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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郭岱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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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台湾经历了惊心动魄的经济改革——从计划经济转型为高效的市场经济，使国民党在台湾站稳脚跟。这段历史鲜为人知，甚至连台湾人自己都不清楚。这场革命性的经济改革是如何发生的？决策者如何突破重重阻力？公营企业、私营企业是如何改革的？蒋介石为何在关键时刻，力挺改革？陈诚、尹健容等关键人物如何顶住压力和阻碍？这其中经历了怎样的政策竞争，甚至政治斗争？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郭岱君教授在《台湾往事：台湾经济改革故事》（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5月出版）中一一揭开谜团。

以下文字摘自该书第二章。

蒋介石在1949年12月10日抵达台湾，三天后，从12月13日起，“《中央日报》”（国民党的党报）连续七天刊载总主笔陶希圣亲撰的长文：“将革命事业从头做起”。陶希圣以东晋“新亭对泣”的故事，引喻播迁到台北的国民党要员，问道：“我们的政府迁到台北，衮衮诸公是否有悲伤的情绪和坚决的意志，同心戮力，誓复中原？如果没有，那我们不仅自惭于王导，并且有愧于牛衣对泣的儿女。如果有，那我们就要痛下决心，将革命事业从头做起。”

陶希圣要求国民党党员改正旧观念、旧作风，否则“过去既已失败，今后还是只有失败”。除了激励党员意志外，陶希圣呼吁党员洗心革面，致力改革，“将革命事业从头做起。”

这里所谓的“将革命事业从头做起”，是指从思想上、结构上彻底改造国民党；推动土地改革，实践民生主义中的“耕者有其田”，提高农工业生产；按照孙中山遗愿，结束训政、进入宪政，也就是实施地方自治、展开民主选举。蒋介石亲自抓党的改造工作，把土地及经济建设的任务交给他信赖的台湾省主席陈诚。

革命实践研究院：思想改造、重塑国民党

针对大陆时期党员信仰动摇的问题，1949年10月16日，国民党在台北近郊阳明山成立革命实践研究院，作为党员思想改造的基地，希望党员从思想到行为做彻底的反省和改革。蒋介石亲自参与讲课、撰写教材、召见每一位学员并审阅他们的自传。

年轻的党员孙运璇，当时担任台湾电力公司总工程师，1950年春被选调参加革命实践研究院党政军干部联合作战研究班的培训。孙运璇记得蒋介石许多事亲力亲为，亲自授课、亲自撰写教材、亲自审阅学员的作业，经常同学员交谈，有时候还会坐在教室后面听其他教官上课。孙运璇在台湾电力公司待了20年，后来曾担任台湾“交通部长”、“经济部长”，1978年出任台湾“行政院长”。

革命实践研究院的课程强调对三民主义的再认识，尤其是对民生主义的实践。每一个学员要从革心做起，摆脱自私自利、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蒋介石经常对学员讲话，勉励他们洗雪失掉大陆的耻辱，誓把生命奉献于实践三民主义与光复大陆的“革命大任”。

革命实践研究院自1949年创办以来，已有数十万国民党党员在这里受训。几乎每一位党员在参选党内或当局高层要职之前，都要到这里接受培训。革命实践研究院成为国民党最重要的党员和干部培训学校。

党的改造

思想改造只是改造国民党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结构、运作机制上的改变。

谈“党的改造”之前，先看看国民党当时的状况。

国民党自创党以来就一直为派系所苦，党内派系大致有两大类。一类属于政治派系，例如西山会议派（这是国民党内的一个右翼派系，代表人物有林森、居正、邹鲁等），改组派（国民政府南京时期反对蒋介石的派系，与蒋介石长期不和，主要人物是陈公博、顾孟余，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政学系（这是个比较松散的集团，成员多为民意代表及行政官员，支持蒋介石，代表人物有杨永泰、熊式辉、黄郛、张群、吴铁城等），CC系（这是“二陈”陈果夫及陈立夫领导的派系，长期掌握国民党的组织、教育部门，成员众多，是国民党内最大、最有力的派系），三青团（以三民主义青年团为基础，多为黄埔毕业生，以陈诚为核心）。另一类则是地方实力派，也就是地方军阀，例如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冯系（冯玉祥）、阎系（阎锡山）等。

