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伯林眼中的阿伦特、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列奥·施特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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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刘亦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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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88年6月和12月，以赛亚⋅伯林在伦敦两次接受了《精神》杂志撰稿人贾汉贝格鲁的采访。据这位几乎通篇保持“视而不见”美德的采访者回忆，伯林爵士“轻重分明的牛津口音极有节奏地流贯谈话过程，使我觉得我仿佛是获准受到一位极为尊贵的英国绅士的召见。这是温文尔雅、最谦恭的一个人，说话慢条斯理而热情厚道，毫不装腔作势。”但从事后他们的谈话记录来看，这位身份复杂的英国绅士更像是个头脑发达的“不高兴”，对那些与他驰名的大多数同时代人，他心里的想法更像是“我一个都不喜欢”。

下面的这份史料，摘自译林出版社2011年1月版的《伯林谈话录》。我们辑录了伯林在上述的两次访谈中对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列奥⋅施特劳斯和汉娜⋅阿伦特的评论。从这篇史料中，我们不仅能感受到以赛亚⋅伯林一如既往的“狡狯”和“疲气”，更能在他自己的一面之词里发现些许可能欠妥、但“不绝对的真理”。

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

贾汉贝格鲁（以下简称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您在英国驻华盛顿和驻莫斯科的外交机构工作。从牛津的学院生活到身处世界战争的恐怖氛围之中，这一转变您感到很困难吗？

伯林（以下简称伯）：在华盛顿没有什么恐怖的。那种舒适和安逸令我感到羞愧。我是英国庞大的官方机构的成员之一，当我们的同胞和欧洲及其他地方的人在遭受可怕灾难的时候，我和我的一些同事确实为我们的安逸而感到羞愧。

贾：在莫斯科情况怎么样？

伯：当然，这次变动比较突然。1941年我作为英国一个宣传人员开始在纽约工作，随后到华盛顿的英国驻美使馆当报导美国舆论的通讯员。这样的工作跟我以前所干的完全不同。它不太严格。据我的体验，在大使馆一周的工作还比不上在牛津大学一天的教学那么紧张，也很少趣味，更谈不上耗费精力。我宁愿搞哲学而不愿在大使馆工作。1945年，波茨坦协定以后，我从华盛顿去了莫斯科。9月中旬到莫斯科，1946年1月离开。在苏联期间，我被告知只能接触头颅不出任何消息的苏联官员，此外不能会见任何我感兴趣的当地人。但是，实际上我会见了作家，特别是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两位都是天才的诗人，还见了不少其他的作家。我每周拜访帕斯捷尔纳克一次——那是些独特而美好的经历。我只见过阿赫玛托娃两次，但这给我留下了也许是终生最难忘的印象之一。我在出版的随笔集《个人印象》中尽可能详细描述过会见他们两人的情况，所以我现在不准备继续谈他们了。有些俄国作家表现得很英勇，在道德上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尽管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令人难以容忍且极其糟糕。没有在斯大林时代生活过的俄国人，是无法形象那种让人难以忍受的状况的。

贾：您跟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有没有麻烦？

伯：当然有麻烦。我对熟人的访问不会给他们带去任何好运。我想，阿赫玛托娃所受的迫害没有因我的拜访而减轻。她告诉我，斯大林听说我会见了她而大发雷霆，说：“我知道，我们的修女接见了外国间谍。”所有外国使馆人员在斯大林及其左右的眼中当然都是间谍。事实上，1917年以后阿赫玛托娃就不能正式会见任何外国人——除了一个波兰人，那不算数。在我拜访她之前，来自西方的客人一个也没有。当然我的拜访感动了她。她很少知道外面世界的事情，而我能跟她谈很多东西，回答她提出的很多问题。在斯大林统治的年代，她的作品不允许大量发表。她说一位伟大的诗人，即使只作为一个人，她也是充满创造力的。认识她是我一种特殊的荣幸，也是我一生中最动人的经历。

