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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大卫·马昆德

翻译：张舒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 【对照阅读】余英时《群己之间——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两个循环》，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看。

纵观西方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已经不可避免地堕入黑暗时代。在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约翰·F·肯尼迪信奉的政治原则成为一种人们不敢明言的罪恶。2013年的德国大选中，自由民主党——最能体现这个国家自由主义传统的党派，也是二战以后在联合政府长期稳居第二的党派——在普选中只赢得了少于5%的选票，在联邦议会中不再获得分配的席位。2011年加拿大的大选中，几十年来一直处于支配地位的自由党遭遇了灾难性的失败。左派激进党，在当今法国最接近自由主义的政党，在主流政治中也不过是沧海一粟。英国的自由民主党——劳合·乔治、凯恩斯和贝弗里奇自由党的继承者，已经走上通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保守党之路，民众支持率也有严重的下滑。

就像埃德蒙和拉里以多种方式展现的那样，政治自由主义的节节退败反映出自由主义的世界观面临的严重危机。大致来说，自由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不再清晰明白。它的核心价值是自由，即不受限制的个体为自己选择的自由。然而自由又是一个声名狼藉的狡猾的字眼。作为人类繁荣之源泉的自由是一回事；无视公共利益，去剥削他者的自由又是另一回事。积极自由或者说“去做……的自由”，和消极自由或是“免于……的自由”截然不同。1905-15年代英国伟大的自由党政府就是通过约束特权阶级的消极自由，以此促进被剥夺者的积极自由。

在选择和个体的问题上情况类似。选择可以是坏的，也可以是好的。个体既可以是具有血肉之躯、被现存的传统和共同的历史塑造的个体，又可以是我们时代新自由主义正统观点所设想的，抽象的、自我中心的、空洞的个体，这两者完全不同。然而，如今的自由主义者好似非常不情愿在好的选择和坏的选择中做出区分，不愿弄明白如何去面对真实的个体，或是对个体自由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进行界定。

法国大革命早期，伟大的辉格党政治家和思想家埃德蒙·伯克宣称，他支持的是“自由壮丽的光辉”，而不是“孤立的、无关联的、个体的、自私的自由，就好像每个人只要以自己的意志来规范他的全部行为即可”。他以一个富有深意的词来描述他所认为的自由，那就是“社会自由”。

沿着相似的思想脉络，70年后，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论述道，个体性（让人类变得“高贵”的品质）只能在公共环境中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获得成长。福西特匠心独运的历史从拿破仑战争之后，西班牙的自由主义者（liberales）首创这一概念开始，处理了一系列自由主义者们信奉的概念和实践，这部历史可谓自由主义兴盛与衰亡的一部精彩指南。

福西特的历史提示我们，在19世纪全盛时期，自由主义是一种乐观、热情，充满强烈道德信念的政治理念。自由主义的支持者虽然没有使用特定的术语，但他们的观念都与伯克的社会自由，以及密尔有关人类高贵性的图景不谋而合。在法国，克列孟梭等激进主义者甚至率领武装，反对极端保守的天主教廷和丑陋的反犹主义潮流，为不公正被投入狱的将军德莱弗斯，一名来自阿尔萨斯的犹太人进行辩护。在英国，格莱斯顿从极端托利派转向了自由主义弥赛亚，因为他开始相信，大众比阶级人士更加高贵，也更有德性。

21世纪的自由主义不过是19世纪前辈苍白的影子罢了。尽管也有为数不多值得尊敬的思想，但是原本的激情和乐观不见踪影。当代的克列孟梭和格莱斯顿无处可寻。事实上，伯克关于社会自由的设想不再为自由主义者所铭记；如今也极少会有人去回应密尔有关持之以恒自我完善的召唤。简而言之，对于今天的自由主义者而言，个人就是随处漂泊、缺乏历史、无拘无束的社会原子，而不是他们的前辈所预设的有根基、血肉之躯的个体。这一预设常常带来的明显后果是，过去坚实的道德信条已经枯萎，退化成为一种牢骚满腹的自以为是，带有强烈的道德相对主义的味道。

这一切为何如此？西登托普的研究就在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这是一部出色的作品，既是知识分子的历史，心理学的历史，也是精神的历史。几乎每一页都彰显出涉猎的广度，整本书的字里行间中充满了富有感染力的热情，核心论点极富原创性，通篇调用了丰富的情感性力量——真的很难去判断作者在哪一个方面做得更了不起。