到台湾后，派系斗争的恶习仍未停止。其实，丢了大陆，地方实力派失去了枪杆子，成了光杆司令，政治上已经发挥不了作用。但是政治派系，尤其是CC系和政学系的冲突仍然层出不穷，团派因陈诚的关系，也涉入权力的竞争。

1949年底台湾面临的内外情势极为严峻。当时，中国共产党已席卷整个中国大陆，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国际上（尤其是美国）大多对国民党失去信心，已出现各种背弃国民党的动作。美国杜鲁门政府早已在1949年8月5日发表《对华关系白皮书》，把中国大陆的失败责任全部推给国民党，同时停止对中华民国的军事援助。英国也停止和国民党当局的来往，更在1950年1月承认了新中国政权。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岌岌可危，随时会有覆亡的危险。

情势如此危急，党政高层领导之间的对立与派系冲突依然不断，甚至直接波及蒋介石本人。

蒋介石对派系争执深以为苦。他明白，国民党要想在台湾站起来，就必须彻底改革，而党的改革第一步就是要终止党内的派系斗争。

想要改革这个老旧腐化、派系势力盘根错节的国民党，谈何容易？蒋介石苦思良方，甚至一度想彻底抛弃国民党，重新建立一个新政党。他也想过干脆把国民党改名为“中国民主革命党”，以别于老旧的国民党。

想换掉国民党这个名字的，不止蒋介石一人。当时几位党内重量级人士也提出改换党名，好让国民党脱胎换骨、从头新生。例如蒋经国、萧自诚（“《中央日报》”副社长）、陶希圣（“《中央日报》”总主笔）等曾提出“三民主义党”、“三民主义革命党”、“中国民主劳动党”等建议，但都因为牵扯过大、反对者众而无下文。

CC系不合作，处处牵制

1950年3月，为了积极改革，蒋介石打算更换“行政院长”。他想以陈诚换掉阎锡山。陈诚是蒋介石信任的嫡系将领，跟随蒋介石东征北伐、“剿共”、抗战，屡立战功，深为蒋所倚重。蒋介石曾表示：“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在蒋介石眼里，陈诚果决刚毅，是最能担当改革大任的“行政院院长”人选。他表示：“现值巩固台湾，策划反攻大陆之际，以陈君严厉中外，文武兼资，对于剿匪戡乱，夙具坚定信心，任为行政院长，必能胜任愉快。”

然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行政院长”提名必须经过“立法院”的同意，蒋介石积极与党籍“立法委员”沟通，但遇到相当的阻力，尤其是“立法院”最大的派系CC系，强烈地反对陈诚。CC系成员多次公开表示“陈诚不宜”，他们认为陈诚是军人背景，对外观感不好；有些则明确指出，陈诚个性刚愎，难以胜任“行政院长”之职。蒋介石信赖的张群、雷震也有意见；省主席吴国桢干脆提出辞呈，表示他的不满。

更让蒋介石意外的是，“中央组织部长”谷正鼎不但不挺蒋，反而建议采用假投票方式先试探党籍“立委”心中的人选，因为CC系“立委”人数多，陈诚肯定很难出头，这摆明了是唱反调。

中山堂同哭

对于这些反对的意见，蒋介石极为愤怒，认为这些党籍“立委”真是不知死活，把大陆弄丢了，到了台湾不但不知悔过，竟然还像在南京一样嚣张跋扈。他在日记中写道：“不禁怒从中来，痛愤莫名……半日郁结不能自解，甚以立法委员至今还未有觉悟，仍如往年在南京无法无天，以致有今日亡国之悲剧，是诚死不回头矣！”

挫折接踵而来，蒋介石在大陆惨败后一直压抑在胸中的羞愤，终于在1950年3月6日爆发了。

那天原是国民党在中山堂举行例行总理纪念会，没想到蒋介石一上台，劈头就说：“中华民国亡了！”在座的党政干部吓了一跳，全场顿时鸦雀无声，空气几乎凝结了。蒋介石接着指着自己说：“我是亡国之奴。”他这个亡国之奴要对“亡国之主”讲几句话。他说，大陆失败是他领导无方，心中羞愧，无地自容。今天大家在台湾，实际上是处于死里求生的状况，退此一步，别无死所，而他也没有脸流亡海外。可是，同志到了这个地步还在计较个人利害、相互攻讦，他至为痛心。说到这里，蒋介石眼泪夺眶而出，言语哽咽，几度中断说话。