贾：1946年1月以后您还回过苏联吗？

伯：回过。1956年我回去，作为两个大使的客人，在那边呆了一段时间。我又见了帕斯捷尔纳克。但那时苏联人跟外国人谈话已经不安全了。实际上在1945年这种不安全就已存在，只是当时他们中有些人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已。

贾：那时候帕斯捷尔纳克非常孤立，是不是？

伯：你可以去见帕斯捷尔纳克，因为那是在他蒙受耻辱之前，即《日瓦戈医生》出版和获得诺贝尔奖之前。这次会见，她把《日瓦戈医生》打字稿的第二个复印本送给了我。第一个复印本已经交给意大利的出版商弗尔特利内利。我花了一个晚上把它读完，写得妙极了。后来，我复印了一本送给住在牛津的帕斯捷尔纳克的两个妹妹。

贾：您觉得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还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

伯：他当然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这么说吧，诗人可以有两种类型。第一种诗人，写诗时是诗人，而写散文时是作家，像普希金。第二种诗人，写诗时是诗人，而写散文时也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就属于第二种类型的诗人。他的散文总是诗化的散文，我看他本质上不是一个散文作家。他是晚近俄罗斯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小说是伟大的诗化小说。尽管他置身于那个虚浮造作的时代的中心，却能诚实地描写爱——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的爱，极少有作家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他的诗使他赢得俄国人和阅读俄文作品的外国人的广泛钦佩。实际上，只有布罗茨基的成就可与他媲美。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都差得远。依我看，帕斯捷尔纳克在各方面都堪称是活着的最优秀的俄国诗人。但是，并非所有天才都表里如一，帕斯捷尔纳克也同样如此。他谈起话来稀奇古怪，经常让听者捉摸不透，但总让你感到才气逼人。再也没有比听他谈话更迷人的事了。据我的体会，只有弗吉尼亚⋅伍尔夫谈到某些东西时像他那样迷人。当然弗吉尼亚⋅伍尔夫有点狂妄。

贾：什么东西这么迷人？

伯：形象、笑容、对事物的描述、惊人的创造性、令人难忘的充满活力的语言。帕斯捷尔纳克和伍尔夫女士两人的这些特点，要求你在听他们的谈话时，必须保持头脑敏捷、反应迅速，否则你就跟不上。阿赫玛托娃的魅力同他们有点不同，但同样有巨大影响力。

列奥⋅施特劳斯

贾：对列奥⋅施特劳斯及其政治哲学您有什么看法？

伯：我认识列奥⋅施特劳斯，跟他见过面。我尊重他，他说一个博学的人，一个真正的古典学者和犹太教法典学者。他认为，政治哲学被“坏导师”马基雅维利深深地引入歧途，并且从此一蹶不振。在他看来，自从中世纪寻找到政治哲学的正确道路之外，就没有政治思想家了。柏克接近于政治思想家，而霍布斯和他的追随者又走上了邪路并深深地误导了其他人。功利主义、经验主义、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这些都是十足的谬论，败坏了现代思想，严重地损害了个人和社会。客观的善与恶，客观的对与错，统统被废黜了。列奥⋅施特劳斯是一个细心的、真诚的、深心眷注的思想家。他好像叫到过他的学生，要读懂古典哲学家的言外之音。他又一种看法，认为古典思想家的字里行间隐藏着深意，只有借助暗示、隐喻或者其他征兆才能发现；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或是因为这些思想家害怕高压机关的审查，或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使用这种方式思考问题的。他这种看法对别出心裁是极大的刺激，但我认为他诋毁文艺复兴以后的世界被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无可救药地败坏了，在我看来，这是近乎荒谬的。

