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首先本文不是讲历史的,主要想说的是历史观,之所以要说三国人物,是因为三国人物大家耳熟能详,能够引起大家的兴趣,也能够更好地理解本文想要表达的含义。笔者不是学历史的,历史功底比较薄弱,有什么错漏之处,望大家海涵。
先从电影《罗生门》来谈起。罗生门这个部电影估计大家都听说过,但是真正看过的应该不多,要以现在那些绚丽外景、华丽特效的大片标准来看,这部简单的黑白片简直是算得上不堪入目了,但这一点都不影响罗生门成为史上最伟大的电影之一。
我们常常认为罗生门就是指谎言的故事,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简单。电影讲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一个武士和他妻子路过荒山,遭遇了强盗。妻子被侮辱,最后惨遭杀害。后来强盗被逮捕,法官在审案之时,强盗、妻子、武士(通过巫师之口)分三次陈述了这个案件。
案件的时间、地点、人物、结果是明摆着的,这些每个人说的都一样,但其中的细节、个人动机、事件的原委等等就大相径庭了,总之在每个人的口中,自己都是受害者、都是忍辱负重而大义凛然,而其他两个人,则都是自私而猥琐。
那到底真相是什么呢?实际上,就算是旁边有围观者,但是基于不同的认识和与案件的相关立场所说也会不同,作为旁观者的证人樵夫就因为偷了案发现场的短刀而撒了谎。
每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有两个世界,一个自我的主观世界,一个外在的客观世界,每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来体会客观世界的。在认识客观世界上必然带有自己的立场。在这个利害相关的冲突中,必然会有意无意地隐瞒一些与己不利的事实,或编造一点与己有利的谎言。这种本能是与生俱来,就连是小学生打架,往往到老师那里都会有两个版本。
回到历史本身,历史指过去的人和事,是人类活动的连续记载。一般来说重大历史时间中,时间、地点、人物、结果一般争议比较小,但其中的是非曲直,谁是谁非那就各说各有理了,那最后这个关于好坏的判定由什么来决定呢?最关键的就是历史的话语权。
如果不是通过巫师之口,死去的丈夫在《罗生门》故事里肯定就是最猥琐的人。我们经常说成王败寇、其实还不尽然,有的人看起来失败了,但他身后的利益群体最终能掌握话语权的话,他一样能名垂千古,反之亦然。这绝对是一个无一例外的历史规律。当然还有一个情况,那就是历史人物对于现今拥有话语权群体的利用价值,举个例子来说,诸葛亮与司马懿,无疑司马懿是成功者,但是司马懿是“篡位者”对于专制王朝来说,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这个,再加上晋朝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基本上是一个失败而屈辱的朝代,所以司马懿在中国历史上基本是以一个阴险的负面人物而存在的。赵匡胤同样是“篡位者”,但由于宋朝影响力的强大,所以他的形象就正面得多;诸葛亮虽然失败了,但是他成为了一个手揽大权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典型,这是统治者最为推崇的高尚品格的代表,所以诸葛亮成为了一个“半神”的正面人物。关于诸葛亮与司马懿的话题,后文将会有详细叙述,这里就不细说了。
有人觉得,亲历过的历史,一定能搞得清楚,实际上作为旁观者,许多内幕不是我们能够了解的,也是不准了解的。就像最近的“薄X王事件”各种猜测、各种说法,莫衷一是,又有谁能说得清楚;有人又说,由于受到政治原因的影响,多年以后历史才能回归真实,但实际上政治影响永远存在,多年以后,历史证据只剩下只言片语,又有谁能搞得清真相是什么?因此,历史永远也许只存在于迷雾之中。
好了,赶紧进入正题吧
第一个评论的人是汉灵帝