蒋介石一向严谨自制、重视个人尊严，自从失掉大陆政权以来，虽然内心极度悲愤自责，但在公开场合，他还是颇为自抑，神色镇定。这是他第一次放下领袖的尊严，把一直隐忍、压抑的羞愤一股脑儿发泄出来。蒋介石的言辞和眼泪深深感动了在场1 000多名党政干部，很多人随着流泪，最后唏嘘流涕此起彼落，“全场多泣下”。

这场“中山堂同哭”，反对者的态度软化了，“阁揆”人选的事情立刻峰回路转，吴国桢取消辞职，CC系领袖陈立夫也表示支持陈诚出任“行政院长”。当天晚上迅即召开“中央常会”，出席会议者388人，306人投票同意。这样，便以多数票顺利通过了陈诚提名案。

1950年3月15日，陈诚顺利就任“行政院长”，开始铁腕推行改革。

派系不合，纷争不断

不过，问题并没有解决，当局内部的争执仍然不断。“行政院”和省政府就常有冲突，这是因为“中央政府”迁到台北，管辖范围和台湾省政府绝大部分是重叠的，其中分际很难一刀切清楚。如果省主席肯退一步容让，也还罢了，偏偏当时的省主席吴国桢相当强势，他和陈诚经常为了省政府与“中央”究竟谁该掌握财政资源，争论不休。吴国桢动不动就威胁要辞职，而陈诚个性也强，不肯退让。这样的争执经常发生，蒋介石十分不满，抱怨：“辞修与国桢意见冲突……行政院与省政府不能合作，政经皆难有重大进步。”陈诚、吴国桢都有个人的实力和背景，蒋介石只得尽量协调和安抚。

此外，“立法院”和“行政院”之间的对立也相当激烈，主要是国民党内最大的派系CC系的“立法委员”经常抵制“行政院”的措施。1950年春，“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一项紧急法案，希望赋予“行政院”更多应付紧急危机的裁量权。但CC系“立法委员”群起反对，他们认为不宜任意扩大“行政院”的职权，而且“立法院”也不应放弃对行政权的监督。法案最后以164票对124票没能通过，陈诚的团派和陈立夫的CC系势成水火。

不久，为了“立法院院长”人选，CC系又跟蒋介石杠上了。原因是1949年底“国民政府”迁台时，“立法院长”童冠贤提出辞呈，未随“政府”到台湾，一直滞留在香港，“院长”一职就由“副院长”刘健群暂代。到了1950年5月，蒋介石认为，“院长”悬虚，不能再拖下去，他想由刘健群担任“院长”，陈诚也乐见刘健群扶正。照理来说，刘健群获任命，顺理成章，而且他属于团派，与陈诚关系良好，由他任“立法院长”，有助于“行政”、“立法”两院的沟通合作，是个理想的安排。可是陈立夫及CC“立委”却不支持，他们的理由是：“立法院”内情势复杂，不急于补选“院长”。

CC系“立委”不合作，而且所持的理由太牵强，蒋介石很生气。在一次党内谈话中，他气愤地表示，如果大家还是这样争权争利闹下去，他就“从此了结，不再与闻党事，大家等候共匪受俘，一一待斩可也”！

虽然说了狠话，但派系的问题不彻底解决，这样的纷争抵制和冲突还会层出不穷。蒋介石下定决心，彻底改造国民党，首要之务就是去掉派系的掣肘，尤其是CC系。

终结派系，彻底改造国民党

蒋介石对于党的改造早已有腹案，国民党内部也已讨论过几次，但是对于改革的方法和幅度，大家仍有争议。蒋介石提出的改造案是个破釜沉舟的做法，停止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权，也就是把当时国民党运作的核心机构停权，由一个全新的“中央改造委员会”取而代之；而新的改造委员会人选一律由总裁（蒋介石）遴选。

党内很多人无法接受这个颠覆的想法。“总统府”、“行政院”、国民党三大秘书长王世杰、黄少谷、郑彦棻衔命奔走沟通，希望改造案能顺利通过，然而反对的声音仍然不小。7月21日晚，蒋介石召集国民党全体中央常务委员谈话，因为第二天（22日）就要召开中常会临时会议讨论改造案，这次是正式会议前最后的沟通。会上，CC系常委王秉钧、李宗黄等人反对停止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权，也质疑由总裁（蒋介石）一人遴选中央改造委员会的正当性。他们担心这样会使党员“离心离德”。

