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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边境骚动与门户开放

中央领导衰弱

    究竟是英国炮艇打开了中国的门户，抑或是中国自己主动开放，已不再是争论的重点了。人口与对外贸易的成长，都迫使中国进一步与外面的世界接衔。这种趋势使国内与对外贸易方面都发生剧变。此时，工业化脚步已经慢了的日本和俄罗斯，完全要倚赖政府的领导即起直追。不幸，正当十九世纪的中国最需要政府强势领导与高瞻远嘱之时，政府却愈来愈孱弱而短视。
    十八世纪将结束时，人口压力渐渐削弱了人们抵抗旱灾、水灾、饥馑、疾病的能力。这种情况又给已经老旧的满清政府机器许多无力应对的难题——水患防治、赈济饥荒、税收的需求量增加、收到税赋的难度也增加。皮耶艾田·威尔（Pierre Etiennee Will，1990）作的赈饥研究有很清楚的说明。清代中叶的官吏都以常平仓储粮，抵抗涨价，评估饥荒灾情，从外省运来粮食，再小心监督放粮。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人口暴增一倍以后，这套官方制度崩溃了，管理田赋的士大夫阶级要负担的赈饥公务愈来愈重。这些弱点，加上官吏士气低落，又只顾追逐私利，使政府的效能更差，威信丧失。十九世纪变成一页冗长的帝国衰败史。
    中国在十九世纪的经历，受三个基调的主导，即是内乱、外患、政府力图压制内乱抵挡外患同时还要保持朝廷统治力（见表4）。由于乱民、侵略、政府控制到二十世纪更是有增无减，本章所述的内外祸殃与政府作为只是日后更重大情况的浅尝。
    近年的研究结果重塑了我们印象中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十九、二十世纪交替之际的郝布森（J．A．Hobson）与列宁式的命题，强调外国输入制造品打击本土手工艺生计所造成的经济破坏，以及外国金融资本主义耗贫本土政府的经济破坏。较晚近的研究构成的经济图像却不那么严酷了，其中的外贸、投资、工技有时候可刺激本土经济成长与工技进步。现今的历史学者的侧重点，比较可能放在社会动乱和外国帝国主义引起的人心涣散。外力长时期侵袭中国社会人心造成的祸害之广，至今仍难以尽书。基督教传教团、西方教育、外国投资等新奇事物，变成具有双重不同含意了，从西方人长远观点来看常被视为前进的步骤，对于中国当时的安乐却也时时造成破坏。笼罩在其威胁之下的是整个生活方式，是比帝国主义经济学或心理学更宏大范畴之上的文明文化。

（表四）

    总括来说，我相信“帝国主义”已经变成一个涵义甚广的术语，类似“封建”，由于太广，不能全盘予以接纳或否决，当作形容词来描述集体情况之特性时，比较好用些。不论如何，中国在十九世纪时的问题始于境内的动乱，不是从外患开始的。
    清室的式微，从乾隆末期一次内乱未能一举平定的事实可以得到明白的佐证。此后，其它小乱相继发生。清朝的战术用于平定四川、新疆的内乱，显然十分有效，拿来应付广州的洋鬼子却不管用了。我们先看内部造反的问题，然后再来讨论引起外贸造反的诸般影响力。

