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覆亡的或然与必然：平静表层下暗涌着“革命”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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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1911，革命与宿命》，赫连勃勃大王着，九州出版社，2011.3

　　1911 年，清朝即将灭亡的那一年，在中国的政治心脏北京，从表面上看，却显得格外的平静、安谧，充满了进步、现代甚至祥和的色彩。

　　在时任《泰晤士报》记者的澳大利亚人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的眼中，京城以及其他地方，不仅没有风雨欲来的恐惧和不安，反而处处显示着欢快、悠闲，包含希望：

　　“在北京，我发现这个城市正在变样。到处都在铺石子路，重要的宅第家家都点上了电灯，街道也用电灯照明，电话通畅，邮局每天投递八次信件。巡警简直叫人赞扬不尽，这是一支待遇优厚、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的队伍……自来水供应良好，我敢断定，不需要多久，我们就能乘上电车……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正在日趋丰富，这是不成问题的。再没有比这更使我深信不疑的了。你在全国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财富增长的迹象映入眼帘……兴修铁路正取得真正的进展……无论哪里修筑起一条铁路，那铁路穿过的省份就会得到难以置信的好处。”（莫里循致伊迪丝．布雷克函）

　　大时代暴风骤雨的剧变之前，往往都是如此波谲云诡地给人以无边的假象。这个国家看似平静的表层下面，涌动着一股强大的、不可逆转的潮流：

　　革命！

　　这种腾腾不息的、蠢蠢欲动的、隐含杀气的巨大历史转折，并非在一天之内忽然形成，而是一个沉默的、渐进的、越来越快的过程，是一种由不起眼的量变到耀眼引爆的质变的过程。龙旗之下，那些看似顺民的、脑后拖着一根辫子的大清国子民，包括社会各个阶层，虽然贫富有别，阶级各异，但几乎所有人对清政权都丧失了微小的

　　期待。即使统治阶级内部，地方以及中央的大多数成员，都对这个扶不起的“阿斗”心存贰意，他们怀着某种夹杂忧虑的幸灾乐祸的恶意，心情复杂地观望、甚至是企盼“那个时刻”的到来。

　　失望、愤怒、恐惧、痛苦、憎恨，人民对现实的普遍不满，由于困窘的生活，甚至打破了清末那种群体麻木的常态。

　　在北京，1911 年的夏天，清凉的微风似乎让摄政王载沣的团队踌躇满志：威权赫赫的袁世凯，已经被下旨回籍“养病”；革命党人的“3 ． 29 ”广州起义被枪炮镇压下去，幸存的党人意气颓唐；第四次“国会请愿”烟消云散，立宪派灰溜溜回到各地的谘议局空发牢骚；军队中的“士官生”被有条不紊地安插到新军各个层级“掺沙子”，虽然遭到北洋军人的顽强抵拒，但时间和权力会消融任何阻挠——乍看上去，大清的中央集权是那么焕然一新，那样固若金汤，国内几乎没有能与摄政王集团相抗衡的政治势力。

　　但是，清朝，这个垂垂老矣的政权，腐朽已经发展到它的骨子里。它的躯体遍布危机，华丽帝国的遮羞布下，满是能致它死地的痼疾和菌群。

　　自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清政府负屈忍辱，驾驶着这艘百孔千疮的“大清号”，战战兢兢地驶向莫知的未来。在维持每况愈下的勉强统治同时，西方列强，一手揽大炮，一手持“商品”，视中国如待宰之肉，纷纷前来割切。这些外洋强盗，细大不捐，巧取豪夺。被洋人们打得鼻青脸肿之余，清朝高层仍旧以“天朝”上国自居，怡然昏然，自我安慰地一直试图用“羁縻”（送钱送地）的方法对付这些东西“蛮夷”。屋漏偏遭连夜雨，突然而起的“太平天国”所造成的巨大内乱，最终使得老大帝国招来窝心一剑，捅得它气息奄奄。

　　内忧外患交剧的情势下，倘若清政府陡然一变，上下同心，或许能使这艘老旧的巨轮安全靠岸。然而，帝国的运气太坏。牝鸡司晨掌国纲，阴毒老迈的慈禧太后，不仅仅是帝国的政治符号，她还是真正的决策人物。而这位太后绣金凤袍的阴影下，看似如火如荼的“洋务运动”，变器不变道而已。清朝一时的船坚炮利，皆成电光泡影。铁舰与钢炮未及使得洋务派们踌躇满志几天，甲午战争的巨大挫折，使得清廷上下饱满的希望，随着北洋舰队一起沉入冰冷的海水。