听了他们的发言，蒋介石怒从中来。他威胁说，党的改造不容再缓，否则他不能再以总裁的地位领导这个党。他并且负气地说，如果同志不信赖他，不愿意让他领导，大可去另行组党。

蒋介石发了大脾气，中常委们只好纷纷站起来表示赞成，改造委员会的原则才得以通过。

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

1950年8月5日，蒋介石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亲自挑选16名改造委员。他们是：陈诚、张其昀、张道藩、谷正纲、郑彦棻、陈雪屏、胡建中、袁守谦、崔书琴、谷凤翔、曾虚白、蒋经国、萧自诚、沈昌焕、郭澄、连震东。这16位改造委员个个年轻有为，平均年龄47岁，都受过大学以上的教育，其中9位曾出国深造，两位拥有美国大学的博士学位。许多党政重要人士被排除在改造委员会外面。

成立改造委员会的同时，蒋介石很有技巧地把那些党内反对改革的人孤立起来。他设立了一个中央评议委员会，把各派系如CC系、桂系、政学系等元老党员任命为评议委员。中央评议委员地位高，但有名无实。蒋介石表面上对他们颇为尊敬，实际上是架空他们，防止他们干扰党的改革。

把CC系和二陈权力连根拔起

最令大家跌破眼镜的是，与蒋介石关系密切、长期主管党务的CC系领导陈立夫、陈果夫均不在榜上。

1950年夏，陈果夫重病在床，早已不参与政治；被任命为评议委员、活跃政坛的陈立夫则什么职务都没有。蒋介石还明告陈果夫：“立夫不能担任大事，亦不得令其再参加党务也。”蒋介石一举卸掉了“二陈”的权力。

陈立夫和陈果夫兄弟与蒋介石渊源深厚，他们的二叔陈其美和蒋介石是结拜兄弟，他们称蒋介石为“蒋三叔”。陈氏兄弟长期追随蒋介石，双双进入国民党权力中枢，掌握人事和组织，还创立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中统”。“中统”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权力最盛时，坊间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

蒋介石对二陈素来信任，但1947年制宪会议以及之后的总统、副总统选举时，CC系未服从蒋介石的命令，反而操纵局面支持自己的人选，令蒋介石深恶痛绝，从此双方结下心结。再加上失掉中国大陆，许多人都认为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党的组织涣散、党员士气崩溃，陈立夫、陈果夫首当其冲，成为众矢之的。蒋介石到台湾后就想要压制CC系，经过这一年来的冲突，他更坚定地要把二陈的权力连根拔起。

拔掉二陈还不够，为避免CC系成员继续纠缠，蒋介石不惜要求陈立夫出国。7月17日，蒋介石召见陈立夫，当面要他出国，而且是立刻出国。陈立夫惊讶之余，仍想说服蒋介石改变心意，但蒋介石是铁了心肠要驱逐这位CC系首脑，陈立夫只好黯然去国。陈家人在几天内办理出国，甚至来不及跟亲友道别，匆匆忙忙于1950年8月4日离开台湾。第二天，8月5日，蒋介石宣布改造委员会正式成立。

中央改造委员会

中央改造委员会不仅负责规划和执行党的改造政策，同时也取代了国民党大陆时期两个权力最大的机构——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常委）与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执委），成为党的领导核心。

蒋介石这次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来改造党务，他要彻底抛弃国民党多年来派系斗争、组织松散的恶习，从根本上改造这个党，最后打造一个全新的政党。他在日记中写道：“所有准备工作，特别注重新组织、新纲领、新号召及新任务，与新分子之吸收计划，政纲政策与理论等有关文告。”

8月5日这一天，16名中央改造委员神情庄重，面对蒋介石及与会人员，高举右手宣誓，“遵从总裁领导，竭智尽忠，完成改造任务”，如果背誓，甘愿“受党纪之严厉制裁”。蒋介石致训词，要求中央改造委员下决心“改造党政、改造国家”，一切“从头做起”。