白莲教之乱，一七九六——一八〇四

    在乡间，人力和粮食供给是作战的主要资源，动员起来可以推翻朝廷。因此，类如元代就存在的白莲教这种组织，有时必须行动诡秘才能自保。白莲教招揽贫困的农民为信徒时，宣称弥勒佛将降生人世，明朝将复兴，现世的灾难、疾病、折磨可以免除，来生可享幸福。十八世纪晚期，这个教派在湖北、四川、陕西三省邻接边境，以及长江三峡以北与汉水上游一带传布。这个不宜农耕的多山地区是国境的边区，才开放垦殖不久。到此垦殖的穷苦百姓虽然受官方鼓励，获官府支助，却没有同等的朝廷法治跟着他们一起来。这儿的人生活仅能糊口，在天高皇帝远的情形下为所欲为。白莲教的头目不久就在其诉求之中添上反清的一条。
    一七九六年乱起原是为了反抗收税小吏的勒索。官军虽然把小撮乱民一一扑灭，但是继起的教民不断，多到政府无力控制。百姓本来就有抵抗南方土着的自卫组织，而且备有武器和粮食。这种组织团体作武力反抗的时候，能在官兵还没赶到之前就进入山区利于固守的防御工事之内。此时已是老年人的乾隆皇帝放任贪污舞弊的结果是，官军素质大打折扣。军队缺乏补给、士气、动机，也缺乏精干的领导。官军教匪都以蹂躏百姓为能事。
    白莲教的肃清要等到嘉庆皇帝于一七九九年乾隆死后真正掌得大权，并且任用能战的满族将军为司令。官军一方面穷追不舍，一方面扣紧人力与粮食补给，终于平定了教乱。首先，官军动员村民修筑几百处碉堡，以集中当地农民。在周围有墙的村子里，新编组的乡勇担起保卫的任务。此时乡勇很容易招募成军，因为乡村已被破坏荒芜，耕作不成生计无望了。朝廷于是先将百姓控制住了。继而训练乡勇参加剿匪战役。同时对被强迫加入白莲教叛军的人进行说服招降；另外也防止逃难百姓再投入叛军之中。就这样武力、仁德、行政措施联合运用。逐步将叛军逼至援尽粮绝的境地。
    这个“坚壁清野”之策，终于耗完教徒的元气，使白莲教于大约一八〇四年间完全消失。但此次内乱对朝廷损耗极大。花费了大约等于五年国库总收入的钱财（二亿两银子）。更糟的是，八旗军勇猛无敌的美名毁了。人们发现，乡勇经过恰当训练后可成为专业军人，英勇而具威胁力，因此朝廷还得费功夫要他们缴回军械。
    一八一三年，白莲教支派的八卦教在华北一个县里起兵，后来更直攻紫禁城，但此一支很快就被消灭。韩书瑞（1976）认为，这次事件前后共有七万人丧命。
    这些农民造反似乎是十九世纪初叶的不祥之兆，事实上，中国的海事关系正有同等不祥的情势在发生。这边的坏消息也来自中国人而非外国人，是蔑视明朝与清初禁令而往海外跑的中国人。简言之，中国人有一个被忽略的边沿部分——我们称之为沿海中国（Maritime China）——正要变成中国历史上的一股重要势力。

