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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70年12月招工返城的。当时工厂规定:新职工不许谈恋爱,新职工三年内不许结婚。三年期满,1973年岁末我结了婚成了家,一年后做了父亲。可以说,在知青当中,在无权无势的人群里,我还是比较幸运的。
1974年,因为劳动积极,不怕吃苦,政治表现没有问题,而且写得一手好文字,单位把我从第一线调到“打击刑事案件专案组”当调查员,给予党员身份,参加“429、430专案”工作。这种身份很有特权,上级发给我一本《机密笔记》本,还给配了一把手枪,就是电影里常见的那种驳壳枪,还有十发子弹。这时还没有普及五四式的轻型手枪。从此我的肩膀上挎上了一个军用帆布包,用它装着这两样东西,以便工作时随身携带。
当时,我们淮南市有一帮人“文革”大造反时期没有过足瘾,利用“批林批孔运动”,说毛某人身边还有一个比林彪更大的“定时炸弹”,要“誓死保卫伟大领袖”,要“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血战到底”,又寻死判活地大闹起来。他们打人、抄家、捣毁政府机关乃至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闹的太疯狂。后来,北京下命令把这些人都抓了起来,“打击刑事案件专案组”就是专门整治这一些人的。他们中间的首要分子都是不知死活的政治歹徒,大脑都像进了水似地特别疯狂。有的家伙被判了死刑,直到被执行的前夜,还梦想着北京突然“传来喜讯”: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个“比林彪更大的‘定时炸弹’”被公开点名批判了!
祸乱中华民族的妖魔确实说过“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搞一次”,但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到底没有来。翌年,这些人该杀的杀了,该判的判了,专案工作实际上即将结束。就在这个时候,我却遇上了一个女疯子。此人叫章家云,是工程师老胡(高工,今年70多岁,出家在八公山白塔寺,去年我还和几个朋友一道看望过他)的老婆,平时为人极其强梁。因为老胡家是地主成份,“文革”初期有人批斗了章家云。结果,章家云精神上吃不消,疯掉了。一直疯了八、九年,闹腾得越来越厉害,影响老胡没法工作。省会合肥有一所精神病院,单位决定由专案组抽出一个人强制押送章家云前往就诊。结果抽到了我,因为我平时与老胡关系很好。还给我配一个人做帮手,姓韩,与我同龄。章家云是老高中底子,头脑特别好使,知道我们要押她上精神病院,在自己家里脱了个上下无条丝。我们都很年青,不好与一个光着屁股的中年女人打交道,只好假装走掉,躲在外面等着机会。老胡给章家云喝了带有安眠药的糖水,但是安眠药对她不起作用。不过,倒是把她的尿给催下来了。乘章家云自己穿上衣服,上完公共厕所出来,我亮出驳壳枪镇住她,叫小韩拿了麻绳上前捆绑。章家云挣扎着不许捆绑,大声嚷嚷道:“男女绶受无亲,你们懂不懂?你们这两个特务分子,不要拿枪对着我,不要动手动脚,我跟你们去就是了。我章家云无限忠于毛主席,砍头只当风吹帽,有什么了不起?走吧走吧,前面带路!”