改造委员会从1950年8月到1952年10月的两年间，共召开了420次大大小小的会议，几乎每周召开三至四次之多。委员们坦诚检讨大陆失败的错误、讨论党及当局在台湾未来发展的方向，最后确定了日后发展的原则及策略，例如将国民党定位为“革命民主政党”，以民主中央集权制来强化党的组织及纪律；吸收农工、青年、妇女、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入党，扩大党的社会基础；建立党内“小组”，作为党的基本组织单位，以加强党员的联系。

最重要的是，改造委员会明定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的思想指导原则，誓言要把台湾建设成“三民主义”的模范省。其实“三民主义”一直是国民党的指导原则，但在大陆时期并没有认真执行。这一次，国民党是下了决心要切实以民主、民权、民生作为纲领来治理台湾。

根据中央改造委员会的各项原则，国民党在各地广设地方党部，并深入各职业团体。党部直接和下面的小组成员互动，彼此结成一张关系网。这张网延伸到城镇及农村，国民党的影响力也随之进入。

为重建国民党组织，改造委员会还规定，从1951年1月4日至23日重新办理党员登记，期限只有短短20天，凡在期限内未完成党员登记者，一律撤销党籍。不少大陆时期的显赫人物，因为没有办理重新登记，被免除了党籍，包括蒋介石的姻亲孔祥熙、宋子文。

1952年的国民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国民党的改造工作顺利完成。此时国民党已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例如，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撤退到台湾时，党员只有5万人；三年后，1952年10月17日，国民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台北召开时，党员已达28万余人。党员结构中，农工占49.31%，高中以上知识分子占29.77%，25岁青年占35.29%。更重要的是，超过一半的党员是台湾籍人士。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国民党人数增加到近百万人（占台湾总人口的10%）。

蒋介石对改造委员会的工作甚为满意。他自认党的改造比任何军事政治上的改革都要困难，单单把500多位中央委员减少为48人，清除派系以及党内的不良分子，就是“本党六十年组党以来所未有之成就”。他指出：“历来靠党为生之滓渣，凡腐化恶化分子，军阀如桂系，党阀如CC，财阀如宋、孔及孙科等，皆已彻底扫清。”能够完成这样重大的改革，凭的是他破釜沉舟的决心：“若非不计亲疏恩惠，而有革命大无畏之精神，决不能臻此也。”

改造运动产生了新的领导核心，他们都是学有专精而又忠诚于蒋介石的人，都决心要洗刷失掉大陆的耻辱，彻底改掉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弊端，坚决以“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在台湾的长期经济与政治目标。不仅如此，蒋介石也因此巩固了他的权力与威信，党内再也没有人有能力向他挑战了。

此外，借着国民党的改造，蒋介石吸收了一批年轻干练的技术官僚。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专业教育，富有工作经验，没有当年大陆那些老党员的僚气与自私，比较有创意、敢作敢为。这批技术官僚包括日后对推动台湾经济改革发挥了举足轻重作用的尹仲容、李国鼎、孙运璇等人。国民党在台湾重生，从此面貌一新。

陈诚开始铁腕改革

蒋介石推动国民党改造的同时，陈诚领导的台湾省政府也正式启动重建台湾社会和经济的重大工程。

陈诚1950年1月正式担任台湾省主席，他1949年5月颁布《戒严法》，目的是管制人员进出台湾，防止台湾受到大陆崩溃、大批人员涌入的影响。这个行政命令遭到各方激烈的反对，台湾民众认为出入台湾管制手续繁杂，徒然扰民，完全没有必要。国会更是强烈不满，立法委员指责这个做法违反宪法赋予人民迁徙自由的规定。台籍立法委员连谋、邱汉平带头联署，要在南京立法院会议上提出议案要求终止。但陈诚坚持：“国家已到最严重关头，只剩台湾这一条救生艇了！”台湾不能再发生任何问题，非常时期当用非常手段，才能保障台湾的安全。

接下来是救经济，首先推行币制改革。国民党兵败大陆，金圆券急剧贬值，台币因为和金圆券相连，因此受到重创，导致台湾金融波动，物价有如脱缰野马，大幅上扬。1949年上半年，平均每月物价上涨率高达52.6％，台湾经济濒临崩溃。

1949年6月15日，陈诚在台湾省财政厅长兼台湾银行董事长严家淦的协助下，颁布《台湾省币制改革方案》，把从大陆运来的黄金、白银、美元作为准备金，发行新台币，同时停止使用旧台币。《方案》规定，旧台币4万元折合1元新台币，并限定在1949年12月31日之前兑换。他要切断旧台币和大陆金圆券的关系，同时也用新币制重建台湾人的信心。币制改革相当顺利，很快控制了通货膨胀，稳定了台湾的金融。