沿海中国：海外华侨的起源

    沿海中国与大陆区中国（Continental China）悬殊差别之大，几乎不亚于中国与内亚细亚相异的程度。受过正统四书五经教育的史官专注于朝廷大事，几乎没人到过海上。中国的航海者也不写回忆录。因为海上和边境大草原不同，那儿没有争夺统治权的对手藏着。海洋在中国历史上占的分量极小，其实从一开始，中国生活就含有靠海的这一部分，与内亚细亚边疆的那一部分大致等量，但性质相反。
    我们从中国境内走近海边，就会遇上一种叫作季风的重要地理事实，这是夏天从赤道地带向北吹，冬天向南吹的一种季节风。这些季风之稳定可测，远比华北农业仰赖的雨水可靠。因此，早在有文字历史以前的新石器时代，航海便已发展，台湾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遣址足资证明。因为有季风之
故，即便间或有台风袭击，从台湾往返海上并不艰难。
    几千年后，由于海上运输可靠，促成秦汉时期将广州一带与越南北部纳入版图。如果只循河流的驳船航道和相关联的陆上运输路线，从内陆南下到此，即便能够到达，也不可能带着足以夺取主权的兵力一起来。在那么古的时候能将势力延伸到中国的最南端，非得有充分沿岸航行经验与设备不可。广州出土的汉代墓葬用的船只模型是很具说服力的证据，船身中央有艉柱舵，这项航海科技的关键性发明要到一千年后才在欧洲出现。由此可知中国极早便有精密的航海技术了。
    中国既然那么早就精于海上航行，最初在中国东南地区港口活动的远程国际贸易商却是阿拉伯人，似乎颇奇怪。其实，自伊斯兰教于第七世纪在阿拉伯创立以后，穆斯林航海者与侵略者便向四面八方扩张出去。中古欧洲人不久也体会了这件事实。
    读世界史忽略了伊斯兰教这一章的人应该记住，这个宗教是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六二二年在麦地那所创。其信徒叫作穆斯林（MuSlim），信奉唯一真主阿拉和穆罕默德训示的《可兰经》，相信命运由真主注定与死后复活。穆斯林必须严守每曰五次祈祷的清规，一生至穆罕默德出生地麦加朝圣一次，并且准备对异教徒展开圣战。宗教信仰加上阿拉伯人的贸易航海技术，促使阿拉伯人往东方与西方流动扩张。
    穆斯林势力不久就征服了叙利亚、波斯、伊拉克、埃及。虽然有反抗与内战，穆斯林大军占领了北非和西班牙，继而入侵法国南部，至公元七三二年才被击溃。同时，往东进的穆斯林势力占领了阿富汗、印度西北部的印度河下游谷地、中亚商贸城市布哈拉与撒马尔罕（二城均在乌兹别克）。比波动不断的战争与统治君主更重要的是，从巴格达到布哈拉的各个穆斯林城市都成为科学与艺术成就的中心。
    到了第十世纪，穆斯林征服的各邦，将地中海地区的海上贸易与印度洋海上贸易串连，从此可将胡椒、豆蔻、肉桂等香料从东印度群岛的产地一直输送到亚历山大城的欧洲市场上。这桩后来刺激欧洲向远东扩张的香料贸易，到达中国的时间更早，也更容易。中国人与欧洲人一样需用香料来腌存食品。穆斯林与元代中国的广泛接触，陆路是从中亚经丝路而来，水路则是从沿海港口来。但是穆斯林世界中，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以及一些印度人，一同投入转移各邦势力消长之争，使得贸易途中变数增加。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中，大批中国的货运帆船便在沿岸已走熟的路线上，助长远程的穆斯林商贸在福建泉州（阿拉伯语叫作Zayton）等大港发展。