西登托普带领着我们，踏上了一段跨越两千年的旅程。这段旅程开始于遥远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古代世界的城邦国家，结束于文艺复兴时期。在旅行过程中，他颠覆了许多（或者可以说是大多数）我们这个时代的公众文化中存在的偏见——这些偏见也是我在阅读他的作品之前想当然的。《创造“个体”》绝不是无趣地翻翻故纸堆，也不是当下历史学中流行的自娱自乐。西登托普的目标，是要实现一个开创性的壮举：通过向我们展现“我们从哪里来”，说服我们来询问自己“我们是谁”“我们要到哪里去”。本书的结尾发人深省，它向我们表明，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并不令人乐观。

西登托普瞄准了最具隐蔽性的错误观念，这种观念源于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专横的理性主义。伏尔泰、狄德罗、大卫·休谟和爱德华·吉本等人倾向于认为，从西罗马帝国的衰落到文艺复兴，这漫长的几个世纪是一个充斥着迷信、愚昧、轻信、教权主义和顽固的泥淖。“僧侣”或“修道士”在当时都是骂人的字眼；欧洲中世纪那些伟大心灵的神学思考也被当作是空洞之词草率对待。尽管不是所有启蒙思想家都赞同伏尔泰“踩碎败类”的提议（“écraser l’infâme”，败类指的是教廷），但是这句话所包含的情绪是普遍共有的，在法国大革命晚期，这种情绪和嗜血的野蛮行为被一道表达出来。

然而，启蒙时代关于过去的图景也不总是晦暗的。启蒙思想家想象，在中世纪的黑暗之前，也就是前基督教的古代世界，涌现出大量理性和自由的范例。在描摹18世纪身着罗马托加袍政客的雕塑作品中，在雅克·路易·大卫这位革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法国画家的绘画作品中，前基督教时期的诱惑一再地得到证实。启蒙思想家们把中世纪看作是人类上升阶段的一个间歇——只是间歇，而不是完结。就像他们所设想的那样，他们这一代人的任务，就是恢复古代业已开始的旅程。

西登托普相信，这种观念模式的实质依旧存在，并且导致了毁灭性的后果。他论述道，有鉴于此，我们对于现代性的理解被严重地扭曲了。我们把自己看作是启蒙运动的孩子，并且依据启蒙运动的观念，把自己理解成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孙子、曾孙。我们会谈论犹太-基督教传统，但是我们往往会忽略掉，从某些至关重要的层面来说，犹太教和基督教是对立的两极。总之，我们误解了古代世界的真正本质，也误解了基督教的兴起在社会和意识形态上带来的缓慢却深刻的革命。这种误解的后果是，我们失去了与我们文化表层之下的道德传统的联系——我们不再知道我们是谁，所以说，我们也无法建立起西登托普所说的“人类的对话”。

西登托普表明，真正的古代世界和启蒙运动对它的理解一点也不一样。它根本不是滋养自由的土地——不论是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它的文化中处处充斥着由遗传获得的在地位、机会和预期上的不平等。各种社会角色是被严格约束的，实际上，也是不可挣脱的。从城邦逃脱意味着自我放逐，它形同某种活着的死亡。

父权制是社会秩序的基石。它是由家族神祗任命的。家族族长的职责是供奉它们，并从这一角色中获得他的权威。城邦是家族而不是个人的联合体，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宗派信仰。家族首领（从定义来看这是一群男性）既是祭司，也是城邦公民。另一方面，女性、奴隶和在外邦出生的人，既不是公民，也没有希望获得公民权；设置在城邦广场中央的演讲和辩论的公共场所也不是为他们提供的。在雅典这个在古代世界最出名的城邦国家，拥有完全公民权的人也只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西登托普接下来的论点是极具爆炸性的。他表明，给古代牢不可破的实践和信仰网络掘墓的，正是被启蒙思想家蔑视的基督教启示。历史上的耶稣信仰什么，或是教导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他认为这个世界即将完结，那些位于社会边缘的穷人至少能像富人和有权势的人那样，获得一个进入天国的机会。耶稣一生真正的重要之处体现在他的死亡，以及他的死亡带来的影响。西登托普坦言道，基督的受难和复活对坚信他的追随者们是一场“道德地震”，一个“介入历史的戏剧性事件”。对于真正将基督教打造为一种宗教的圣保罗来说，这个介入从一开始就是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上帝的父亲身份意味着男人的兄弟关系和（更具革命性的）女性的姐妹关系。