地方自治

最重要的是政治方面的改革。根据蒋介石的规划，除了党的改造、土地改革、经济建设之外，还要推动新的、有政策、有效能的政治。1950年元旦，他提笔写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自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对于党务、军事、政治与政策、组织教育及作风与领导方式，皆须彻底改革重新来过。”同时在当年的“大事表”上，他又认真地写下 “地方自治”四个字，决心要在台湾实施民选县市长，并把它列为当年最优先办理的事。

地方自治？真的还是假的？台湾从日本殖民地回归中华民国，不过5年，台湾人民从没有担任行政主管的历练，更没有直接选举的经验，怎能实施直接选举？更何况，国民党迁台仅仅几个月，政经社会都还不稳定，1950年初的台湾内外交困，物价飞涨，社会动荡不安，海峡对岸的解放军随时可能解放台湾。百废待兴，怎么说，地方自治都不是当务之急。台湾有什么条件来做？蒋介石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胆量和决心实行地方自治？

蒋介石自然有他的考虑。他认为，实施地方自治，一方面可以“使大家在政治上获得真正的民主，获得真正的平等”；另一方面，通过推动地方自治，可以安抚台湾人民，稳定局面。还有一层，内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不断以“政治民主”号召人民，给国民党极大的压力，无奈兵荒马乱之中，蒋介石有理说不清。所以，到了台湾，他一定要力行民主政治，而且要做得比共产党更好。所以，蒋介石立志要把台湾建设成“三民主义模范省”，来跟共产党竞争。他的日记透露了这个心思：“以政治经济的成果为反攻大陆恢复民国之基本武器，来与共俄斗争，以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新中国。”既然“退此一步别无死所”，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于是蒋介石痛下决心实行地方自治！

果然，省政府及党内立刻有人反对，蒋介石身边的人也表示疑虑。他们质疑：国民党在台湾还没有站稳，这个时候实行地方自治，未免不切实际、好高骛远。也有人担心，社会尚未完全稳定，选举恐怕会给地方带来骚扰，造成地方派系恩怨。更多党政干部担心，自由选举对国民党不利，因为大多数公职将由人口较多的本省人取代，外省人的地位必受影响。还有人怀疑台湾人过去从未有过行政管理经验，当选者可能不能胜任行政领导的工作。

对于这些顾虑，陈诚和行政法学者阮毅成（也是国民大会代表，大陆时期曾担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10年）曾有过一番谈话。陈诚最担心的是，这个时候推行地方自治，是否不切实际，又恐怕徒然引发地方恩怨。阮毅成表示：“非常时期最能完成正常工作。”他以自己抗战时担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实行县政改革的亲身经历，说明“非常时期，人们对政府的信赖加强，政府的信誉提高，新政反而容易推行，政令也容易贯彻”。至于地方恩怨，他特别提醒陈诚，选举如要成功，最重要的是必须“大公无私，选贤与能”。如能做到这点，就不会造成不满和地方恩怨。陈诚听了他的分析，表示：“这更加强了我在台湾实施地方自治的信心与决心。”

早在1949年7月，蒋介石就指示陈诚成立“台湾省地方自治研究会”，先行研究实施的内容及步骤。从1949年8月到12月，四个月间，研究会举行了三十几次会议，有时一开就是连续三天，从早到晚，十几个小时下来，没有人觉得累，反而个个精神抖擞，觉得自己任重道远。

1950年4月通过“台湾省地方自治法规”，随后台湾省政府颁布了16项“法规”，例如“台湾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台湾省各县市议会议员选举罢免规程”、“台湾省各县市长选举事务所组织规程”等，开始循序执行下列事项：调整行政区、整理自治财政、充实自治教育、厘定自治“法规”、训练自治人才。

准备妥当后，1950年7月2日开始实施选举。先是改选县市议会的民意代表，其次选举县市长，然后选举省议员及地方基层代表，最后则是选举省长。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配合地方自治，增加地方财政资源，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在1950年9月特别通过了一项决议，把烟酒及林业的管理和税收改由地方政府接手，这样地方政府有了税收来源，才有预算来推动地方事务。

综合 2022-01-09 19: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