    阿拉伯贸商先来到中国以后，中国帆船至少在第十世纪时已开始在中南半岛与东印度群岛的港口进行贸易。早在唐代以前，朝廷史书提及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文字就愈来愈多。等到郑和于一四〇五至一四三二年间出使远征的时候，中国的贸易商品已在东南亚与南亚各地甚至非洲东岸找到市场（见地图52）。一五八九年所载的二十多个向明朝进贡的小国，大致都是两条贸易航道上常到的停靠港，分布于马来西亚海岸至马六甲海峡的航线，以及经菲律宾与苏禄（Sulu）岛国至东印度群岛的航线。
    中国贸易商当然就会在这些贸易港找定代理人或联络对象，逗留此地的人形成的华侨社区也就开始成长。到一八一八年，马来半岛的利革、巴达尼、宋格拉、丁加奴、彭亨、柔佛等停靠港，都在中国政府文献中以比较实际的用词登录为“未进贡的贸易国”，也就是指这些地方常有中国商人往返，但并不向北京纳贡。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于十六世纪侵入东亚的时候，中国早已在此奠定广泛贸易圈的活动。
    王赓武（Wang GungWu，1991）提醒我们，中国人居留国外的社群并不在中国官方管辖之下。对于华侨移民，中国朝廷不予鼓励支持，甚至不赞同。在中国境内，士大夫阶级不让商人阶级次文化像在十六世纪日本和欧洲那样成长。到了东南亚外邦，中国人感受到很不同于国内的地域性、官方
的、社会的限制。他们通常可以积聚资本，变成有自己一套生活方式的风险企业家。在英国、荷兰、法国的殖民区（缅甸、马来西亚、东印度群岛、中南半岛）里，他们的家族企业依欧洲法律行事，大感便利。在曼谷和马尼拉，他们更藉通婚进入当地望族阶级。在外邦，做善事和摆阔式的消费并不如在中国境内那么管用。反而发展经济比较受当地君主的重视。
    东南亚华侨的社会地位与功能，颇能令人忆起祖国士大夫阶级。因为他们在侨居地也成为介于欧洲来的统治阶级与当地村民之间的阶层。华侨变成帮忙收税以及维修渡船与桥梁、主办市集等地方服务的中间人了。在殖民地社区里，他们通常都是一种安定力，人数少故不至于夺权，对于提供服务与经营本地商贸的获利则十分在乎。
    华侨在马尼拉的角色是很好的教材。西班牙人于一五六〇年大军进入菲律宾，开始以基督教教义与大农庄菲律宾劳工为基础建立殖民地。此时西班牙人发现，明朝禁止海上贸易的规定已无效，与中国沿岸海盗有关联的日本海上探险剧增，都构成了威胁。明朝不准中国人从事海上贸易的禁令早已是空有其文，后于一五六七年解禁。西班牙人开始在马尼拉建设首府的时候，当地的中国人约有一百五十个。到了一六〇〇年，共有二万五千人，住在马尼拉一个另外划出来专供他们居住的区域之中（改奉基督教的中国人就不被制定居住此区）。华侨的两种社群从此便开始发展，一个是在华人都市内经营所有商店手艺的华商群，另一个是华侨与菲律宾人的混血儿基督教徒群，这一支日后即成为有华人血统的菲律宾领袖阶级。
    华侨大都创组一些兄弟会或秘密结社，以便保护自身的利益。同时也组行会同乡会，里面设有关帝庙和天后宫。华侨贸易业并不是用具有投资及经营海外交易的大型公司来操控，他们用来载货的牢固而耐风浪的帆船都是私有的，载运的货也多属个人财物或家族商号的东西。有许多华侨很快就把当时的欧洲式经商技术搞得很精熟。
    时日久长，海外华人贸商形成了“沿海中国”的活跃外围。沿海中国抗衡的，是明清两代以土地为基础、以农业为重心的作风。从更早以前，这儿的人就看惯了中国内陆河流运输在港市口岸和华侨那边来的船只相会。莱纳德·卜鲁斯（Leonard Blusse，1986）指出，尽管朝廷禁止海外贸易，在明朝与清初，每年约有一百艘大型中国帆船进行对东南亚的贸易。只要机会许可，这些船只都可以扩张到国际商业的范围。它们以福建的厦门为沿岸的主要货物集散地，这儿与广州和福州不同，这儿不是官方设置商船运输监督所的地方。