我把驳壳枪藏回军用包里,与小韩哭也哭不得,笑也笑不得,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总算把这个女疯子弄到了合肥,弄进了精神病院。精神病院人满为患,病房住满,楼道住满,连楼门口的廊檐下也一张挨着一张地打着地铺。精神病患者也是五花八门,唱的、跳的、说胡话的、沉默不语的,什么样的都有。最可怕的是狂躁型的,一发作起来就骂人打人,甚至行凶伤人。有一个年青的女子,身体异常壮硕,大家说她是花柳疯。第一天,小韩就被她一把搂住,满脸地亲吻,口里还不住地说“我要和你悃觉!我要和你悃觉!”小韩身体弱,挣不脱,急忙对我大喊“快点救我!”因为听说了有精神病患者杀死亲人的事,老胡很害怕,要求我们不要马上回单位,一定等到章家云办成正式住院手续再说。正式住院是封闭的,不要家属陪护,里面的护士大多五大三粗,身体健壮,且配有橡皮棍,可以制住精神病患者。但是,正式住院的事必须要等上20多天到一个月。
除了正式住院的之外,所有的精神病人都算是“临时就诊”,医生的治疗手段不外乎给药、打针、电冲。据护士说,药和注射液都是有毒的,精神正常的人受不了。有一些病人,服药、打针以后就像木头人,站不直,坐不下,没有触觉反应,听不见别人说话,五六个小时以后才能渐渐苏醒。电冲更可怕:医生在病人人中、太阳穴上扎入银针,在针柄上连上仪器的电线,然后送电。这时,病人立即缩成一团,嘴里、鼻孔里喷出许多肮脏的东西。对于发病现象严重的病人,一般都是接连三次电冲。电冲以后,这个病人至少两、三天是非常老实的。
我和小韩住在市内长江饭店,每天早晨乘公交车到精神病院,在那里监视章家云一天,晚上再回去。大约过了三、四天以后,我认识了一个名叫蓝蝶的姑娘。
精神病院里充满难闻的消毒药水的气味,令人难受。出门右拐有个藕塘,塘岸上种着一行垂柳。时至5月,每有风起,藕叶摇弋,柳丝依风,景致十分好看。我经常到那里去呼吸新鲜空气,很喜欢闻着藕叶的清香的味道,蓝蝶也经常过去。几次遇见以后,相互打个招呼,渐渐就熟了起来,还互相通了姓名、年龄,她比我大两岁。从交谈中得知,她也是全国范围第一批“上山下乡”的,但是她目前仍在农村。她告诉我,她是一个病人,也在这里治疗。她很美丽,生得眉清目秀,面如傅粉,亭亭玉立,斯斯文文,看起来哪一点都不像精神病人。
大约又过了一个多星期,她的母亲私下里找了我,问我成家了没有。知道了我的情况,老人家叹了一口气,对我说,蓝蝶爱上我了,在偷偷地给我写情书哩。老人家很是愁苦,央求我,如果蓝蝶向我示爱,一定不要说实话,不要一口拒绝,不然,蓝蝶又会犯病了。她说,现在医院要他们预交住院费,蓝蝶她爸爸掏尽了家底,好不容易凑够了钱,马上就要送钱来了。正在我感到为难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听到临时病房里传出蓝蝶凄厉的哭叫声和骂人的话语。我和小韩凑到那间病房的后窗看去。只见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挨着蓝蝶的母亲坐在蓝蝶床边,垂着头一声不吭。蓝蝶坐在床上,架起胳臂,全身剧烈地抽搐、颤抖着,非常憎恨地骂着他:“你这个没脸没皮的老右派!你为什么不死?为什么还要连累我……”
原来是蓝蝶犯病了。在精神病院,一个病人大发作,往往会刺激其他病人跟着发作。不大一会儿,几个护士循声跑来,蓝蝶一见他们,立即赤着脚跳下床,尖叫着往外逃。有人抓过蓝蝶,用橡皮棍在她头上砸了一下。蓝蝶当即昏了过去,护士们拖起她就走,这时她已经失禁,尿液顺着裤腿流下,撒了一地。
晚上回到长江饭店,小韩吃一碗面条先回房间了。我有饮酒的习惯,一个人在餐厅的一角坐下来自斟自饮。就在这时,却意外地遇上了那个被蓝蝶辱骂的中年男子。原来他是蓝蝶的父亲,也住在这里。老蓝也要了四两白酒,正在等菜。看到我,就主动地凑了过来。他说,当我站在窗外看蓝蝶犯病的时候,他已经从蓝蝶母亲那里知道了我。他说他知道蓝蝶看中了我,但是,别说我已经成家,就是没有成家,他家蓝蝶也不配。服务员送上菜来,我们二人并在一处,一边共同喝酒,一边由老蓝谈说他的家事和这个女儿。老蓝是个知识份子,曾是一位中学的教导主任。“反右”时被学校内的宗派势力给打成了“右派”。没过多久,这个宗派势力的代表人物也被打成了“大右派”,他这个“小右派”因此而得以平反。老蓝有五个子女,蓝蝶是长女。蓝蝶于1968年11月份与恋人小李一起插队。小李于1971年招工回城,临走前几天,两个年青人曾在一起同居,约定等到蓝蝶也被招工回城的时候,他们就把婚事办了。