贾：该怎么看他对现代性的批判呢？

伯：我不赞同他的批判。我在芝加哥当访问学者时曾多次和他交谈，他都力图说服我。但他无法使我相信有永恒的、不可改变的绝对价值，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诸如上帝赋予的自然法之类。我得到一片即将发表的他生前写就的文章——搁了多年没人看过的一片遗作——其中我受到他的严厉攻击。就随它去吧，我也不能答复他，我也没兴趣和他的一批门生打交道。我觉得，他和他的门生都相信，善与恶、对与错都直接得自某种先天的启示，某种“形而上学之眼”，也就是靠使用柏拉图式的那种我无缘分享的理性官能。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经》、犹太教法典、迈蒙尼德，也许还有阿奎那和中世纪的其他经验哲学家，都通晓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最美好的，他们的门生现在也执着于此，而我却没有这种荣幸。

贾：所以您认为您自己属于纯粹的现代人？

伯：我不懂你说的现代人是什么意思。指有经验主义思想的人？是的，我属于这样的现代人。我不能用几个词总括我的全部信念，但我认为，世界上存在的一切无外乎就是人、物和人脑中的观念——目标、情感、希望、畏惧、选择、想象的情景和所有其他形式的人类经验。这就是我所认识的全部东西。我无法做到无所不知。也许有一个永恒真理和永恒价值的世界，有一种思想家才能具有的魔眼，而这只属于恐怕我永远无法进入的极少数精英的领地。列奥施特劳斯知道我原则上不同意他的学说，确实如此。我觉得他最好的书是在英国谢的论述霍布斯的那本《霍布斯的政治哲学》。而他跟我说过，他写得最不好的书就是论述霍布斯的这一本。可见我与他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贾：您如何把自己的哲学置于政治哲学的传统之中？

伯：您说的传统指什么？

贾：我是指从柏拉图到当今世界这个传统。

伯：我认为传统并不是唯一的。柏拉图代表一个传统，亚里士多德代表另一个传统。斯宾诺莎跟前两人差别都很大，康德跟这三人又不同。比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的基督教，都设想石阶上一切东西都由上帝或大自然赐予了一个目的，一切生物和无生物都力求达到这个目的，当然它们也就是为这个目的被创造或从这个目的产生的。斯宾诺莎否认这种设想，休谟也否认这种设想。法国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和英国的洛克一样，却都相信这种设想。康德不相信这种设想，虽然他也希望人在坟墓之外还有一种完满。边沁也不相信。那么你说的这个传统在哪里呢？

汉娜⋅阿伦特

贾：汉娜⋅阿伦特说过，“被许多人尊为现代史学之父的维柯，如果在现代条件下可能不会专攻史学。他会转向技术，因为现代技术所起的作用正式维柯所设想的人们的行动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对此您有同感吗？

伯：她这种说法太荒谬了！当然，如果维柯生活在今天，他会重视技术，因为技术是现代文明进化的主要因素。今天凡是关心人类文明的人必定会考虑技术的发展。马克思揭示的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就是技术因素对人们的生活、思想、行动，总之对人们的全部文化有重大影响。当然这个意思在此之前圣西门已经说过，马克思主义者略过了这一点。马克思注意圣西门，正如他注意维柯一样。毫无疑问，如果维柯生活在现代，维柯对技术发展给现代的文化带来的影响是有兴趣的。但是，说他对技术的兴趣会替代他对历史，对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对历史运动的复杂的网络的兴趣，这只表明这位不同凡响的汉娜⋅阿伦特对他太不了解。我承认我对这位女士的观点太不尊重了。很多接触的人士曾经欣赏她的工作，我不欣赏。

贾：为什么？

伯：因为我认为她没有进行论证，没有迹象显示她有严肃的哲学思考和史学思考。她写的东西全是乱七八糟的形而上学大杂烩，甚至句与句之间没有逻辑上的关联，也没有合乎理性的或可以想象的联系。