欧洲贸易公司与广东贸易

    与欧洲之间的海上贸易加快了沿海中国成长的速度。英国人与荷兰人在大约一六〇〇年前后成立的东印度公司，是势力雄厚的法入团体，以合股投资者累积资本，而且分别由其国王授权垄断贸易并治理国境以外的领土。这种极强势的商业扩张工具，开辟出英属印度与荷属东印度群岛。英国对中国发展的大宗贸易，中国输出品包括茶、丝绸、瓷器，输入品包括白银、羊毛织品，以及后来从印度来的鸦片。起初是循固定路线，用中国帆船贸易业的人领航。国际商业活动中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形成一个以贸易为核心的社群，也变成近代第一个中西交会点。
    虽然厦门是中国对东南亚贸易的主要中心，位置也在海岸上，一七五九年以后却是广州被定为对欧洲人开放的唯一港口。西方人所知的广州贸易（Canton trade），是按典型中国式的行事方法进行的：政府委托一些中国商家来担任监督外商的经纪人。每一艘西方货船由一家中国商行负责，作用形同担保商。这些担保商人组成行会，叫作公行（Cohong），全都听命于皇帝钦派的广东区海关总监。这个官职通常是北京内廷的内务府的旗人出任，外国人称他们为Hoppo。公行和总监便负责征收外商输入货品的关税，尤其要对其输出的茶和丝绸课税。
    英国东印度公司于一八三四年丧失其独占对中国大宗贸易的“皇家”地位，在此以前东印度公司一直配合广州贸易的特有方式。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派来的押运人员，在十至二月的贸易季里，住在广州首府外江边的英国商馆。过着阔气的生活。四至九月的淡季里，转至澳门的葡萄牙租界休假。
    由于海关监督向来惯于压榨行商，向他们勒索规费，行商经常会拿不出钱来买茶丝等装载东印度公司船只的货。按契约行商必须供货，不买货就是对英国人负债。海关追讨税费使这些有执照的公行一直负债，甚而破产，又引起英国人抱怨公行专办贸易的效果不佳。短缺购买茶丝货回英国的资金，成了东印度公司的长期困扰。
    中外贸易行为中的另一个要素是，十六、七世纪持续不断的白银输入，其来源以日本与美洲为主。据估计，每年约有价值一千万美元的白银流人中国国内贸易。这种大量流入的情形导致物价上涨、铸币量增加、商业更趋活络。然而，十七世纪中期时，日本、西班牙、中国发生的事情引发了有
些人称之为“十七世纪危机”的结果，使中国白银进口减少。其影响极惨重，物价全体因而骤跌。中国便是这样在没真正参与之前就被拉入了国际贸易界。
    帝制中国晚期的外贸居于从属地位，却是重要角色，除了进口白银，也刺激了出口货品的生产。据一项统计，一七五九年以后的东印度公司高峰期内，该公司收购的中国茶叶占送上市场总量的七分之一。一七八四年的“减刑法案”扫除了走私茶叶到英国市场的欧洲私货业者，东印度公司没有了竞争对手，英国自己的税律也降低，更是其业务的大好时光。
    统治印度至一八五八年为止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于一七九三年派了一个外交使节团来中国。这件事算是日后发展的一个兆头。该团由马戛尔尼（Lord George Macartney）带领，随行一百人中包括科学技师和画家等，搭乘有六十六门炮的军舰，另有两船满载英国制造业技术的成品。清朝指此为“英国贡使”。工业革命这时候正势不可当地发展，衰老的乾隆皇帝却毫无所闻。英国要求在公布税制的情况下放宽贸易限制，并要求在北京设外交机构，这些都是邀请中国加入刚诞生的近代世界的行动。清廷礼貌而自大地全部予以拒绝。二十三年后，阿美士特勋爵（Lord Amherst）带领的使臣团却遭到无礼的对待而被斥回。这时候，英国和英属印度已经在开放中国的国际贸易门户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了。很不幸，清朝对于东南沿海的活动漠不关心，也不了解不久就得应对的外在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朝廷关注的是，维持在境内与在沿海内陆边境的统治权威。十九世纪初叶时，广州正有纷扰蕴酿之时，内亚细亚却爆发了争夺中国边境外族统治权的兵乱。

