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记历史《蒋经国传》作者江南

簡體傳統

随着一九八八年蒋经国的寿终正寝，蒋家两代在台湾的强权统也宣告结束，然而蒋氏王朝的神秘帷幕，经过五○年代开始的一连白色恐怖，呈现出一片真空，始终是不可冒犯的禁忌。江南以治学治史的训练，应是首位能以史家超然的客观态度，来看待这个蒋介石枪杆子政权的继承者─蒋经国，从溪口童年，五卅惨案的激情少年，马列忠诚信徒的青年，雷厉风行的虎岗、上海打虎主任，到极权一身的父亲身边的手杖，终至以民主宪政为名行共产手段统治为实的蒋经国时代，江南为历史记上一大笔，并以此喋血丧命，如今物换星移，当初置江南於死地的政权已是沧桑变幻，而历史真相故此也一步步明朗浮现。《蒋经国传》
作者：江南

出版说明
今年七月，一位在美国的华人朋友向我们介绍了江南先生。不久，江南先生和我们建立了联系，并寄来了他的“江南小语”书稿。九月中旬，江南先生来京，又亲自将他所着的“蒋经国传”书稿交由我公司在国内出版。在他离京返美后，于十月五日致函我公司，信中说：“书稿中有不少错误，假使排版，我要做些修正。”不料，我们收到此信的次日，即已传来江南先生被害的恶耗。
《蒋经国传》一书是江南先生积多年心血之作，从六十年代起他就为撰写此书进行了材料准备工作，并为此而放弃了博士毕业论文的写作。除去进行采访和到图书馆查证资料外，为取得第一手资料，他曾多次回大陆，到浙江、江西等处实地采访。在他的努力下，此书的材料来源件件注明出处，很有史料价值。
现在，我们不负江南先生生前之托，出版此书，作为对江南先生的纪念。只是书中的某些错漏，已无法得到江南先生的亲自修正，终成遗恨。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九八四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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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谢善元
二十九年前，刚到台湾台中东海大学上学时，曾选修一门哲学概论，由张佛泉教授主讲。张教授上课有他独特的一套教法。我们第一次跟他见面时，他什么话都不说，就从灰色长袍里取出一只鲜红的苹果来放在讲桌上，然后要所有学生花十分钟去详尽地描述它。这一下可真把我们这一批大一新生搞糊涂了，完全不知道他老先生的葫芦里在卖什么药。
年事稍长，我们逐渐意识到认知主体与被认知客体之间往往有一层不可逾越的距离。可是由许多认知主体从不同角度去看同一客体，虽说不能求得绝对的真，毕竟会增加穿破表象，把握真相的机会。
认识自然界的物固然已很困难，要认识人文界的客体，特别是一位基于政治需要，必须作许多明明暗暗行为的政治人物，其困难又不可以道里计了。
江南写《蒋经国传》，其主要用意便在于帮助读者了解当今台湾政坛上关系千百万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一位红人—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先生。此书一旦出版，相信必能成为今年的中文最畅销书。
《蒋经国传》之所以会成为最畅销书，有它许多与众不同的条件。首先是题目好。从他二十六岁由苏联回来那天起，直到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止，经国先生始终是老总统身边最得力的助手，而老总统是五十年来中国政坛上最重要的一位人物。换句话说，经国先生一直是台湾权力中心的核心分子。能够了解他的一切，就会帮助读者了解近几十年来台湾政坛，特别是近三十年来台湾政局里的许多演变及其原因。当然台港各书店里也有一些有关他的书籍，而他自己本人除去发表谈话、撰写文章外，也会不时公布一下他的日记，剖白他的心底感触。可是这些片面资料无法满足一般读者的好奇心。大家都希望能越过歌功颂德者的马屁文章，以及经过删节的自白，穿破种种表象，直观真相。
江南的《蒋经国传》，可说是近年来第一本以公正的第三者立场，以他自己的是非标准，在自由的写作环境下，全面地为经国先生所作的一个勾画。这本书到底成功到何种程度，见仁见智，恐无定论，一切要由读者自己决定，但江南主观上确已尽了他最大努力：“我脱下情感的有色眼镜，帮助对历史有研究兴趣的读者，找到历史的片段和零缣”，“主要的是能站在公正的立场，秉笔直书。”
《蒋经国传》的第二个特点是取材广且严谨，而这又得力于江南的出身、经历和学厉，从一九六三年起，至一九六七年止，四年间，江南成功地担任《台湾日报》的记者。他获得了同事的尊敬，也赢来被报导人的感激。这些成果，都是他自己拚出来的。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经常不停地跑，不断地访问当事人，又须在不违背良心的原则下，尽量说服事件主角吐露真实感触。由于他的优异表现，他被报社特派到香港及东南亚去作专访，撰成《香港记行》及《动乱的东南亚》两书。一九六七年来美之后，他又花了五年时间念学位。虽然最后因为没有写完论文而未曾取得博士学位，他对写论文的各种必备条件，却已充分掌握，行文落笔，处处顾到来源出处。这些经历，都在《蒋经国传》的写作过程中透露出来。书中的资料，有许多是由江南亲自从许多历史的见证人口中得来的，有些稀有档案是从美国各大学图书馆及国会图书馆中挖掘出来的，有的则出自他自己的亲身观察与研判，而所有这些都有脚注注明原委，其处理手法，完全是美国大学研究院里写论文的那一套规矩，因此他所用材料的可靠性相当高。
《蒋经国传》的另一个特点是文笔生动、感触敏锐。江南从十五岁起便开始独立生活，备尝人间各种辛酸滋味，也没有机会受完科班式教育。可是他留在家乡那段时间，却已把国学根基打牢。原来他有位望孙成龙的祖父，早年对他教养严格，常常叫他熟读古书，尤其是《古文观止》。虽然他对这种高压式的家庭作业大起反感，事实上却终生受它好处。《蒋经国传》里比比皆是言简意赅的文句，文笔流畅，读来顺口，倍增读者兴味。
不难想象，《蒋经国传》的读者会是社会上所有各阶层的华人，而各人读《蒋经国传》的动机也不尽相同：有些人纯粹是出于好奇；有些人会对经国先生的某一面或某一时期或某一事件有特殊兴趣。我在这里想对好学深思的朋友提出三个问题：
1.人都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经国先生可说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即形成的“不断有国耻--努力洗刷国耻”的大刺激反应圈内渡过的，但他的反应却不幸落在苏联的模式里。这一事实，是否就注定他必然成为一位台湾政坛上的悲剧英雄？
2.除非我们相信机械的命定论，否则我们总可以在一些历史的转折点上作一些选择。经国先生所经历的许多事件中，是否有许多可供选择的机会？如果有，则他是否作了最好的选择？中国历史演变成今天这个模样，与他当年的许多选择有多大关系？
3.经国先生对许多国事都是尽力以赴，可是他主观上的努力和信心，好几次都叫他碰得头破血流。我们读《蒋经国传》时，是否可以对“主观与客观”的配合
上得出一些有益于后世的结论？“虽有镃基，不如趁势”这类话在今天还有没有意义？我们殷切期待《新资治通鉴—民国篇》的出现。
《蒋经国传》曾于一九八0年以单行本方式与读者见过面，这次江南在书中增加了许多新资料，相信更能引起读者兴趣。不过读者也须了解，即使生活在美国这样的国家里，一个华裔知识分子想要无顾无虑地发表一点心里感想，也不是一件容易事。《论坛报》此次出版《蒋经国传》，便曾遭遇到许多压力。其实读者们如果细读本书，当可发现，江南对经国先生有些行为和措施，固然有所批评，对他的许多优点，也不惮厌烦地加以表扬。他的基本态度，主要只是“用史家的态度来评定一件事或一个人的功过”，即使不用现代民主国家的尺度去衡量，而光用中国传统的角度去看江南撰写《蒋经国传》的态度和立场，我们也觉得，来自台湾的种种压力不仅多余，而且违背“言行相符”原则。记得当年在台北建国中学读书时，国文课本中便有文天祥的正气歌，其中有两句深入我心：“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台湾教育当局既然希望中学生能够向春秋时的齐太史及晋国的董狐看齐，则今日国府及国民党对《论坛报》之出版《蒋经国传》便不应千方百计地干涉阻挠。有道是“人间自有是非，公道终在人心”，读者看了《蒋经国传》后自有他们的评价，实无须台北劳神防范“精神污染”。
我衷心祝贺《蒋经国传》的面世。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于美国加州屋仑九松楼