汉灵帝刘宏(156年—189年)。东汉第十一位皇帝,168年—189年在位。一般情况下,汉灵帝时与他的前任汉桓帝连在一起说的,因为他们的执政过程、社会状况有很多相似之处,汉灵帝谥号孝灵皇帝(“灵”为贬义谥号,表示“乱而不损”其实意思就是搞乱国家,但国家不是亡于其手)比桓帝还不如,身后的历史评价是相当低的。
常规的历史认为,桓灵二帝统治的历史时期,是东汉最黑暗的时期,而其中的原因,就是皇帝太昏庸,如果脱离社会环境、脱离客观现实来看问题,一般看到的就是这样的答案,而且大多数时候我们也习惯于这样来看待历史。
简单的理解历史,那就是明君兴国、昏君误国,在经过多年的洗脑后,这个理念基本已经深入人心。这种观念实际上害人不浅,老百姓把自己的幸福寄托于一个“明君”身上,本身就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幸福生活是要靠自己的劳动来创造,而不是来自于XX的给予和施舍。
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政府连国民自由争取幸福生活的权利都不给不了,那这种政府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当然,古代专制社会的中国人是不会这样想的,当时官员们自称“父母官”,而一般的老百姓就称之为“子民”。社会的共识就是政府官员的与百姓的关系就相当于父母与孩子的关系,父母养活了孩子,孩子的一切生活也由父母来支配。这个比喻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百姓是靠自己双手养活的,而且所谓的父母官也是靠老百姓的双手养活的。这种“明君清官决定论”把老百姓排除在国家管理系统之外,而老百姓经过几千年的压抑与洗脑,成为了永远“民智未开”的那一群。
回到汉灵帝,要说清楚我们必须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环境。
中国历史一直摆脱不了一个怪圈,打江山,坐江山,再打江山。也就是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率。三国演义中开篇写到:天下大势,久分必合,久合必分。为什么不能长治久安呢?最关键就是源于社会的不公平。
要谈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一下国家的概念,有的人把国家比作母亲,我认为大可不必如此,马克思说,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器,马克思的话并不代表真理,但这个概念概括得还是比较精辟的。人是有社会性的高级动物,自然界完全的弱肉强食法则将是使人失去最基本的安全感,这就得组成最基本的群体机构,个人给组织交纳一定的劳动成果,组织保证基本的社会次序,保证正常的生产生活,这恐怕就是最初的国家雏形。
每一个国家里,至少分为两个阶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或者说是既得利益阶层和被剥削利益阶层。仔细研究一下历史你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这两个阶层的比例维持在一定数字上时,社会会比较稳定。当一个帝国发展初期,既得利益阶层的数量是比较少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阶层的数字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这种趋势是由社会制度及人的本性决定的,单纯靠个人的努力使无法阻止的。这个阶层膨胀到国家无法负荷的程度后,必定带来帝国的崩盘。
许多先哲将治国比作牧羊,这里做一个不太恰当的类比,当一个牧羊人放牧100头羊的时候,他只需要一个月杀一头羊就可以维持基本生活,羊群也能稳定增长。但随着牧羊人的数量不断增多,这种平衡必定会打破,当出现100个牧羊人放100头羊的局面时,这个牧场也就完蛋了。
当然就算是有崩盘的危险,既得利益阶层也不会放弃手中的利益的,所以一切只能靠重新洗牌了,也就形成了一个个朝代的轮回。