新疆回乱，一八二六——一八三五

    贸商从新疆古代丝路上的绿洲城市出发后，需越过帕米尔，尤其是喀什噶尔与葱岭以西的浩罕国这一段。十九世纪初叶，这儿的边疆出现了危机。研究中亚的约瑟·费莱辙（Joseph Fletcher，见CHOC 10）记述，先知穆罕默德或其它早期宗教领袖后裔的家族，对百姓影响力很大。清朝于一七
五〇年代平定新疆之前，新疆曾被这种圣裔家族统治过一个时期。流亡到帕米尔西部的浩罕以后，这些家族的人怀着复位的意图，不时带着骑兵翻山越岭，进入喀什噶尔骚扰。
    圣裔之一的张格尔（Johangir）成为道光皇帝于一八二一年登基后的第一个大问题。张格尔对清朝发动的圣战，导火线是宗教信仰与商业的结合。简单地说，喀什噶尔往西的贸易操于浩罕商人之手，浩罕国王向清朝进贡，此乃是打通外贸路径的惯用策略。浩罕既是进贡国，便拘禁了张格尔，清朝每年赏赐丰厚礼物以酬佣这份忠诚。等到浩罕商人在喀什噶尔主要市场上的影响力扩大以后，浩罕就要求享有特权——贸易税降低、派浩罕人去监督喀什噶尔的浩罕贸商。
    一八一七年，这些要求被驳回，浩罕便释放了勇猛急躁的张格尔。一八二六年，张格尔以横扫之势侵入新疆。清朝派出二万二千名救难的远征军，穿越沙漠走过绿洲，终于在一八二七年夺回了喀什噶尔。张格尔被盟友出卖，清军将他押回北京。道光皇帝先举行在祖庙献上张格尔以告慰先皇的仪式，再下令将他凌迟处死。
    清朝恢复了在新疆的统治权，但是浩罕已经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商业实力和军事威胁力。北京随后派来的使者以逐步谈判的方式达成一八三五年的行政协议，内容包括：（1）浩罕在喀什噶尔设政治性的代表，其下的商务代理分设五个城市内；（2）这些官员对于当地外籍居民（大多敷是浩罕人）有领事、司法审判、警察等权；（3）这些官员应对这些外籍人的货品课征关税。此外，交战期间被清朝逐出的贸
商将获清朝赔偿。

    继续看本章以下的部分，会发现这次事件乃是道光皇帝以后应对广州闹出来的英国人问题的参考依据。一八三四至一八四二年间的清朝对英政策，来自一八二六至一八三五年清朝处理中亚边境贸易的经验，乃是极自然的事。清廷与浩罕的一八三五年新疆协议，乃是在办理夷狄事务，地方商务上的让步与一些赔偿不是换来了边疆平静吗？