江南注
谢善元教授，现年四十八岁，浙江镇海人，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毕业，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着《李观之生平与思想》（英文），历年任教丹佛大学及宾州哈特福学院等。其政治专论，散见港、台报刊如《中国时报》、《明报月刊》及《七十年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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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一
一九四八年秋天，我和母亲以及两个弟弟，在县城[1]，南门谢家桥赁屋栖居。那里距乡下的老家，[2]不及十五公里，但是为新四军控制，称“解放区”。国军的范围，则称“国统区”。
那年，我甫初中毕业，够直升高中的资格、因为太穷，穷到三餐难继，靠美援面粉过日子，和一些亲友鼎接济。
八月十九日，南京宣布币制改革。上海市执行最彻底，由蒋总统的公子经国先生奉命主其事，政局在一连串鼎挫败声中，似乎带来新的希望。
一般人民，知识很有限，就算能读《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的精英分子（当时的标准），也不过跟着“报喜不报忧”的舆论，盲目乐观，目我陶醉而已。
经济管制，由限价到有行无市。连我住的小地方，距上海有好几百里之遥，也受到了波及，县城的米行，缺货歇业。
面对无米之炊的痛苦，母亲只有下乡觅米一途。在城北五里处的孤山镇，邂逅我们村上一位突然发达起来的邻居，他说：“干吗你还不回老家去！”当然，他说的就是命令。就这样，我和母亲永别。她不幸沦为经管的池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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