过了一年多,那里开始针对女知青招工。招工办的主任名叫周抗,三十多岁,造反派出身,是一个颇有能耐的人。周抗是个好色之徒,趁着招工的机会玩弄了好几个有姿色的女知青。他当然也看中了蓝蝶,但是他把自己的意图表露出来以后,却遭到蓝蝶的断然拒绝。于是,周抗故意把蓝蝶给刷掉了。蓝蝶去找,周抗说:“这次招工只招‘工农兵’子女,家庭出生没有问题的才行。你父亲是‘右派’,你属于‘黑五类’子女,不在招工范围。”
蓝蝶回家找父亲。老蓝找到校方,出具了一纸公文,证明老蓝是“错划右派”。周抗看到这个证明以后,依然说:“错划右派也是‘右派’,反正我说过了你不够条件,你就是不够条件!”这以后又是两年过去,由于蓝蝶没能返城,那个没有良心的小李悔掉了这门婚事,在城里另找一个姑娘结了婚。这个打击摧毁了蓝蝶,精神开始出现错乱现象。去年再次招工,蓝蝶去找周抗,周抗乘蓝蝶精神恍惚,以可以考虑额外照顾返城为诱饵玩弄了她。事后,无耻的周抗竟然当面指责蓝蝶原来不是处女,说他吃亏了,罢消了事先的承诺。蓝蝶被彻底逼疯了,却把一切罪过算到了自己父亲的头上,见到父亲就骂。愤怒的老蓝到县里告了周抗,蓝蝶被公安局带到县医院检查身体。周抗先一步到县医院找了专查妇科的医生,利用人际使了手脚。于是,专查妇科的医生只给蓝蝶做了一条诊断:处女膜陈旧破裂。公安局以此宣告蓝蝶一案为“右派份子诬告革命干部”。周抗没事,老蓝却被拘留了15天,还在学校遭到了行政记过的处分。
与我说着这些,文弱的老蓝早已泪流满面,几番气噎。我的拳头也早已攥出了两把汗,如果此时周抗就在旁边,我想我保不准会抽出驳壳枪,一枪敲掉这个畜生!老蓝说:“蓝蝶骂的对,是我对不起这个女儿,我也的确早该死掉!我不该被打成右派,连累了她,使她不能招工!我几次下定决心寻死,但是蓝蝶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其他四个孩子不是也在‘下放’就是尚未成人,我死了怎么办?我的妻子是小学教师,每个月只有30多块钱,他们怎么生活?我一个月50多块钱,好歹可以养活他们呀!”回到房间里,小韩还没有睡着,见我满脸煞气,便问我怎么了。我把蓝蝶的遭遇对他说了一遍。小韩也是知青出身,大家当然同病相怜。他激动地跳了起来,大叫道:“这狗娘养的,告他、告他!到省委书记那里告!”恰恰凑巧,我们单位还有一个人出差在合肥,就住在我们隔壁。他叫叶天盛,曾经是省委书记李任之的警卫员,在合肥认识很多高干,很有面子。他是一个极端老实的人,也是为人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的人。我和小韩跑去找他,三言两语一说,叶天盛满口答应下来。
第二天,我把我们准备帮蓝蝶告状的事告诉了老蓝夫妇。老蓝说,状纸是早就写好的,他因为过来省城看女儿,也做了顺便上访的准备,所以身边现成的就有一份诉状,只是有些害怕,还没有拿定主意。当天下午,小韩留在医院,老叶带着老蓝,我作陪同,我们一起去找门路。因为老叶的特殊作用,老蓝的诉状最终送到了李任之的手上。这位军人出身的省委书记素有办事雷厉风行的作风,当时看完诉状,当即签署了命令,责成老蓝所在的那个县的领导对这件事必须“认真调查,严肃处理!”叫人做成公函发给了那个县。
老蓝欢天喜地,感谢万千。此后,就赶回他们那个县等待消息去了。
又一个多星期以后,章家云正式住院的手续终于办妥,我们可以返回单位了。蓝蝶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状态,但是,我再也没有给她接触我的机会。因为我是已婚的男人,不能再让别的女性爱上我,这是不道德的,也是没法为对方负责的,尤其蓝蝶还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但是,在蓝蝶母亲的一再乞求下,我最后还是和蓝蝶做了道别。蓝蝶送我到了那个藕塘边上,站到一株垂柳下,把一张折叠成小燕子的信纸塞到我的手里,凑空把我的一根手指头紧紧握了一下,然后就电光火石般地放开了。她侧对着我,脸迎着风,用手指梳理了一下自己的刘海,忽然轻声地背诵起来:
总希望脚下的路越走越长,
总希望天气好风逐夕阳;
总希望天上的云紧随月亮,
总希望有一个没人的地方。
用不着相互说“心仪已久”,
用不着相互说“地久天长”;
真相爱哪来的山盟海誓?