鸦片与广州新秩序之争，一八三四，一八四二

    一七五九年以后，由公行与粤关监督负责的广州洋商贸易，一如往常是当作赏给进贡国的恩赐而进行的。鸦片进口将于此时突然引发剧变。
    鸦片产于印度，在英国官方赞助之下在印度拍卖，再由统治印度（至一八五八年止）的东印度公司发给执照的英国与印度私营贸商运往中国。在兴旺的印、中、英三角贸易中，售往广州的鸦片抵付了运往伦敦的茶叶钱。为支付输入量不断增加的鸦片而导致银子大量流出的情形，开始令清朝官吏警觉了。百姓必须用铜钱兑买银子缴税，而银价正在上涨，使政府税收与百姓生计都蒙受其害。林满红
以极详尽的研究报告（未出版）分析了清廷对这种货币危机的反应。官吏们明确指出为购买鸦片造成银钱流失，却都浑然不知中国财政与世界贸易的关系已经有多深。相关的许多变量——如自日本进口白银、拉丁美洲白银生产、中国的铜币制造、铜币贬值、囤积、世界贸易衰退，官员们都没有看见。
    一八三四年，英国政府终止了东印度公司独占对中国贸易之权，并派遣一位英国官员来监督贸易。中国因而面对两个紧要问题，一是如何遏止鸦片贸易，一是如何应付这位英国官。
    东印度公司在广东贸易制度下曾充分与行商合作，由行商经手一艘一艘船的贸易，并且替海关监督收税。但是，一八三四年自由贸易突然展开以后，诸如一向在进口鸦片的“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 Co.）之类的英国私营贸易行，现在也开始做起东印度公司出口中国茶丝的生意。英国官来了以后，不肯依贸易行的老样子和行商打交道，一定要以外交对等身分和清朝官吏见面。他这是在藐视进贡制度的规矩。
    接受英国的外交对等地位，就是摧毁清朝皇帝在所有外国君主之上的地位，而“君临天下”是中国皇帝维系地位的一个要素。至于鸦片贸易，如果再予以容忍，不但会把铜币兑银的恶况加剧，而且会伤害到皇帝的道德威望。鸦片烟瘾虽然不如现代他类毒瘾厉害，却是一个足以毁掉吸食者及其全家的社会祸患。土地浪费在种植鸦片上，鸦片烟属违禁品的高价格也导致走私者诉诸暴力与官吏舞弊。与现今美国市中心贫民区颇相似的阴暗陋巷角落中，鸦片烟的需求只增不减。这桩庞大的社会罪恶，是英属印度政府的嗜利贪婪、把鸦片带到中国来的外国人、受贿供输鸦片的中国人合力触发的。今天的美国人对这种合作模式会感到眼熟，也感到怵目惊心。
    清廷为此争议好几年都拿不定主意，只因为没有把握铲除国内的鸦片私运网，也怀疑自己能否对英国贸易实施禁令——英国的新式蒸汽动力炮艇可是机动火力之中的上上者。一八三六年间，曾有人主张令鸦片贸易合法化，反正根本禁止不了。坚决反对姑息的另一派人，由一些有整顿雄心的官吏领导，以北京一个诗社为集会处。按詹姆斯·波拉切克（James Polachek．1992）新近的研究，这一派人的机会主义式道德正义后来占得上风，道光皇帝于一八三九年派廉明正直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要强制洋商停止运鸦片来中国。林则徐查禁了广东供输鸦片的中国人，并且封锁商馆，勒令洋商将现有的鸦片存货缴出。洋商却知道，有更多鸦片——现在价格也更贵——正在印度运来的途中，英国政府也可能补偿他们被没收鸦片的损失。
    林则徐正当的禁鸦行为陡然引发了战争，英方极大部分为的是商业利益。怡和洋行老板买丁（william Jardine)跑到伦敦去帮英国外相帕默斯顿爵（Lord Palmerston）谋划战争目标与策略。怡和洋行出租船只给英国舰队，借领航员和翻译员给英军，尽地主之谊并提供情报，凭军需账单向伦
敦支款。但是英国派了以新式桨轮汽艇带队的远征团，目的地是广州以及广州一路海岸，以谋求按西方对等基础进行外交及一般商务往来的特权，并不是专程为扩张鸦片贸易而来。但是鸦片贸易却迅速自行扩张，而鸦片泛滥只是中英国际关系规划间普遍敌对之中的一个摩擦点。
    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争中，双方在东南沿海交锋六、七次，英国炮艇便打赢了，并且让清朝签下了一八四二年八月的南京条约。
    费莱辙指出，中英南京议和以及后来的议和，都是按照一八三五年浩罕议和的范例来办的。南京条约内容包括：（1）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这是将旧例升级；（2）赔款；（3）适度课税，外人直接与关税司员接触；（4）最惠国待遇（中国对所有外人“无偏见之善待”（impartial  benevolence）之意）；（5）可自由与任何来人贸易，不可垄断（这也是喀什噶尔早已实施的）。此外，指定开放通商口岸也是中国一向的边疆政策，见皇帝不行三跪九叩礼的平等关系，是浩罕及俄罗斯边界一带都已通行的。
    清朝在陆海边境运用的策略是连贯一致的，但是陆海情况却大有不同。第一，英、美、法都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侵略成性的海上势力。那是一个往海上做生意作战的世界，受法律与条约权利支配。对他们而言，一八四二至一八四四年的第一次议和只是逐步侵占的开始。第二，清朝用优惠让步，便可稳定遥远中亚地区浩罕与喀什噶尔的关系。同样的办法用在中国本土上，只会损毁清朝的威望。满人入主中国的时候，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天朝地位，令使外邦称臣纳贡乃是天子的本分。因此，不平等条约就代表失败。这种失败以后将每下愈况。
    为了平息英国人的怒气，清朝把荒岛香港割让了，并且开五口通商。清朝的首席和谈代表还乘英国炮艇去了一趟香港!但是中国并不完全接受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包含的原则，而英国人又觉得条约给予的特权还不够。因此，条约制度之确立，要等到英法两国再与清朝开战并且在一八五八年订定天津条约之后。甚至那时候清朝仍不愿承认新秩序，直到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进占北京了，才接受了事实。从进贡关系到条约关系的转变，一八四二年以前已有广州的二、三十年摩擦，以后又经过二十年的贸易、谈判、压制，才算完成。