无须考虑他们的社会角色，所有的个体——包括奴隶也包括自由人，包括女人也包括男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平等的。诸如仪式、遗传和约束这些凝聚古代城邦的外在的不平等因素被一切位于“基督的躯体”的平等主义大联邦取代。上帝的恩典是向每个人开放的，甚至包括罪人：因为灵魂是平等的。

在一段令人动容的篇章里，西登托普认为，绘制在中世纪教堂墙壁上的基督的受难和复活作品“证明了现实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是不朽的家族，而是不朽的灵魂”。道成肉身的信条在基督教的平等主义中居于核心位置。神性不再像犹太教的耶和华那样遥远且令人生畏。上帝就在我们每个人中，“我们”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

对于信奉这种世界观的人来说，统治犹太民族日常生活的那些复杂的、上帝赐予的禁忌不但毫无意义，而且令人不悦。上帝不再只是种族的，而是普世的。异教希腊和罗马的多种本土化的神祗在这种普世性之下被吞没。就此而言，公元5世纪击垮日益衰颓的西罗马帝国的蛮族入侵者的各类神祗情况也相类似。

西登托普以优雅简练的笔触描述了“道德地震”，它是一个跨度时间久远的事件。基督教启示的核心——平等的个人主义并没有立刻传播开来（确实，时至今日它也没有完全得到普及：不平等激增，父权制依旧存在）。异教的习俗和传统同时存在；不过有时是以基督教的扮相出现的。比如说，冬至日的庆典被重新装扮，成为圣诞节；向当地的圣贤和遗迹祈祷的实践也是对异教崇拜的模仿。

在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之后，主教大多来自城镇的权贵阶层，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异教时期统治城邦生活的达官权贵。自此以后，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常常会把自己看作是世俗的领主，偶尔甚至会前往战场带兵打仗。有时教会的职位也可以用金钱加以买卖；在罗马，教皇职权成为“贵族家族的玩物”。教会的统领诸如有权势的主教或是富裕的修道院的院长和普通的教职人员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

尽管如此，西登托普所说的“道德地震”彻底改变了欧洲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改变了在塑造一种文化中最根本的深层次习俗。在中世纪教会法学家，也就是教士等人的努力下，僵化的、前基督教的自然法观念让位于不断在演变（迄今仍然是革命性的）的自然权利观念。中世纪教会的集中化培养了一系列主张改革的教皇法学家，对催生民族国家做出了贡献。大学的产生，从多个角度来看，都算是欧洲中世纪最为人瞩目的成就。它的出现带来了“一个新的社会角色，即知识分子”，并且为变革性的思考、演讲和辩论提供了一个保护空间。

就像约翰·威克里夫，英国宗教改革的“启明星”，一度是牛津贝利奥尔学院的研究生。西登托普写道，在15世纪早期，哲学家和教会法学家们建立了“自由主义的渊源”：

……他们相信，一种根本意义上的平等状态才是司法系统的有力基石；他们相信，强制地推行道德实践在概念上是自相矛盾的；他们反对个体自由，宣称根本的或是“自然”的权利；他们得出结论，对一个基于道德平等的假设的社会而言，一个具备代表制形态的政府才是恰如其分的。

这些思想渊源由教士们栽种下来，并加以辛勤培育。它们传达出圣保罗的时代以来基督教最重要的信息——一种平等主义的道德直觉。关键问题在于，这些直觉能否滋养21世纪的世俗化社会？

在西登托普看来，答案是肯定的，不过前提是我们愿意认清世俗主义和基督教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它们之间能够，也应该成为同盟，而不是对手。如果不能成功意识到这一点，如今的自由主义就将面临着双重的威胁，无法抵御：一边是空洞无物的功利主义，另一边是孤立的个人主义。最起码，自由主义是具备迎接这些挑战的潜力的。

《创造“个体”：西方自由主义的起源》 拉里·西登托普

《自由主义：一个概念的历史》 埃德蒙·福西特

东方历史评论 2015-08-23 08:46:37