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覆亡的或然与必然:平静表层下暗涌着“革命”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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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1911,革命与宿命》,赫连勃勃大王着,九州出版社,2011.3

 


  1911 年,清朝即将灭亡的那一年,在中国的政治心脏北京,从表面上看,却显得格外的平静、安谧,充满了进步、现代甚至祥和的色彩。

  在时任《泰晤士报》记者的澳大利亚人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的眼中,京城以及其他地方,不仅没有风雨欲来的恐惧和不安,反而处处显示着欢快、悠闲,包含希望:

  “在北京,我发现这个城市正在变样。到处都在铺石子路,重要的宅第家家都点上了电灯,街道也用电灯照明,电话通畅,邮局每天投递八次信件。巡警简直叫人赞扬不尽,这是一支待遇优厚、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的队伍……自来水供应良好,我敢断定,不需要多久,我们就能乘上电车……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正在日趋丰富,这是不成问题的。再没有比这更使我深信不疑的了。你在全国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财富增长的迹象映入眼帘……兴修铁路正取得真正的进展……无论哪里修筑起一条铁路,那铁路穿过的省份就会得到难以置信的好处。”(莫里循致伊迪丝.布雷克函)

  大时代暴风骤雨的剧变之前,往往都是如此波谲云诡地给人以无边的假象。这个国家看似平静的表层下面,涌动着一股强大的、不可逆转的潮流:

  革命!

  这种腾腾不息的、蠢蠢欲动的、隐含杀气的巨大历史转折,并非在一天之内忽然形成,而是一个沉默的、渐进的、越来越快的过程,是一种由不起眼的量变到耀眼引爆的质变的过程。龙旗之下,那些看似顺民的、脑后拖着一根辫子的大清国子民,包括社会各个阶层,虽然贫富有别,阶级各异,但几乎所有人对清政权都丧失了微小的

  期待。即使统治阶级内部,地方以及中央的大多数成员,都对这个扶不起的“阿斗”心存贰意,他们怀着某种夹杂忧虑的幸灾乐祸的恶意,心情复杂地观望、甚至是企盼“那个时刻”的到来。

  失望、愤怒、恐惧、痛苦、憎恨,人民对现实的普遍不满,由于困窘的生活,甚至打破了清末那种群体麻木的常态。

  在北京,1911 年的夏天,清凉的微风似乎让摄政王载沣的团队踌躇满志:威权赫赫的袁世凯,已经被下旨回籍“养病”;革命党人的“3 . 29 ”广州起义被枪炮镇压下去,幸存的党人意气颓唐;第四次“国会请愿”烟消云散,立宪派灰溜溜回到各地的谘议局空发牢骚;军队中的“士官生”被有条不紊地安插到新军各个层级“掺沙子”,虽然遭到北洋军人的顽强抵拒,但时间和权力会消融任何阻挠——乍看上去,大清的中央集权是那么焕然一新,那样固若金汤,国内几乎没有能与摄政王集团相抗衡的政治势力。

  但是,清朝,这个垂垂老矣的政权,腐朽已经发展到它的骨子里。它的躯体遍布危机,华丽帝国的遮羞布下,满是能致它死地的痼疾和菌群。

  自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清政府负屈忍辱,驾驶着这艘百孔千疮的“大清号”,战战兢兢地驶向莫知的未来。在维持每况愈下的勉强统治同时,西方列强,一手揽大炮,一手持“商品”,视中国如待宰之肉,纷纷前来割切。这些外洋强盗,细大不捐,巧取豪夺。被洋人们打得鼻青脸肿之余,清朝高层仍旧以“天朝”上国自居,怡然昏然,自我安慰地一直试图用“羁縻”(送钱送地)的方法对付这些东西“蛮夷”。屋漏偏遭连夜雨,突然而起的“太平天国”所造成的巨大内乱,最终使得老大帝国招来窝心一剑,捅得它气息奄奄。

  内忧外患交剧的情势下,倘若清政府陡然一变,上下同心,或许能使这艘老旧的巨轮安全靠岸。然而,帝国的运气太坏。牝鸡司晨掌国纲,阴毒老迈的慈禧太后,不仅仅是帝国的政治符号,她还是真正的决策人物。而这位太后绣金凤袍的阴影下,看似如火如荼的“洋务运动”,变器不变道而已。清朝一时的船坚炮利,皆成电光泡影。铁舰与钢炮未及使得洋务派们踌躇满志几天,甲午战争的巨大挫折,使得清廷上下饱满的希望,随着北洋舰队一起沉入冰冷的海水。