一八四二年开始的条约世纪（treaty Century)

    中国与英国（一八四二，四三）、与美国法国（均在一八四四）、与英、法、美、俄（一八五八）签的条约，虽然是以平等主权国的地位签定，其实都相当不平等。中国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逼入劣势，任由西方的商业与一并前来的文化侵蚀。到了二十世纪，历经三代西方领事的积极拓展据点，订条约变成意思清楚而用途广泛的办法。订条约的首要原则就是开通商口岸。最初是开五口通商，到后来，开放了八十多处（见地图五）。
    主要的通商口岸，明显有物质条件与设施结构上的相似之处。这些口市都有喧闹拥挤的码头区与货栈，其间到处都是替代机器的苦力。码头的活动全部由中国的买办监督，买办听地位更高的外国大班（洋行经理）的吩咐办事。每个通商口岸的中心都是在拥挤的中国市区边缘新兴的洋人区，其中最醒目的就是女王陛下的领事馆前高高的白旗杆。外国人的设施包括俱乐部、跑马场、教堂。这些地方由体面的英国领事和他的其它国籍同僚统洽，并且由停泊在滨水码头区外的炮艇保护。在广东、厦门、福州三地，外国社群以岛屿为据点，更有安全保障。在宁波、上海等地，洋人区和中国人的市区之间都有河川、运河、小溪之类的水道隔离。
    这种沿海的小块地区起初只是西方文化的旁支，和欧洲国家殖民地上的城市一样，是西方帝国领治的最边沿。但是从一开始其中就含有中国的成分，因为外国侵略者对于仆役和小铺子生意人的需求程度，并不亚于中国的上等人家。所以，通商口岸迅速变成中西混合的都市，外国人也在这些地方成为中国都市化过程中的影响力。
    依据治外法权，外国人在中国的行为只受外国法律约束，并不受中国法律管制。这种办法不是近代才有的新发明。中国的中央政府在中古时代就曾实行与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颇相似的做法，要求海港上的外人社群由其各自的领袖依其各自法律管辖治理。这表示中国朝廷比较赞成最低限度统治，因而令使子民自我监督。早期来到中国的阿拉伯商客即是如此。至于鸦片战争以前的英美人要求在广州实施治外法权，是因为他们与北非、鄂圆曼帝国等伊斯兰邦国交往时就习惯仰仗自己本国法律的保护。而且西方人不堪中国人拿中国刑法治他们的同时，不理会西方人重视证据的规则，也不管近代西方人对刑求的反感，最重要的还是，外国商人需要其本国契约法的帮忙。
    条约的另一要项是协议关税。按其约定的低关税率，将使中国无力保护本土企业——假使中国在一八九〇年代以前就看出保护政策的长处而有意实施的话。在一八四〇年代，中国的海关税务人员都习惯自己来和商人谈交易，而且手上没有可以强制外国人的权威和工具。以至于议定关税则例的事务交到中国人手上办，仍做不到不偏袒而有效率。因此，一八五四年间被派在上海关主管中国税务的竟是外国督办。中国政府任用外国人是古代早有先例的，就条约体制而言，是最有建设性的特点之一。在赫德（Sir Robert Hart）的领导下，中国“总税务司”的西方官员们成为每个港口上的要人，维护着竞争机会均等（藉强制执行外贸法规），以及中国政府从均等的外贸之中征收的百分之五的微薄之税。外贸的成长带给了北京朝廷和沿海各省一笔重要的额外收入。
    所有缔约国家凭最惠国待遇的条款（这是个很便捷的外交策略），可以共享任何一国能从中国压榨取得的优待特权。条约系统愈扩愈大，清朝财力也随之愈来愈衰弱。原本是中西联营的鸦片贸易业移入了中国境内，一八八〇年代以后，中国本土生产的鸦片开始取代印度产品，印度鸦片至一九一七年停止输入。英国赞助下的印度鸦片进口中国，前后共持续了一百多年。
    “条约世纪”始于一八四二年，终止于一九四三年英美正式放弃不平等条约中关键性的治外法权之时。治外法权使中国法律的管制力碰不到外国人，这也让中国的统治阶层回味了古代的经历，即是，在给予异族支配权的条件下统治中国。从时间上衡量，条约世纪只比以前据于华北的金朝（一一一五，一二三四）略短，比元朝（一二七九，一三六八）还长几年。从文化的观点看，即便条约世纪只损伤中国主权，并没有外国来取中国而代之，其影响力却比金、元、清各朝外族入主的影响更深远。这两种情形的比较研究仍有待史学者努力为之。
    例如，十九世纪西方商人侵略的程度，有多少可以与四至十四世纪在中国边境进行商贸与军事骚扰的中亚细亚异族相提并论？又如，按琳达·库克克．琼森（Linda Cooke Johnson）所说，初期的上海国际租界与一般同乡会馆有多大相似性?其中有头目（领事）为其成员负责，并且依官方许可培养本行实力，岂不与会馆的会长相似？这些问题隐约暗示，就中国的长久的经验而言，十九世纪带来的不连贯性并不如我们所想的严重。
    事实乃是，一八四二至一九四三年（或一八四二——一九四九年）可以视为具有以下特色的独特时期：（1）中国渐渐对外来探触开放，（2）外国军事侵略，始于英法的外围攻击，终于日本的两度侵略（一八九四——九五，一九三一——三七——四五），（3）西方商业与宗教侵略，一八三〇年代始于广州，逐步增加至一九三〇年代止，（4）国民党与共产党先后统治中国大陆。
    从外国人的这边看，条约世纪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持续到一八七〇年代止，由英国商业的“自由贸易之帝国主义”主宰。英国人在一八四〇，四二年、一八五八年、一八六〇年三度战胜缔约之后，又在一八六〇年代与后来，支持已势衰的清朝复位。
    第二阶段大约是一八七〇至一九〇五这段时期，是列强在中国进行帝国主义式竞争的阶段，其间俄、法、德、日、英都侵略了中国领土。中英共操中国海岸大权的短促时期过去，紧接着而来的是一九〇二年的英日同盟。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在亚、非的竞争，终于引发拚得你死我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比较有建设性的第三阶段（将于第三卷详论），从一九〇〇年起，至一九三〇与四〇年代止。
    条约世纪期间对外来接触的开放，与一八四二年以前清朝进贡制度的封闭态势呈鲜明对比。从中国以外的地方看来，第三阶段（二十世纪初叶）将是外来因素涉人中国人生活最重要的时期，乃是电子时代来临以前的一个世界史上的文化交流高峰。中国的爱国者迫切要求创造并保有自己的历史，将外国参与成分降至最小，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要谈上海就不能不提上海工部局（ShanghaiMunicipal Council），要论香港历史就不能不提怡和洋行。同样的，我们必须把条约世纪看作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阶段，也是国际史的一个部分。

费正清 2013-08-22 10:5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