1995年春节，已经退休的我去给他拜年的时候，谈到这件事。他说道：“现在看来，民族问题或者种族问题所造成的人的对立与仇恨比阶级问题更加深广，然而就是这个问题也不是不可能和平解决的。”就我所知，南非问题的解决在国内确实也引起了一些人对毛泽东所说的“民族问题说到底是阶级问题”这句话的怀疑。胡绳也是想到了这一层。这个想法在他后来因病住院的时候大概也曾同前来探病的社科院同志说过。结果传出了两个版本：一个是上面提到的；另一个则说，“胡绳同志指示，今后研究国际问题一定不要离开阶级分析。”真是南辕北辙，大相径庭。第二种版本后来传到香港，立刻有人攻击胡绳成了“左王”。来年春节，我又去给胡绳拜年的时候，一进门他就问我“有什么新闻？”我说“你现在成为新闻人物了”。他颇为惊讶。我把原委本末一讲，以为他会不高兴，因而建议他把他原来的意见正式传达一遍，以正视听。不料他竟面无愠色。只是淡淡地说：“随他们说去吧!”
　　我起初还有些纳闷，后来仔细一想，胡绳一辈子是一个学者，虽然做了十多年的院长，但是从来没有发过什么指示，要求别人传达。另外，他更不愿意以自己的地位来同误传了他的话的人立异作对。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同意吴江同志说胡绳“虽是高官，并非政要”的话。他逝世以后，我听到社科院的干事、工友、甚至司机的评论，都说“胡绳是一个本份人”。“本份人”这个说法不但使我感到新鲜，而且感到亲切。当今的世道，以胡绳这样的地位、资望，得到的评语，竟不是“炙手可热”而是“本份人”，实在是最高的赞誉。
　　我和胡绳是一个支部——办公厅支部。成员可以截然一分为二，少数是我们这样七老八十的人，多数是小青年。我们退休以后，开会一般是很少的。记得有一次开会时几位青年同志称胡老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要他给大家讲些当年的革命事迹，进行革命教育。不料胡绳立刻不自在起来，声明自己不过是一个“三八式的党员，谈不上老革命。同志们千万不能称我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也帮他说了几句话，要同志们不要乱叫。因为在我心目中，只有二十年代或者三十年代初参加革命，而且当过七大、八大中央委员的人才有资格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当今健在老革命当中能够当此称号的已屈指可数，胡绳是不会也不愿僭越的。不料2000年11月胡绳逝世以后，消息传来，第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胡绳”如何如何，大出我的意外。不知胡绳地下有知，作何感想。
　　胡绳喜欢做格律诗，而且做得不错，这点我是1982与他一起随胡耀邦到四川、湖北视察时，参观隆中诸葛草庐和襄阳米洞堂时人家拿出纸墨笔砚，要求我们留下墨宝时发现的。每到这种要命的关头，像我这样的人总是竭力退避，以免出乖露丑，胡绳则只要沉吟有顷，援笔可就。后来钱钟书也告诉我，他没有想到胡绳能诗。钱先生眼界高，要得到他的赞扬是不容易的。他论诗分唐宋，细入毫芒，但是他虽然宗唐，自己做起诗来，却总是脱不了“宋人以学问为诗”的味道。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他说作诗要靠天分，勉强不得的。他对胡绳的诗却认为出语天然而风致嫣然，求之时人，实属难得。诗是灵魂的一扇窗子，从胡绳的诗也许比通过他的学术论文更能了解胡绳的为人。
　　还有一件事，文革末期毛主席批评郭沫若“百代皆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以后，风传郭有一首七律上呈毛主席。开头就说“读书廿载探龙穴，云海茫茫未得珠……”，以后郭才能免于批判。原来这诗是胡绳在干校自述学习心得所作，不知为何误传成郭沫若的了。胡绳自己在诗集中说明这件事，不知你是否知道。
　　上面已经说过，你对胡绳这一辈子“实现自我，失去自我。回归自我”已经作了全面而正确的评价，但是你好像还希望老天爷能假以年寿，使他的反思更深入，作出更大的贡献。这当然也是我们大家的希望，但是我要说的是，胡绳所做到的实在已经很不容易了。古今中外，有几个人到了七十八十还能反思，还能“尽弃所学而学焉”呢？西方哲学家认为，未经过反思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人生。这话是经过冯友兰介绍到中国来的。冯先生一肚子的学问，然而到了八十岁才有机会开始反思。中国古代的圣贤从孔孟颜曾起，“吾日三省吾身”的工夫是有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也是有的，但是在经过三十年的信仰，三十年的大惑以后，还能从头反思，如冯友兰、胡绳这样的，以我之陋，实鲜闻知。胡绳作为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不容易啊!
　　这段话是本着“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精神说的。巧的是胡绳本来姓项，叫项之迪。这是住在我楼下的吕叔湘老人告诉我的。吕老是胡绳在苏州中学的老师。胡绳当院长后，曾两次来看过吕老，执弟子礼甚恭。
　　就写这些了。你和胡绳同年，但身体好得多，我比胡绳小了五岁。胡绳的反思只能由我们这些人和更年青的人继续下去，深入下去了。是唯后死者之责，何敢辞!
　　2001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