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儿童自杀谁的责任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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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别了还来

来源|关天茶舍


毕节又出现留守儿童死亡的事了。2年前5个留守男孩闷死在垃圾箱里的悲剧也发生在毕节。9日四兄妹喝农药自杀的事,更显得凄惨,因为这事能让人产生太多不幸的联想。他们的母亲三年前“被人拐跑”,父亲今年3月出去打工,电话一直打不通。13岁的哥哥领着3个小妹妹,最小的只有5岁。他们每天靠玉米面过活。


他们的自杀让我产生很多联想。更多人想到了四兄妹凄苦的生活,这自然是自杀的原因之一。不贫穷,也许母亲不会被“拐跑”,父亲也不会不顾4个年幼的孩子外出打工,悲剧就不会发生了。可是当地官方说,平时几个小孩生活自理,不愿和村民交流,家中还有1000多斤玉米和50多斤腊肉,低保卡上有3500元,4月父亲还寄回700元钱。意思就是不是穷死的。因为难以忍受贫困而自杀的成年人很多,但对死亡的概念还很模糊的儿童来说,原因更为复杂。也许他们一直活在被歧视的环境中,也许哥哥曾经在学校里被人欺负了,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孩子。而且在这个最需要母爱的年龄,母亲不见了,父亲也长时间没有音讯,4个小孩自然会产生被抛弃的感觉,也许他们已经认为自己被遗弃了。本来就有母亲被“拐跑”之说,恐怕大一点的小孩会认为妈妈不要他们了——在很多家庭,母亲无法忍受贫穷不辞而别的,都说被拐跑了。所以,小孩更容易认为连父亲也不要他们了。于是,最绝望的哥哥便欺骗3个不谙世事的妹妹喝下了农药。当然,这样的年龄对喝农药的后果一无所知,所以有可能他们并不想死,他们只是想以此吓唬父母,引起他们的重视和爱抚,结果造成了悲剧。这一悲剧的发生大家都有责任,可是谁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


没有遇上战争、或者大饥荒,几乎不可能发生比这更凄惨的事,但它确确实实发生在我们这个还算繁荣安宁的国家。三十年前的贫困农村,大部分家庭都有四个以上的小孩,多的达10个,大家饿得面黄肌瘦,也没有发生这样悲惨的事。四兄妹之死,这个父亲自然是第一责任人。但他不应该是最没有良心的父亲,因为妻子被拐跑是3年前的事,说明这位父亲独自一人照顾着最小只有2岁的4个儿女生活了3年。他也许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而选择逃避,也许联系不上是舍不得买电话或交话费------太多的可能我们无法猜测。他外出打工时难道没有将4个儿女托付给谁?卡上有这么多钱,外出之前为什么不多一些大米,难道毕节人喜欢吃玉米面;为什么不多取一点钱留给孩子们,偏要刚出去一个月便寄钱回家。也许邻居和村民们对四兄妹很同情,但都是自顾不暇的穷人,最终选择眼不见心不烦的冷漠,平时大家都不闻不问。父母不得已将年幼的孩子留在家乡外出打工的,总会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或者交给信得过的亲戚朋友照顾。因此,留守儿童缺少父母的管教,坏毛病很多,就像一个乡村老师说的一样:不听老师的话,不完成作业,逃学、抽烟、喝酒、打架、偷盗的很多都是留守儿童。全国有6000多万留守儿童,有1000多万人一年见不到父母一次。溺水、触电、被猥亵的,我们不知道的应该还很多。留守儿童的问题没有足够好的办法解决,中国将生产多少社会渣子,制造多少社会问题,出现多少这样的悲剧?


这4个小孩子的父亲必须大骂特骂。可是我们理性地想一想,留守儿童的父母为何如此无奈?我国的工化和城镇化将大量没有希望靠土地过好日子的农民赶到城市,可以说没有农民工,就没有日新月异的城市,没有世界工厂,也没有中国速度。这一切,难道给予他们低廉的工资就可以心安理得了?特别是听到毕节这类留守儿童的不幸时,政府应该更加感到欠农民工的太多太多了。我们天天叫嚷着不能歧视农民工,要关心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可是他们的处境恐怕还不如10多年前,老一代的农民工,还可以挣一些钱回去盖房子,现在的农民工有这样的可能吗?几年过去了,甚至10几年过去了,他们仍然像初到城市时一样一无所有。城市没有接纳他们的真正意思,他们却不得不在城市里讨生活,不得不把孩子和老人留在农村。多威武的第二大经济体啊!如果这些最贫穷、最弱势的人都这样悲屈、没有尊严地活着,我要问:国家的发展究竟为了谁?


2012年5个儿童死在垃圾箱的事件曝光后,毕节政府不是说,将立刻对全市留守儿童进行逐一排查,设立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采取一对一的帮扶措施吗?现在又发生这样的悲剧了,救助基金到哪里去了,一对一的帮扶帮到哪里去了?在全国,发生在留守儿童身上的不幸还少数吗?民政、福利院、救助站、扶贫办、红十会等政府机关和慈善机构到哪里去了?除了最小的没有到上学的年龄,其他3个小孩怎么就不上学了,教育部门关心过吗?村委会到哪里去了?善良的村民到哪里去了?事件发生了,当地政府还会做出好听的承诺。这种靠嘴上的承诺支撑起的政府责任心,永远只可能是冷漠的。恐怕这件事除了4个小孩的父亲必须担责以外,和政府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标志着政府关怀的低保卡上有钱,吃玉米面、辍学是家长的责任。代表社会的村民更不需要为他们的冷漠承担责任。那个在救助站变成干尸的9男童还好一些,有关部门调查后决定:他用自己的智障承担70%的责任,救助站承担15%,他们的父母承担15%。这几天毕节政府恐怕在绞尽脑汁应对各方的置疑。


要想让这样的悲剧少发生,建立法制化的救助、追责、处罚等制度和机制势在必行。在很多文明的国家,发现这样的孩子和父亲,就应该用相关的法律,勒令其做到抚养监护的责任,像他这样长时间没有音讯的父亲,应该立即剥夺其监护权,同时追究法律责任。要建立留守儿童监管机制,村委会和居委会有向救助站、福利院等有关部门报告情况的责任,接到报告后,相关部门应立即启动救助、收养、追究监护人责任等程序。也要教育居民积极举报。哪个环节没有即时发现情况,没有即时救助,就要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我们都知道,中国有相关的制度和经费,但没有形成解决问题的机制,也很少有公职人员被追责,所以这些制度形同虚设。辍学、不让孩子接受义务教育,本来就是违法的事,这样的事当地教育部门认真过吗?出问题了,当地政府只会虚伪地作出承诺,当时有一些行动,时间长了,事件冷却了,便没有人注意这些问题。当然,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没有留守儿童,特别是要杜绝毕节这种无人监护的儿童,让农民工和他们的家人都能在工作的城市生活。



天涯观察 2015-08-23 08:5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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