贾：您读过她的书吧？

伯：读过，因为有朋友向我称赞她，我读了她几本书。第一本是《极权主义的起源》。我认为她关于纳粹的论述对是对，但并不新颖。关于俄国人的论述大部分是错的。后来我读她的《人的境况》，其论述看来以两个观点为基础，而两者在历史上都是虚假的。第一个观点是，古希腊人不尊重劳动而犹太人尊重劳动。是的，在亚里士多德的笔下，古希腊的体力劳动者确实是不能创造真正的政治，因为他们没有受教育，没有闲暇时间，没有大人物们的广播见识，没有一点主动的精神，他们的生活和眼界都太狭窄了。看来柏拉图也不太喜欢无产者的思想，不太喜欢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光他们两人，就我所知，整个古希腊都没有哪位学者论述过劳动。在希腊神话中只有一个年幼的波那丝是劳动神，而她把创造性的好的工作跟反复进行的确实不值得尊重的机械性劳动区分开来。虽然如此，但是，半人半神的赫拉克勒斯则不躲避从事最低贱的劳动——清扫牲口棚，勒死九头蛇。我好像记得她在什么地方说过，雅典的低级工人没有选举权。可是，苏格拉底得到的是葬礼上的纪念碑，而善于蛊惑人们的大政客克里昂却是个鞣皮工匠。这就够说明问题的了。至于犹太人，他们并不真的尊重劳动，对他们来说，劳动是该诅咒的事。《圣经》说，因为亚当堕落，人们才必须“从眉毛的汗水中”谋生。犹太教法典《塔木德》教导说，你是一个体力工人，但有朝一日你也可能当上大教士，因此你要尊敬那些老师傅，他们是皮匠或木匠，干这样的工作不会有什么出息，但尊重他们是必要的。在古代社会，如果你不必工作，那就是你的运气好。没有什么理由反对富人。希伯来人的语言贾不谴责财富，只谴责富裕而有势力者所干的坏事。你必须劳动这种观念是基督教的一种教义。费希特和席勒赞颂劳动神一种创造性的行为，劳动者是将其人格注入原材料的艺术家。这与荷马、索福克勒斯、以赛亚、拉比阿基瓦又有什么干系？

贾：汉娜⋅阿伦特实际上深受德国思想家的影响。

伯：她好像不受其他任何人的影响。据说她受海德格尔和亚斯贝尔斯不少影响。但我看不出她写的东西明显地刺激了思想或启发了什么人：奥登、洛威尔、玛丽⋅麦卡锡钦佩她，但他们从她那里学到什么东西呢？就此我问奥登，他沉默了一阵便岔开了话题。玛丽⋅麦卡锡编辑她死后出版的讲义，但从未说过自己从中获得什么教益，真是太奇怪了。

贾：您读过她写的《作为贱民的犹太人》这本书吗？在对赫尔德的评价上，她跟您的观点颇相近。

伯：没读过。你说她跟我有相近的观点，真令我大吃一惊。

贾：您讨厌她是因为她不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吧？

伯：不。我第一次见她时她说一位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贾：您什么时候见过她？

伯：1914年，在纽约，在座的有我的朋友，德国犹太复国运动一位领导人——赫特⋅布鲁门菲尔德。阿伦特当时为一个设法把犹太儿童从德国运送到巴勒斯坦的组织在奔走。我觉得她那时百分之百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大约在十年以后我第二次见到她，这时她已在抨击以色列了。她完全有权改变自己的立场，我没啥可反对的。但她的意识形态的着作令我讨厌。伟大的犹太学者格肖姆⋅肖勒姆很了解她。他跟她有过激烈的论战。

贾：是阿伦特那本《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书吧？

伯：我无法接受她的平庸之恶的观点了，我认为这书是荒谬的。纳粹并非庸常之人。艾希曼相信他一生中做过的主要事情是对的。我问过肖勒姆为什么人们钦佩阿伦特女士。他告诉我，任何严肃的思想家都不会这样做。那些钦佩她的人只不过是会摆弄字母的“文人”，他们不用脑子思考。在一些美国人看来，阿伦特反映了欧洲大陆的思想。但是，肖勒姆声明，任何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人和严肃认真的思想家都不会与她为伍。这正是肖勒姆的看法，他在20年代早期就已了解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