相约的只是那僻静的池塘。
当月光映照在无波的水上,
当柳丝轻拂在发烫的脸上;
当心上人依偎在身上,
爱情的火焰就会燃烧在心上!
背诵完毕,她低下头,仍然还是那么轻声地说着话:“刚才给你的信就是这首诗,我自己写的,专门为你写的,你要好好保留住,保留在心里。”
我看到她在流着眼泪。她依然没有回头,用右手的食指弹了一下滑到腮下的泪珠,又平静地说了三个字:“你走吧。”
我不知怎么回覆她,只好说了一句“多多保重!”就像逃命似地快步走开了。当我快要走上马路的时候,听到了蓝蝶完全失控的号啕声,听到她的母亲在哄骗她:“淮南小伙子还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
35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回到合肥精神病院去,岁月早已抹淡了蓝蝶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今年元月11号的晚上,我的博客里突然有了陌生人的纸条,打开一看,竟是蓝蝶的父亲老蓝!他说,他的二女儿看到了《我的知青岁月》一文,介绍让他看,他看着就想起了我,于是就找来了。
通过纸条,我了解了以后他们家以及蓝蝶的情况:
省委书记亲笔签署的公函送达他们那个县以后,周抗立遭逮捕。在公安局进行调查的时候,至少有二十几个女知青揭发了周抗。结果,周抗以“严重破坏上山下乡”的罪名被判了死刑。亲眼看到周抗被公审,被拉去枪毙,蓝蝶的病情好转了许多。县领导特殊照顾,让蓝蝶回了城,安排在县中学做收发员,负责递送报刊信件,她的病从此完全好了。
但是,不堪回首的悲惨经历使她从此闭锁了爱情之门,她始终不肯再与男性接触,也坚决拒绝别人对她言及婚姻之事。退休以后,她被检查出了妇科癌症,于2008年春天去世。临终前,蓝蝶对父亲、母亲说:“你们要好好保重身体,替我多活几年。”
老蓝说,他们老夫妇依然健在,工资待遇很高,生活没有问题,只是都快到九十岁了,已显得严重衰老。对于我,蓝蝶从来没有提起过,倒是她的妈妈常常念叨“那个淮南的小伙子,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知青》被指美化文革,网民呼吁停播,因为知青的故事应是个彻头彻尾的惨剧。被奸污的女知青身心受到严重伤害,有的留下妇女病,有的终身不育,有的成了色情狂,有的成了性冷淡……所有被奸污过的女知青心灵上都会一辈子有一块无法痊愈的伤痕。
这些账仅仅记在那些色狼身上吗?难道没有其他的责任者吗?日军占领南京时奸污了两万名妇女,成为震惊世界的惨案!而数万女知青惨遭奸污,不应该让历史和人类记住这悲剧吗?
(转自作者博客;责任编辑:洪微)
八公山樵 2012-06-21 01: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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