东汉末年也不例外,而且这种情况还非常突出。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本身也是属于地主豪强,主要依托这个阶层的力量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关于刘秀,我们可以看这样一个小故事。
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奴仆白天杀人,因藏匿在公主家里,官吏不能抓捕到。等到公主出行,这个家奴随从,洛阳令董宣就在夏门亭等候他们。当时就拦住车马,用刀在地上画着,大声数落公主的过失,呵斥那个家奴下车,当即斩首。公主立即回宫向皇帝告状,光武大怒,召来董宣,欲棰杀之, 董宣叩头说“愿乞一言而死。“光武说:“欲何言?”董宣曰:“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人,将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须棰,请得自杀。”就用头撞击房柱,血流满面。皇帝命令宦官挟持着董宣,让他磕头向公主谢罪,董宣不听从。宦官强使董宣磕头,董宣两手撑地,始终不肯低头。公主说:“文叔为白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与白衣同。”因下令道:“强项令出!”赐给他钱三十万。
一般我们说这个故事,就是要说明刘秀是个好皇帝、董宣是个好官员。但实际上,从这个故事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东汉建国之初,权贵豪强是非常强大的,就连家奴都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最有意思是公主说的那句话,“文叔为白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这其实说的就是想当年在南阳,我们收留杀人犯,官吏们问都不感问,现在当了皇帝,反而连个人都保不住了。言下之意当年我们一个小小的豪强地主,照样凌驾与法律之上。
其实刘秀也是明白人,他知道权贵豪强的强势是不利于国家的,但他自身就是依靠豪强起家的,不可能挖了自己的基础,所以在这件事上,他给足了豪强的面子,但最终也打击了豪强的气焰,董宣应该也是知道刘秀的这点心思的,不然是不可能立足于官场,立足于朝野的。
刘秀在国家对稳定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增加税收,开始着手打击豪强地主,展开了全国范围内的“度田令”,这一政策马上遭到了权贵豪强阶层的全力反对,甚至产生了叛乱,刘秀也只有做出让步,从此以后,东汉朝廷向豪强势力屈服,不再检查垦田与户口的实数。
这其实是一个很难的取舍,一般是国家利益,一边是权贵利益,表面上看国家和广大老百姓的利益更重要,但实际上皇权真正的根基是立于权贵之上的。老百姓看似人多,确实一盘散沙,毫无力量;豪强就不一样,他们有钱、有粮、有武器,只有他们愿意,马上就可以组成不容小视的武装力量。
这里我想起另外一个小故事。在明朝历史上,由皇帝配备了禁军来保护官员的事是很罕见的,估计这样的人,肯定是坏事做太多,民谚有云:“白天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这个人一定是严嵩、王振亦或者魏忠贤之流的人物吧。但令大家失望了,这个人是民间拥有好名声的杨廷和。杨廷和趁着正德皇帝驾崩,嘉靖即位的时机,开始对臃肿的官僚系统进行了大裁员,。其所淘汰的锦衣卫、内监局等的旗校工役总数就达十四万八千七百人,得罪这些人的后果是可怕的,所以皇帝才派禁军来保护杨廷和的人身安全。而得罪老百姓就没那么可怕了,最多就是“鬼怪”来骚扰一下而已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就比如蒋经国上海的打虎行动最后以失败告终,其实蒋介石心里也知道,儿子做的对,这是利国利民的,问题就是不打虎,可能会亡国,但至少自己还能全身而退;要是亡了党,估计就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说了这么多,主要是为了能够理清楚东汉的政治环境。