　　如此，“满大人”们再多的努力，也是徒劳！悲懑之余，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高喊：“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强烈呼吁改革。但是政体改革，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谈何容易！手无寸柄的光绪皇帝，书生气的维新大臣，赤手空拳想与老迈而阴奸的慈禧及其羽翼争斗，铤而走险之际，胜负已判。固然谭嗣同临死一呼“我自横刀向天笑”，热血汩汩声中，更多的是英雄末路的无奈与凄惶。

　　再后，由于误信洋大人要逼迫自己还政于光绪帝的谣言，慈禧太后因一己之私，兴昏庸无智猖狂之计，唆使义和团排洋。阴暗的动机，仓促的行动，招致的是骇人的结果——八国联军的马蹄和炮火，不仅仅使得这位大脚太后仓惶逃离紫禁城，随后，中国社会的各种危机，在洋人的枪炮声中，也以骇人听闻的速度进一步加深，进而使得清廷在民间的威信扫地无遗。

随之而来《辛丑条约》的签订，更使中国四亿国人要为清政府和慈禧太后的轻率唐突买单——近十万万两的巨额赔款，压得四万万中国人喘不过气来。（本来是四亿五千万两，因为清政府当时无力偿付，要分39 年还清，申算为债款九亿八千二百万两。从1901 年起，中国每年要摊付给列强二千八百余万两。）

　　国势日蹙之下，有志之士，纷纷思起，革命风潮，至此蔓及各地。恰似御史叶芾棠的奏折所讲：“士为四民之首，近已绝无生路。农、工终岁勤勤，难谋一饱。商贾资本缺乏，揭借者多，获利维艰，倒闭想望。城市村落，十室九空，无业游民，居其大半。”

　　在如此社会背景下，革命，自然如野火一样，迅速蔓延，不可止息。清朝年青的王公载泽哀叹：“海滨洋界，会党纵横，甚者倡为革命之说，顾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则曰‘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皆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故从之者众！”

　　近百年的岁月已恍如云烟，如果我们今天以一种客观的“现场感”纵观历史的细节，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革命，其实并非那个时代当然无二的必然选择。在清王朝最后惨淡经营的十年中，确实闪现过许多机会，甚至包括一个最大的机会——君主立宪。这种政体的改革如果成功，在统治阶级让出部分公民权力的前提下，有极大可能会软化国内大众改朝换代的决心，说不定可以驱散革命的风潮，挽狂澜于既倒。如果能够抓住机会，清廷或许像日本那样，很有可能在这个东亚最大的国家保持住更广泛的历史连续性。

　　可惜的是，在清王朝高层内部，没人能抓住那几根最后的救命稻草。他们大多数人只是粉饰涂抹，真戏假作。而且，清朝在对外战争中的巨大挫败，没能激使本身变成有效力的民族化和政治化的政府，没能使老大帝国一蹴成为成熟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结果，满族高层在他们自身觉得做出了非常痛苦的“让步”的时候，国内人民心中却充满了轻蔑。

　　面对清政府颂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中十四项“君上大权”第一条内容：“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国内外的目光静默地审视着这样的字样，观察着王公贵族们忙活终日的“结果”，换来的，仅仅是革命党人和普通民众这样的评价：一切都是拙劣的欺骗！

　　坐待，等来的只有革命。没等政治裱糊匠们和油漆工们在大清国旧机器上涂抹粉饰新的油彩，就在满大人们磨磨蹭蹭之际，武昌的枪声脆然一响，260 多年的大清龙旗，应声而落……

　　革命看似成功，但是传统的力量仍然强大。新政权不可能扫清一切，不可能改变一切。看似天翻地覆的革命，其实是某种“修改”而已——“皇帝”，不过是变成了“总统”。最终，民国自身，无可奈何地又被纳入旧的统治形式中去。

　　这种换汤不换药的革命，远远逊于原本可以不流血的深刻的宪政改革。

　　短跑的革命，换来的是马拉松式的内战和长期的混乱。

　　所有的权力运作者，包括革命者，当然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预言家，他们都会有意无意地犯下错误。而那些错误，会激起巨大的涟漪，且导致新的后果，并在历史夹缝中繁衍出新的、荒诞的、让人惊诧的枝杈。

　　让人无限叹惋的是，历史没有给中国机会，激进的革命者也无视这种历史机会。政治革命很容易去“开创”，但难以对国内外的成功案例加以模仿。正因如此，翘首企盼的苦涩，将会在辛亥革命枪响后，长久萦绕于我们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