  如此,“满大人”们再多的努力,也是徒劳!悲懑之余,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高喊:“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强烈呼吁改革。但是政体改革,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谈何容易!手无寸柄的光绪皇帝,书生气的维新大臣,赤手空拳想与老迈而阴奸的慈禧及其羽翼争斗,铤而走险之际,胜负已判。固然谭嗣同临死一呼“我自横刀向天笑”,热血汩汩声中,更多的是英雄末路的无奈与凄惶。

  再后,由于误信洋大人要逼迫自己还政于光绪帝的谣言,慈禧太后因一己之私,兴昏庸无智猖狂之计,唆使义和团排洋。阴暗的动机,仓促的行动,招致的是骇人的结果——八国联军的马蹄和炮火,不仅仅使得这位大脚太后仓惶逃离紫禁城,随后,中国社会的各种危机,在洋人的枪炮声中,也以骇人听闻的速度进一步加深,进而使得清廷在民间的威信扫地无遗。

随之而来《辛丑条约》的签订,更使中国四亿国人要为清政府和慈禧太后的轻率唐突买单——近十万万两的巨额赔款,压得四万万中国人喘不过气来。(本来是四亿五千万两,因为清政府当时无力偿付,要分39 年还清,申算为债款九亿八千二百万两。从1901 年起,中国每年要摊付给列强二千八百余万两。)

  国势日蹙之下,有志之士,纷纷思起,革命风潮,至此蔓及各地。恰似御史叶芾棠的奏折所讲:“士为四民之首,近已绝无生路。农、工终岁勤勤,难谋一饱。商贾资本缺乏,揭借者多,获利维艰,倒闭想望。城市村落,十室九空,无业游民,居其大半。”

  在如此社会背景下,革命,自然如野火一样,迅速蔓延,不可止息。清朝年青的王公载泽哀叹:“海滨洋界,会党纵横,甚者倡为革命之说,顾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则曰‘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皆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故从之者众!”

  近百年的岁月已恍如云烟,如果我们今天以一种客观的“现场感”纵观历史的细节,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革命,其实并非那个时代当然无二的必然选择。在清王朝最后惨淡经营的十年中,确实闪现过许多机会,甚至包括一个最大的机会——君主立宪。这种政体的改革如果成功,在统治阶级让出部分公民权力的前提下,有极大可能会软化国内大众改朝换代的决心,说不定可以驱散革命的风潮,挽狂澜于既倒。如果能够抓住机会,清廷或许像日本那样,很有可能在这个东亚最大的国家保持住更广泛的历史连续性。

  可惜的是,在清王朝高层内部,没人能抓住那几根最后的救命稻草。他们大多数人只是粉饰涂抹,真戏假作。而且,清朝在对外战争中的巨大挫败,没能激使本身变成有效力的民族化和政治化的政府,没能使老大帝国一蹴成为成熟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结果,满族高层在他们自身觉得做出了非常痛苦的“让步”的时候,国内人民心中却充满了轻蔑。

  面对清政府颂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中十四项“君上大权”第一条内容:“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国内外的目光静默地审视着这样的字样,观察着王公贵族们忙活终日的“结果”,换来的,仅仅是革命党人和普通民众这样的评价:一切都是拙劣的欺骗!

  坐待,等来的只有革命。没等政治裱糊匠们和油漆工们在大清国旧机器上涂抹粉饰新的油彩,就在满大人们磨磨蹭蹭之际,武昌的枪声脆然一响,260 多年的大清龙旗,应声而落……

  革命看似成功,但是传统的力量仍然强大。新政权不可能扫清一切,不可能改变一切。看似天翻地覆的革命,其实是某种“修改”而已——“皇帝”,不过是变成了“总统”。最终,民国自身,无可奈何地又被纳入旧的统治形式中去。

  这种换汤不换药的革命,远远逊于原本可以不流血的深刻的宪政改革。

  短跑的革命,换来的是马拉松式的内战和长期的混乱。

  所有的权力运作者,包括革命者,当然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预言家,他们都会有意无意地犯下错误。而那些错误,会激起巨大的涟漪,且导致新的后果,并在历史夹缝中繁衍出新的、荒诞的、让人惊诧的枝杈。

  让人无限叹惋的是,历史没有给中国机会,激进的革命者也无视这种历史机会。政治革命很容易去“开创”,但难以对国内外的成功案例加以模仿。正因如此,翘首企盼的苦涩,将会在辛亥革命枪响后,长久萦绕于我们的心头。


赫连勃勃大王 2012-03-30 21: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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