建国之初,英明神武如刘秀尚不能抑制权贵豪强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主豪强的势力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了。东汉末年,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量自耕农失去土地,成为依附地主的佃农,形成了具有东汉特色的庄园经济,士族豪强拥有了自己的部曲和军队,形成了东汉最强大的政治力量。
东汉的士族集团是非常强大的,基本上是三位一体的,他们是地主豪强、士林学门、官僚集团的集合体。士族豪强们有土地,有依附于土地的佃农、有自己的庄园、以自己的部曲武装,士族豪强们垄断了知识界,同时也垄断了官僚系统。
与之相对应的是皇权的旁落,大量的在籍人口的流失,使国家税收大量流失,财富慢慢向权贵豪强手中聚集。为了与这股强大的力量相对抗,皇帝不得不借助外戚和宦官的力量。从传统的历史观来看,东汉末年的危机来自于外戚和宦官的专权,实际上这完全搞错了其中的因果关系。
我们传统的观念里,宦官集团是最坏的,外戚的名声也不怎么样,而昏庸的皇帝一般就是亲近宦官和外戚,亲小人,远贤臣,最终导致王朝的覆灭。但历史真的是这样吗?连小学生都懂得道理皇帝搞不懂吗?我们习惯把历史当童话来看,当然这也非常适合政治需要。
东汉末年的历史看起来非常乱,皇帝、外戚、宦官、士族轮番上阵,你方唱罢我登场,仔细整理一下,还是可以找出规律的。
先看一个比较奇葩的数据:和帝继位10岁,享年27岁;汉殇帝继位3个月,享年2岁;安帝继位13岁,享年32岁;顺帝继位11岁,享年30岁;冲帝继位2岁,享年3岁;质帝继位8岁,享年9岁;桓帝继位15岁,享年36岁;灵帝继位13岁,享年34岁;献帝继位9岁,享年54岁。总结起来基本上就是两个关键词:幼帝、早夭。这样的历史规律,肯定不是是巧合,上文说过,东汉到了中后期,皇权明显弱化,豪强氏士族最希望的政治局面进一步弱化皇权,所以,他们共同的利益就是上面是一个弱势皇帝,当一个皇帝成年后开始加强中央集权的时候,这位皇帝的生命也就走到尽头了。这段历史上唯一的弑君记载就是粱冀毒死了汉质帝,其他的皇帝英年早逝的似乎无人提及,我这里也不敢妄自猜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局面是士族豪强最为希望看到的。
皇帝太小,太后就走上了政治舞台,太后必然任用自家人,这样就出现了外戚主政的局面,东汉一般都是士族豪强与皇家之间联姻,所以外戚一般也是士族豪强其中的一员。权力就像毒品,一旦沾上就上瘾,外戚们大权在握后,就难以抵御权利带来的诱惑,如果他们能认清楚形势,能让士族们共享利益,让皇权也名义上高高在上的话,或许还能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但外戚们更多的是利令智昏,搞不清楚自己的斤两,就比如梁冀,竟然还去废杀皇帝,这种行为其实就是在找死,皇权虽然已经有所削弱,但他名义上还在。士族们在梁冀这里也得不到什么好处,也不愿意他一家独大,所以一旦皇帝反击,梁冀表面看上很强大,实际上是一击即溃。
说到底,这时候的主要矛盾是皇权与地主豪强之间的矛盾,最终也以皇权的败落为结束。那为什么历史上总要把罪魁祸首归结到宦官集团上呢?
说到宦官集团,这个团体在历史基本上都是臭名昭着的,首先不排除宦官自身残疾心理变态的原因,但仔细分析历史会发现宦官团体实际上是一个弱势群体。首先,宦官们出身都很卑贱,一般都是赤贫活不下去了才会去净身入宫的(当然,那个时候的宦官也不完全是阉人);其次,而宦官们的工作就是奴仆,因此,尽管有的宦官很有钱有势,但宦官们在社会上总是被歧视的群体,就比如曹操就年轻时,就因为出身而被人看不起。最看不起宦官的,当然就是高高在上的士族阶层。而宦官们没有后代,没有传承的利益群体,没有话语权,再加上本身自己的不干净,所以屎盆子一定是要扣到他们头上的。
国家弄成这个样子,主要是谁的错?
是谁占据了国家大片的土地?是谁使大量平民失去土地,沦为农奴?是谁把大量的税收弄到了自己的口袋里?是谁占领了整个官僚系统?是那个阶层没有任何创造,却一直在坐享其成?是那个阶层一直在膨胀,压得民不聊生?小小的宦官,恐怕担不起这个责任吧。
宦官集团再厉害也是不可能凌驾于皇权之上,宦官由于自身缺陷,不可能开创自己的王朝,历史上也没出现过一个宦官皇帝,魏忠贤表面看上去权倾天下,崇祯一即位很轻松就把他搞定了。唐末和北魏都曾出现宦官废立皇帝的事,但那只是宦官们权利膨胀、利令智昏下出的昏招,他们的结局也是可想而知的。
宦官的力量来自于皇帝,没有了皇权,他们什么都不是。一般情况下,宦官集团其实就是皇帝用来对抗权贵阶层的一群打手,皇帝想做而不方便做的事一般都是由他们完成的,相对于权臣、亲王、兄弟,宦官更值得信任,当然这绝不是太监们品德优秀,主要是他们成不了气候,也缺乏继承人。而且人一般都会相信身边的人,这其实是人之常情。
东汉的这些小皇帝面对势力一直在膨胀的士族豪强集团时一定会觉得很孤独,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找到了宦官这个盟友。宦官集团从皇帝这里获得权利,获得财富;而皇帝利用他们作为打手打击政敌。
传统的历史认为是宦官集团蒙蔽了皇帝,为了自己的私利搞乱国家,打击政敌。实际上从打击外戚开始,到后来的“党锢之祸”打击士族豪强势力,那次又不是皇帝真正的目的呢?历史不联系现实,永远都看不懂。就像文化大革命,官方说法是江青四人帮集团蒙蔽了毛主席,一手遮天。但实际上毛不想打倒的人,四人帮敢动那人一个指头吗?宦官们没有政治基础,一切只是狐假虎威,后面的皇帝一倒,宦官们也就立马垮台,这一点和四人帮是比较类似的。
说了这么多,其实主要就是想解释外戚、宦官走马灯式执政的真正原因。
汉灵帝时这个模式的皇帝中比较典型的一位,不过他运气不好,苦苦支撑后,大汉帝国终于还是在他身后崩溃了。
公元168年,汉桓帝死于洛阳宫中的德阳前殿,年仅36岁。至于死因,一般都是说长期沉迷酒色而掏空身体,其实汉末这几个皇帝的死因都是如此,其实算起来,这几个皇帝都算得上太平皇帝,实际上,不沉迷于酒色皇帝并不多,这一系列皇帝的英年早逝还是让人觉得有点蹊跷的,当然,由于没有任何证据,这里就不探讨了。
汉桓帝刘志也是有名的荒淫皇帝,结果折腾了半天,也没有搞出个一儿半女,所以他一死,谁来接板成了大问题。选皇帝的重任就落到了窦武身上,窦武是标准的官N代,也是士族豪强的一员,他的女儿是汉桓帝的皇后,现在的太后,所以他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帝国的代理执政官。
选皇帝的程序就是拿着皇家族谱一个个寻找,选择的标准记载里说的按贤的标准来选择,实际上这种标准历来都一样,首先要年纪小,好控制、第二要没志向,贪图享受、才能平庸,长大了也好控制。实际上从后来的发展来看窦武基本没看走眼,但后来事情的发展全不是他能预料到的。
在皇权至上的时代,大臣来选皇帝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尽管大臣们绞尽脑汁尽量按庸选择,但过于膨胀的臣权一定是会与皇权相冲突的,只要皇帝不是白痴,就一定会反击,刘志看着也挺平庸,照样以16岁的低龄,联合宦官,扳倒不可一世的跋扈将军梁冀,表现出的勇敢果决,一点也不输于所谓的“千古一帝”康熙。
窦武所处的位置其实是十分高危的,从以往的经验来说,处于这个位置的基本都没什么好下场,在拥立了汉灵帝即位后,窦家一门封三侯,可谓风光无比,也有人劝窦武急流勇退,窦武也不以为然。这让我又想起感情剧中最常见的一个情节,女猪脚的朋友问她:你现在找的男朋友那么花心,你还去找他干啥?女孩的回答是:“他是爱我的,我将是他的最后一个”。这时候观众的感叹都是:好蠢的女人。实际上这也不一定就是愚蠢,身在局中有时确实也身不由己,而且每个人都都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以自己的本事而成为例外的那一个,窦武应该也是这样想的,而且他也是有计划有步骤去做的。
在皇权至上的时代,由大臣来选皇帝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尽管大臣们绞尽脑汁尽量按庸选择,但过于膨胀的臣权一定是会与皇权相冲突的,只要皇帝不是白痴,就一定会反击,刘志看着也挺平庸,照样以16岁的低龄,联合宦官,扳倒不可一世的跋扈将军梁冀,表现出的勇敢果决,一点也不输于所谓的“千古一帝”康熙。
窦武所处的位置其实是十分高危的,从以往的经验来说,处于这个位置的基本都没什么好下场,在拥立了汉灵帝即位后,窦家一门封三侯,可谓风光无比,也有人劝窦武急流勇退,窦武也不以为然。这让我又想起感情剧中最常见的一个情节,女猪脚的朋友问她:你现在找的男朋友那么花心,你还去找他干啥?女孩的回答是:“他是爱我的,我将是他的最后一个”。这时候观众的感叹都是:好蠢的女人。实际上这也不一定就是愚蠢,身在局中有时确实也身不由己,而且每个人都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会成为例外的那一个,窦武应该也是这样想的,而且他也是有计划有步骤去做的。
窦武首先做的是拉拢士族,他建议皇帝重新启用第一次党锢之祸中被打击的士族成员,如当时赫赫有名的李杜等人,并取得成功,他散出家财,救济太学学生,救济平民,不过从后面的结果来看,他这个拉拢工作并不成功。
正史上的记载,窦武是标准的正面人物,可以看出字里行间都表达出一种遗憾,认为他是在为国为民。这里我就偏一下题,先探讨一下人的主观动机的问题,从人趋利避害的本性来说,人做一件事的主要动机最终还是基于自身利益来考虑,就像刚生下来的小孩,肚子饿了,就会哇哇地哭,其实哭闹也是费力气的事,婴儿哭闹的动力来源与他想吃的欲望,如果失去利益驱动,人自然而然就失去了主观能动性。我们经常说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超市经常搞产品促销,他们打出的宣传一般都是,为了回馈消费者,商家大让利。作为一件商品来说,确实是降价了,但商家这时打的算盘,通过个别商品的降价,尽量把消费者吸引到店里,这样能够促进总销售量,虽然个别商品确实赔钱了,总体还是赚了。这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但是商家做宣传时,肯定不会说这是他们的真正目的,而会大力宣传他们的降价让利,当然,商家们也没有撒谎,客观上他们确实降价让利了。
现实生活中其实人们基本都会这样做的,真正的利己动机一般都不会放到台面来说,反而是客观上一些利他的东西会被人无限放大,这一点在政治宣传中尤其明显。就像当年红军长征,说白了,就是逃命,而且原来的目标也很明显,就是向西逃向苏联,后来闹了点内讧,西路又打不通,这时听说陕北也有红军的根据地,无奈之下也只有北上了。说实话,事情最开始的动机和抗日没有任何关系,但客观上确实是北上了,后来确实也和日寇打过点仗,于是在后来的政治宣传中,长征的主要目的成了北上抗日,而且我们也都相信了。作为政治团体,为自己集团利益着想是无可厚非的,否则绝不可能成功;宣传上搞点小花样也没问题,这是政治需要。我说这些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大家看历史能够不被表面的政治宣传所蒙蔽,而能够看出历史事件的主要动机在那。
回到窦武,那些为国为民的调子我们就不谈了,窦太后与刘宏完全没有血缘关系,刘宏自己的亲妈还在世。所以窦武这个外戚身份是很不牢固的,他最核心的利益驱动应该是先坐稳位置。窦武除了拉拢士族之外,更重要的工作就是抑制皇权。从历史经验来看,皇帝最倚重的盟友就是宦官集团,所以窦武接下来做的就是打击宦官集团,史书上有感叹窦武下手不够狠,动手不够快的,不过在我看来,窦武实际上是已经够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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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qhayjf 2015-09-06 23:2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